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懋庸（1910—1977），浙江上虞人，“左聯”時期的雜文新秀，“魯迅風”雜文的重要代表作家之一，曾與唐弢並稱為“雙璧”，名重一時。“百花”時期，徐懋庸重操雜文舊業。據徐懋庸自述，1956年7月，“《人民日報》改版，在八版上又出現了雜文，我在漢口，讀著讀著，有一天忽然又發生了一個想頭，現在的雜文，似乎我也可以寫一點，於是寄了一篇去”[9]。這就是徐懋庸在1949年後以“弗先”為筆名所寫的第一篇雜文《想到〈活捉〉》。此後，在不足一年的時間裏，徐懋庸把積壓在胸中多年的一些感想陸續訴諸筆端，在京、津、滬以及武漢等地的報刊上發表了近百篇雜文。更以《小品文的新危機》一文，引起了有關雜文在當代命運的討論。他認為，雜文應該在民主的基礎上發展起來，“民主的意義之一就是人民要求的多樣性，因此雜文也應該多樣性，可以歌頌光明，也可以揭露黑暗”，“雜文作家要養成對黑暗的敏感”。[10]
徐懋庸這一時期的雜文，批判的矛頭主要指向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對特權思想、不民主作風、不尊重科學的蠻幹行為進行了尖銳的批評和猛烈的抨擊。如《批評和團結》《老實和聰明》《敵與友的關係》《同與異》《簡單與複雜》《社會的愛護與自己的奮鬥》《“思”和“隨”》《英雄的意誌和感情》等文，都是從社會人生的一係列矛盾現象中分析出問題的實質和關鍵。尤其是在《不要怕民主》和《不要怕不民主》這兩篇雜文中，他針對一些人對民主所持的片麵、狹隘的觀點，進行了辯證的分析。在《真理歸於誰家》一文中，徐懋庸認為，任何個人，不管有產、無產，黨員、非黨員，前輩、後學，都不要事先肯定自己是真理的獨占者，而要肯定每個人都有發現真理的可能，正確的態度是：服從真理，不管是誰發現的；修正錯誤，盡管是自己所犯的。隻有經過百家爭鳴，“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才能分清是非真假，驅除官僚主義、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的陰影，從而使科學繁榮，真理成為人民大眾的公器。通過《教條主義和心》一文，作者生動地刻畫了“自以為階級性強，原則性強，掌握大道理，反對小道理”的教條主義理論家的形象。文章最後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教條主義的嚴重危害性：教條主義者被許多空洞的教條塞住了自己的心，因此，他們的心就不能感覺到別人的心的跳動，更不能體驗到實際生活的意義。他們自己在玩弄教條中，也許感到抽鴉片似的昏昏沉沉的快樂，而想不到別人——尤其是青年們卻被他們的教條熏得昏昏沉沉的痛苦。
徐懋庸的雜文並沒有僅僅停留在揭露問題和針砭現實上，而是對事物本質進行多側麵、多層次的剖析和說理。他的說理不幹巴淺露，因為他在說理的同時，其形象思維也相當活躍。如《武器、刑具和道具》一文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徐懋庸從刀在不同人手上分別充當武器、刑具和道具的不同用途，分析了古今中外三種“理論家”：一種是真正以理論為武器，在交鋒中分勝負的戰士；一種是以理論為“刑具”，極其殘酷的人；一種是以理論為道具，耍些“花招”，為了賺錢的藝人。尤其是對第二種人，他的剖析特別深刻，可謂是一針見血，入木三分。他這一時期的雜文在當代雜文發展史上有著特別的價值與意義。1957年，徐懋庸因這些雜文而成為“右派”，姚文元曾連續發表八篇文章加以批判。
“三家村”是指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個專欄作者。鄧拓（1912—1966），福建閩侯人。吳晗（1909—1969），原名吳春晗，浙江義烏人。廖沫沙（1907—1991），原名廖家權，湖南長沙人。“三家村”得名源於60年代初他們在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刊物《前線》上開辟的“三家村劄記”雜文專欄。“三家村”雜文，主要是指三位作者在60年代前期創作的雜文。
