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期比較有影響的長篇小說，還有《上海的早晨》《三家巷》《紅岩》《苦菜花》《野火春風鬥古城》《小城春秋》等。
《上海的早晨》從題材選擇上看可與表現農村社會改造的《三裏灣》相對應，它反映了50年代城市的社會改造運動。作者周而複（1914—2004），祖籍安徽旌德，生於南京，曾長期從事中共統戰工作。《上海的早晨》一方麵再現了工商業資本家們在公私合營運動中的思想和生活狀況；另一方麵描寫了工人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下與資產階級進行的各種鬥爭，從而集中而全麵地展示了這一運動的全過程。由於反映這一題材的文學作品為數甚少，《上海的早晨》具有獨特的曆史價值。作品分四卷，第一、第二卷分別出版於1958年和1962年，第三、第四卷出版於80年代。
小說善於描寫上海資本家的日常生活和心理世界，所塑造的眾多資本家人物形象也比較生動，富有個性。如奸詐貪婪的徐義德，心狠手辣的朱延年，少年氣盛的馬慕韓等，都是各具性格特點、豐滿而生動的人物形象，這是對中國當代文學史人物長廊的一大貢獻。同時，作品的視閾比較寬廣，空間跨度很大，涉及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領導人、大資本家以及普通工人等多個社會階層，時間上更是橫貫這一改造運動的全過程，描繪了長達數年的曆史。作品結構清晰，通過多條線索，有重點有次序地推動情節發展，是對於那個時代社會狀況的全麵反映，具有較強的曆史認識意義。
作品的缺點是，藝術著力不均勻，對工人和農民形象的描寫較對資本家的描寫為弱，顯得生硬、簡單，人物形象也比較概念化。同時，作品的政治理念色彩也比較強，妨礙了對這段曆史中生活複雜性和真實性的表現。
《三家巷》的作者是歐陽山（1908—2000），湖北荊州人。這是作者計劃創作的係列長篇小說《一代風流》的第一部，也是成就最高的一部，出版於1959年。《三家巷》反映的是“大革命”前後廣州的曆史，屬於革命曆史題材小說，但它取材視角別致，表現出比較突出的創作個性。
小說對“大革命”曆史的表現，並不是從正麵直接下筆的，而是通過一個名叫周炳的出身於工人家庭的小知識分子青年的成長史，通過圍繞在他周圍的各色人等及社會事件，反映出社會的風貌和時代的變遷。《三家巷》說的是居住在同一條小巷內的三戶人家：手工業者家庭的周家，買辦資產階級的陳家和官僚地主的何家。他們階級身份不同，卻又是近鄰，並有著複雜的人際關係，在年青一代人中間，更夾雜著兒女之情的糾葛。時代的風雲變幻與個人情感的衝突交織在一起，共同推進故事的發展。作品中，既有革命曆史事件壯烈的再現，也不乏兒女情長的纏綿描寫，兼具一般通俗小說和革命曆史題材小說的某些藝術特點。
作品取得的最大成功，在於它對南國廣州地方風俗畫的生動描摹，對複雜人情的細膩演繹。它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也各有複雜的性格特點，包括各種人性的優點與弱點。如主人公周炳，雖然在革命道路上不斷成長，但情感的猶疑和矛盾卻一直伴隨著他，顯示出多愁善感的個性；如陳文婷，雖然在政治上沒落衰微，但卻始終保留著一絲癡情；如區桃，為革命獻出了生命，卻又如女神一樣聖潔而美麗多情……這一切，使小說超越了當時許多作品著意為之的單純階級感情，而從某種程度上顯示出人性美的內涵。作品問世之後，受到一些政治實用主義與左傾教條主義批評的否定，但事實上，它被攻擊之點恰是它的價值所在。
除《三家巷》外，《一代風流》的第二部《苦鬥》也具有一定的藝術水準。
《紅岩》是另一種類型的革命曆史小說。它帶有強烈的政治宣傳性，是為了“教育下一代”而由“革命傳統報告”改寫而成的。從創作方式來說，它的署名作者雖然隻是羅廣斌和楊益言，但實際上它是多方麵人員集體創作的產物。
