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冷戰”格局的大背景下，1949年海峽兩岸國共分治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在根本上決定了50年代兩岸文學的總體風貌有著諸多的相似性，這種相似性主要表現在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的緊張性，導致了國共兩黨在對文學功能的認識上有著驚人的一致性：都致力於把文學當作某種意識形態的宣傳工具。如果說大陸的當代文學在體現文學的這一功能方麵，隻不過是30年代左翼文學和40年代延安文學的延續、深化和全麵推廣的話，那麽50年代台灣文學注重文學的“工具性”，則是國民黨敗守台灣之後“反思”在大陸失敗的結果，國民黨當局認定在大陸時“全國文學藝術界一麵倒反對政府”是造成河山易手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國民黨當局一方麵製定《戒嚴時期出版物管理辦法》，“禁絕三十年代文學”，加強思想禁錮；另一方麵大力培植忠於“黨國”的“筆隊伍”，以當局的政治優勢和各類豐厚的獎項、獎金，鼓勵和刺激他們“在文藝戰線上忠誠執行掃**和建設的任務”[1]，倡導“反共文學”。
當大陸在五六十年代發起一係列與文學相關的批判運動，以“統一思想”的時候，台灣則從1949年11月開始，大力提倡“反共文學”，這一文學運動一直持續到1965年左右結束，曆時15年，它最初由國民黨的文化官員任卓宣、張道藩等人出麵倡導，到1955年蔣介石親自發出號召。在這期間，為了推廣“反共文學”，國民黨當局分別在1950年、1953年和1955年發起或支持成立了“中國文藝協會”“中國青年寫作協會”和“台灣省婦女寫作協會”。“反共文學”的主要特點是：（1）“反共複國”的意識形態內容成為貫穿始終的基本主題；（2）在“反共”的意識形態指導下對曆史和現實生活進行歪曲；（3）主題先行和文學意識形態化導致嚴重的公式化和概念化。“反共文學”的重要作品有詩作《常住峰的青春》（葛賢寧）、《革命，革命》（紀弦）；小說《荻村傳》（陳紀瀅）、《旋風》（薑貴）、《藍與黑》（王藍）、《漣漪表妹》（潘人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