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期小说的创作题材并不丰富，大多集中在农村与革命历史两大领域。现实政治风云的变化莫测，迫使作家宁愿投身到革命历史这一相对安全的创作领域中去，结果这一题材的作品数量远远超过他类作品。此类长篇小说较有影响的除了前面所述外，还有《林海雪原》《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等英雄传奇类作品。
与《保卫延安》《红日》等不同的是，这些作品在叙事风格上充满更为强烈的传奇色彩，对古典小说艺术的借鉴也更为明显。它们虽也注重英雄典型的塑造，但其创作的政治意图常为作品中扣人心弦、紧张激烈的传奇故事所冲淡，其政治色彩为小说的娱乐性所大大稀释。如《林海雪原》中，杨子荣智识小炉匠，只身入匪穴，下山送情报，活捉座山雕；《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中的众英雄，则一身是胆，足智多谋，出奇制胜。这些英雄人物的性格一般都不复杂，而是色彩简单，品质鲜明，易为读者把握，甚至大多数都可以说是类型化的扁平人物。正面英雄人物与反面人物都是一目了然，作家的爱憎亦表现得相当外化。在整体结构上，这些作品多采用传统的线性结构模式，以人物贯穿起不同的故事线索，像《敌后武工队》，便是以小说中一群英雄的战斗轨迹为叙事线索，《烈火金刚》亦围绕几个颇富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展开故事，《林海雪原》虽然看似故事头绪不少，但采取的是单线发展的形式，环环相扣，各有首尾。这种结构方式更适合文化层次不高的读者，在风格上虽然明朗、轻松，但却失之单薄，不耐咀嚼。
从文学史发展的角度来说，这些英雄传奇类小说固然与自五四以来的文学大众化运动有关，不过主要还是延安文学传统一再提倡的“普及”的结果，它们其实可以说是直接承继了20世纪40年代《吕梁英雄传》和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新儿女英雄传》的创作套路。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普及”在“为工农兵服务”的旗帜下，很大意义上已经成为对特定读者的文化背景与文化趣味的迎合与迁就。一旦剥离掉这些特定时代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成分，它们便只剩下纯粹的娱乐功能，在审美情趣的“低俗性”上颇接近武侠小说。
作为人类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英雄崇拜潜在而有力地影响着各民族的性格构成，也为浪漫主义的文学艺术提供了内在的描写资源。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将英雄史诗、骑士文学作为主要的题材来源，塑造了诸如雪莱笔下的火神普罗米修斯和雨果笔下的欧那尼等一系列浪漫主义文学长廊里经典的英雄人物形象，其英雄是站在人性的殿堂里的。文化背景与时代价值取向的差异性，固然局限了中国作家对于西方超人、英雄理念的领悟，但通过塑造英雄来利用浪漫主义为某种政治理念服务，则为浪漫主义之歧途。
对于1949年的中华民族而言，刚刚从战争风云里突围而出，尚未掸净历史的尘埃，作家就开始沉湎于战争的追忆之中。这段特别的生存模式铸就了不同以往的英雄性格内涵，呈现出偏离浪漫主义人性原旨的英雄观。
曲波（1923—2002），山东黄县（今龙口）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此后长期在部队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工业部门任职，1955年开始从事业余文学创作，195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林海雪原》是这一时期新英雄传奇的代表作。
这部小说承继了中国传统小说和民间故事的艺术手法，将传奇性、通俗性融汇在革命历史斗争的叙写之中。作品以精妙的笔触描摹出的自然环境，成为造就作品浪漫主义基调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品所描绘的自然景色迥异于平凡现实的景致。“巍峨险峻，形似九条巨龙”的九龙汇，“九条岭之间有九条山涧，涧中的激流冲向屯的南边，把一块交汇点上的老大老大的大青石，冲成一个深潭……旱天涧无激流，潭中水平如镜，呈天蓝色，映出九龙山岭的倒影，活像九条巨龙盘踞深潭。夜间，满天星斗映入潭中，恰似潭底又有天空。雨天，涧中激流冲下，在九条激流的汇冲点，泛起一朵数十丈高的大水花，像一座蘑菇形的棉花山。”巨石倒悬使人头晕目眩的鹰嘴山顶，“望上去眼晕头昏，风刮来石头响，好像要掉将下来把人砸烂。仰面看天，天只有一条河那么宽，天上的白云，包着山峰，搭在沟两面的大石头上，齐齐刷刷的，像刀裁的一样，恰似一座云桥”。在稀薄的雪幕里映现出孤独远影的深山古刹……犹如一幅幅着力点染的山水画。作品数次描绘林海雪原独有的气候特征，淋漓尽致地将地域乖戾的自然脾性体现出来。
