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延安時期開始，文藝能否為政治服務、怎樣為政治服務成為評價文藝工作的重要尺度。在所有的文藝樣式中，戲劇受到特別的關注。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以後，改編傳統戲劇，表現新的鬥爭生活，直接為革命服務的戲劇受到重視。在延安先後出現了一批改編的劇目如《逼上梁山》《三打祝家莊》等。1944年毛澤東在延安看了新編曆史劇《逼上梁山》後，曾給編導楊紹萱、齊燕銘寫信，盛讚該劇是“舊劇革命的劃時期的開端”。
新中國成立後，文化部組建了“戲曲改進委員會”，指導有關禁演“有害”劇目和改革舊戲的工作。雖然戲劇的意識形態功能在不斷強化，然而與小說、詩歌、散文等文藝門類比起來，在表現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的新社會的建設與“階級鬥爭”方麵，自給自足性的傳統戲劇仍然是極其遜色的。對此，毛澤東很不滿。1963年12月毛澤東對文藝問題的第一個批示就直接針對著戲曲界的現狀。
在戲曲舞台上所謂“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受到批判的同時，京劇現代戲運動緊鑼密鼓地開展起來。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全國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在北京舉行，文化部直屬單位和18個省、市、自治區的29個劇團參加，演出了《蘆**火種》《紅燈記》《智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團》《紅色娘子軍》等35個劇目。毛澤東有選擇地觀看了部分劇目並接見演職人員。這次大規模的會演，推動了京劇現代戲的“樣板化”。江青緊緊抓住了京劇現代戲運動，以實現其政治意圖。可以說，正是京劇的程式化、臉譜化等特點，為江青假手京劇改革推行“**”政治理念提供了可能。
為了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周年，1967年5月1日起，中央“**”小組安排上海的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海港》，芭蕾舞劇《白毛女》和山東的《奇襲白虎團》，會同北京的現代京劇《紅燈記》《沙家浜》，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交響音樂《沙家浜》在北京舉行了會演，曆時37天，演出218場。這八部作品後來被稱為八個“樣板戲”。這些“樣板戲”被認為“不僅是京劇的優秀樣板，而且是無產階級文藝的優秀樣板，也是無產階級**各個陣地上的‘鬥、批、改’的優秀樣板”。[17]連續二十多天，《人民日報》《紅旗》等不斷以醒目的版麵發表“樣板戲”的劇本、劇照。6月17日《人民日報》報道會演結束，號召“把革命樣板戲推向全國去”。從此，“唱樣板戲，做革命人”成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樣板戲”成為“階級鬥爭”的強大動力。“樣板戲運動”被賦予嚴格的規範性。1967年第10期《紅旗》撰文提出要“學習革命樣板戲，保衛革命樣板戲”。文章稱，演出“樣板戲”，一句台詞、一個台步、一束燈光、一個道具，甚至人物身上的一塊補丁都不能變動，否則就是“破壞革命樣板戲”，就要“舉起無產階級專政的鐵錘，堅決打擊破壞革命樣板戲的一小撮階級敵人”。“樣板戲”走進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擔負起特殊的政治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