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冷战”格局的大背景下，1949年海峡两岸国共分治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在根本上决定了50年代两岸文学的总体风貌有着诸多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主要表现在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紧张性，导致了国共两党在对文学功能的认识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都致力于把文学当作某种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如果说大陆的当代文学在体现文学的这一功能方面，只不过是30年代左翼文学和40年代延安文学的延续、深化和全面推广的话，那么50年代台湾文学注重文学的“工具性”，则是国民党败守台湾之后“反思”在大陆失败的结果，国民党当局认定在大陆时“全国文学艺术界一面倒反对政府”是造成河山易手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国民党当局一方面制定《戒严时期出版物管理办法》，“禁绝三十年代文学”，加强思想禁锢；另一方面大力培植忠于“党国”的“笔队伍”，以当局的政治优势和各类丰厚的奖项、奖金，鼓励和刺激他们“在文艺战线上忠诚执行扫**和建设的任务”[1]，倡导“反共文学”。
当大陆在五六十年代发起一系列与文学相关的批判运动，以“统一思想”的时候，台湾则从1949年11月开始，大力提倡“反共文学”，这一文学运动一直持续到1965年左右结束，历时15年，它最初由国民党的文化官员任卓宣、张道藩等人出面倡导，到1955年蒋介石亲自发出号召。在这期间，为了推广“反共文学”，国民党当局分别在1950年、1953年和1955年发起或支持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中国青年写作协会”和“台湾省妇女写作协会”。“反共文学”的主要特点是：（1）“反共复国”的意识形态内容成为贯穿始终的基本主题；（2）在“反共”的意识形态指导下对历史和现实生活进行歪曲；（3）主题先行和文学意识形态化导致严重的公式化和概念化。“反共文学”的重要作品有诗作《常住峰的青春》（葛贤宁）、《革命，革命》（纪弦）；小说《荻村传》（陈纪滢）、《旋风》（姜贵）、《蓝与黑》（王蓝）、《涟漪表妹》（潘人木）等。
国民党当局因在大陆的失败而引发的焦虑感和紧张感直接导致了它借助政治力量进行“反共文学”的提倡和推广，试图以此建立自己的“文学话语霸权”，并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为此，国民党当局在1960年以政治强力迫使《自由中国》停刊。这种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对文学的“工具化”利用和强化势必会极大地损害文学自身，在以上提及的“反共文学”作品中，除了不多的作品在“反共”的同时还能兼顾“文学”之外，大多数作品都成了“反共”的传声筒和宣传品，诗歌中的政治口号和小说中对中共（以及中共领导下的群众、行为）的丑化，几乎成了这类创作的固定形态，长期的、反复的“局限于揭发中共的贫穷、屠杀、无人性，以及心向王师这些教条”，终于使台湾的“反共文学”发展到难以为继的地步，到了1965年，“反共文学”终于被“进步的人文主义”替代。
五六十年代“冷战”的国际背景、50年代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国共两党40年代政治、军事对立关系的延续，使得五六十年代海峡两岸的大陆文学和台湾文学，在总体气质上显现出一种共同的因“紧张”而导致的对文学的政治功能的过度重视，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有其不难理解的“历史合理性”，但它对文学的损害却是显而易见的，在共同的思维和认识作用下，两岸的文学主题、文学内涵虽然因立场的不同而各不相同，但在互相丑化对方、起统一思想的作用、证明和强调自己的合法性等方面，却殊途同归，有着惊人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