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反映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中，赵树理的《三里湾》、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是最引人注目的三部作品。它们所反映的都是50年代中国农村进行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表现的是同样的现实颂歌主题。它们折射出同样的时代局限，但也表现出三位作家不同的创作个性，体现着不同的艺术追求和创作特色。
《三里湾》出版于1955年，是中国最早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与赵树理其他作品一样，它表现出强烈的“问题”意识，体现着作者对于中国农村现实状况和未来前景的思考。同样，它也表现出强烈的“服务”意识，存在着为现实农村政策作宣传和鼓动的意图。
作品的故事很简单，写的是三里湾村秋收期间扩社、整社、开渠等几件事情，其间还穿插了几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和婚姻故事。小说情节主要围绕着四个家庭来展开，他们是：三里湾村合作化运动的带头人、村支书王金生一家，热衷于个人发家致富的村长范登高一家，富裕中农“糊涂涂”马多寿一家，以及落后妇女“能不够”一家。在各个家庭内部和家庭之间，有着进步与落后、集体和单干的矛盾交锋，也交织着青年人的感情纠葛，还体现出年青一代反抗家庭专制等内容。作品的基本主题非常单纯，就是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歌颂，它充分褒扬了走集体道路的建社爱社者，批评和嘲笑了自私的个人主义者。作品的总体基调是善意的、乐观的，为此，作者运用了他所惯用的幽默、夸张的描写方式（包括给人物起绰号），整个作品充满着强烈的喜剧色彩。
同时，小说还体现了作者对新中国农村生活的展望和思考。农民王玉生是作品中的一个重要形象，通过他的技术热情和才干，体现了作者对农村机械化的初步设想和对发展农村经济的愿望。王金生一家家庭生活的和谐欢乐，以及充满着热闹气氛、稳步向上发展的农业合作社，则寄寓着作者对农村新生活方式的设想。
在结构上，《三里湾》保持着赵树理惯用的叙事方式，以事件推动情节的发展。整部小说是一个大故事，其中又穿插着许多小故事，按照发展的顺序将主要人物渐次引出，线索虽显单一但头绪清楚，可读性强。人物融合在故事的发展中，身份得到进一步明确，性格也逐步得到表现。叙事手法也多是那种传统的动作和对话，人物的心理活动主要通过动作和语言体现出来。
小说具有浓郁的山西地方特征。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自然而平和，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农村生活功底。作品的生活气息浓厚而真实，人物也具有浓郁的泥土气息。
作品还塑造了颇为鲜明的人物形象。如朴实泼辣的女青年王玉梅和敏感自尊、有知识分子气的范灵芝，就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农村女性形象。再如“糊涂涂”马多寿和“能不够”“常有理”“铁算盘”等形象，虽然他们表现着同样的落后、自私的思想品格，也被赋予一定的漫画化和类型化特征，但也各具性格特点。此外，如胸有城府、老谋深算的范登高，幽默机智、热情急躁的王满喜等，也都塑造得颇有个性特征。
《三里湾》在艺术上的不足之处，一是感情描写太过简单，尤其是描写范灵芝和王玉生的恋爱，缺乏铺垫和必要的过程叙述，显得比较突兀，也不符合人物的性格特点；二是故事的收束过于急促，在结构上显得不够和谐，有前松后紧之感，有些地方显得拖沓，与中心有些游离；三是风景描写过于匮乏，使整个作品失去了一个清晰明确的地方自然背景，也减弱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如果说赵树理是带着“问题”去写作，那么，柳青却是带着十二分的“真诚”去写作。与《三里湾》相比，柳青的《创业史》表现出完全不同的艺术追求和创作特点。
