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反映農村生活的長篇小說中，趙樹理的《三裏灣》、柳青的《創業史》、周立波的《山鄉巨變》，是最引人注目的三部作品。它們所反映的都是50年代中國農村進行的農業合作化運動，表現的是同樣的現實頌歌主題。它們折射出同樣的時代局限，但也表現出三位作家不同的創作個性，體現著不同的藝術追求和創作特色。
《三裏灣》出版於1955年，是中國最早反映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長篇小說。與趙樹理其他作品一樣，它表現出強烈的“問題”意識，體現著作者對於中國農村現實狀況和未來前景的思考。同樣，它也表現出強烈的“服務”意識，存在著為現實農村政策作宣傳和鼓動的意圖。
作品的故事很簡單，寫的是三裏灣村秋收期間擴社、整社、開渠等幾件事情，其間還穿插了幾對青年男女的愛情和婚姻故事。小說情節主要圍繞著四個家庭來展開，他們是：三裏灣村合作化運動的帶頭人、村支書王金生一家，熱衷於個人發家致富的村長範登高一家，富裕中農“糊塗塗”馬多壽一家，以及落後婦女“能不夠”一家。在各個家庭內部和家庭之間，有著進步與落後、集體和單幹的矛盾交鋒，也交織著青年人的感情糾葛，還體現出年青一代反抗家庭專製等內容。作品的基本主題非常單純，就是對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歌頌，它充分褒揚了走集體道路的建社愛社者，批評和嘲笑了自私的個人主義者。作品的總體基調是善意的、樂觀的，為此，作者運用了他所慣用的幽默、誇張的描寫方式（包括給人物起綽號），整個作品充滿著強烈的喜劇色彩。
同時，小說還體現了作者對新中國農村生活的展望和思考。農民王玉生是作品中的一個重要形象，通過他的技術熱情和才幹，體現了作者對農村機械化的初步設想和對發展農村經濟的願望。王金生一家家庭生活的和諧歡樂，以及充滿著熱鬧氣氛、穩步向上發展的農業合作社，則寄寓著作者對農村新生活方式的設想。
在結構上，《三裏灣》保持著趙樹理慣用的敘事方式，以事件推動情節的發展。整部小說是一個大故事，其中又穿插著許多小故事，按照發展的順序將主要人物漸次引出，線索雖顯單一但頭緒清楚，可讀性強。人物融合在故事的發展中，身份得到進一步明確，性格也逐步得到表現。敘事手法也多是那種傳統的動作和對話，人物的心理活動主要通過動作和語言體現出來。
小說具有濃鬱的山西地方特征。日常生活細節的描寫自然而平和，體現了作者深厚的農村生活功底。作品的生活氣息濃厚而真實，人物也具有濃鬱的泥土氣息。
作品還塑造了頗為鮮明的人物形象。如樸實潑辣的女青年王玉梅和敏感自尊、有知識分子氣的範靈芝，就是兩種不同類型的農村女性形象。再如“糊塗塗”馬多壽和“能不夠”“常有理”“鐵算盤”等形象，雖然他們表現著同樣的落後、自私的思想品格，也被賦予一定的漫畫化和類型化特征，但也各具性格特點。此外，如胸有城府、老謀深算的範登高，幽默機智、熱情急躁的王滿喜等，也都塑造得頗有個性特征。
《三裏灣》在藝術上的不足之處，一是感情描寫太過簡單，尤其是描寫範靈芝和王玉生的戀愛，缺乏鋪墊和必要的過程敘述，顯得比較突兀，也不符合人物的性格特點；二是故事的收束過於急促，在結構上顯得不夠和諧，有前鬆後緊之感，有些地方顯得拖遝，與中心有些遊離；三是風景描寫過於匱乏，使整個作品失去了一個清晰明確的地方自然背景，也減弱了作品的藝術感染力。
如果說趙樹理是帶著“問題”去寫作，那麽，柳青卻是帶著十二分的“真誠”去寫作。與《三裏灣》相比，柳青的《創業史》表現出完全不同的藝術追求和創作特點。
柳青（1916—1978），原名劉蘊華，陝西吳堡人。1949年以前創作有《種穀記》等作品，積累了一定的鄉村題材小說創作經驗。50年代，為了給自己的創作積累素材，柳青主動要求離開北京，到陝西長安縣皇甫村落戶，一直到“**”爆發才被迫離開。《創業史》原計劃寫四部，反映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全過程。第一部於1960年發表，1961年出版。“**”後，柳青帶病修改完成了第二部的上卷和下卷前四章，未竟而卒。
