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文学思潮与文学运动
第一节 “两个批示”的问世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引发的严峻形势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刘少奇在报告中认为造成大饥荒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彭真认为“如果毛主席的1%、1‰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1]毛泽东则表示要“第一个负责”。紧接着周恩来和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使广大知识分子受到极大的鼓舞，使得自1961年以来迫于形势而进行的调整工作愈加明朗，开始出现成效。但不久联系到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错误的清算，深为担忧的毛泽东很快将这一切视作受苏联修正主义的影响，在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北戴河会议”）上，他将党内对于“大跃进”运动的不同看法以及在农业和知识分子政策方面的局部调整，指斥为“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把反对国际修正主义与国内各种问题联系起来[2]，在意识形态领域迅速逆转，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全党把工作重心再次转向阶级斗争。第二年，毛泽东提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强调“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从而在全国城乡范围内进行阶级斗争，终于演变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成为无产阶级“**”的前奏。
在1964年年底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四清”问题时，毛泽东开始透露出阶级斗争的矛头所指。当他与刘少奇等人在对“四清”运动性质的评判上发生分歧时，即严厉批评了刘少奇，并指责北京存在着两个“独立王国”。如果说在报刊上连续发表“九评”，公开与苏联共产党论战是在群众中为这场斗争做舆论准备，那么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的“四清”运动就是广泛发动群众参与政治斗争的预演。在中共中央1965年1月14日发布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中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目标所指直逼党内高层。同时，“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很快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个人崇拜之风无限膨胀。权力基础、舆论基础和群众基础一切准备就绪，作为无产阶级“**”的指导思想及其理论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运作方式也基本形成。一年后，毛泽东终于明确指出了谁是“中国的赫鲁晓夫”，震惊世界的“**”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经毛泽东几番修改的周扬文章《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有这样一段很重要的话：“旧基地的清除不是一年工夫可以全部完成的。但是基本的道路算是开辟了，几十路、几百路纵队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战士可以在这条路上纵横驰骋了。”[3]可以说，在短暂的调整被迫停止之后，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发出，这个重新组织文艺创作队伍的计划被再次提上议事日程。政治主题迅速变换，文学领域刚刚出现的些许生机被更严厉的阶级斗争所扼杀，许多积极响应调整的创作在新的政治环境中受到批判，而且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灾难深重。在往“**”的演进过程中，文学一次次成为政治运动的切入口。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描写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斗争生活的小说《刘志丹》被说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毛泽东因此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是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4]这一论断推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阶级斗争逐步升级，同时促进了大规模的文艺批判的展开，文艺领域内极“左”思潮迅速升温。
1962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同华东省、市委书记谈话时，首先对戏剧提出含蓄的批评：“对修正主义有办法没有？要有一些人专门研究。宣传部门应多读点书，也包括看戏。”而目前的戏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提出“东风要占优势”。[5]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迅速作出反应，在上海市部分文艺工作者元旦座谈会上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口号。他要求文艺创作必须反映新中国成立十三年来的生活，强调只有写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三年才是社会主义的文艺。1963年4月中宣部文艺工作会议上，张春桥等大谈“大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受到周扬等人的质疑，但随着形势发展，对“大写十三年”持保留态度的《文艺报》1964年第1期发表社论《努力反映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附和且发挥“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和理论。
1963年12月12日在关于柯庆施抓曲艺的汇报材料上，毛泽东作了如下批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员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6]
这是毛泽东在“**”前夕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著名批示中的第一个。
1963年12月25日，作为对“大写十三年”的一次大检阅，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在上海开场，柯庆施在开幕式上大力鼓吹“大写十三年”，并严厉指责整个文艺界“十五年来成绩寥寥，不知干了些什么事。他们热衷于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戏剧，热衷于提倡洋的东西，古的东西，大演‘死人’、鬼戏……所有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们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7]。
