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期的“革命曆史題材”長篇小說中，影響較大的還有兩部以農村革命為題材的作品，一是梁斌的《紅旗譜》，一是孫犁的《風雲初記》。
梁斌（1914—1996），原名梁維周，河北蠡縣人。1930年入保定第二師範學校，1933年至北平，開始從事文學創作，長期在宣傳、文化部門工作，曾任河北省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河北分會主席等。《紅旗譜》出版於1957年，其後又出版了《播火記》《烽煙圖》，合稱“三部曲”，受到好評的是第一部。小說故事發生在“民主革命時期”，地點在冀中平原一個名叫鎖井鎮的地方，主體線索是朱老鞏、朱老忠及嚴誌和兩家農民與馮蘭池一家地主兩代之間的鬥爭，不過，小說沒有孤立地描寫這場階級鬥爭，而是將它與當時波瀾壯闊的城市革命鬥爭結合起來。小說在當時受到好評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塑造了朱老忠這個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農民英雄形象。
小說在藝術表現上的民族風格與地方色彩，也在當時為這部作品贏得了很高的評價。小說對地方風俗風景畫的描寫凸顯了作品的民族風格，例如對趕廟會、過除夕等的描寫，富於濃鬱的鄉土氣息。小說在敘事上遵循了古典小說常用的一些手法，如注重故事情節的曲折性，重視安排緊湊的矛盾衝突，充分利用語言與動作來刻畫人物的性格；在語言運用上以北方方言為主，注意口語的提煉與運用，樸素、簡潔有力、貼近生活，比較適合一般大眾的閱讀口味。不過，小說的民族風格表現得最為突出的地方，還是對朱老忠這一形象的塑造。朱老忠顯然是一個極富傳奇色彩的俠義英雄，他身上的諸多性格特點，如愛打抱不平，為朋友不惜兩肋插刀，疾惡如仇，重義輕利，一諾千金等，都令人想起《水滸傳》中的梁山好漢。與其說是朱老忠的革命精神與革命事跡吸引了讀者，倒不如說是他身上的這些傳奇品質更吸引讀者。他之所以受到歡迎，正是由於這一形象的文化象征暗中契合了相當部分讀者，尤其是大眾讀者的傳統閱讀視野。在朱老忠這一形象身上有著深刻的文化積澱，從某種意義上說，可以將他視為中國民間有著深遠曆史的“造反”傳統在當代的延續。他以能為當時政治意識形態接受的形象出場，而接通的恰恰是被這一革命曆史話語所改寫的民間文化傳統。在“《紅旗譜》三部曲”中，朱老忠在成為一名成熟的中共黨員後，其形象之所以會變得生硬、單調，固然與其性格過早定型、缺少發展有關，但更主要的還在於，當朱老忠擁有了一個有著強烈製度化色彩的政治身份後，他身上的草莽品質便逐漸被維係這一身份的政治意識形態所壓抑，朱老忠必須自覺轉換自己的俠義英雄身份，才能與新的政治身份相符，因而此時的朱老忠更主要的形象功能乃是政治符號性的，他雖然或許令人肅然起敬，但卻無法像以前那樣引起讀者的衷心喜愛。
這一現象並非個別的。這時期具有鄉土色彩的小說，其在藝術與思想上的成敗，大多與作家對民間文化傳統與當代政治意識形態之間關係的處理方式息息相關，孫犁的《風雲初記》便是這方麵的又一個例子。
孫犁的《風雲初記》共三集，1951年至1963年陸續出版，故事以初期抗日戰爭為背景，塑造了一係列在這場戰爭中成長起來的農民軍人形象。其中有富於頑強抗爭精神的老年農民高四海，也有雇工出身的連隊指導員芒種等。自然也少不了孫犁特別擅長刻畫的青年女性形象，如單純、美麗、善良，對生活充滿幻想與熱情，最後成為革命新人的吳春兒，不斷同自我、舊家庭、舊勢力作鬥爭的李佩鍾等。小說在許多地方有著非常明顯的孫犁創作風格的標記，比如，詩化的自然景物描寫，行雲流水般的優美的語言，清秀純美的年輕女性形象。但是，從總體上來看，這部小說無疑是一次失敗的創作。這並不是說孫犁的詩化風格隻適合中短篇的創作，而無法表現長篇的容量；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孫犁小說所體現出來的獨特審美氣質與美學風格，其內在的要求是一個超然美學主體的角色存在，是一種對審美對象的文化心理距離。“風格即人”在孫犁這裏有著獨特的體現。對孫犁而言，詩化的創作風格並不僅僅是某種外在的藝術敘事手段。相反，它還是某種人生方式，某種生活立場。《荷花澱》《山地回憶》等作品之所以受人稱譽，都無不與孫犁對創作對象、對生活所持的那種恬淡、嫻靜而純美的注視目光有關。這樣一種審美的目光雖然戴上了政治的過濾鏡，但其內在的對人性美、生活美的深情與探索，依然能夠穿透政治的霧障，打動讀者的心。然而，當孫犁在文學政治化傾向的影響下，試圖通過《風雲初記》以“史詩”風格為一個時代立傳時，便在事實上與他的美學追求發生了矛盾。盡管在《風雲初記》中隨處可以看到優美的景物片段描寫，也偶爾可以從吳春兒等女性形象上發現作者對女性美的深情關注，但這些碎片再也無法聚集成為一個統一的美學整體了，過多的政治化情感將它們稀釋成為一些“點綴品”，使作品缺乏內在的藝術穿透力；與藝術對象缺少審美距離的急功近利的政治創作意圖，與孫犁創作風格中內在的審美視角有著無法彌合的裂縫，這種裂縫導致小說在整體風格上的不協調。此外，就孫犁的創作氣質而言，設置扣人心弦的情節、衝突激烈的矛盾，並非其所長。孫犁擅長的無疑是類似《荷花澱》那樣的抒情小說，在營造整體的詩化意境中緩緩展開人物的內心世界。而在《風雲初記》中，孫犁安排了幾條故事線索，似乎想以故事來帶動作品，抓住讀者的閱讀興趣，但到了小說後半部，這種安排便非常明顯地後續無力，幾條線索都變得零散不堪，甚至隻好草草收場。此後的中篇小說《鐵木前傳》，孫犁便顯然吸取了《風雲初記》的某些教訓，某種程度地回到了《荷花澱》的道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