《創業史》（第一部）展示的是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第一個階段，即從成立互助組到組建初級合作社的階段。小說主人公是一個叫梁生寶的青年農民，中心故事是梁生寶帶領村裏的貧困戶克服重重困難，在與各種勢力的鬥爭中走農業合作化之路。
柳青曾明確表達過自己創作《創業史》的主旨：“這部小說要向讀者回答的是：中國農村為什麽會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和這次革命是怎樣進行的。回答要通過一個村莊的各個階級人物在合作化運動中的行為、思想和心理的變化過程表現出來。”[22]所以，作品所寫的雖然隻是蛤蟆灘一個小村莊的故事，但其主旨卻是在思考整個時代，思考整個中國農村的未來發展問題。作品有意識地將蛤蟆灘發生的故事與外界社會，與整個國家的政治政策聯係起來，將故事置於時代風雲的宏大背景之中，視野宏闊，高屋建瓴，具有強烈的理性思辨色彩。
在合作化主題之外，作品還對農村青年的人生道路問題進行了真誠懇切的思考。梁生寶與徐改霞的感情糾葛，是作品引人注目的亮點之一，徐改霞的人生道路選擇問題，體現了作者對於農村青年出路和前途問題的深切思索。《創業史》的思考直接啟迪了80年代作家路遙《人生》的創作。
作品塑造了眾多的人物形象。梁生寶是小說的主人公，也是作品所著力表現的“新農民”形象。以梁生寶為中心，作品塑造了兩個陣營的人物形象。其中有梁生寶的助手高增福、馮有萬等，還有阻礙和反對梁生寶事業的富農姚士傑、變質的共產黨員郭振山、富裕中農郭世富等。兩種力量的鬥爭，構成了作品的基本矛盾衝突。梁生寶的父親梁三老漢，則在親情和兩條道路的抉擇上，與梁生寶構成了最初的對立與最後的和諧。
梁生寶形象的塑造是不成功的，作品對他的描寫存在著過於拔高而脫離現實的缺陷，人物性格和形象內涵也顯得單一和幹癟。但是，一些反麵和次要人物形象塑造得卻很精彩。比如蛻化變質的共產黨員郭振山就非常典型，其形象內涵豐富，具有較高的曆史真實性。最突出的形象是梁三老漢，對其生活細節的描寫很真實，性格特征描寫也很充分，是一個活生生的中國北方老農的形象。評論界對這一形象評價甚高，認為他“概括了中國幾千年來個體農民的精神負擔”[23]，是當代文學史上一個優秀的藝術形象。
《創業史》的生活細節描繪頗見功力，在心理刻畫、風景描寫上也都作了充分的嚐試，增添了作品的藝術感染力。在敘述方法上，作者采用的是俯察式視角，以高居故事之上的姿態，並且經常跳出作品的具體環境，對人物和事件進行自己的評說和議論。這使作品表現出較強的說理色彩，但不可避免也影響了故事敘述的整一流暢。作品的語言，則體現了北方文化的淳樸和厚重。
應該承認柳青創作態度的高度真誠，但是，由於他的創作基點是建立在對現實政策進行圖解的基礎之上，作品的缺陷也就由此而來。如作品設置的兩個陣營相衝突對立的故事框架，投射著時代激烈政治矛盾的深重影響，是頗為模式化的。而且，主要人物形象梁生寶缺乏生活真實，影響了整個故事的自然真切。這些，都體現了作品無法擺脫的時代局限。
與《創業史》的厚重曆史感不同，周立波的《山鄉巨變》帶有南方文化的輕靈感，顯得活潑輕俏。作品分正篇和續篇兩部分，正篇從1956年開始創作，出版於1958年，續篇出版於1960年。作品主要描寫的是湖南一個名叫清溪鄉的偏僻山村從建立初級社到組建高級社的過程，反映了農業合作化運動對於鄉村生活的巨大影響，尤其是對於農民思想觀念上的巨大衝擊。
