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宾雁（1925—2005），吉林长春人。1943年读高中时参加地下抗日斗争。1946年起先后在哈尔滨、沈阳等地从事教育和青年团工作。1951年调入北京《中国青年报》社。1955年开始发表报告文学作品。1957年成为“右派”。“**”后复出，发表了一系列影响巨大的报告文学。1985年当选为第四届中国作协副主席。后移居海外。
1956年，刘宾雁发表了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在如何坚持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和现实主义原则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在桥梁工地上》中的罗立正本来是一个富有青春活力的热情的人，进城后随着社会地位的变化，思想日益僵化，认为“不犯错误，就是胜利”。工地上的一号桥墩受到洪峰威胁时，他不及时组织工人抢救，而是一味打电话请示工程局，电话打通了，桥墩也被冲垮了。面对如此巨大的财产损失，他无动于衷，甚至庆幸自己“电话总算打通了——不管怎样，我请示过了”。《本报内部消息》里的陈立栋与罗立正的性格特点表面上看有所差别，但实质上同样是一个官僚主义的形象。他不像罗那样靠老本度时光，工作上总是勤勤恳恳，但“勤恳”的背后隐藏着的完全是一己之私：想尽一切办法保住总编辑这个位子。他对上对下采取的是截然不同的态度：对上曲意逢迎，俯首帖耳；对下则专横武断，唯我独尊，比如利用职权压制勇于进取、敢说实话的黄佳英，生怕给他捅“娄子”。作品对罗立正、陈立栋等官僚主义者与曾刚和黄佳英等思想解放、锐意进取的实干家之间的矛盾斗争的描写，对执政党干部队伍中的主观主义、保守主义思想作风的大胆揭露，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对“干预生活”的时代要求进行了有力而形象化的实践。
《在桥梁工地上》等作品在写法上也参照“批评特写”进行了新的尝试。“批评特写”在苏联又称“研究性特写”或“分析特写”，它允许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有一定的想象虚构。这种观念突破了对真人真事的“报告”，强调对现实材料进行艺术加工，更重要的是加以作者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感悟与判断，突出矛盾斗争的尖锐性与复杂性，达到最大限度的真实。这种特写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报告文学增添了新的样式和新的表现手法。但是，我国大部分报告文学作家并不认同这种虚构、想象的报告文学艺术形式，以至有人称它们是“突破了规格的短篇小说”。也应该注意到，囿于特殊的时代文化语境，这类特写并没有深入挖掘生活“阴暗面”更为深层的本质，刘宾雁自己也认识到：当时把官僚主义、革命意志衰退等仅仅归结为“主观性质的东西”，而“几乎没有看到它们无不植根于我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因而使作品的思想深度受到一定的影响。
不过，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这一类“批评特写”的艺术尝试很快就被接下来的“反右”斗争和“大跃进”的浪潮吞没了，报告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又回归到对“共产主义新人新事新道德”的颂扬。至60年代初期，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期，物质生活虽然艰苦，“精神面貌”却很高涨。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更是成为共产主义精神的风向标。此期的报告文学呼应着这一要求，唱响一曲曲“赞歌”，如《英雄的列车》（郭光）、《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王石等）、《旱天不旱地——记闽南抗旱斗争》（郭小川）以及《看愚公怎样移山》（东生）、《九龙江上的抗天歌》（李峰等）、《战洪篇》（雪克等）等，热情颂扬人们在与自然斗争中所呈现出的“共产主义理想与风格”。报道“共产主义新人新风”的作品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向秀丽》（房树民等）、《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甄为民等）、《红桃是怎么开的？——记党的忠实女儿赵梦桃》（魏钢焰）、《南京路上好八连》（西虹等）、《手》（巴金等）、《大庆精神大庆人》（袁木等）、《咱们的五个孩子》（冰心等）、《邢燕子》（《河北日报》记者和《唐山劳动日报》记者）、《斯霞和孩子》（徐文等）、《耿长锁的故事》（刘怀章）等，都曾经在当时产生过一定的反响。
上述报告文学作品既有“事件报道”，更多的是“人物报道”，这当然是出于时代精神和政治文化的双重需求。1960年《文艺报》第19期发表的《充分发挥报告文学的革命威力》一文指出，报告文学“可以写景，可以记事，可以抒情，可以夹叙夹议”，“但塑造人物形象仍然是报告文学进一步提高的重要问题。因为要对现实生活作比较深刻的艺术概括，要对人民群众和先进人物的精神面貌进行比较深刻的描写，都必须有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因此这期间报告文学在人物塑造、组织结构与艺术手法等方面出现了向着小说化方向倾斜的趋势，这种小说化的方法，在曾产生很大影响的《小丫扛大旗》（黄宗英）、《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穆青）等作品中有着明显表现。
【思考与练习】
1.1960年前后的两次散文“**”有怎样的异同？
2.怎样理解这时期报告文学的精神品格？
3.怎样评价“杨朔模式”？
[1]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5页，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2] 张光年在《文艺报》召开的杂文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载《文艺报》，1957（4）。
[3] 杨朔：《东方第一枝·小跋》，147～148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
[4] 杨朔：《东方第一枝·小跋》，148页。
[5] 刘白羽：《红太阳颂》，见《红色的十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6] 秦牧：《散文领域——海阔天空》，见百花文艺出版社编：《笔谈散文》，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62。
[7] 秦牧：《艺海拾贝》，26、28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8] 秦牧：《散文创作谈》，见《散文创作艺术谈》，6～7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4。
[9] 徐懋庸：《我的杂文的过去和现在》，载《人民文学》，1957（7）。
[10] 回春（徐懋庸）：《小品文的新危机》，载《人民日报》，1957-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