此外，蕴涵着丰富的想象和深挚情感的古老传说和歌谣给林海雪原蒙上了一层浪漫主义传奇的轻纱。狄英儿和灵芝姑娘的爱情传奇，棒槌公公娓娓道来的四方台故事、李鲤姑娘的传说，以及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民谣赋予了林海雪原的地域与自然环境神话般的浪漫品格。对广大读者而言，林海雪原的自然风貌不啻为远邦异域。作品致力于地域与自然环境的艺术表达，无疑是为了烘托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可怖的外貌、乖张的个性等被人格化的自然环境是为了映衬革命战士坚强的意志与韧性；壮丽迷人的雪原景致象征着革命队伍昂扬的斗争精神；古老的传说则在寄托美好理想的同时，更寄寓了作为正义化身的“革命”必将胜利的革命浪漫主义豪情。用想象、夸张等浪漫主义文学的艺术手法塑造“自然”，缘自作者服膺于“革命”这个时代意旨的创作初衷。但“自然”也借助于工具化的过程展示了自身的艺术魅力，作品中异域格调的抒写契合了浪漫主义文学超越现实的理想化原则，虽然有为政治而夸张的成分，但书写和阅读拓展了为时代所束缚的审美视阈，“自然”的叙写也在淡化“工具论”的主宰地位。
作品塑造了如诸葛亮一般神机妙算的少剑波，拥有武松般胆识和传奇经历的孤胆英雄杨子荣，颇似张飞、李逵品性的刘勋苍等一系列主要人物形象，性格鲜明，充满着传统的浪漫色彩。然而这些传奇性人物也无法推卸时代的“加冕”，无论何种秉性与气质，他们都归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阵营。革命者的使命感是他们的性格基石，革命的信念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具有个体特征的传奇行为最终归功于“革命”所赐予的力量，于是，在“革命”的神圣光环下，个人英雄主义被消解，升腾为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气质。这在少剑波和杨子荣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时期“高、大、全”人物形象的滥觞。
解析文本的主要人物形象，的确可以感受到作者为其戴上了政治的“紧箍”，这样做其实是为了达到建构革命“神话”的最终目标。然而，虽然作者有意识地将“革命”贯穿于作品的始终，但实际的效果却是耐人寻味的。在“智取威虎山”篇章的叙写中，杨子荣充满匪气的草莽外形与“革命”的心理形成鲜明的对照。作品试图以草莽化的特殊斗争言说“革命”传奇，最终却将革命草莽化了。对于读者而言，拥有土匪言行的英雄啃着冻得像石头的高粱米饭团，宿在铺着两张獾皮的雪砖防风墙里，和密林里的饿虎、匪徒斗智斗勇，这一系列紧张的情节才是舒展浪漫的想象、引发阅读兴味的篇章。甚至于作品中有关英雄家族仇恨的回忆片段，在传奇的氛围里也被消解了它严峻的“革命性”，而成为渲染浪漫传奇的佐料。嫁接“武松打虎”的传统情节，来展现革命豪情的创作构想，却出现了始料未及的效果：“革命”被作品中所描写的类似“江湖”的奇异生活内容所替代，成为满足读者对传统文化中江湖世界想象的空间。
作品中少剑波与白茹的爱情叙写，是“有意在艰苦的战斗中抹上一笔桃红的色彩，并以此衬托少剑波的‘纯洁’胸怀”[9]。在白茹的眼中，“剑波好像晴朗的天空中一轮皎洁的明月，他是那样的妩媚可爱，但又是那样的公正无私”，“那对明亮的眼睛，不单单是美丽，而且里面蕴藏着无限的智慧和永远放不尽的光芒。他那青春丰满的脸腮上挂着的天真热情的微笑，特别令人感到亲切、温暖”，“那俏爽健壮的脚步声……是踏着一支豪爽的青年英雄进行曲”。“在为实现共产主义战斗着的大道上过着青春”的女兵白茹让少剑波感到的是作为首长的骄傲，而当他面对“熟睡初醒绯色的双腮，巧似两朵盛开的芙蓉，眼睛尚朦眬未睁。睫毛显得特别长，像芙蓉花朵中的丝丝蜜蕊”的白茹，“看到那顶小红帽下披散着蓬松的黑发，瞬间……视线又和黑发环抱中的那对好像能说话的眼睛相碰”时，“剑波的心忽的一热”，“顿时脸上通红”。这是年轻的男性面对美好异性最自然本真的反应。在革命者身上逐渐消逝的人性特征，被美好的女性唤醒，在爱情里复苏。这运用“英雄美人”的传统浪漫模式叙写的爱情，当时就招致了这样的批评：“作者不是从现实生活基础上进行想象和加工，而是把主观的幻想和并不健康的感情趣味硬加在作品里的。所以无论情调、气氛、语言和描写方法都与全书的格调相径庭。在这一点上，作者离开了现实主义的方法。”[10]这样的否定性评论从反面印证了其实际效果有违作者初衷。不可否认，这种“英雄美人”的爱情叙述的确背离了五四所高标的现代性精神。但应该看到，作品中的“英雄美人”是在自然、健康的人性基础上产生的爱情，这是符合五四浪漫主义的爱情理念的。