小說的主題也是歌頌農業合作化運動。單一的主題，限製了作品表現生活的深刻性和複雜性，使它難以達到真正的現實主義高度。而且，作品中的某些描述也帶有圖解現實政治政策的明顯局限。不過，作品更致力於對現實生活變遷的真實寫照，“總是力求透過一些看來是很平凡的日常生活事件，來顯示出它們所蘊藏的深刻的社會意義，透過個人的生活遭遇和日常言行，來挖掘人物性格中的社會內容”[24]。因此，作品的生活感性色彩遠遠超出了理性色彩，從這一點上比較真實和豐富地反映了生活。
作品的最大價值，不在於它對各種政治矛盾鬥爭的描寫、對現實農村政策的歌頌，而在於它對於農村生活細節的真實描繪以及對於富有特色的湘中地方人情世故的渲染和呈現。
其一是對於地方自然風情的真切描繪。作品“善於用寥寥幾筆，勾勒出一幅幅飽含著詩情畫意的風景畫和風俗畫，使全書抒發著濃鬱的生活氣息，彌漫著清新的泥土芬芳，呈現著明麗的地方色彩”[25]。“夏夜的涼風，雨後的田野，帶著露珠兒的楠竹，散發清香的茶子花，發出悠徐勻稱響聲的啄木鳥……”[26]典型的湘中鄉村風光，清新細膩、富有抒情味的筆調，使人不自覺地沉浸到美麗的自然世界中，呼吸到帶有泥土味的清新空氣。
其二是對於地方風習的描摹和對於鄉村倫理的展示。作品對帶有濃鬱湘中地方風味的日常生活習俗作了精細的描繪。如擺放著各種農業用具、懸掛著各種主糧雜食的堂屋，如“碗碗都不離辣椒”的典型湖南菜，等等。這給作品帶來了濃鬱的地方風土氣息，也顯示了很強的細節真實性。作品側重於對鄉村倫理的展示。農村社會中複雜而又單純的人際關係，包括鄰裏關係、家庭關係和愛情關係等，以及這些人際關係在農業合作化運動衝擊下的變化和特點，均得到了形象地表現，如劉雨生的夫妻吵架及其與盛佳秀的愛情描寫，陳先晉的家庭矛盾，盛淑君的愛情糾葛等，都體現著一種生活化和鄉土化特點，滲透著濃烈而豐富的鄉土人情氣息。而且，作品中的許多人物形象，也融合在各種鄉村生活關係中，體現出很強的鄉村文化色彩。如作品中代表著黨組織的女幹部鄧秀梅，她身上就浸潤著鄉村倫理氣息，相當樸實可信；另一個黨員幹部李月輝也一樣，他的氣性平和的“婆婆子”性格，在作品中被描寫得真實且富有感情，體現出鄉村倫理的文化色彩。
方言土語的廣泛運用，更加強了作品的鄉土氣息。《山鄉巨變》的人物語言中多帶湖南方言，這些語言與人物的身份和性格特點非常吻合，準確洗練、生動活潑。《山鄉巨變》是周立波繼《暴風驟雨》之後創作的又一部以方言口語見長的優秀作品。
其三是許多富有個性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其中最突出的是“亭麵糊”盛佑亭，這是一個典型的湖南老農民，在他的身上帶有許多舊的思想和生活習慣，個性相當鮮明真實；再如同樣是老農民的陳先晉，農活精致，對於土地有著非常的眷戀感情，在這個形象上，真實而深刻地表現出了中國農民與土地的深刻關係。此外，大膽潑辣的女青年盛淑君，落後貪婪的“菊咬金”王菊生，“秋絲瓜”張桂秋，及其好吃懶做的張桂貞等人物形象，也都塑造得形神兼備，各具性格。
《山鄉巨變》的不足之處首先是沒有表現出生活的複雜性和深刻性。其次，結構比較鬆散，作品覆蓋的時代和社會範圍相對狹窄。但作品中彌漫著濃鬱的生活氣息，對鄉村倫理關係的細致書寫，以及對美麗自然風情的深情描畫，使它具有自身獨特的藝術魅力。
曆史已經充分證明，50年代中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與現代社會對農業現代化的要求多有相悖，政治實用主義與“左”傾教條主義使這一運動違背事物發展的規律，存在不少問題，這在客觀上決定了以歌頌這一運動為主旨的上述三部作品的基本思想價值，決定了它們在表現生活和揭示生活規律上不可彌補的失誤和膚淺。這些失誤和膚淺反映了作者們的思想局限，更體現了時代政治文化的強烈製約。因此，曾經在中國大地上轟轟烈烈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在同時代的文學作品中不可能得到非常真切而深刻的表現，這無疑是當代中國文學的一大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