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懋庸（1910—1977），浙江上虞人，“左联”时期的杂文新秀，“鲁迅风”杂文的重要代表作家之一，曾与唐弢并称为“双璧”，名重一时。“百花”时期，徐懋庸重操杂文旧业。据徐懋庸自述，1956年7月，“《人民日报》改版，在八版上又出现了杂文，我在汉口，读着读着，有一天忽然又发生了一个想头，现在的杂文，似乎我也可以写一点，于是寄了一篇去”[9]。这就是徐懋庸在1949年后以“弗先”为笔名所写的第一篇杂文《想到〈活捉〉》。此后，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徐懋庸把积压在胸中多年的一些感想陆续诉诸笔端，在京、津、沪以及武汉等地的报刊上发表了近百篇杂文。更以《小品文的新危机》一文，引起了有关杂文在当代命运的讨论。他认为，杂文应该在民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民主的意义之一就是人民要求的多样性，因此杂文也应该多样性，可以歌颂光明，也可以揭露黑暗”，“杂文作家要养成对黑暗的敏感”。[10]
徐懋庸这一时期的杂文，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对特权思想、不民主作风、不尊重科学的蛮干行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和猛烈的抨击。如《批评和团结》《老实和聪明》《敌与友的关系》《同与异》《简单与复杂》《社会的爱护与自己的奋斗》《“思”和“随”》《英雄的意志和感情》等文，都是从社会人生的一系列矛盾现象中分析出问题的实质和关键。尤其是在《不要怕民主》和《不要怕不民主》这两篇杂文中，他针对一些人对民主所持的片面、狭隘的观点，进行了辩证的分析。在《真理归于谁家》一文中，徐懋庸认为，任何个人，不管有产、无产，党员、非党员，前辈、后学，都不要事先肯定自己是真理的独占者，而要肯定每个人都有发现真理的可能，正确的态度是：服从真理，不管是谁发现的；修正错误，尽管是自己所犯的。只有经过百家争鸣，“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才能分清是非真假，驱除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阴影，从而使科学繁荣，真理成为人民大众的公器。通过《教条主义和心》一文，作者生动地刻画了“自以为阶级性强，原则性强，掌握大道理，反对小道理”的教条主义理论家的形象。文章最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性：教条主义者被许多空洞的教条塞住了自己的心，因此，他们的心就不能感觉到别人的心的跳动，更不能体验到实际生活的意义。他们自己在玩弄教条中，也许感到抽鸦片似的昏昏沉沉的快乐，而想不到别人——尤其是青年们却被他们的教条熏得昏昏沉沉的痛苦。
徐懋庸的杂文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揭露问题和针砭现实上，而是对事物本质进行多侧面、多层次的剖析和说理。他的说理不干巴浅露，因为他在说理的同时，其形象思维也相当活跃。如《武器、刑具和道具》一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徐懋庸从刀在不同人手上分别充当武器、刑具和道具的不同用途，分析了古今中外三种“理论家”：一种是真正以理论为武器，在交锋中分胜负的战士；一种是以理论为“刑具”，极其残酷的人；一种是以理论为道具，耍些“花招”，为了赚钱的艺人。尤其是对第二种人，他的剖析特别深刻，可谓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他这一时期的杂文在当代杂文发展史上有着特别的价值与意义。1957年，徐懋庸因这些杂文而成为“右派”，姚文元曾连续发表八篇文章加以批判。
“三家村”是指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个专栏作者。邓拓（1912—1966），福建闽侯人。吴晗（1909—1969），原名吴春晗，浙江义乌人。廖沫沙（1907—1991），原名廖家权，湖南长沙人。“三家村”得名源于60年代初他们在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上开辟的“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三家村”杂文，主要是指三位作者在60年代前期创作的杂文。