“三家村”雜文出現在60年代初期政策調整的轉折階段。其時，中國社會由於盲目開展違背經濟規律的“大躍進”運動，生產力被嚴重破壞，國民經濟發生了嚴重困難，出現了全國範圍的大饑荒。加上思想領域內開展的“反右派”“反右傾”等一係列政治運動，使人們感到疑惑和壓抑。嚴重的危機使得中共中央於1960年9月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毛澤東也在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強調要一切從實際出發，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日報》《北京晚報》等報紙的副刊先後開辟了雜文專欄，旨在讓人們增強克服困難的信心，鼓勵樂觀向上的精神，發揚實事求是的作風。“三家村”雜文就這樣產生了，其創作的動機正如鄧拓在《燕山夜話》的第一篇文章《生命的三分之一》中談道的：“我之所以想利用夜晚的時間，向讀者同誌們做這樣的談話，目的也不過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珍惜這三分之一的生命，使大家在整天的勞動、工作以後，以輕鬆的心情，領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識而已。”
“三家村”的成員鄧拓、吳晗、廖沫沙都是知識廣博的人。他們在雜文中縱談讀書治學、人生修養、曆史文物、民俗人情、草木蟲魚，呈現出一種談心、引導式的敘述風貌，其態度和語調是溫和節製的。但在這些平易、委婉、樸素的文字中，仍有不少“不為陳言膚詞，不為疏慢之語”的篇章，也不乏匡時救弊、扶正祛邪、捍衛真理、無私無畏的凜然正氣和坦**襟懷。
“三家村”作者對當時社會上泛濫成災的說假話、大話、空話的行為予以了尖銳抨擊。例如鄧拓在《偉大的空話》中，不僅深刻地揭露了那些不講實際效果、欺騙和嚇唬人的假話、大話、空話、套話、廢話對人類社會的危害，而且特別指出那種“偉大的空話”因為有華麗的外衣和動聽的辭藻的包裝，特別容易迷惑天真爛漫的青少年，危害更甚。告誡人們遇事要采取實事求是的慎重態度，千萬不要說大話，吹牛皮，否則將在事實麵前碰得頭破血流。與此同時，“三家村”作者還即小見大，借古鑒今，在雜文中勾勒出了形形色色的“假、大、空”人物的醜惡嘴臉：鄧拓的《三種諸葛亮》勾畫了以孔明自詡，卻終於原形畢露，被天下人恥笑的“帶汁的諸葛亮”；《說大話的故事》展示了嫉妒孟嚐君能養士，就胡亂吹噓自己也有三千食客，可經不住實地考察，一看就露餡的季孫氏和一派胡言的方士；《兩則外國寓言》描寫了誇口要燒幹海，卻隻是空放一通謠言，“害羞地飛去”的山雀。吳晗的《趙括和馬謖》則塑造了隻會紙上談兵，導致了自己被殺，還使趙軍被活埋45萬的趙括，以及既無戰爭實際知識，亦無臨機應變經驗，卻剛愎自用，兵敗被殺的馬謖。這些雜文，在“大躍進”剛過去不久的情況下就出現了，其針對性非常鮮明。
鄧拓寫於1957年的《廢棄“庸人政治”》從一件“瞎指揮”的事件談起：某縣下一道將全縣的棉花都在同一天“打尖”的命令，結果使許多棉花未到“打尖”時也硬被打了尖。作者明確指出這種“庸人政治”除了讓那些真正沒有出息的庸人自我陶醉之外，根本毫無用處，奉勸人們遇事要深思熟慮，千萬不要罔顧事實，亂作主張，以免害死人。此外，吳晗的《神仙會和百家爭鳴》和鄧拓的《“批判”正解》兩文，還針對意識形態領域內出現的“左”傾偏差和形而上學的錯誤，提倡學術討論的百家爭鳴。認為“批判”其實是對各種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透過現象抓住本質的研究過程，絕非以“打擊”或“否定”一切為目的的“武斷”行徑。這一係列雜文生動形象地為那些官僚主義者畫了一幅像，批判了當時的“政治流行病”——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形式主義和教條主義。“三家村”雜文在抨擊時弊的同時，還積極提倡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主張按照客觀規律辦事。如廖沫沙的《從一篇古文看調查研究》就對《戰國策》中《鄒忌諷齊王納諫》一文作出了獨到新穎的解釋，指出這篇古文是說有問題就應“實事求是”，作“調查研究”，從共同中找出差別，從特殊中找到一般，從雜亂無章的客觀現象中尋找出它的規律，隻有這樣，才能與客觀實際相符合。在《有賬必須算》《且談收與藏》《從“無數”到“有數”》等一係列雜文中，廖沫沙進一步提醒人們必須按照客觀規律辦事，努力做到心中有數。
不過，在我們合理地肯定“三家村”雜文的同時，也應該看到這種具有批判鋒芒的文章在他們的全部雜文作品中占有較小的比例；更應該意識到，他們這時期之所以熱衷於寫雜文，仍然是作為高級幹部在為“調整”時期的政治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