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时期出现的长篇小说中，杨沫的《青春之歌》颇为引人注目，它以题材内容的独特和艺术表现的细腻，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是这时期印数最多、读者反应最强烈的作品之一。它曾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
杨沫（1914—1995），原名杨成业，祖籍湖南湘阴，出生于北平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28年进入北平温泉女中学习，三年后因家庭破产和反抗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她经历了艰难的自立过程，从事过小学教师、家庭教师、书店职员等职业，抗战前夕走上革命道路。1934年开始文学创作。
《青春之歌》开始创作于1950年，1958年问世。作品以杨沫自己的生活经历为原型，展示了青年知识女性林道静背弃自己所生长的家庭，走上革命道路的全过程。林道静原是一个青年学生，为了反抗家庭的包办婚姻，独自一人离家出走。到外地寻亲未果，困窘之际，遇到青年教师余永泽，两人由相爱而成婚。在后来的家庭生活中，余永泽逐步表现出他的自私和冷漠，林道静则在寻求自立的过程中逐步觉醒。她先后遇到了革命者卢嘉川和江华等人，他们鼓励和帮助她脱离家庭的羁绊、参加革命活动。林、余的矛盾终于激化，林道静脱离家庭，积极从事进步学生运动，并被捕入狱。在狱中，林道静得到女革命者林红的进一步启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长为一名革命战士。出狱后，林道静与江华相爱，完成了灵与肉的蜕变和新生。可以说，《青春之歌》是一部比较典型的知识分子“成长小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现代的进步学生运动。
在50年代大写革命历史和农村题材的潮流中，表现知识分子生活的《青春之歌》能够问世并得到好评，首先是因为它契合了当时的“知识分子改造”主题。作品所表现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如何背弃自己原有的封建家庭和文化，逐步走向革命的过程，其主旨正是歌颂革命力量的不可战胜和人们对这一力量的追求。这是对传统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补充和丰富，并事实上构成了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一种新的类型。
作品的最大特点，是身体成长和思想成长、个人情感和革命主题的很好融合。作品所写的是青年女性的成长故事，必然会触及对女性美和隐秘性心理的表现，作品对这些方面的描写，隐伏在对革命和革命者的崇拜与趋附的主题之下，形成了一种新的“革命加恋爱”范式。在50年代逐步被政治所抽空的私人感情“真空”世界中，这种浪漫气息的出现，自然会受到大众的欢迎；而由于这一切又是在歌颂革命和改造知识分子的主题下进行的，所以，它也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作品是革命和爱情传奇、革命和浪漫青春的杂糅。作品中青春美丽且追求革命的女性形象，则迎合着本能上渴望浪漫和情感的大众心态，又满足着革命成功者的心理。这一点，与苏联文学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出现背景完全一样。保尔与冬妮娅的爱情，是对于艰难与枯燥革命生涯的点缀，也满足了人们的浪漫幻想，而保尔为了革命对爱情的摒弃，则更凸显出革命主题的崇高。
作品是以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原型创作的，具有生活细节真实的特点，人物的活动轨迹和生活场景，尤其是女主人公林道静复杂心理世界的描写细腻真切，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作品所侧面表现出的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现实，也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体现出个人命运和时代背景紧密结合的创作特点。
林道静是作品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也是整个当代文学中内涵比较真实、细腻的知识分子女性形象。她的思想感情、行为方式，尤其是她在参加革命前性格上的软弱幼稚，表现得很真实，她走向革命的思想嬗变过程，也基本上符合生活逻辑。可以说，这一形象既具有比较丰富的女性气质和个性特征，又体现了一定的阶级转变内涵，是比较丰满而立体的。围绕在林道静周围的其他次要人物形象，也各具自己的政治身份和阶级特征。其中，道貌岸然却内心虚伪的余永泽，是比较个性化的一个。作品在对这一形象的塑造中，虽然难以避免抨击“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的主观意图，但基本上是通过生活本身展示其性格，使这一人物具有生活真实性。至于其他人物，如阴险狡诈并背叛革命的戴愉，深沉稳重又坚定无畏的革命者卢嘉川，质朴热情的江华，顽强坚贞的林红等，虽然也各有性格，但都具有比较强的类型性，内心世界没有得到深入的挖掘，个性表现也不够充分。
由于《青春之歌》以上的这些特点，问世以后深受读者的喜爱，得到了评论界很高的评价。作品于1959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影响更为广泛。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林道静、江华、余永泽等成为家喻户晓的形象。
但是，在50年代后期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文学批评已经被严重政治化。在这种批评视野中，《青春之歌》遭到了激烈的否定。
1959年上半年，《中国青年》《文艺报》等发表一系列讨论文章，开展对《青春之歌》等作品的讨论。正是在这场讨论中，出现了一些激烈而粗暴的政治批评。最典型的是郭开的《略谈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13]和《就〈青春之歌〉谈文艺创作和批评中的几个原则问题》[14]等文章，它们以极端政治化和主观化原则，对《青春之歌》的人物塑造和作者立场，尤其对小说所描写的知识分子改造、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认为作品歌颂了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不符合革命的需要，从而对整个小说的创作倾向进行了全面的否定。
这些粗暴的政治批评问世后，立即遭到了广大读者的许多反批评，著名批评家茅盾、何其芳也分别撰写了《怎样评价〈青春之歌〉》和《〈青春之歌〉不可否定》等文章，针对郭开的批评，对《青春之歌》和林道静形象的思想和文学意义作了充分的肯定。但是，粗暴的政治批评还是使作者感受到了压力，在心中留下了阴影。不久，杨沫根据批评意见对作品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其中最主要的修改是，为强化林道静与工农相结合、接受工农教育的主题，增加了她在农村生活的七章，描写了她与几个长工的交往；为强化时代背景和革命主题，增加了有关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章节，让林道静进入北大，去参与领导学生运动；此外，还对原版中一些被认为不符合革命者要求的生活细节作了删改。修改本于1959年12月出版。
对《青春之歌》的修改，文学史界一直有所讨论，而且存在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作者杨沫对自己的修改始终持肯定态度，并否定了屈服于批评进行修改的说法，但是，更多的批评家认为增加的章节游离于主题之外，并因其强烈图解政治理念而削弱了作品的真实性，人物的主体性较修改前显得更弱，人物原有的一些个性被完全淹没于政治宣传之中。从文学角度而言，这一修改肯定是失败的。
更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屈服于外在政治批评而不是出于内在的自我要求对作品进行修改这一行为，是违背了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的。这一方面反映了50年代文学生存环境的艰难，政治批评规范对作家创作的巨大束缚，同时也从反面证明了作家自主性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后来，有人将这一现象命名为“《青春之歌》修改现象”，其内涵指的是巨大的政治压力，往往会导致作家艺术个性的消弭，最后走向毁灭性的自我否定。
“**”后，杨沫还创作了《青春之歌》的续篇《芳菲之歌》和《英华之歌》，构成了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三部曲，但影响远不如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