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第3版)

第四節 劉賓雁等人的報告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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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賓雁(1925—2005),吉林長春人。1943年讀高中時參加地下抗日鬥爭。1946年起先後在哈爾濱、沈陽等地從事教育和青年團工作。1951年調入北京《中國青年報》社。1955年開始發表報告文學作品。1957年成為“右派”。“**”後複出,發表了一係列影響巨大的報告文學。1985年當選為第四屆中國作協副主席。後移居海外。

1956年,劉賓雁發表了報告文學《在橋梁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在如何堅持報告文學的真實性和現實主義原則方麵進行了大膽的探索。《在橋梁工地上》中的羅立正本來是一個富有青春活力的熱情的人,進城後隨著社會地位的變化,思想日益僵化,認為“不犯錯誤,就是勝利”。工地上的一號橋墩受到洪峰威脅時,他不及時組織工人搶救,而是一味打電話請示工程局,電話打通了,橋墩也被衝垮了。麵對如此巨大的財產損失,他無動於衷,甚至慶幸自己“電話總算打通了——不管怎樣,我請示過了”。《本報內部消息》裏的陳立棟與羅立正的性格特點表麵上看有所差別,但實質上同樣是一個官僚主義的形象。他不像羅那樣靠老本度時光,工作上總是勤勤懇懇,但“勤懇”的背後隱藏著的完全是一己之私:想盡一切辦法保住總編輯這個位子。他對上對下采取的是截然不同的態度:對上曲意逢迎,俯首帖耳;對下則專橫武斷,唯我獨尊,比如利用職權壓製勇於進取、敢說實話的黃佳英,生怕給他捅“婁子”。作品對羅立正、陳立棟等官僚主義者與曾剛和黃佳英等思想解放、銳意進取的實幹家之間的矛盾鬥爭的描寫,對執政黨幹部隊伍中的主觀主義、保守主義思想作風的大膽揭露,具有鮮明的現實針對性,對“幹預生活”的時代要求進行了有力而形象化的實踐。

《在橋梁工地上》等作品在寫法上也參照“批評特寫”進行了新的嚐試。“批評特寫”在蘇聯又稱“研究性特寫”或“分析特寫”,它允許在尊重事實的基礎上有一定的想象虛構。這種觀念突破了對真人真事的“報告”,強調對現實材料進行藝術加工,更重要的是加以作者自己對生活的獨特感悟與判斷,突出矛盾鬥爭的尖銳性與複雜性,達到最大限度的真實。這種特寫的出現,標誌著我國報告文學增添了新的樣式和新的表現手法。但是,我國大部分報告文學作家並不認同這種虛構、想象的報告文學藝術形式,以至有人稱它們是“突破了規格的短篇小說”。也應該注意到,囿於特殊的時代文化語境,這類特寫並沒有深入挖掘生活“陰暗麵”更為深層的本質,劉賓雁自己也認識到:當時把官僚主義、革命意誌衰退等僅僅歸結為“主觀性質的東西”,而“幾乎沒有看到它們無不植根於我國社會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條件”,因而使作品的思想深度受到一定的影響。

不過,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這一類“批評特寫”的藝術嚐試很快就被接下來的“反右”鬥爭和“大躍進”的浪潮吞沒了,報告文學在一定程度上又回歸到對“共產主義新人新事新道德”的頌揚。至60年代初期,國民經濟進入調整期,物質生活雖然艱苦,“精神麵貌”卻很高漲。1963年3月5日毛澤東發出“向雷鋒同誌學習”的號召,更是成為共產主義精神的風向標。此期的報告文學呼應著這一要求,唱響一曲曲“讚歌”,如《英雄的列車》(郭光)、《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弟兄》(王石等)、《旱天不旱地——記閩南抗旱鬥爭》(郭小川)以及《看愚公怎樣移山》(東生)、《九龍江上的抗天歌》(李峰等)、《戰洪篇》(雪克等)等,熱情頌揚人們在與自然鬥爭中所呈現出的“共產主義理想與風格”。報道“共產主義新人新風”的作品更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如《向秀麗》(房樹民等)、《毛主席的好戰士——雷鋒》(甄為民等)、《紅桃是怎麽開的?——記黨的忠實女兒趙夢桃》(魏鋼焰)、《南京路上好八連》(西虹等)、《手》(巴金等)、《大慶精神大慶人》(袁木等)、《咱們的五個孩子》(冰心等)、《邢燕子》(《河北日報》記者和《唐山勞動日報》記者)、《斯霞和孩子》(徐文等)、《耿長鎖的故事》(劉懷章)等,都曾經在當時產生過一定的反響。

上述報告文學作品既有“事件報道”,更多的是“人物報道”,這當然是出於時代精神和政治文化的雙重需求。1960年《文藝報》第19期發表的《充分發揮報告文學的革命威力》一文指出,報告文學“可以寫景,可以記事,可以抒情,可以夾敘夾議”,“但塑造人物形象仍然是報告文學進一步提高的重要問題。因為要對現實生活作比較深刻的藝術概括,要對人民群眾和先進人物的精神麵貌進行比較深刻的描寫,都必須有生動鮮明的藝術形象”。因此這期間報告文學在人物塑造、組織結構與藝術手法等方麵出現了向著小說化方向傾斜的趨勢,這種小說化的方法,在曾產生很大影響的《小丫扛大旗》(黃宗英)、《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穆青)等作品中有著明顯表現。

【思考與練習】

1.1960年前後的兩次散文“**”有怎樣的異同?

2.怎樣理解這時期報告文學的精神品格?

3.怎樣評價“楊朔模式”?

[1] 鬱達夫:《中國新文學大係·散文二集·導言》,5頁,上海,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

[2] 張光年在《文藝報》召開的雜文問題座談會上的發言,載《文藝報》,1957(4)。

[3] 楊朔:《東方第一枝·小跋》,147~148頁,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

[4] 楊朔:《東方第一枝·小跋》,148頁。

[5] 劉白羽:《紅太陽頌》,見《紅色的十月》,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

[6] 秦牧:《散文領域——海闊天空》,見百花文藝出版社編:《筆談散文》,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62。

[7] 秦牧:《藝海拾貝》,26、28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

[8] 秦牧:《散文創作談》,見《散文創作藝術談》,6~7頁,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84。

[9] 徐懋庸:《我的雜文的過去和現在》,載《人民文學》,1957(7)。

[10] 回春(徐懋庸):《小品文的新危機》,載《人民日報》,1957-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