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六十年代的長篇小說中，《大波》與《六十年的變遷》都取材於所謂“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曆史，但兩位作者都有意以新的“革命”理念去演繹這段曆史，希望“從這些曆史經驗中吸取一些‘觀今宜鑒古’的教訓”[15]，從而將它們納入“革命曆史題材”的作品中[16]，因而，這兩部小說均體現出與“革命曆史題材”小說相類似的創作特征。
李劼人（1891—1962），四川成都人，下層知識分子家庭出身。參加過四川保路運動，1919年赴法國留學。1912年開始文學創作，從事過文學翻譯、文學編輯和教學等工作。在長達50年的文學生涯中，李劼人留下了各種著譯近600萬字，堪稱多產。其代表作為長篇三部曲《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大波》，尤其是《死水微瀾》，被認為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優秀長篇。此外，還有長篇小說《天魔舞》及多部短篇小說。
早在30年代，李劼人就被郭沫若譽為“中國左拉”，受到大力推崇，但在新中國成立後的漫長歲月中，李劼人始終受到評論界和文學史界的冷落。70年代後，文學史家逐漸認識到李劼人的價值，給予他比較公正的評價。顯然，對於這位作家的研究還有待深入。
《大波》是李劼人長篇三部曲的最後一部，舊版創作於30年代中期，出版於1937年，但故事尚不完整。1954年，因人民文學出版社擬重印《大波》，李劼人遂決定對作品進行重新改寫，原計劃為四部。改寫活動一直進行了8年，至作者去世前，完成了前三部，第四部僅寫了12萬字，未能終篇。
《大波》寫的是中國近代史上的著名事件——四川保路運動。這是1911年爆發於四川省的反清運動，是辛亥武昌起義的序曲。李劼人在20歲時曾參加這一鬥爭，有很深的感受，這是他30年代創作《大波》的由來。關於50年代的改寫作者說：“由於解放後我參加了政治學習（我對政治學習是用了功的），回頭再看辛亥革命運動，比前廿年更清楚、更透徹了。這次寫《大波》，就想深入運動的本質……”[17]所以，他對自己的寫作要求是“必須盡力寫出時代的全貌……了解到當時曆史的真實”[18]。可見，作者重寫《大波》，追求的是用馬克思主義“曆史唯物主義”的方法，重新審視這段曆史，希望能尋找出這場運動在曆史發展中的位置和意義，從而再現辛亥革命時代的中國曆史畫卷，勾勒出一部近代中國的宏偉史詩。
這一追求構成了《大波》的最大藝術特點：宏觀的視野和曆史的高度，具有一定的曆史縱深感。畫麵相當恢弘，從時間和空間兩個方麵全麵描畫了保路運動的全景。圍繞著對這一運動的敘述，作品塑造了龐雜而眾多的人物形象，描繪了資產階級革命派、立憲派、地方勢力、軍閥等當時社會各個階層人士的生活和思想狀況，再現了這一波瀾壯闊的群眾運動發展的前因後果及曲折過程。
《大波》的第二個藝術特點是對真實感的追求。雖屬虛構的小說創作，但作者力求再現曆史的真實。作者自身的經曆是作品創作的基礎，同時，作者還查閱了大量的史料，試圖在作品中對運動的真實麵貌進行還原。因此，作品在細節描寫上體現了濃鬱的四川地方特色，事件過程也與曆史事實相當切近。於是有這樣的評述：“史實的真實，地方風情的真實，人情世態的真實，卻是任何曆史文獻無法替代的。”[19]
作品的第三個特點是比較集中地塑造了一些曆史人物形象。小說以寫實手法塑造人物，追求人物的形似與神似，許多真實的曆史人物形象得到了藝術的再現，體現出了曆史真實和藝術個性的結合。最突出的如端方、趙爾豐等。
