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時期出現的長篇小說中，楊沫的《青春之歌》頗為引人注目，它以題材內容的獨特和藝術表現的細膩，受到了讀者的廣泛歡迎，是這時期印數最多、讀者反應最強烈的作品之一。它曾被翻譯成多種文字在海外出版。
楊沫（1914—1995），原名楊成業，祖籍湖南湘陰，出生於北平一個知識分子家庭，1928年進入北平溫泉女中學習，三年後因家庭破產和反抗包辦婚姻而離家出走。她經曆了艱難的自立過程，從事過小學教師、家庭教師、書店職員等職業，抗戰前夕走上革命道路。1934年開始文學創作。
《青春之歌》開始創作於1950年，1958年問世。作品以楊沫自己的生活經曆為原型，展示了青年知識女性林道靜背棄自己所生長的家庭，走上革命道路的全過程。林道靜原是一個青年學生，為了反抗家庭的包辦婚姻，獨自一人離家出走。到外地尋親未果，困窘之際，遇到青年教師餘永澤，兩人由相愛而成婚。在後來的家庭生活中，餘永澤逐步表現出他的自私和冷漠，林道靜則在尋求自立的過程中逐步覺醒。她先後遇到了革命者盧嘉川和江華等人，他們鼓勵和幫助她脫離家庭的羈絆、參加革命活動。林、餘的矛盾終於激化，林道靜脫離家庭，積極從事進步學生運動，並被捕入獄。在獄中，林道靜得到女革命者林紅的進一步啟迪，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長為一名革命戰士。出獄後，林道靜與江華相愛，完成了靈與肉的蛻變和新生。可以說，《青春之歌》是一部比較典型的知識分子“成長小說”，也從一個側麵反映了中國現代的進步學生運動。
在50年代大寫革命曆史和農村題材的潮流中，表現知識分子生活的《青春之歌》能夠問世並得到好評，首先是因為它契合了當時的“知識分子改造”主題。作品所表現的，是一個知識分子如何背棄自己原有的封建家庭和文化，逐步走向革命的過程，其主旨正是歌頌革命力量的不可戰勝和人們對這一力量的追求。這是對傳統革命曆史題材作品的補充和豐富，並事實上構成了革命曆史題材小說的一種新的類型。
作品的最大特點，是身體成長和思想成長、個人情感和革命主題的很好融合。作品所寫的是青年女性的成長故事，必然會觸及對女性美和隱秘性心理的表現，作品對這些方麵的描寫，隱伏在對革命和革命者的崇拜與趨附的主題之下，形成了一種新的“革命加戀愛”範式。在50年代逐步被政治所抽空的私人感情“真空”世界中，這種浪漫氣息的出現，自然會受到大眾的歡迎；而由於這一切又是在歌頌革命和改造知識分子的主題下進行的，所以，它也得到了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可。在一定程度上，作品是革命和愛情傳奇、革命和浪漫青春的雜糅。作品中青春美麗且追求革命的女性形象，則迎合著本能上渴望浪漫和情感的大眾心態，又滿足著革命成功者的心理。這一點，與蘇聯文學中《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出現背景完全一樣。保爾與冬妮婭的愛情，是對於艱難與枯燥革命生涯的點綴，也滿足了人們的浪漫幻想，而保爾為了革命對愛情的摒棄，則更凸顯出革命主題的崇高。
作品是以作者自己的親身經曆為原型創作的，具有生活細節真實的特點，人物的活動軌跡和生活場景，尤其是女主人公林道靜複雜心理世界的描寫細膩真切，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作品所側麵表現出的20世紀30年代初期中國社會現實，也具有一定的真實性，體現出個人命運和時代背景緊密結合的創作特點。
