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延安時期開始，文藝能否為政治服務、怎樣為政治服務成為評價文藝工作的重要尺度。在所有的文藝樣式中，戲劇受到特別的關注。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以後，改編傳統戲劇，表現新的鬥爭生活，直接為革命服務的戲劇受到重視。在延安先後出現了一批改編的劇目如《逼上梁山》《三打祝家莊》等。1944年毛澤東在延安看了新編曆史劇《逼上梁山》後，曾給編導楊紹萱、齊燕銘寫信，盛讚該劇是“舊劇革命的劃時期的開端”。
新中國成立後，文化部組建了“戲曲改進委員會”，指導有關禁演“有害”劇目和改革舊戲的工作。雖然戲劇的意識形態功能在不斷強化，然而與小說、詩歌、散文等文藝門類比起來，在表現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的新社會的建設與“階級鬥爭”方麵，自給自足性的傳統戲劇仍然是極其遜色的。對此，毛澤東很不滿。1963年12月毛澤東對文藝問題的第一個批示就直接針對著戲曲界的現狀。
在戲曲舞台上所謂“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受到批判的同時，京劇現代戲運動緊鑼密鼓地開展起來。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在北京舉行，文化部直屬單位和18個省、市、自治區的29個劇團參加，演出了《蘆**火種》《紅燈記》《智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團》《紅色娘子軍》等35個劇目。毛澤東有選擇地觀看了部分劇目並接見演職人員。這次大規模的會演，推動了京劇現代戲的“樣板化”。江青緊緊抓住了京劇現代戲運動，以實現其政治意圖。可以說，正是京劇的程式化、臉譜化等特點，為江青假手京劇改革推行“**”政治理念提供了可能。
為了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周年，1967年5月1日起，中央“**”小組安排上海的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海港》，芭蕾舞劇《白毛女》和山東的《奇襲白虎團》，會同北京的現代京劇《紅燈記》《沙家浜》，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交響音樂《沙家浜》在北京舉行了會演，曆時37天，演出218場。這八部作品後來被稱為八個“樣板戲”。這些“樣板戲”被認為“不僅是京劇的優秀樣板，而且是無產階級文藝的優秀樣板，也是無產階級**各個陣地上的‘鬥、批、改’的優秀樣板”。[17]連續二十多天，《人民日報》《紅旗》等不斷以醒目的版麵發表“樣板戲”的劇本、劇照。6月17日《人民日報》報道會演結束，號召“把革命樣板戲推向全國去”。從此，“唱樣板戲，做革命人”成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樣板戲”成為“階級鬥爭”的強大動力。“樣板戲運動”被賦予嚴格的規範性。1967年第10期《紅旗》撰文提出要“學習革命樣板戲，保衛革命樣板戲”。文章稱，演出“樣板戲”，一句台詞、一個台步、一束燈光、一個道具，甚至人物身上的一塊補丁都不能變動，否則就是“破壞革命樣板戲”，就要“舉起無產階級專政的鐵錘，堅決打擊破壞革命樣板戲的一小撮階級敵人”。“樣板戲”走進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擔負起特殊的政治使命。
第一批樣板戲出來之後，根據“樣板戲”範式生產的戲劇作品不僅數量極其有限，而且情節公式化、人物臉譜化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在戲劇文學上日益陷入“死胡同”。為了繼續向民眾灌輸“**”意識形態，同時營造“**”文藝的虛假繁榮，1970年7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文藝短評《做好普及革命樣板戲的工作》，從而掀起了一場全國範圍的“樣板戲”普及運動。“樣板戲”普及運動的內容有：中國京劇團、北京京劇團、上海京劇團、山東京劇團等創造“樣板戲”的“樣板團”到全國各地巡回演出，傳播“樣板”；全國各地各級的京劇團無一例外地複製“樣板”，其他劇種的藝術團體也都要積極地移植“樣板”；使用電影手段複製並傳播“樣板戲”的舞台演出；在基層開展“樣板戲”的業餘演出。由於“樣板戲”幾乎是當時唯一準許演出的戲劇，而戲劇活動在當時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十分匱乏的條件下又是人們娛樂的主要方式，一時間，全國的鄉鎮、工廠、學校都曾湧現過自己的李玉和、李鐵梅、阿慶嫂……
從1966年到1972年的六年間，全國沒有生產出一部故事片，拍攝“樣板戲”的舞台藝術片是這段時間電影藝術家唯一能夠開展的電影“藝術”活動。為采用電影的方式普及“樣板戲”，中央警衛部隊的“軍宣隊”進駐了北京電影製片廠，一批知名電影導演和攝影師被“解放”了出來。江青親自為“樣板戲”的電影製作製定了“還原舞台，高於舞台”的原則。這個原則的含義是：首先，必須忠實於“樣板戲”演出的舞台形式，不搞實景拍攝，禁止主觀鏡頭，反對電影化，維持觀眾的劇場感、舞台感，防止鏡頭藝術的真實性消解戲曲的假定性；其次，利用電影技術，如鏡頭、視角、用光、構圖、“蒙太奇”等手段，把“三突出”的“樣板戲”創作原則再推進一步，使銀幕英雄比舞台英雄更高大、突出，使“階級敵人”比他們在真實的舞台上更醜惡、渺小。
美術、曲藝、小說、詩歌等領域，學習和借鑒“樣板戲”經驗的運動也逐步展開。直至1971年，“樣板戲”一直壟斷著文壇，“樣板戲”盛行的同時，“**”最殘酷的鬥爭狂潮也在湧動，在各種抄家、批鬥等活動中，常常伴隨著“樣板戲”的演出、播放，“樣板戲”中的鬥爭模式、話語方式常常潛在地影響著參與“造反”的青年人，巴金後來說過：“誰不知道‘四人幫’橫行十年就靠這些‘樣板戲’替它們作宣傳，大樹它們的革命權威……大家不是看夠了‘李玉和’、‘洪常青’們在舞台下的表演嗎？”[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