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期比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还有《上海的早晨》《三家巷》《红岩》《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小城春秋》等。
《上海的早晨》从题材选择上看可与表现农村社会改造的《三里湾》相对应，它反映了50年代城市的社会改造运动。作者周而复（1914—2004），祖籍安徽旌德，生于南京，曾长期从事中共统战工作。《上海的早晨》一方面再现了工商业资本家们在公私合营运动中的思想和生活状况；另一方面描写了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与资产阶级进行的各种斗争，从而集中而全面地展示了这一运动的全过程。由于反映这一题材的文学作品为数甚少，《上海的早晨》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作品分四卷，第一、第二卷分别出版于1958年和1962年，第三、第四卷出版于80年代。
小说善于描写上海资本家的日常生活和心理世界，所塑造的众多资本家人物形象也比较生动，富有个性。如奸诈贪婪的徐义德，心狠手辣的朱延年，少年气盛的马慕韩等，都是各具性格特点、丰满而生动的人物形象，这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史人物长廊的一大贡献。同时，作品的视阈比较宽广，空间跨度很大，涉及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大资本家以及普通工人等多个社会阶层，时间上更是横贯这一改造运动的全过程，描绘了长达数年的历史。作品结构清晰，通过多条线索，有重点有次序地推动情节发展，是对于那个时代社会状况的全面反映，具有较强的历史认识意义。
作品的缺点是，艺术着力不均匀，对工人和农民形象的描写较对资本家的描写为弱，显得生硬、简单，人物形象也比较概念化。同时，作品的政治理念色彩也比较强，妨碍了对这段历史中生活复杂性和真实性的表现。
《三家巷》的作者是欧阳山（1908—2000），湖北荆州人。这是作者计划创作的系列长篇小说《一代风流》的第一部，也是成就最高的一部，出版于1959年。《三家巷》反映的是“大革命”前后广州的历史，属于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但它取材视角别致，表现出比较突出的创作个性。
小说对“大革命”历史的表现，并不是从正面直接下笔的，而是通过一个名叫周炳的出身于工人家庭的小知识分子青年的成长史，通过围绕在他周围的各色人等及社会事件，反映出社会的风貌和时代的变迁。《三家巷》说的是居住在同一条小巷内的三户人家：手工业者家庭的周家，买办资产阶级的陈家和官僚地主的何家。他们阶级身份不同，却又是近邻，并有着复杂的人际关系，在年青一代人中间，更夹杂着儿女之情的纠葛。时代的风云变幻与个人情感的冲突交织在一起，共同推进故事的发展。作品中，既有革命历史事件壮烈的再现，也不乏儿女情长的缠绵描写，兼具一般通俗小说和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某些艺术特点。
作品取得的最大成功，在于它对南国广州地方风俗画的生动描摹，对复杂人情的细腻演绎。它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也各有复杂的性格特点，包括各种人性的优点与弱点。如主人公周炳，虽然在革命道路上不断成长，但情感的犹疑和矛盾却一直伴随着他，显示出多愁善感的个性；如陈文婷，虽然在政治上没落衰微，但却始终保留着一丝痴情；如区桃，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却又如女神一样圣洁而美丽多情……这一切，使小说超越了当时许多作品着意为之的单纯阶级感情，而从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人性美的内涵。作品问世之后，受到一些政治实用主义与左倾教条主义批评的否定，但事实上，它被攻击之点恰是它的价值所在。
除《三家巷》外，《一代风流》的第二部《苦斗》也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准。
《红岩》是另一种类型的革命历史小说。它带有强烈的政治宣传性，是为了“教育下一代”而由“革命传统报告”改写而成的。从创作方式来说，它的署名作者虽然只是罗广斌和杨益言，但实际上它是多方面人员集体创作的产物。
小说主要讲述的是1948年至1949年国民党重庆“中美合作所”[27]集中营关押的革命者进行斗争和暴动的故事，同时介绍了中共地下党和山区游击队的活动情况。主题之一是对革命者高风亮节的讴歌，之二是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批判与揭露。因为强烈的政治功利色彩，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承担的主要是阶级和政治身份，因此，他们的个人感情基本上被抽空了，人物主要以纯洁高尚的道德品质类型出现。作品中人物的行动、语言也比较“戏剧化”，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
由于政治宣传的力量，也由于故事的高度传奇性，作品于1961年初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反响，先后发行达700多万册，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海外，并被改编成电影、歌剧等其他艺术形式。但是，当多年后人们知道了一些历史实情（如重庆地下党领导人的叛变）之后，这部带有“纪实性”的小说，其可信性就打了折扣。
《苦菜花》，出版于1958年，1977年经作者删改后再版。作品以中国胶东农村为背景，描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当地人民群众和八路军同日寇、伪军和封建地主进行斗争的故事。
冯德英（1935— ），山东牟平人，在部队学习文化和开始写作。《苦菜花》的故事就是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原型，主要叙述以“母亲”为核心的一个革命家庭的成长和斗争事迹。小说出版后，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后被改编为同名电影。
由于小说建立在作者丰富生活经验的基础上，所描述的生活细节、地方风物和人物性格都质朴真实，主人公“母亲”写得比较真实感人。同时，作者在对革命战争的描写中特别注重突出感情的意义，在夫妻情、母女情和婆媳情等方面，都作了较充分的表现。作品对人物心理的细致表现，也有助于人物性格的挖掘。如反面人物王柬之，其阴险毒辣、色厉内荏的性格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表现。
但是，作品还没有摆脱当时流行的传奇式故事叙述方式，许多情节显得过于简单化。在处理人物关系时，仍不能摆脱以阶级本位为核心的叙述视角。