“三家村”杂文出现在60年代初期政策调整的转折阶段。其时，中国社会由于盲目开展违背经济规律的“大跃进”运动，生产力被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出现了全国范围的大饥荒。加上思想领域内开展的“反右派”“反右倾”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使人们感到疑惑和压抑。严重的危机使得中共中央于1960年9月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也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强调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日报》《北京晚报》等报纸的副刊先后开辟了杂文专栏，旨在让人们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鼓励乐观向上的精神，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三家村”杂文就这样产生了，其创作的动机正如邓拓在《燕山夜话》的第一篇文章《生命的三分之一》中谈道的：“我之所以想利用夜晚的时间，向读者同志们做这样的谈话，目的也不过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珍惜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使大家在整天的劳动、工作以后，以轻松的心情，领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识而已。”
“三家村”的成员邓拓、吴晗、廖沫沙都是知识广博的人。他们在杂文中纵谈读书治学、人生修养、历史文物、民俗人情、草木虫鱼，呈现出一种谈心、引导式的叙述风貌，其态度和语调是温和节制的。但在这些平易、委婉、朴素的文字中，仍有不少“不为陈言肤词，不为疏慢之语”的篇章，也不乏匡时救弊、扶正祛邪、捍卫真理、无私无畏的凛然正气和坦**襟怀。
“三家村”作者对当时社会上泛滥成灾的说假话、大话、空话的行为予以了尖锐抨击。例如邓拓在《伟大的空话》中，不仅深刻地揭露了那些不讲实际效果、欺骗和吓唬人的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废话对人类社会的危害，而且特别指出那种“伟大的空话”因为有华丽的外衣和动听的辞藻的包装，特别容易迷惑天真烂漫的青少年，危害更甚。告诫人们遇事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慎重态度，千万不要说大话，吹牛皮，否则将在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与此同时，“三家村”作者还即小见大，借古鉴今，在杂文中勾勒出了形形色色的“假、大、空”人物的丑恶嘴脸：邓拓的《三种诸葛亮》勾画了以孔明自诩，却终于原形毕露，被天下人耻笑的“带汁的诸葛亮”；《说大话的故事》展示了嫉妒孟尝君能养士，就胡乱吹嘘自己也有三千食客，可经不住实地考察，一看就露馅的季孙氏和一派胡言的方士；《两则外国寓言》描写了夸口要烧干海，却只是空放一通谣言，“害羞地飞去”的山雀。吴晗的《赵括和马谡》则塑造了只会纸上谈兵，导致了自己被杀，还使赵军被活埋45万的赵括，以及既无战争实际知识，亦无临机应变经验，却刚愎自用，兵败被杀的马谡。这些杂文，在“大跃进”刚过去不久的情况下就出现了，其针对性非常鲜明。
邓拓写于1957年的《废弃“庸人政治”》从一件“瞎指挥”的事件谈起：某县下一道将全县的棉花都在同一天“打尖”的命令，结果使许多棉花未到“打尖”时也硬被打了尖。作者明确指出这种“庸人政治”除了让那些真正没有出息的庸人自我陶醉之外，根本毫无用处，奉劝人们遇事要深思熟虑，千万不要罔顾事实，乱作主张，以免害死人。此外，吴晗的《神仙会和百家争鸣》和邓拓的《“批判”正解》两文，还针对意识形态领域内出现的“左”倾偏差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提倡学术讨论的百家争鸣。认为“批判”其实是对各种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透过现象抓住本质的研究过程，绝非以“打击”或“否定”一切为目的的“武断”行径。这一系列杂文生动形象地为那些官僚主义者画了一幅像，批判了当时的“政治流行病”——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三家村”杂文在抨击时弊的同时，还积极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主张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如廖沫沙的《从一篇古文看调查研究》就对《战国策》中《邹忌讽齐王纳谏》一文作出了独到新颖的解释，指出这篇古文是说有问题就应“实事求是”，作“调查研究”，从共同中找出差别，从特殊中找到一般，从杂乱无章的客观现象中寻找出它的规律，只有这样，才能与客观实际相符合。在《有账必须算》《且谈收与藏》《从“无数”到“有数”》等一系列杂文中，廖沫沙进一步提醒人们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努力做到心中有数。
不过，在我们合理地肯定“三家村”杂文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具有批判锋芒的文章在他们的全部杂文作品中占有较小的比例；更应该意识到，他们这时期之所以热衷于写杂文，仍然是作为高级干部在为“调整”时期的政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