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是“**”的前奏。就在彭真主持制定《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强调学术争论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力图将《海瑞罢官》等问题限定在学术范畴，反对将学术批判混同于这种政治批判的时候，另一个针对它的重要文件也在加紧制定当中。
1966年2月，江青取得了林彪的支持，在上海秘密召集解放军总政治部有关干部，观看了30多部电影和三场戏，并阅读毛泽东有关文艺的论述，座谈部队文艺工作。在此期间，江青全盘否定了30年代文艺，指责京剧和电影等大量的文艺作品没有贯彻“两个批示”的精神。会后，刘亚丁等将江青在座谈会上的“一言谈”整理出纪要，但这份纪要很快被全盘否定。后来毛泽东指定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对该纪要进行全面修改，增加了许多座谈会上没有的内容，反复修改达30次之多，在此过程中，毛泽东还亲自作了三次修改，字数也从三千多字增加到一万多字。这一过程充分说明所谓座谈会根本不存在[13]，而只有这份兴师动众整理出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才是目的之所在，发动“**”急需这样一份以部队名义制订的具有震慑作用的文件。
经过毛泽东精心修改的《纪要》直接对抗《二月提纲》，反对将问题只限定在学术批判内。它是“两个批示”的直接结果。《纪要》将毛泽东1962年以来对文艺界的指责和意见进一步具体化，全面否定30年来的左翼文学成就。《纪要》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界被一条黑线专了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被划进这条黑线的主要论点有：“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等，即所谓“黑八论”。
同时，《纪要》还指出“文化革命要有破有立”，并提出了纲领：“我们要标新立异，我们的标新立异是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要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要提倡革命的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批评……把文艺批评的武器交给广大工农兵群众去掌握，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纪要》还大力标举江青参与的“革命现代京剧”的功绩：“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从事京剧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向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进攻，锋芒所向，使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从思想到形式，都发生了极大的革命，并且带动文艺界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纪要》第一次用文件的方式将江青推到“**”的政治前台，同时，明确提出“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为摧毁现有文艺组织，洗劫文艺界提供了依据。可以说，《纪要》在政治上催生出《五一六通知》，并与之同时成为具体发动群众进行“**”、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纲领性文件。
1966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将《纪要》批发全国，并指出该《纪要》“抓住了当前文艺工作上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4月18日，《解放军报》首次在社论中全面公布了《纪要》的观点和内容。1971年“九一三”事件[14]之后，删除了有关林彪的字句，抽掉林彪的信，将《纪要》更名为《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继续在文艺界贯彻执行。直至“**”结束两年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才于1979年5月3日撤销了该《纪要》。
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角响起，到“两个批示”后发动大规模的文艺批判运动，“四清”运动中又将锋芒明确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直到《纪要》的炮制出台，一条通过重新组织文艺队伍发动政治斗争的线索呈现出来，目标直接指向“**”。可以说，“两个批示”对文艺工作的批评和《纪要》对“黑线专政”的指责，以及对“大写十三年”和京剧现代戏的推崇都是为展开“**”而进行的意识形态氛围的营造。在文艺领域大力批判“帝王将相”，同时在现实政治中宣扬新的个人崇拜，发动群众的条件业已成熟，无休无止的大批判终于孕生出史无前例的“**”。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提出以后，整个意识形态领域调动一切资源，开展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批判运动。
除了鲁迅、《欧阳海之歌》《艳阳天》等少数作家、作品外，30年代以来的许多作家、作品都在“**”中遭到禁毁，同时对艺术家采取“革命行动”，将他们赶出城市和机关，分期分批地被送到工厂和农村。据新华社报道，到1966年2月为止，全国28个省市，有16万文艺工作者下乡下厂。他们不是搜集素材，而是参加“三大革命”，以改造思想为主。“**”全面爆发后，大规模地砸烂“文艺黑线”，解散各种文艺组织，停办各种文学刊物。艺术家被随意地批斗和拘禁，株连无数。1969年中共九大以后，“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文化部所属各单位和中国文联各协会全部人员被赶至“五七”干校接受集体劳动改造。被迫害致死者不计其数。实际上，这些大规模地批判“封资修”的运动不仅给予知识分子毁灭性的打击，对参与批判的年青一代，负面影响也极其深远。[15]
在批判中，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另外还有极少数的无名作者，以底层知识者的思考与经验，勇于质疑姚文元等人的文章，在断章取义的大批判面前回到常识，自觉抗争。马捷1965年11月30日在《文汇报》发表《也谈〈海瑞罢官〉》，指出姚文元“为了达到自己否定《海瑞罢官》的目的，不惜断章取义引用他人文章、断章取义地分析作品，其卑鄙程度是令人诧异的”，“《海瑞罢官》的意义决不是姚文元的诬蔑、造谣和中伤所能抹杀的”。遇罗克1966年2月13日在《文汇报》发表《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金为民的《关于新人、英雄形象塑造诸问题的质疑》被《文汇报》从1964年8月20日起连载三天。姚全兴1965年12月15日在《光明日报》发表《不能用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作者质问那些大批判的奇谈怪论：“如果按照这种奇怪的逻辑来进行文艺评论，那么写李自成起义的戏，就是要我们学习起义吗？”然而随着“**”的深入，这些可贵的异见很快就淹没在更大规模的大批判之中。他们本人也因积极抗争而遭到残酷迫害。在北京，遇罗克因著文抨击姚文元和撰写《出身论》，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决。上海则制造了有名的“桑伟川事件”。1969年11月，上海市煤气公司助理技术员桑伟川写了《评〈上海的早晨〉——与丁学雷同志商榷》投寄《文汇报》，对丁学雷歪曲和批判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的观点进行了驳斥，《文汇报》将此文作为“毒草”发表，上海市对桑伟川进行了近300次大型批斗，但桑伟川依然坚持己见，结果被扣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投入监狱长达七年。
1967年5月25日起，《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几个文件：《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5月29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公开发表。《纪要》中提出的“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将新中国成立以来“不能写小资产阶级”“不能写家务事儿女情”的规范推向极端。1968年5月23日于会泳在《文汇报》发表《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第一次提出“三个突出”的人物塑造原则：“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来；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来；在主要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即中心人物来。”后来姚文元对这一说法进行了润色，定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同时，将“三突出”理论规定为“无产阶级文艺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16]在整个“**”中，“三突出”不仅是创作的根本原则，也是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它将原本丰富多彩的实际生活和人物关系变成了简单庸俗的公式，从而产生了一批概念化的造神文学作品，同时也衍生出“**文学”的一系列“三字”教条，如“三陪衬”“三对头”“多侧面”等。
除了少数特殊身份的专业作家以外，越来越鼓励群众创作。1963—1971年，工农兵创作直接对阶级斗争和“**”作出了积极回应，原本有限的知识分子话语丧失了生存空间。同时，在形式上，大众化的墙报、故事会、打油诗、活报剧等群众文艺样式受到推崇，“**”前夕的《人民文学》《诗刊》等杂志都曾经打破文体的界限，举办征文，刊登这些能够迅速反映阶级斗争、立场鲜明、通俗易懂的诗文、特写、通讯等。它们虽然单调粗糙，却能有效地传达“**”的政治意图。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批林整风”运动。1971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载短评《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同时重新刊登毛泽东1949年为《人民文学》创刊的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此后，虽然主流文艺思潮尚未明显改变，但万马齐喑的局面终有所打破，文艺界适度解禁，少数作家暂时被解放出来，获得有限的创作机会。一些地方的文学刊物复刊，局面较此前略有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