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历史题材受到戏剧和电影创作的特别关注：第一，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希望通过“革命史”和“革命精神”的艺术再现，感召人民集合于新政权的旗帜之下；第二，希望用自己的观点重新阐释历史，并用“正确”的结论来教育人民，统一思想；第三，更直接的原因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导致“左”倾教条主义文艺思潮泛滥，许多“干预生活”的现实题材作品受到粗暴的批评；“大跃进”运动和随之而来的灾难性后果使得真实地表现现实生活越来越困难，许多剧作家只好转向历史，造成历史题材创作相对繁荣的局面。
这一时期，表现“革命史”的戏剧及电影代表作品有：《万水千山》（话剧陈其通编剧，由总政话剧团1954年首演；电影由孙谦、成荫根据话剧改编，成荫、华纯导演，八一电影制片厂1959年出品）、《红色风暴》（话剧由集体创作，金山执笔，中国青年艺术剧院1958年首演；根据话剧改编拍摄的电影改名《风暴》，由金山编导，北京电影制片厂1959年出品）、《聂耳》（故事片，于伶编剧，郑君里导演，海燕电影制片厂1959年出品）、《兵临城下》（话剧由白刃、洛丁、李树楷编剧，沈阳话剧团1962年首演；电影由白刃、林农根据话剧改编，林农导演，长春电影制片厂1964年出品）、《革命家庭》（故事片，夏衍、水华根据陶承的回忆录《我的一家》改编，水华导演，北京电影制片厂1960年出品）、《洪湖赤卫队》（歌剧由朱本和、张敬安、欧阳谦叔、杨会召、梅少山等编剧，湖北省实验歌剧团1959年首演；电影系根据歌剧集体改编，由梅少山、张敬安执笔，谢添、陈方千导演，北京电影制片厂、武汉电影制片厂1961年联合出品）、《红色娘子军》（梁信编剧，谢晋导演，天马电影制片厂1961年出品）等；一般历史题材的戏剧及电影代表作品，除老舍、田汉、曹禺、郭沫若等老作家的创作之外，还有《甲午海战》（话剧，朱祖贻、李恍编剧，海政话剧团1962年首演）、《甲午风云》（故事片，希侬、叶楠、陈颖、李雄飞、杜梨编剧，林农导演，长春电影制片厂1962年出品）、《天京风雨》（话剧，费克编剧，王枫导演，江苏话剧团1962年左右演出）、《林则徐》（故事片，吕宕、叶元编剧，郑君里导演，海燕电影制片厂1959年出品）、《李时珍》（故事片，张慧剑编剧，沈浮导演，上海电影制片厂1956年出品）等；此外还有根据民间传说编写的歌舞剧与歌剧电影《刘三姐》（乔羽编剧，苏里导演，长春电影制片厂1960年出品）。所有这些作品，在剧本文学性的追求上，尤其在人物形象塑造和语言的提炼上，都有一定的成就，因而得到了当时观众的喜爱。但正如以上所指出的，它们都是“非个人性”的主流意识形态表述，无一例外地被高度政治化了。所以一旦观众的政治化情结淡化或消退，它们便不再如当初那样受欢迎了。
随着历史剧创作的备受关注，60年代初，出现了一场关于历史剧的论争。争论的一方认为，“历史剧是艺术，也是历史”：作为艺术，它应当穿透历史的表象，表现其必然的规律；作为历史，它还应当尊重历史的表象，其虚构不能违背历史上的“事实”[10]；争论的另一方则认为，“历史剧是艺术，不是历史”：它必须表现“历史的规律”，然而它有权利运用艺术的虚构超越历史“事实”的表象。[11]争论的双方都放弃了戏剧的艺术本质——表现“人”，而把表现社会学意义上的“历史规律”当作创作的宗旨，把艺术降为政治的工具，把戏剧家看作政治家和社会学家的奴仆。今天看来，论争的双方都缺乏应有的理论深度，但是这场论争却也能帮助后人认识当年历史剧创作在思想和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
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历史剧，其舞台作品，是郭沫若、田汉、曹禺的创作，其电影作品则可以《林则徐》和《甲午风云》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