柳青（1916—1978），原名刘蕴华，陕西吴堡人。1949年以前创作有《种谷记》等作品，积累了一定的乡村题材小说创作经验。50年代，为了给自己的创作积累素材，柳青主动要求离开北京，到陕西长安县皇甫村落户，一直到“**”爆发才被迫离开。《创业史》原计划写四部，反映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全过程。第一部于1960年发表，1961年出版。“**”后，柳青带病修改完成了第二部的上卷和下卷前四章，未竟而卒。
《创业史》（第一部）展示的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第一个阶段，即从成立互助组到组建初级合作社的阶段。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叫梁生宝的青年农民，中心故事是梁生宝带领村里的贫困户克服重重困难，在与各种势力的斗争中走农业合作化之路。
柳青曾明确表达过自己创作《创业史》的主旨：“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个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为、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22]所以，作品所写的虽然只是蛤蟆滩一个小村庄的故事，但其主旨却是在思考整个时代，思考整个中国农村的未来发展问题。作品有意识地将蛤蟆滩发生的故事与外界社会，与整个国家的政治政策联系起来，将故事置于时代风云的宏大背景之中，视野宏阔，高屋建瓴，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色彩。
在合作化主题之外，作品还对农村青年的人生道路问题进行了真诚恳切的思考。梁生宝与徐改霞的感情纠葛，是作品引人注目的亮点之一，徐改霞的人生道路选择问题，体现了作者对于农村青年出路和前途问题的深切思索。《创业史》的思考直接启迪了80年代作家路遥《人生》的创作。
作品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梁生宝是小说的主人公，也是作品所着力表现的“新农民”形象。以梁生宝为中心，作品塑造了两个阵营的人物形象。其中有梁生宝的助手高增福、冯有万等，还有阻碍和反对梁生宝事业的富农姚士杰、变质的共产党员郭振山、富裕中农郭世富等。两种力量的斗争，构成了作品的基本矛盾冲突。梁生宝的父亲梁三老汉，则在亲情和两条道路的抉择上，与梁生宝构成了最初的对立与最后的和谐。
梁生宝形象的塑造是不成功的，作品对他的描写存在着过于拔高而脱离现实的缺陷，人物性格和形象内涵也显得单一和干瘪。但是，一些反面和次要人物形象塑造得却很精彩。比如蜕化变质的共产党员郭振山就非常典型，其形象内涵丰富，具有较高的历史真实性。最突出的形象是梁三老汉，对其生活细节的描写很真实，性格特征描写也很充分，是一个活生生的中国北方老农的形象。评论界对这一形象评价甚高，认为他“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23]，是当代文学史上一个优秀的艺术形象。
《创业史》的生活细节描绘颇见功力，在心理刻画、风景描写上也都作了充分的尝试，增添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在叙述方法上，作者采用的是俯察式视角，以高居故事之上的姿态，并且经常跳出作品的具体环境，对人物和事件进行自己的评说和议论。这使作品表现出较强的说理色彩，但不可避免也影响了故事叙述的整一流畅。作品的语言，则体现了北方文化的淳朴和厚重。
应该承认柳青创作态度的高度真诚，但是，由于他的创作基点是建立在对现实政策进行图解的基础之上，作品的缺陷也就由此而来。如作品设置的两个阵营相冲突对立的故事框架，投射着时代激烈政治矛盾的深重影响，是颇为模式化的。而且，主要人物形象梁生宝缺乏生活真实，影响了整个故事的自然真切。这些，都体现了作品无法摆脱的时代局限。
与《创业史》的厚重历史感不同，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带有南方文化的轻灵感，显得活泼轻俏。作品分正篇和续篇两部分，正篇从1956年开始创作，出版于1958年，续篇出版于1960年。作品主要描写的是湖南一个名叫清溪乡的偏僻山村从建立初级社到组建高级社的过程，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对于乡村生活的巨大影响，尤其是对于农民思想观念上的巨大冲击。
