20世紀60年代初，經曆“大躍進”和隨之而來的“三年困難時期”重大挫折後，國家政治經濟政策進入調整時期，文藝政策也相應有所調整，特別是在幾次關於知識分子的會議上，有關領導人作了一些比較開明的講話，相對前一時期又形成相對寬鬆的創作局麵。在“反右”運動中遭遇重創的知識分子“幹預現實”的**又開始“死灰複燃”。但直麵現實的作品卻極少，更多的作家選擇了借古喻今和借古諷今的方式，曆史題材成了文學抒發現實關懷的主要場地。60年代初出現了一批曆史題材短篇小說，它們以1961年春天陳翔鶴的《陶淵明寫〈挽歌〉》為發端，相繼有黃秋耘的《杜子美還家》《顧母絕食》《魯亮儕摘印》、馮至的《白發生黑絲》、陳翔鶴的《廣陵散》、徐懋庸的《雞肋》、師陀的《西門豹的遭遇》、蔣星煜的《李世民與魏征》、李束為的《海瑞之死》等。這股短篇曆史小說創作的潮流一直持續到1963年的春天，數量達四五十篇之多。這批小說多出自老作家之手，比起“百花”時期直接揭露社會矛盾的那批青年作家，老作家們顯然更多地采用象征、影射等手法，以曲筆來表達情感。
借古人的酒杯，澆自己胸中的塊壘，是創作主體與曆史對話的原則。但這種對話不能**裸地把曆史事件直接寫成現實的政治鬥爭。從這個角度而言，這批曆史題材短篇小說尚能妥帖把握這一對話原則。文本中的曆史事件固然有其現實影射意味，但現實的影射不等於政治影射，更多的是一種文化的象征，[13]借曆史事件來傳達知識分子強烈的現實情懷和憂患意識。例如黃秋耘的《杜子美還家》寫詩人杜甫經曆“安史之亂”後回家的情景，一路上詩人眼見民生凋敝、滿目瘡痍，不禁感慨悲歎。作者顯然借此傳達對經曆“大躍進”和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之後的嚴峻的社會現實隱憂，曲折地表達人民的呼聲。對底層民間疾苦的關注始終是中國知識分子一個揮之不去的情結，馮至的《白發生黑絲》寫老年貧病交加的杜甫攜家人流落湘江岸邊，與貧苦的漁人、下層義士相濡以沫，結下深厚的友誼，在憂患民生多艱的同時也表達了知識分子對照底層民眾反思自我的思想傾向。杜甫從底層民眾身上“看到許多過去還沒有人道過的新的內容”，“自己也覺得年輕了許多，好像白頭發裏又生出了黑發”，“覺得自己愛人民的心遠遠趕不上漁夫們愛他那樣的樸素、真誠而又實際”。
對知識者自身現實處境、心靈狀態的關注是這批小說更為重要的思想價值所在。這些作品往往通過刻畫古代那些正直、有良知的優秀知識分子形象，寄托自己的社會政治理想和人格理想；通過悲悼他們坎坷的人生境遇，傷時哀世，曲折傳達身處莫名政治災難中的當代知識分子的身世之歎，也隱含著對獻媚諛上之世風的嘲諷。例如陳翔鶴的《陶淵明寫〈挽歌〉》《廣陵散》，黃秋耘的《魯亮儕摘印》，李束為的《海瑞之死》等。總之，這批出自老作家之手的小說以曲折的筆致多多少少傳達出曆經磨難的五四知識分子的獨立情懷。也正因為如此，不久，這批曆史小說及其作者就受到嚴厲的批判，陳翔鶴、黃秋耘、徐懋庸等人在“**”中都遭到殘酷的迫害。
這批小說在藝術表現上也頗有特色，在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努力擺脫當時公式化、概念化的流弊，沒有將人物作為政治品格的符號，而是立體地寫出他們的血肉和魂靈。例如陳翔鶴《廣陵散》中嵇康的形象，既寫出他蔑視禮法、桀驁不馴、慷慨赴難的獨特個性、高潔人格，也寫出他作為丈夫和父親的普通人的一麵。尤其是嵇康赴洛陽前與妻子曹氏的話別，平淡中見深情，體現了嵇康性格的另一麵。徐懋庸的《雞肋》中曹操的形象也複雜豐厚：既胸懷寬廣、誌向遠大，又不無狹隘之心和個人意氣；既懷有民生之憂，又存在很強的一己私欲。這批作品語言平實、樸素而不失凝練，敘事暢達、明晰，表現出作者深厚的文學功力。陳翔鶴的《陶淵明寫〈挽歌〉》《廣陵散》是這批短篇曆史小說中最為突出的。
陳翔鶴（1901—1969），重慶人。曾是五四文學社團淺草社和沉鍾社的主要成員之一，1949年前出版有小說集《不安定的靈魂》等，1949年後少有作品問世。《陶淵明寫〈挽歌〉》創作於1961年。其中對生與死的思考突出地體現了知識分子對自身生存狀態的關注。敘事的中心是個體的情緒、心境而不是承載時代主題的激烈的矛盾衝突。主人公陶淵明所處的社會現實更多的是通過他個人的境遇、感慨投射於文本中，例如小說這樣描寫陶淵明寫《挽歌》時的心境：“活在這爾虞我詐、你砍我殺的社會裏，眼前的事情實在是無聊至極；一旦死去歸之自然，真是沒有什麽值得留戀的！”這裏固然有對“講述話語的年代”社會現實的影射，但作者更屬意的是陶淵明對世事的厭倦中所顯露的一種孤獨的精神狀態，和對死亡的豁達中表現出的無奈、蒼涼的心境。尤其是作者接下來寫到陶淵明在靜夜裏默誦自己寫就的《自祭文》中“匪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這最後幾句時，“一股濕漉漉熱乎乎的東西，便不自覺地漫到了他的眼睫間來。這時他引為感慨的不僅是眼前的生活，而且還有他整個艱難的一生”。不難看出這正是老作家本人的“夫子自況”，表現了一個有良知的謙謙君子在政治鬥爭旋渦中的悲涼心態。對死的豁達並非意味著對生的棄絕，對世事的厭倦也並非意味著對世俗生命形式的否定。小說用大量的筆墨寫陶淵明亦耕亦讀、其樂融融的日常鄉居生活，相對於名利場中角逐的顏延之們和故作高深、裝腔作勢的惠遠們，這樣的生活無疑更接近生命的本真。老作家表達了對一種平易、淡泊的世俗生命狀態的向往，這在當時的確是“空穀足音”。[14]
