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延安时期开始，文艺能否为政治服务、怎样为政治服务成为评价文艺工作的重要尺度。在所有的文艺样式中，戏剧受到特别的关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改编传统戏剧，表现新的斗争生活，直接为革命服务的戏剧受到重视。在延安先后出现了一批改编的剧目如《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看了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后，曾给编导杨绍萱、齐燕铭写信，盛赞该剧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
新中国成立后，文化部组建了“戏曲改进委员会”，指导有关禁演“有害”剧目和改革旧戏的工作。虽然戏剧的意识形态功能在不断强化，然而与小说、诗歌、散文等文艺门类比起来，在表现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新社会的建设与“阶级斗争”方面，自给自足性的传统戏剧仍然是极其逊色的。对此，毛泽东很不满。1963年12月毛泽东对文艺问题的第一个批示就直接针对着戏曲界的现状。
在戏曲舞台上所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受到批判的同时，京剧现代戏运动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文化部直属单位和18个省、市、自治区的29个剧团参加，演出了《芦**火种》《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等35个剧目。毛泽东有选择地观看了部分剧目并接见演职人员。这次大规模的会演，推动了京剧现代戏的“样板化”。江青紧紧抓住了京剧现代戏运动，以实现其政治意图。可以说，正是京剧的程式化、脸谱化等特点，为江青假手京剧改革推行“**”政治理念提供了可能。
为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1967年5月1日起，中央“**”小组安排上海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芭蕾舞剧《白毛女》和山东的《奇袭白虎团》，会同北京的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在北京举行了会演，历时37天，演出218场。这八部作品后来被称为八个“样板戏”。这些“样板戏”被认为“不仅是京剧的优秀样板，而且是无产阶级文艺的优秀样板，也是无产阶级**各个阵地上的‘斗、批、改’的优秀样板”。[17]连续二十多天，《人民日报》《红旗》等不断以醒目的版面发表“样板戏”的剧本、剧照。6月17日《人民日报》报道会演结束，号召“把革命样板戏推向全国去”。从此，“唱样板戏，做革命人”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样板戏”成为“阶级斗争”的强大动力。“样板戏运动”被赋予严格的规范性。1967年第10期《红旗》撰文提出要“学习革命样板戏，保卫革命样板戏”。文章称，演出“样板戏”，一句台词、一个台步、一束灯光、一个道具，甚至人物身上的一块补丁都不能变动，否则就是“破坏革命样板戏”，就要“举起无产阶级专政的铁锤，坚决打击破坏革命样板戏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样板戏”走进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担负起特殊的政治使命。
第一批样板戏出来之后，根据“样板戏”范式生产的戏剧作品不仅数量极其有限，而且情节公式化、人物脸谱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在戏剧文学上日益陷入“死胡同”。为了继续向民众灌输“**”意识形态，同时营造“**”文艺的虚假繁荣，1970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文艺短评《做好普及革命样板戏的工作》，从而掀起了一场全国范围的“样板戏”普及运动。“样板戏”普及运动的内容有：中国京剧团、北京京剧团、上海京剧团、山东京剧团等创造“样板戏”的“样板团”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传播“样板”；全国各地各级的京剧团无一例外地复制“样板”，其他剧种的艺术团体也都要积极地移植“样板”；使用电影手段复制并传播“样板戏”的舞台演出；在基层开展“样板戏”的业余演出。由于“样板戏”几乎是当时唯一准许演出的戏剧，而戏剧活动在当时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十分匮乏的条件下又是人们娱乐的主要方式，一时间，全国的乡镇、工厂、学校都曾涌现过自己的李玉和、李铁梅、阿庆嫂……
从1966年到1972年的六年间，全国没有生产出一部故事片，拍摄“样板戏”的舞台艺术片是这段时间电影艺术家唯一能够开展的电影“艺术”活动。为采用电影的方式普及“样板戏”，中央警卫部队的“军宣队”进驻了北京电影制片厂，一批知名电影导演和摄影师被“解放”了出来。江青亲自为“样板戏”的电影制作制定了“还原舞台，高于舞台”的原则。这个原则的含义是：首先，必须忠实于“样板戏”演出的舞台形式，不搞实景拍摄，禁止主观镜头，反对电影化，维持观众的剧场感、舞台感，防止镜头艺术的真实性消解戏曲的假定性；其次，利用电影技术，如镜头、视角、用光、构图、“蒙太奇”等手段，把“三突出”的“样板戏”创作原则再推进一步，使银幕英雄比舞台英雄更高大、突出，使“阶级敌人”比他们在真实的舞台上更丑恶、渺小。
美术、曲艺、小说、诗歌等领域，学习和借鉴“样板戏”经验的运动也逐步展开。直至1971年，“样板戏”一直垄断着文坛，“样板戏”盛行的同时，“**”最残酷的斗争狂潮也在涌动，在各种抄家、批斗等活动中，常常伴随着“样板戏”的演出、播放，“样板戏”中的斗争模式、话语方式常常潜在地影响着参与“造反”的青年人，巴金后来说过：“谁不知道‘四人帮’横行十年就靠这些‘样板戏’替它们作宣传，大树它们的革命权威……大家不是看够了‘李玉和’、‘洪常青’们在舞台下的表演吗？”[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