小说的主题也是歌颂农业合作化运动。单一的主题，限制了作品表现生活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它难以达到真正的现实主义高度。而且，作品中的某些描述也带有图解现实政治政策的明显局限。不过，作品更致力于对现实生活变迁的真实写照，“总是力求透过一些看来是很平凡的日常生活事件，来显示出它们所蕴藏的深刻的社会意义，透过个人的生活遭遇和日常言行，来挖掘人物性格中的社会内容”[24]。因此，作品的生活感性色彩远远超出了理性色彩，从这一点上比较真实和丰富地反映了生活。
作品的最大价值，不在于它对各种政治矛盾斗争的描写、对现实农村政策的歌颂，而在于它对于农村生活细节的真实描绘以及对于富有特色的湘中地方人情世故的渲染和呈现。
其一是对于地方自然风情的真切描绘。作品“善于用寥寥几笔，勾勒出一幅幅饱含着诗情画意的风景画和风俗画，使全书抒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弥漫着清新的泥土芬芳，呈现着明丽的地方色彩”[25]。“夏夜的凉风，雨后的田野，带着露珠儿的楠竹，散发清香的茶子花，发出悠徐匀称响声的啄木鸟……”[26]典型的湘中乡村风光，清新细腻、富有抒情味的笔调，使人不自觉地沉浸到美丽的自然世界中，呼吸到带有泥土味的清新空气。
其二是对于地方风习的描摹和对于乡村伦理的展示。作品对带有浓郁湘中地方风味的日常生活习俗作了精细的描绘。如摆放着各种农业用具、悬挂着各种主粮杂食的堂屋，如“碗碗都不离辣椒”的典型湖南菜，等等。这给作品带来了浓郁的地方风土气息，也显示了很强的细节真实性。作品侧重于对乡村伦理的展示。农村社会中复杂而又单纯的人际关系，包括邻里关系、家庭关系和爱情关系等，以及这些人际关系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冲击下的变化和特点，均得到了形象地表现，如刘雨生的夫妻吵架及其与盛佳秀的爱情描写，陈先晋的家庭矛盾，盛淑君的爱情纠葛等，都体现着一种生活化和乡土化特点，渗透着浓烈而丰富的乡土人情气息。而且，作品中的许多人物形象，也融合在各种乡村生活关系中，体现出很强的乡村文化色彩。如作品中代表着党组织的女干部邓秀梅，她身上就浸润着乡村伦理气息，相当朴实可信；另一个党员干部李月辉也一样，他的气性平和的“婆婆子”性格，在作品中被描写得真实且富有感情，体现出乡村伦理的文化色彩。
方言土语的广泛运用，更加强了作品的乡土气息。《山乡巨变》的人物语言中多带湖南方言，这些语言与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特点非常吻合，准确洗练、生动活泼。《山乡巨变》是周立波继《暴风骤雨》之后创作的又一部以方言口语见长的优秀作品。
其三是许多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其中最突出的是“亭面糊”盛佑亭，这是一个典型的湖南老农民，在他的身上带有许多旧的思想和生活习惯，个性相当鲜明真实；再如同样是老农民的陈先晋，农活精致，对于土地有着非常的眷恋感情，在这个形象上，真实而深刻地表现出了中国农民与土地的深刻关系。此外，大胆泼辣的女青年盛淑君，落后贪婪的“菊咬金”王菊生，“秋丝瓜”张桂秋，及其好吃懒做的张桂贞等人物形象，也都塑造得形神兼备，各具性格。
《山乡巨变》的不足之处首先是没有表现出生活的复杂性和深刻性。其次，结构比较松散，作品覆盖的时代和社会范围相对狭窄。但作品中弥漫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对乡村伦理关系的细致书写，以及对美丽自然风情的深情描画，使它具有自身独特的艺术魅力。
历史已经充分证明，50年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与现代社会对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多有相悖，政治实用主义与“左”倾教条主义使这一运动违背事物发展的规律，存在不少问题，这在客观上决定了以歌颂这一运动为主旨的上述三部作品的基本思想价值，决定了它们在表现生活和揭示生活规律上不可弥补的失误和肤浅。这些失误和肤浅反映了作者们的思想局限，更体现了时代政治文化的强烈制约。因此，曾经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中不可能得到非常真切而深刻的表现，这无疑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一大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