相對而言，寫於1962年的《廣陵散》對當時社會現實的指涉更加明顯，小說敘寫魏晉易代之際“竹林七賢”之一的嵇康不事權貴、特立獨行，得罪司馬氏寵臣鍾會，最終為其所陷害的故事。作者盛讚嵇康的那種“剛腸疾惡”“不堪俗流”“非湯武而薄周孔”、反抗名教禮法的品格，也欣賞嵇康對朋友呂安“人之相知，貴相知心”的赤誠。導致嵇康被害最直接的原因是他被牽連進所謂呂安“撾母案”，這原本與嵇康毫無關係，但嵇康不顧自己的險惡處境為呂安申冤：“這件事我不能不管，大丈夫做事是不能這樣畏首畏尾，賣友求榮的。”即便嵇康與山巨源（山濤）之間也存在這種“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的高潔的默契。嵇康雖然寫了《與山巨源絕交書》，但山巨源得此書後不僅不生氣而且還向他的客人們誇讚嵇康的書信乃“絕代妙文”，嵇康聞之非常感動，並堅信自己死後山濤定會照顧自己的家人。這樣的描寫顯然含有對現實社會一場又一場的政治風浪中的世態人心的強烈影射。嵇康的死無疑是小說敘事的中心，尤其是嵇康死前在刑場上從容撫琴，彈奏千古絕唱《廣陵散》，這是嵇康人生的結局和**，也是小說的結局和**。作者用“《廣陵散》絕”預示這種曠代高遠的人格在現實中的缺席。《廣陵散》無疑意味著作者對死的思考的深入。如果說《陶淵明寫〈挽歌〉》表達的是一種個人麵對紛擾的世事時遺世獨立的沉默，那麽《廣陵散》則意味著在沉默中爆發，折射出深受五四洗禮的有良知的知識分子麵對艱難時世的心靈強音。
這兩篇小說對知識分子生存狀態的思考，引起當時知識界熱烈的共鳴，其不被時代文學規範所容也是意料中的事。《廣陵散》被認為有替胡風、丁玲、陳企霞等“反革命、右派”作家呼冤叫屈的“苦心”，招致嚴酷的撻伐。而《陶淵明寫〈挽歌〉》僅因為小說中寫到陶淵明與惠遠的“廬山法會”與現實中的“廬山會議”的時間同為8月、地點同為廬山、形式同為“辯論”，就被指認是為“廬山會議”翻案，小說中的一句話“不能這樣就算完結，還得同惠遠辯論下去”竟被解釋為現實中的“陶淵明”們“賊心不死”“頑抗到底”。[15]“**”開始不久，作者陳翔鶴就被迫害致死。
【思考與練習】
1.這期間中篇小說的基本麵貌是什麽？
2.《我們夫婦之間》有怎樣的文學史意義？
3.這期間短篇小說有哪幾種類型？
[1] 邵荃麟：《在大連“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的講話》，這一講話當時沒有公開發表，後收入《邵荃麟評論選集》，上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2] 邵荃麟：《在大連“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的講話》，這一講話當時沒有公開發表，後收入《邵荃麟評論選集》，上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3] 孫光萱：《評劉金同誌對〈歸家〉的評論》，載《文藝報》，1963-07-08。
[4] 康濯：《關於〈水滴石穿〉》，載《收獲》，1958（4）。
[5] 路翎：《為什麽會有這樣的批評》，載《文藝報》，1955（1～4）。
[6] 侯金鏡：《評路翎的三篇小說》，載《文藝報》，1954（2）。
[7] 陳順馨：《中國當代文學的敘事與性別》，69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8] 茹誌鵑：《我寫〈百合花〉的經過》，見孫露西、王鳳伯編：《茹誌鵑研究專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9] 楊聯芬：《孫犁：革命文學中的“多餘的人”》，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8（4）。
[10] 孟悅：《性別表象與民族神話》，載（香港）《二十一世紀》，1991（4）。
[11] 姚文元：《文學上的修正主義思潮和創作傾向》，載《人民文學》，1957（11）。
[12] 洪子誠：《百花時代》，92～93頁，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
[13] 許誌英、鄒恬主編：《中國現代文學主潮》，下冊，455～456頁，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
[14] 黃秋耘：《空穀足音——〈陶淵明寫《挽歌》〉讀後感》，載《文藝報》，1961（12）。
[15] 許誌英、鄒恬主編：《中國現代文學主潮》，下冊，45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