林道靜是作品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也是整個當代文學中內涵比較真實、細膩的知識分子女性形象。她的思想感情、行為方式，尤其是她在參加革命前性格上的軟弱幼稚，表現得很真實，她走向革命的思想嬗變過程，也基本上符合生活邏輯。可以說，這一形象既具有比較豐富的女性氣質和個性特征，又體現了一定的階級轉變內涵，是比較豐滿而立體的。圍繞在林道靜周圍的其他次要人物形象，也各具自己的政治身份和階級特征。其中，道貌岸然卻內心虛偽的餘永澤，是比較個性化的一個。作品在對這一形象的塑造中，雖然難以避免抨擊“資產階級舊知識分子”的主觀意圖，但基本上是通過生活本身展示其性格，使這一人物具有生活真實性。至於其他人物，如陰險狡詐並背叛革命的戴愉，深沉穩重又堅定無畏的革命者盧嘉川，質樸熱情的江華，頑強堅貞的林紅等，雖然也各有性格，但都具有比較強的類型性，內心世界沒有得到深入的挖掘，個性表現也不夠充分。
由於《青春之歌》以上的這些特點，問世以後深受讀者的喜愛，得到了評論界很高的評價。作品於1959年被改編成同名電影，影響更為廣泛。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林道靜、江華、餘永澤等成為家喻戶曉的形象。
但是，在50年代後期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文學批評已經被嚴重政治化。在這種批評視野中，《青春之歌》遭到了激烈的否定。
1959年上半年，《中國青年》《文藝報》等發表一係列討論文章，開展對《青春之歌》等作品的討論。正是在這場討論中，出現了一些激烈而粗暴的政治批評。最典型的是郭開的《略談林道靜的描寫中的缺點》[13]和《就〈青春之歌〉談文藝創作和批評中的幾個原則問題》[14]等文章，它們以極端政治化和主觀化原則，對《青春之歌》的人物塑造和作者立場，尤其對小說所描寫的知識分子改造、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等問題進行了激烈的批判，認為作品歌頌了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不符合革命的需要，從而對整個小說的創作傾向進行了全麵的否定。
這些粗暴的政治批評問世後，立即遭到了廣大讀者的許多反批評，著名批評家茅盾、何其芳也分別撰寫了《怎樣評價〈青春之歌〉》和《〈青春之歌〉不可否定》等文章，針對郭開的批評，對《青春之歌》和林道靜形象的思想和文學意義作了充分的肯定。但是，粗暴的政治批評還是使作者感受到了壓力，在心中留下了陰影。不久，楊沫根據批評意見對作品進行了修改和補充。其中最主要的修改是，為強化林道靜與工農相結合、接受工農教育的主題，增加了她在農村生活的七章，描寫了她與幾個長工的交往；為強化時代背景和革命主題，增加了有關北平“一二·九”學生運動的章節，讓林道靜進入北大，去參與領導學生運動；此外，還對原版中一些被認為不符合革命者要求的生活細節作了刪改。修改本於1959年12月出版。
對《青春之歌》的修改，文學史界一直有所討論，而且存在著完全不同的看法。作者楊沫對自己的修改始終持肯定態度，並否定了屈服於批評進行修改的說法，但是，更多的批評家認為增加的章節遊離於主題之外，並因其強烈圖解政治理念而削弱了作品的真實性，人物的主體性較修改前顯得更弱，人物原有的一些個性被完全淹沒於政治宣傳之中。從文學角度而言，這一修改肯定是失敗的。
更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屈服於外在政治批評而不是出於內在的自我要求對作品進行修改這一行為，是違背了文學創作的基本規律的。這一方麵反映了50年代文學生存環境的艱難，政治批評規範對作家創作的巨大束縛，同時也從反麵證明了作家自主性對於文學創作的重要。後來，有人將這一現象命名為“《青春之歌》修改現象”，其內涵指的是巨大的政治壓力，往往會導致作家藝術個性的消弭，最後走向毀滅性的自我否定。
“**”後，楊沫還創作了《青春之歌》的續篇《芳菲之歌》和《英華之歌》，構成了各自獨立又相互聯係的三部曲，但影響遠不如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