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表麵上看，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期間，魯迅似乎得到了生前所沒有過的最高評價，然而受政治文化環境的製約，在宣傳和闡釋的過程中，始終存在著一條與魯迅文學精神相背離的政治功利性的線索，追求自由、民主、科學，反抗權威，批判國民性的啟蒙者的魯迅形象因現實政治需要長期被遮蔽。
魯迅逝世以後，1937年毛澤東在陝北公學的演講中說：“魯迅在中國的價值，依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則是現代中國的聖人”，“他並不是共產黨組織中的一個，然而他的思想、行動、著作，都是馬克思主義的。他是黨外的布爾什維克”。[19]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再次稱讚“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20]。毛澤東的這些評價在當時樹立了一個基於戰爭所需要的民族主義的崇高道德形象，同時將魯迅英雄化和革命化了。
與《新民主主義論》相比，《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對魯迅的闡釋卻發生了很微妙的變化。毛澤東一方麵明確表示魯迅的時代已經過去，不能再使用魯迅那樣的雜文筆法，否則就會成為革命所不歡迎的人；一方麵卻又號召“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魯迅的榜樣，作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21]在延安整風的背景中，魯迅的形象由《新民主主義論》中“衝鋒陷陣”的民族英雄形象轉變為在人民大眾麵前俯首帖耳的“牛”，新文化的方向也由“魯迅的方向”明確置換為“工農兵方向”了。這種闡釋的迥異體現了延安主流意識形態對於知識分子態度的轉變，也開始了對魯迅改造的文化工程。從此，對魯迅的政治宣揚與對魯迅啟蒙思想、批判思想和懷疑精神的淡化、消解同時並存。魯迅豐富深刻的內涵被抽空，簡化為一些教條和要義。啟蒙精神與“雜文”長時間地消失，對民眾的啟蒙被置換成對工農兵的無限崇拜，國民性被置換成階級性，現實戰鬥精神被置換成路線鬥爭。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後十七年，魯迅一直如臧克家的詩歌《有的人》所歌頌的那樣，被作為共產主義戰士、孺子牛的形象廣為宣傳。而魯迅“早期思想”尤其是他的個性主義、改造國民性主題則被視作應予否定的思想局限性，片麵強調其後期由所謂“小資產階級立場”向無產階級立場轉變的重大意義。在這樣的闡釋中，魯迅豐富的思想和文化內涵被遮蔽，魯迅漸漸成為一個抽象的思想和文化偶像。魯迅及其作品在新中國成立後成為一種國家資源，被納入體製之中進行規範化的出版與闡釋。對魯迅作品的整理、出版、研究被納入政治渠道，在公開出版前組織審查，統一注釋。出於政治需要，魯迅的相關書信被刪，有關注釋也經過特殊處理。
文藝成為階級鬥爭的工具，即使是魯迅及其作品也不能幸免。在中外無數文化遺產被否定的同時，魯迅也被抹上了濃重的階級鬥爭和“**精神”的油彩，麵目全非，致使魯迅及其作品長期被誤解和歪曲。有學者指出：“似乎魯迅在什麽時候、任何問題上都為我們留下了現成的結論，魯迅的話對現實無一不切合。大至政治運動，小至具體工作，都要拉魯迅來比附一番，從而使實用主義、庸俗社會學在魯迅研究領域惡性膨脹起來。”[22]
1962年後，魯迅被納入“興無滅資”的階級鬥爭視野中，將其鬥爭精神絕對化、庸俗化，產生了消極影響。毛澤東在對《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修改時，也特地加上“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魯迅為首的戰鬥的左翼文藝運動”；“特別是魯迅，也提出了文藝要為工農服務和工農自己創作文藝的口號”。[23]魯迅被認為是左翼文學以來唯一能抵擋住“文藝黑線”、體現毛澤東正確路線的代表，證實了“**”中對所謂“黑線人物”鬥爭與迫害的正確性，從而將魯迅精神窄化為“大無畏的、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片麵強調他“後期轉變”的革命意義，曲解其雜文的鬥爭性，從魯迅身上榨取資源，服務於“**”意識形態需要。
“**”爆發後不久，首都各界舉行紀念魯迅逝世30周年大會，1966年第14期《紅旗》以“紀念文化戰線上的偉大旗手魯迅”的專欄，發表姚文元、許廣平、郭沫若、陳伯達等在紀念魯迅大會上的發言。將魯迅的戰鬥精神限定在毛澤東思想體係之中，同時將魯迅的批判和戰鬥精神絕對化，為“**”的“造反”精神張目。姚文元在報告中鼓吹“紀念魯迅，首先和主要的，就是按照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大大發揚這種大無畏的、徹底的革命精神，敢想、敢說、敢做、敢闖、敢革命，鍛煉出一身無產階級的鋼筋鐵骨，同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同以蘇共領導集團為中心的修正主義、同那些反華大合唱中亂跳亂叫的啦啦隊、同國內外的反動勢力、同一切牛鬼蛇神戰鬥到底”；“紅衛兵戰士對剝削階級舊事物猛烈進攻的豐功偉績就是對魯迅的最好紀念”。許廣平則在《毛澤東思想的陽光照耀著魯迅》的發言中反複強調：“魯迅的心，向往著毛主席，跟隨著毛主席，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是魯迅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郭沫若在《紀念魯迅的造反精神》的發言中說：“魯迅如果還活在今天，他是會多麽高興啊！他一定會站在文化革命戰線的前頭行列，衝鋒陷陣，同我們一起，在毛主席的領導下，踏出前人所沒有走過的道路，攀上前人所沒有攀登的高峰。”
為證明“**”的合法性，在各種政治運動中，都充分利用魯迅的隻言片語進行宣傳。批周揚時引用“四條漢子”之說，批劉少奇時引用“痛打落水狗”之論，批林彪時引用“兩麵派”，“評法批儒”時引用“打孔家店”，“反擊右傾翻案風”時引用“投降派”之論。甚至連魯迅佚文的發現，也被及時用作政治鬥爭的注腳。[24]整個“**”期間，編印魯迅的各種語錄、言論集，為魯迅作品大規模地作注，成為一種群眾性的運動。“**”後期“四人幫”控製的《朝霞》《學習與批判》等雜誌刊發大量的研究魯迅的文章，姚文元還曾著手修改他的舊作《魯迅：中國文化革命的巨人》，並指令有關寫作組為其收集資料；石一歌的《魯迅的故事》《魯迅傳》（上），編造史實，將魯迅關於革命性、階級性的論述斷章取義，為“**”政治所用，在“**”後期有著廣泛的影響。在“**”期間的“造反”“評法批儒”“批水滸”“反擊右傾翻案風”等每一次政治運動，都從魯迅身上榨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資源。“魯迅研究”最終成為一場富有“**”特色的政治鬧劇。