“大写十三年”在将题材决定论推向顶点的同时，又成为一个积极回应阶级斗争的无坚不摧的政治口号，写不写“十三年”，成为区分两条道路的尺度，这就为批判一批作家和作品制造了口实。它与“大演革命现代剧”“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等口号在催生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上是一致的。
虽然周恩来指出“要写十三年，也要写一百零八年”，周扬等文艺界领导人最初也对这一口号作了一些抵制，然而最后不得不附和并有所发挥。《人民文学》于1965年发起了“大写社会主义新英雄”征文活动，周扬1965年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讲话时，甚至指出“对写十三年有抵触，还不就是对写社会主义有抵触？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
1963年下半年毛泽东不断对戏剧界提出批评，他虽然并未直接对“大写十三年”这一口号表示支持，但他批评戏剧界的着眼点恰恰也是题材问题——舞台上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或者就是洋人死人。毛泽东甚至挖苦道：文化部可以改名为“才子佳人部”或“外国死人部”。
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又在《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草稿上作了更严厉的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8]
这是毛泽东“**”前关于文艺问题的第二个批示。
这两个批示，实际上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创作的全面否定，对文艺组织管理工作的强烈不满。批示下达不久，文艺界迅速进行整风，掀起了大规模的批判“封资修”的运动，戏剧和电影首当其冲。1964年8月，毛泽东在《中宣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而实际上，由阳翰笙编剧、沈浮导演的《北国江南》“如果要挑这部影片的缺点，很明显，就是它落入了用阶级斗争推动情节发展的老套式，无论如何也挑不出‘修正主义’的思想倾向”[9]。批判它们只是出于发动新的政治运动的需要，《谢瑶环》（剧作者田汉）、《林家铺子》（改编者夏衍）等一大批作品被批判，其目的莫不是如此。批判的重点实际上指向在文艺界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四条汉子”。[10]
受康生鼓励写成的昆曲《李慧娘》，此刻被康生率先批判为“用厉鬼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早在1963年5月6—7日，《文汇报》就曾发表梁璧辉（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俞铭璜的化名）近两万字的长文《“有鬼无害”论》，批判了该剧以及廖沫沙评论该剧的《有鬼无害论》。这篇文章是江青通过柯庆施在上海组织完成的，被江青在“**”中称为“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判文章。该文发表后两天，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说：“有鬼无害论”是农村、城市阶级斗争的反映。1963年年底文化部主办的戏曲“推陈出新”座谈会上大批鬼戏，全国报刊开始大规模点名批判和围剿“毒草”。一大批文艺界的领导干部和代表人物，如文化部负责人齐燕铭、夏衍、徐光霄、徐平羽、陈荒煤，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中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中国剧协主席田汉等受到批判。大批判的狂潮，很快扩展至整个学术文化领域。
就在1964年后“革命”大批判全面开展、不断升级的同时，“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运动开始如火如荼地进行，宣传共产主义道德、树立毛泽东个人权威的雷锋题材作品以及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等受到广泛赞扬。而事实上，无论是“大写十三年”“活学活用”还是“突出政治”，在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势下，都暗含着一个无处不在的阶级斗争命题。如果说大规模的“四清”运动是“**”预演的话，那么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则直接拉开了“**”的序幕。
1959年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会上毛泽东针对“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以来的不良作风提出批评，提倡学习和研究海瑞。作为明史专家的吴晗积极响应号召，相继写作了《海瑞骂皇帝》《海瑞的故事》《清官海瑞》等文章。1960年年底应马连良再三约请，本不善写戏的吴晗七易其稿，写出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该剧表现明代隆庆年间海瑞任应天巡抚时除霸、退田和平冤狱的故事。1961年年初，《海瑞罢官》在北京正式演出，据称，“毛主席很高兴，在家里接见了主演海瑞的马连良，同他一起吃饭，请他唱海瑞，并说：戏好，海瑞是好人。还称赞剧本的文学写得不错，马连良回来告诉吴晗，说毛主席真伟大，礼贤下士，接近群众。吴晗听了非常高兴”[11]。可以说，吴晗在对待海瑞形象的处理上，是与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倡讲真话、进行国民经济调整保持一致的，而且还紧跟政治形势，针对庐山会议，一再小心谨慎地严格区分所谓真假海瑞。《海瑞罢官》中海瑞的整顿配合当时的经济调整，形象地宣扬了毛泽东的指示，曾经受到毛泽东的赞许。剧本的主题最终由退田改为除霸，对海瑞雷厉风行地整治贪官污吏的表现，也可以说正配合了中共中央纠正“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的行动，符合新的政治精神。政治上毫无“出格”之处。而在毛泽东的倡议和周扬的布置下，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海瑞题材的戏和文章，同样是讲真话的“魏征精神”也得到某种程度的提倡。
然而，政治主题迅速变换，1964—1965年，毛泽东先后授意批判《海瑞罢官》，都因受到彭真的抵制而未果。后来江青在毛泽东的部署和支持下，[12]赴上海组织写作班子，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发表，对《海瑞罢官》进行了严厉批判。该文对调整时期背景的分析、指责与毛泽东在1962年北戴河会议上的严厉批评如出一辙。因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姚文元的文章将他的问题指认为严重的现实政治问题，为更大规模将文学、学术等问题纳入政治范畴进行政治打击提供了可能，同时也能通过“层层剥笋”的方式直指吴晗身后的彭真、刘少奇等中央高级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