作品的缺陷也很明顯，首先表現在曆史觀方麵。雖然作者力圖以曆史唯物主義方法去審察曆史，但並沒有具備真正高屋建瓴的曆史視野，對於事件背後的真正動因，作者也沒有形成自己獨立而深入的見解。由於缺乏統率全文的深刻曆史思想，作品所展示的曆史畫麵因缺乏關鍵的主線而顯得蕪雜。其次體現在細節描寫和人物形象塑造上。作品對宏觀曆史畫麵的描繪是全麵的，但在人物日常生活細節描寫方麵主要著力於人物的政治活動層麵，缺乏真切細膩的生活場景展示，人物形象也顯得不夠生動、豐滿，個性化的人物形象很少。
與李劼人一樣，《六十年的變遷》的作者李六如也是一位親身經曆過近代曆史運動的老作家。
李六如（1887—1973），湖南平江人。曾參加過辛亥革命和北伐戰爭，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的變遷》就是以作者的親身經曆和切身感受為基礎進行創作的。李六如於1955年開始創作《六十年的變遷》，原計劃寫三卷，涵蓋從清末戊戌變法到新中國成立的漫長曆史。前兩卷分別出版於1957年和1961年，第三卷因“**”未能完成，作者在“**”中逝世，留下遺稿約10萬字。《六十年的變遷》是作者唯一的文學創作。
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作家，李六如創作這部小說的政治意圖非常明確，他希望“將這時代的政治、社會演變，各種矛盾，中國革命的長期性、曲折性，前仆後繼的鬥爭過程，失敗和成功的經驗、教訓，描繪一個輪廓[20]。”作品完全可以看作一個老革命者對於自己革命曆史的回顧，對於革命經驗教訓的總結。
作者的創作態度使作品具有強烈的政治傾向性。小說對曆史事件的敘述，都服從於“政治正確”這一前提，體現著對“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曆史理念的探尋。因此，作品缺乏客觀冷靜的曆史立場和寫實的態度，存在著以思想先入為主地展示曆史、引導曆史的缺陷。作品最終所給出的也基本上是革命者所認定的“曆史的規律”，而不是客觀存在的曆史的真實具象。
作品第二個特點是視野宏大，容量廣闊，體現著一種對曆史的縱覽意識。小說的時間跨度非常之大，“六十年曆史”的原計劃是寫到1949年，雖然後來沒有最終完成，但已完成的部分已經包括了從清朝末年到20年代末的三四十年的漫長時段，敘述到了在這期間中國社會所發生的主要政治事件，包括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爭、井岡山鬥爭等，形象地再現了活躍於各時期社會上的黎元洪、劉複基、譚延闓、毛澤東等重要曆史人物。作品涉及社會的方方麵麵，是對於這段曆史的全麵縱覽，可以說是中國近現代社會轉型之際的一幅曆史長卷。
作品的藝術表現比較粗糙。正如作者自己所表達的藝術追求：“其取材以反映這60來年的時代麵貌為中心。主人公季交恕隻是為其中的一根線索而已。”[21]小說的創作主旨在於展現時代曆史風雲，不在對個人性格和命運遭際的刻畫。一方麵，透過作品敘述的故事，我們確實能夠看到時代的某些麵貌，感覺到曆史風雲的變幻，作品可謂具有文學性“史書”的特點；另一方麵，人物形象的塑造很單薄，故事也缺乏生動性。曆史的流動淹沒了人物的個性和故事的生動，人們隻能見到曆史卻不見鮮活的生活，隻能見到曆史事件而看不到個性化的人物形象。作品的主人公季交恕，其行為活動貫穿全書，生活的時間跨度也長達數十年，但是，這一人物形象僅僅起到了一個“曆史的木偶”的作用，作品完全沒有深入表現人物的內心世界，沒有展現其思想性格的複雜性，形象自然很不豐滿。這是作品缺乏藝術感染力的重要原因。
在敘述方式上，作品也顯得比較單一而缺乏變化。小說借鑒了中國傳統曆史小說的樣式，采用的是“回顧”式的敘述方法，操著“以古鑒今”、飽含滄桑的口吻，體現出傳統的說書特征而缺少現代的敘述方法。所以，作品中雖然也有生活畫麵的描繪，也有地方風俗的介紹，但整體而言，小說缺乏集中的、深入的細描，缺乏具體、真切的風物摹寫，更沒有動人的心理刻畫。此外，作品的語言也比較直白，不夠活潑，缺乏文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