小說主要講述的是1948年至1949年國民黨重慶“中美合作所”[27]集中營關押的革命者進行鬥爭和暴動的故事，同時介紹了中共地下黨和山區遊擊隊的活動情況。主題之一是對革命者高風亮節的謳歌，之二是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批判與揭露。因為強烈的政治功利色彩，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承擔的主要是階級和政治身份，因此，他們的個人感情基本上被抽空了，人物主要以純潔高尚的道德品質類型出現。作品中人物的行動、語言也比較“戲劇化”，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性。
由於政治宣傳的力量，也由於故事的高度傳奇性，作品於1961年初版後，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反響，先後發行達700多萬冊，被翻譯成多種文字介紹到海外，並被改編成電影、歌劇等其他藝術形式。但是，當多年後人們知道了一些曆史實情（如重慶地下黨領導人的叛變）之後，這部帶有“紀實性”的小說，其可信性就打了折扣。
《苦菜花》，出版於1958年，1977年經作者刪改後再版。作品以中國膠東農村為背景，描述了抗日戰爭時期當地人民群眾和八路軍同日寇、偽軍和封建地主進行鬥爭的故事。
馮德英（1935— ），山東牟平人，在部隊學習文化和開始寫作。《苦菜花》的故事就是以作者的親身經曆為原型，主要敘述以“母親”為核心的一個革命家庭的成長和鬥爭事跡。小說出版後，在當時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後被改編為同名電影。
由於小說建立在作者豐富生活經驗的基礎上，所描述的生活細節、地方風物和人物性格都質樸真實，主人公“母親”寫得比較真實感人。同時，作者在對革命戰爭的描寫中特別注重突出感情的意義，在夫妻情、母女情和婆媳情等方麵，都作了較充分的表現。作品對人物心理的細致表現，也有助於人物性格的挖掘。如反麵人物王柬之，其陰險毒辣、色厲內荏的性格得到了比較充分的表現。
但是，作品還沒有擺脫當時流行的傳奇式故事敘述方式，許多情節顯得過於簡單化。在處理人物關係時，仍不能擺脫以階級本位為核心的敘述視角。
《野火春風鬥古城》出版於1962年。作者李英儒（1914—1989），河北清苑人，1938年參加八路軍，長期從事部隊文藝工作。這部長篇小說雖屬革命曆史題材，但它的成功之處在於描寫中共地下鬥爭的傳奇故事。作品反映的是抗日戰爭時期的敵後鬥爭，塑造了楊曉冬、金環等地下工作者的英雄形象。情節比較複雜，多用巧合構成，但生活細節的表現比較真實細膩，這使作品具有了波瀾起伏、引人入勝的藝術特點。藝術形象的塑造在賦予這些英雄人物以政治上絕對純潔和高尚的同時，還努力體現人物更豐富的個性，使他們更加立體和生動。如女主人公金環和銀環姐妹，各有個性，在性格上形成潑辣熱情和沉靜美麗的鮮明對照。
作品在反映革命鬥爭的同時，還注意點染人性色彩。母子情，男女愛情，雖然都是作為政治、階級感情的附屬物和陪襯物而存在的，沒有得到深入的挖掘和細致的表達，但是，它們畢竟豐富了作品所反映的生活世界，也使作品增添了幾分感人的人情味。正由於這些，作品在問世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當然，作品依然沒有突破流行模式的局限，如“大團圓”結局，因凸顯英雄人物勝利而出現的太多的巧合，都使作品無法深層次地表現出生活的豐富性和複雜性。英雄人物和反麵人物都顯得僵硬，顯得臉譜化和簡單化。
1957年麵世的《小城春秋》也是描寫中共地下鬥爭的長篇小說。作者高雲覽（1910—1956），福建廈門人，曾與參與廈門大劫獄的共產黨員有深入交往，對事件過程有細致的了解。1952年至1956年，他全力以赴創作《小城春秋》，表現此一曆史事件。
作品的主題非常鮮明，那就是歌頌為革命而奉獻自己青春乃至生命的先烈，歌頌他們堅定不屈的革命意誌。故事情節有一定的曲折性和緊張感，小說的結構也具有動靜結合、有張有弛的特點。但作者顯然缺乏藝術的整體性把握能力。有些地方敘述得不夠流暢清晰，人物形象也基本上囿於單一的政治層麵，性格扁平，反麵人物顯得漫畫化和概念化。
【思考與練習】
1.怎樣理解五六十年代長篇小說的史詩追求？
2.怎樣理解五六十年代“革命曆史”題材長篇小說的美學差異？
3.五六十年代農村題材長篇小說的共性與差異是什麽？
[1] 梁斌：《漫談〈紅旗譜〉的創作》，見《春朝集》，51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