同时，对于少剑波在爱情面前流露出的人性的本真叙写，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这一时期小说中典型人物缺失人性的书写规范。同时，在古典浪漫的爱情人物配置的基础上，渗透了“五四”人性的浪漫爱情观，也为淡化、解构文本中僵硬的政治性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相对于主要人物，作者运用浪漫主义艺术手法塑造的一些次要人物，或处于穿插地位的人物形象，更多地偏离了时代的审美要求。“穿一身白茬羊皮大衣，腰束一条皮带，上挂两个子弹盒，胸前佩着一把皮鞘短剑，脚穿一双高统鹿皮靴，脚踏一副又窄又长的超速滑雪板，打扮得像一个古典武士”，突现在茫茫雪原中的姜青山，犹如林海雪原的神勇天兵从天而降；那理着银须、念着山歌，讲述着传奇故事的蘑菇老人和长白山活地图般的棒槌公公，宛若神山仙洞中的老神仙，他们被笼罩在大自然的神奇光环里，流泻着神秘主义的浪漫神韵。运用传奇的艺术表达建构象征品格的浪漫艺术形象，最终超越了“革命”文本的现实功利性，与人格化的自然相映成趣。但作品对“反面人物”的塑造，则十分公式化、脸谱化，缺乏起码的艺术光彩。
发扬民族传统文学中浪漫传奇的特点，“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11]，试图实践文学的“大众化”，便是这些英雄传奇作品的写作缘由。因此，作品的人物形象涂上了“绿林好汉”的浪漫主义底色。被认为“大可以和旧的《儿女英雄传》，甚至和《水浒传》《三国志》之类争取大众读者”[12]的《新儿女英雄传》《吕梁英雄传》等浪漫英雄传奇，运用夸张了的英雄“史诗”的笔法书写了农民传奇故事，具象化地展示了共产党领导的战争状态下的民族精神。在展示抗战历史片段的小说中，更多的是借鉴民间“绿林”“游侠”的题材描写，来表现以工农兵为主体的英雄“再生”——赋予他们新的政治内涵。以传统话本方式叙写的《铁道游击队》，讲述了铁道沿线的抗日英雄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故事。他们扒铁路、撞兵车、拆炮楼、打票车……充满蒙面大侠劫富济贫、惩恶扬善的传奇色彩，演绎着浪漫传奇的“史诗”故事，但最终将新英雄的塑造指向党的领导使然。“干事从不拖泥带水”的硬汉刘洪，在儿女情长的生命体验里，充分体现着民间理想英雄侠骨柔肠的个性风范；对林忠、鲁汉的形象塑造，明显是模仿了梁山好汉林冲、鲁智深的形象设计。而作品里颇具民间文学特质的情节设置，诸如游击队以民间敬神仪式悼念亡友的场景描绘，烘托了作品中的人物所负载的民间英雄的精神气质。在这层描写外壳下，这些英雄传奇故事无疑成为“为工农兵服务”“为工农兵创作”的典范。
1949年后的英雄浪漫“史诗”的建构，往往是确立在对农民英雄的拔高塑造的前提下的。《新儿女英雄传》等小说里的英雄形象，渗透着阶级本位的革命意识，呈现出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精神面貌，成为一种全知全能的英雄典型。黑老蔡不仅是乡村里通晓世事、仁义的黑铁匠，还是革命的宣讲者、启蒙者以及组织者，在他身上透出了对英雄神化的写作趋向。《铁道游击队》里，绿林豪杰般的刘洪在抗日的民族复仇战斗中，表现出“一种极度紧张，失却理智的战斗火热情绪”，可“党的命令”“使他的头脑清醒了一些”，最终成为行动的准绳。“因为他是个党员，知道党领导的部队任务”。爱情也让他“感到自己的心发生不寻常的跳动”，“可是他知道自己是个革命战士，不该在残酷的斗争里想到这些”；虽然爱人被捕的消息让他产生“难言的愤怒和焦急，可是山里交的任务是那么紧急，他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打圈子，就很快地投进迅速打开湖边局面的战斗了”，直到完成了任务，“个人的悲痛才浮上心头”。英雄的浪漫性往往被党性所替代，逐渐失却了浪漫主义人性化和个性化的原初意义。被百姓传说“会使隐身法，迷住鬼子”的游击队政委李正则成为规训的革命领导者形象符号。革命新道德的赋予在传奇英雄身上涂抹上了浓重的意识形态的油彩。如果将《新儿女英雄传》等小说看作“十七年”革命浪漫主义文学的滥觞，那么，作品遵循主流意识形态的英雄观则堵死了新英雄形象走向浪漫之路的民间通道，使其一开始就受到了“革命英雄观”的规约。
可以说以《新儿女英雄传》创作为始，用传统的小说艺术形式来表现革命题材的创作，已经完成了“新英雄崇拜”时代“英雄”身份的建构确立，狭隘的革命浪漫主义的英雄观蔚然成风。于客观上考量，“革命”是人类社会为实现人的自由本质的一种努力，是人类实现终极理想的途径，而理应对文学史的发展产生积极作用的“革命浪漫主义”可以按照遵循艺术的规律，发挥作家的主体性，用“自我表现”的手法书写人类历史的“革命”篇章。但它在这一时期却逐渐失却了自身独立的主体性，成为政治文化的“传声筒”，从而改变了浪漫主义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