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1899—1966），原名舒慶春，字舍予，滿族人，生於北京。1918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學校，長期從事教育工作。1949年應周恩來的召請，結束在美講學，回國投身新中國文化建設事業。他在新中國成立後創作了近20餘部話劇，熱忱地歌頌新時代新生活，但這些劇作的成就大都不高，值得一提的是《龍須溝》（1950），而《茶館》（1957）則更是一個例外的成功。“**”開始後，因不堪迫害，投水自殺。
三幕話劇《龍須溝》通過一個大雜院四戶人家在新舊社會不同生活的對比，描寫了北京龍須溝一帶勞動人民命運的巨大變化，是一曲新政府、新時代的頌歌。老舍非常熟悉北京下層人民的生活，又是一位特別善於刻畫人物的小說家，他筆下的程瘋子由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演員於是之表現於舞台，成為現實主義的文學描寫藝術和舞台表演藝術的一次成功結合。劇作家自己說：“假若《龍須溝》劇本也有可取之處，那就必是因為它創造出了幾個人物——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性格，模樣，思想，生活，和他（或她）與龍須溝的關係。”[5]
在三幕話劇《茶館》中，老舍以一個傑出小說家的寫作個性突破了話劇藝術的傳統結構，以駕馭語言、刻畫人物的深湛功力擴大了話劇作為一種藝術樣式的“邊界”。相對於小說的寫作而言，話劇寫作尤其是一種戴著鐐銬的舞蹈。這個“鐐銬”就是受時空限製的舞台。傳統的話劇為了征服舞台的極端有限性，總要創造一個整一的、集中的、極富衝突性的情節，通過這種情節塑造人物。《茶館》基本上放棄了這一追求，其時間跨度自戊戌變法至抗戰勝利長達半個世紀，戲中人物多達七八十個，其中有名有姓的就有40多人。主要不是依靠集中、統一的戲劇結構，而是加大語言描繪的功能，使劇中大多數有名有姓的人物獲得了鮮明的個性形象，其中像茶館掌櫃王利發、維新派實業家秦仲義（二爺）、茶館常客常四爺這幾個藝術形象不僅鮮明生動，而且具有相當豐富的性格內涵。考慮到舞台演出時間的有限長度，不難想象，這種話劇寫作的新嚐試，既是對話劇傳統結構的突破，也向導演提出了難題，而這一難題又恰是對導演藝術革新的推動。沒有焦菊隱那具有創新精神的現實主義導演藝術，《茶館》隻能停留在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