[2] 吳強：《紅日·修訂本序言》，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9。
[3] 李六如：《六十年的變遷·自序》，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4] 歐陽山：《談〈三家巷〉》，載《羊城晚報》，1959-12-05。
[5] 馮雪峰：《論〈保衛延安〉》，見《馮雪峰論文集》，下冊，240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6] 馮雪峰：《論〈保衛延安〉》，見《馮雪峰論文集》，下冊，253頁。
[7] 茅盾：《反映社會主義躍進時代，推動社會主義時代的躍進》，見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爭取社會主義文學的更大繁榮》，29頁，北京，作家出版社，1960。
[8] 吳強：《寫作〈紅日〉的情況和一些體會》，載《人民文學》，1960（1）。
[9] 侯金鏡：《一部引人入勝的長篇小說》，載《文藝報》，1958（3）。
[10] 侯金鏡：《一部引人入勝的長篇小說》，載《文藝報》，1958（3）。
[11]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75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7。
[12] 郭沫若：《〈新兒女英雄傳〉·序》，見袁靜、孔厥：《新兒女英雄傳》，上海，海燕書店，1949。
[13] 郭開：《略談林道靜的描寫中的缺點》，載《中國青年》，1959（2）。
[14] 郭開：《就〈青春之歌〉談文藝創作和批評中的幾個原則問題》，載《文藝報》，1959（4）。
[15] 李六如：《六十年的變遷·自序》，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16] 在當時沈雁冰的講話中，確實是把這些創作納入“革命曆史題材”文學範圍中。參見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106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17] 李劼人：《李劼人談創作經驗》，載《草地》，1957（12）。
[18] 李劼人：《〈大波〉第二部書後》，見《大波》第二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19] 李士文：《李劼人的生平和創作》，249頁，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
[20] 李六如：《六十年的變遷·自序》，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21] 李六如：《六十年的變遷·自序》，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22] 柳青：《提出幾個問題來討論》，載《延河》，1963（8）。
[23] 《文藝報》編輯部：《關於“寫中間人物”的材料》，載《文藝報》，1964（8、9）。
[24] 黃秋耘：《〈山鄉巨變〉瑣談》，載《文藝報》，1961（2）。
[25] 黃秋耘：《〈山鄉巨變〉瑣談》，載《文藝報》，1961（2）。
[26] 宋遂良：《秀麗的楠竹和挺拔的白楊》，載《文藝報》，1979（2）。
[27] “中美合作所”，全稱為“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美為共同對日作戰而成立的機構，主要從事搜集日軍情報等工作，對抗日戰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並非集中營，日本投降後即撤銷。《紅岩》中故事發生時，“中美合作所”已不存在。見何蜀：《文藝作品中與曆史上的中美合作所》，載《書屋》，20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