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懋庸（1910—1977），浙江上虞人，“左聯”時期的雜文新秀，“魯迅風”雜文的重要代表作家之一，曾與唐弢並稱為“雙璧”，名重一時。“百花”時期，徐懋庸重操雜文舊業。據徐懋庸自述，1956年7月，“《人民日報》改版，在八版上又出現了雜文，我在漢口，讀著讀著，有一天忽然又發生了一個想頭，現在的雜文，似乎我也可以寫一點，於是寄了一篇去”[9]。這就是徐懋庸在1949年後以“弗先”為筆名所寫的第一篇雜文《想到〈活捉〉》。此後，在不足一年的時間裏，徐懋庸把積壓在胸中多年的一些感想陸續訴諸筆端，在京、津、滬以及武漢等地的報刊上發表了近百篇雜文。更以《小品文的新危機》一文，引起了有關雜文在當代命運的討論。他認為，雜文應該在民主的基礎上發展起來，“民主的意義之一就是人民要求的多樣性，因此雜文也應該多樣性，可以歌頌光明，也可以揭露黑暗”，“雜文作家要養成對黑暗的敏感”。[10]
徐懋庸這一時期的雜文，批判的矛頭主要指向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對特權思想、不民主作風、不尊重科學的蠻幹行為進行了尖銳的批評和猛烈的抨擊。如《批評和團結》《老實和聰明》《敵與友的關係》《同與異》《簡單與複雜》《社會的愛護與自己的奮鬥》《“思”和“隨”》《英雄的意誌和感情》等文，都是從社會人生的一係列矛盾現象中分析出問題的實質和關鍵。尤其是在《不要怕民主》和《不要怕不民主》這兩篇雜文中，他針對一些人對民主所持的片麵、狹隘的觀點，進行了辯證的分析。在《真理歸於誰家》一文中，徐懋庸認為，任何個人，不管有產、無產，黨員、非黨員，前輩、後學，都不要事先肯定自己是真理的獨占者，而要肯定每個人都有發現真理的可能，正確的態度是：服從真理，不管是誰發現的；修正錯誤，盡管是自己所犯的。隻有經過百家爭鳴，“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才能分清是非真假，驅除官僚主義、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的陰影，從而使科學繁榮，真理成為人民大眾的公器。通過《教條主義和心》一文，作者生動地刻畫了“自以為階級性強，原則性強，掌握大道理，反對小道理”的教條主義理論家的形象。文章最後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教條主義的嚴重危害性：教條主義者被許多空洞的教條塞住了自己的心，因此，他們的心就不能感覺到別人的心的跳動，更不能體驗到實際生活的意義。他們自己在玩弄教條中，也許感到抽鴉片似的昏昏沉沉的快樂，而想不到別人——尤其是青年們卻被他們的教條熏得昏昏沉沉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