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冷戰”格局的大背景下，1949年海峽兩岸國共分治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在根本上決定了50年代兩岸文學的總體風貌有著諸多的相似性，這種相似性主要表現在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的緊張性，導致了國共兩黨在對文學功能的認識上有著驚人的一致性：都致力於把文學當作某種意識形態的宣傳工具。如果說大陸的當代文學在體現文學的這一功能方麵，隻不過是30年代左翼文學和40年代延安文學的延續、深化和全麵推廣的話，那麽50年代台灣文學注重文學的“工具性”，則是國民黨敗守台灣之後“反思”在大陸失敗的結果，國民黨當局認定在大陸時“全國文學藝術界一麵倒反對政府”是造成河山易手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國民黨當局一方麵製定《戒嚴時期出版物管理辦法》，“禁絕三十年代文學”，加強思想禁錮；另一方麵大力培植忠於“黨國”的“筆隊伍”，以當局的政治優勢和各類豐厚的獎項、獎金，鼓勵和刺激他們“在文藝戰線上忠誠執行掃**和建設的任務”[1]，倡導“反共文學”。
當大陸在五六十年代發起一係列與文學相關的批判運動，以“統一思想”的時候，台灣則從1949年11月開始，大力提倡“反共文學”，這一文學運動一直持續到1965年左右結束，曆時15年，它最初由國民黨的文化官員任卓宣、張道藩等人出麵倡導，到1955年蔣介石親自發出號召。在這期間，為了推廣“反共文學”，國民黨當局分別在1950年、1953年和1955年發起或支持成立了“中國文藝協會”“中國青年寫作協會”和“台灣省婦女寫作協會”。“反共文學”的主要特點是：（1）“反共複國”的意識形態內容成為貫穿始終的基本主題；（2）在“反共”的意識形態指導下對曆史和現實生活進行歪曲；（3）主題先行和文學意識形態化導致嚴重的公式化和概念化。“反共文學”的重要作品有詩作《常住峰的青春》（葛賢寧）、《革命，革命》（紀弦）；小說《荻村傳》（陳紀瀅）、《旋風》（薑貴）、《藍與黑》（王藍）、《漣漪表妹》（潘人木）等。
國民黨當局因在大陸的失敗而引發的焦慮感和緊張感直接導致了它借助政治力量進行“反共文學”的提倡和推廣，試圖以此建立自己的“文學話語霸權”，並達到“統一思想”的目的，為此，國民黨當局在1960年以政治強力迫使《自由中國》停刊。這種從政治意識形態的角度對文學的“工具化”利用和強化勢必會極大地損害文學自身，在以上提及的“反共文學”作品中，除了不多的作品在“反共”的同時還能兼顧“文學”之外，大多數作品都成了“反共”的傳聲筒和宣傳品，詩歌中的政治口號和小說中對中共（以及中共領導下的群眾、行為）的醜化，幾乎成了這類創作的固定形態，長期的、反複的“局限於揭發中共的貧窮、屠殺、無人性，以及心向王師這些教條”，終於使台灣的“反共文學”發展到難以為繼的地步，到了1965年，“反共文學”終於被“進步的人文主義”替代。
五六十年代“冷戰”的國際背景、50年代朝鮮戰爭的爆發，以及國共兩黨40年代政治、軍事對立關係的延續，使得五六十年代海峽兩岸的大陸文學和台灣文學，在總體氣質上顯現出一種共同的因“緊張”而導致的對文學的政治功能的過度重視，這在當時的曆史環境下有其不難理解的“曆史合理性”，但它對文學的損害卻是顯而易見的，在共同的思維和認識作用下，兩岸的文學主題、文學內涵雖然因立場的不同而各不相同，但在互相醜化對方、起統一思想的作用、證明和強調自己的合法性等方麵，卻殊途同歸，有著驚人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