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期小說的創作題材並不豐富，大多集中在農村與革命曆史兩大領域。現實政治風雲的變化莫測，迫使作家寧願投身到革命曆史這一相對安全的創作領域中去，結果這一題材的作品數量遠遠超過他類作品。此類長篇小說較有影響的除了前麵所述外，還有《林海雪原》《烈火金剛》《敵後武工隊》等英雄傳奇類作品。
與《保衛延安》《紅日》等不同的是，這些作品在敘事風格上充滿更為強烈的傳奇色彩，對古典小說藝術的借鑒也更為明顯。它們雖也注重英雄典型的塑造，但其創作的政治意圖常為作品中扣人心弦、緊張激烈的傳奇故事所衝淡，其政治色彩為小說的娛樂性所大大稀釋。如《林海雪原》中，楊子榮智識小爐匠，隻身入匪穴，下山送情報，活捉座山雕；《烈火金剛》《敵後武工隊》中的眾英雄，則一身是膽，足智多謀，出奇製勝。這些英雄人物的性格一般都不複雜，而是色彩簡單，品質鮮明，易為讀者把握，甚至大多數都可以說是類型化的扁平人物。正麵英雄人物與反麵人物都是一目了然，作家的愛憎亦表現得相當外化。在整體結構上，這些作品多采用傳統的線性結構模式，以人物貫穿起不同的故事線索，像《敵後武工隊》，便是以小說中一群英雄的戰鬥軌跡為敘事線索，《烈火金剛》亦圍繞幾個頗富傳奇色彩的英雄人物展開故事，《林海雪原》雖然看似故事頭緒不少，但采取的是單線發展的形式，環環相扣，各有首尾。這種結構方式更適合文化層次不高的讀者，在風格上雖然明朗、輕鬆，但卻失之單薄，不耐咀嚼。
從文學史發展的角度來說，這些英雄傳奇類小說固然與自五四以來的文學大眾化運動有關，不過主要還是延安文學傳統一再提倡的“普及”的結果，它們其實可以說是直接承繼了20世紀40年代《呂梁英雄傳》和新中國成立前夕的《新兒女英雄傳》的創作套路。不過，必須指出的是，這種“普及”在“為工農兵服務”的旗幟下，很大意義上已經成為對特定讀者的文化背景與文化趣味的迎合與遷就。一旦剝離掉這些特定時代的政治與意識形態成分，它們便隻剩下純粹的娛樂功能，在審美情趣的“低俗性”上頗接近武俠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