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1898—1968），原名田寿昌，湖南长沙人，早年留学日本，20世纪20年代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成为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之一。曾为左翼戏剧和电影的重要活动家，在话剧、戏曲与电影的创作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田汉先后担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人民戏剧》主编、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等职，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直接领导着戏剧事业。1966年年初，其新编历史京剧《谢瑶环》受到公开“批判”，“**”中被迫害致死。
新中国成立以前，田汉坚持“在野的戏剧运动”，保持了艺术家的独立个性与自由心态，创作戏剧、电影近百部，以《获虎之夜》《名优之死》和《丽人行》为代表，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此后，他创作和改编的戏剧作品，有的是趋时应制的时事宣传，如《朝鲜风云》（1950）；有的是幼稚的乌托邦政治鼓动，如《十三陵水库畅想曲》（1958）；有的带有明显的图解国家政策的倾向，如《文成公主》（1959）；甚至经他之手改编的古典戏曲，如《西厢记》（1958），也被涂以“阶级斗争”的色彩。在所有这些作品中田汉都注入了极高的政治热情。
1958年，他为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而创作的话剧《关汉卿》，虽然也依据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将戏剧冲突政治化，有悖历史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艺术精神，未能更充分真实地表现出作为艺术家的关汉卿，但是由于创作者和戏剧主人公同为戏剧家，由于《窦娥冤》等关剧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为民请命”的斗争精神与田汉以艺术反抗压迫、“为民请命”的戏剧生涯息息相通，剧中所描绘的人物及其命运还是扣人心弦的。同时，“反右”斗争给他的那种莫可名状的压抑感，于此也获得一次宣泄的契机。可以说，田汉在关汉卿身上找到了自我。关于关汉卿生平的史料很少，田汉自己则有过许多被统治者禁戏和争取戏剧创作、演出自由的经历。根据自身的经历和元代将“妄撰词曲，犯上恶言”作为死罪的律条，田汉围绕《窦娥冤》的创作与演出，虚构了关汉卿反抗权贵压迫，不惜牺牲生命“为民请命”的戏剧故事。戏剧主人公与恶势力誓不两立，恰如“蒸不熟、煮不烂、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的性格特征，也是作者所仰慕的。38年前，田汉曾以“Violin and Rose”作为艺术与爱情的象征，这是他深藏于灵魂、表现于创作的终生情结。即使此剧诞生于教条主义盛行的年代，剧中女演员朱帘秀仍然能够一面不惜以生命激励关汉卿的创作，捍卫他的艺术；一面与他深深相爱。剧中“那种强烈的正义感，那种不可征服的是非之心，那种‘为民请命’的斗争精神，最后都要在‘Violin and Rose’的情结中被赋予一种‘情’的力量，被升华为撞击灵魂的东西”[3]。
田汉不仅是一位话剧和电影作家，他一生都在推进中国戏曲的改革，探索一条与梅兰芳不同的戏曲改革道路。他将以京剧为代表的传统戏曲与时代结合起来，从“启蒙”与“革命”的需要出发对其进行改革与利用，把20世纪初开始的“戏曲改良”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他赋予了近二百年来在文学性上渐趋贫瘠化的京剧以表现现代意识的文学生命；他初步扭转了京剧“重戏不重人”的旧习，开辟了人物塑造的新路子；同时结束了旧剧只有演员没有作家的历史。1949年以后，田汉直接主持和领导了全国范围的“戏改”工作，并且继续沿着他自20世纪初以来开辟的使戏曲重新获得文学性的道路，创作、改编了《白蛇传》（1952）、《金鳞记》（1956）、《西厢记》（1958）、《谢瑶环》（1961）等戏曲剧本。在这些戏曲作品中，同样能够看到作者以阶级斗争理念图解人物的倾向和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的意图，但是由于戏曲样式与题材的传统性，这些作品还是多少保存了田汉的诗人和艺术家的本真。田汉的《白蛇传》以“情”之轻重真伪辨别是非，突破了一般的反封建主题，获得了更深层、更普遍的哲理内涵，实现了作者30多年来要把这个芜杂的神话故事“艺术纯化”的理想。他根据碗碗腔《女巡按》改编的《谢瑶环》表现了与《关汉卿》共同的“为民请命”主题，而更易于被看作对现实政治的影射。1966年《人民日报》发表“大批判”文章认为，“谢瑶环的‘为民请命’就是田汉的‘为民请命’”[4]。从此，这位热忱地以自己的戏剧创作服务于革命政治的诗人剧作家被“革命”的政治终结了创作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