《野火春风斗古城》出版于1962年。作者李英儒（1914—1989），河北清苑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长期从事部队文艺工作。这部长篇小说虽属革命历史题材，但它的成功之处在于描写中共地下斗争的传奇故事。作品反映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后斗争，塑造了杨晓冬、金环等地下工作者的英雄形象。情节比较复杂，多用巧合构成，但生活细节的表现比较真实细腻，这使作品具有了波澜起伏、引人入胜的艺术特点。艺术形象的塑造在赋予这些英雄人物以政治上绝对纯洁和高尚的同时，还努力体现人物更丰富的个性，使他们更加立体和生动。如女主人公金环和银环姐妹，各有个性，在性格上形成泼辣热情和沉静美丽的鲜明对照。
作品在反映革命斗争的同时，还注意点染人性色彩。母子情，男女爱情，虽然都是作为政治、阶级感情的附属物和陪衬物而存在的，没有得到深入的挖掘和细致的表达，但是，它们毕竟丰富了作品所反映的生活世界，也使作品增添了几分感人的人情味。正由于这些，作品在问世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当然，作品依然没有突破流行模式的局限，如“大团圆”结局，因凸显英雄人物胜利而出现的太多的巧合，都使作品无法深层次地表现出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英雄人物和反面人物都显得僵硬，显得脸谱化和简单化。
1957年面世的《小城春秋》也是描写中共地下斗争的长篇小说。作者高云览（1910—1956），福建厦门人，曾与参与厦门大劫狱的共产党员有深入交往，对事件过程有细致的了解。1952年至1956年，他全力以赴创作《小城春秋》，表现此一历史事件。
作品的主题非常鲜明，那就是歌颂为革命而奉献自己青春乃至生命的先烈，歌颂他们坚定不屈的革命意志。故事情节有一定的曲折性和紧张感，小说的结构也具有动静结合、有张有弛的特点。但作者显然缺乏艺术的整体性把握能力。有些地方叙述得不够流畅清晰，人物形象也基本上囿于单一的政治层面，性格扁平，反面人物显得漫画化和概念化。
【思考与练习】
1.怎样理解五六十年代长篇小说的史诗追求？
2.怎样理解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的美学差异？
3.五六十年代农村题材长篇小说的共性与差异是什么？
[1] 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见《春朝集》，51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2] 吴强：《红日·修订本序言》，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
[3] 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自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 欧阳山：《谈〈三家巷〉》，载《羊城晚报》，1959-12-05。
[5] 冯雪峰：《论〈保卫延安〉》，见《冯雪峰论文集》，下册，24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 冯雪峰：《论〈保卫延安〉》，见《冯雪峰论文集》，下册，253页。
[7] 茅盾：《反映社会主义跃进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见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争取社会主义文学的更大繁荣》，29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60。
[8] 吴强：《写作〈红日〉的情况和一些体会》，载《人民文学》，1960（1）。
[9] 侯金镜：《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载《文艺报》，1958（3）。
[10] 侯金镜：《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载《文艺报》，1958（3）。
[11]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7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7。
[12] 郭沫若：《〈新儿女英雄传〉·序》，见袁静、孔厥：《新儿女英雄传》，上海，海燕书店，1949。
[13] 郭开：《略谈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载《中国青年》，1959（2）。
[14] 郭开：《就〈青春之歌〉谈文艺创作和批评中的几个原则问题》，载《文艺报》，1959（4）。
[15] 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自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6] 在当时沈雁冰的讲话中，确实是把这些创作纳入“革命历史题材”文学范围中。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10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7] 李劼人：《李劼人谈创作经验》，载《草地》，1957（12）。
[18] 李劼人：《〈大波〉第二部书后》，见《大波》第二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9] 李士文：《李劼人的生平和创作》，249页，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
[20] 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自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1] 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自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2] 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载《延河》，1963（8）。
[23] 《文艺报》编辑部：《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载《文艺报》，1964（8、9）。
[24] 黄秋耘：《〈山乡巨变〉琐谈》，载《文艺报》，1961（2）。
[25] 黄秋耘：《〈山乡巨变〉琐谈》，载《文艺报》，1961（2）。
[26] 宋遂良：《秀丽的楠竹和挺拔的白杨》，载《文艺报》，1979（2）。
[27] “中美合作所”，全称为“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为共同对日作战而成立的机构，主要从事搜集日军情报等工作，对抗日战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并非集中营，日本投降后即撤销。《红岩》中故事发生时，“中美合作所”已不存在。见何蜀：《文艺作品中与历史上的中美合作所》，载《书屋》，20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