【思考與練習】
1.“兩個批示”是在怎樣的背景下出現的？
2.《紀要》是如何出籠的？
3.“三突出”與“樣板戲運動”有怎樣的互哺關係？
[1] 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1026頁，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
[2] 會議期間，毛澤東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有些陽魂過來了，但陰魂未散，有的連陽魂也沒有過來。”並且當麵批評陳毅說：“人家請你講話總是有目的的，總要沾點光，沒有利益他不幹。”見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1006～1007頁。而姚依林曾回憶會議上劉少奇一言不發，周恩來則被攻擊。見姚錦：《姚依林百夕談》，167頁，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98。
[3] 周揚：《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載《人民日報》，1958-02-28。
[4] 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0冊，194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5] 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1225～1226頁。
[6] 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0冊，436～437頁。
[7] 柯慶施：《大力發展和繁榮社會主義戲劇，更好地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服務》，載《紅旗》，1964（15）。
[8] 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1冊，91頁。
[9] 朱寨：《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479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
[10] 據張光年回憶：“1965年，毛主席把周揚找去，他就相信康生、江青的材料，認為‘四條漢子’專橫把持文藝界，要公開批判其中的另外三位：夏衍、田漢、陽翰笙。毛對他說：‘你和這些人有千絲萬縷的聯係，下不了手吧？’”張光年：《回憶周揚》，見王蒙、袁鷹主編：《憶周揚》，8～9頁，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11] 蘇雙碧、王宏誌：《吳晗傳》，325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12] 毛澤東在1966年2月3日接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的談話中說：“我國的無產階級‘**’應該從1965年冬姚文元同誌對《海瑞罷官》的批判開始。那個時候，我們這個國家在某些部門、某些地方被修正主義把持了，真是水潑不進、針插不進。當時我建議江青同誌組織一下寫文章批判《海瑞罷官》，但就在這個紅色城市無能為力，無奈隻好到上海去組織，最後文章寫好了我看了三遍，認為基本上可以。”（陳晉：《文人毛澤東》，587～588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康生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言時也說：“上海市委執行主席指示，發表姚文元批判吳晗《海瑞罷官》文章。”（穆欣：《劫後長憶——十年動亂紀事》，17頁，香港，新天地出版社，1997）
[13] 劉誌堅：《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產生前後》，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30輯，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
[14] “九一三”事件，又稱“林彪事件”。1971年9月13日淩晨，林彪等強行登機外逃，在途經蒙古溫都爾汗附近時，機毀人亡。這一事件客觀上宣告了“**”理論和實踐的雙重破產。
[15] “批‘封’，割斷了他們與傳統文化的聯係，使他們很少懂‘國學’，成為沒有家園的文化‘孤兒’和‘浪子’；批‘資’，割斷了他們與西方文化、現代文明的聯係，使他們很少懂‘西學’，成為流不進大海的文化‘內陸河’和‘沼澤地’；批‘修’，割斷了他們與世界工人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的聯係，使他們隻能教條地理解‘老三篇’、‘老五篇’、‘毛主席語錄’，形成了斯大林主義的政治文化心理和民粹主義的道德倫理心態。”王東成：《“老三屆”的文化曆史使命》，載《中國青年研究》，1994（3）。
[16] 姚文元：《努力塑造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光輝形象》，載《紅旗》，1969（11）。
[17] 《紅旗》社論：《歡呼京劇革命的偉大勝利》，載《紅旗》，1967（6）。
[18] 巴金：《“樣板戲”》，見《無題集》，115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
[19] 毛澤東：《論魯迅》，見《毛澤東文集》，2卷，4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0]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見《毛澤東選集》，2版，2卷，69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1]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見《毛澤東選集》，2版，3卷，87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2] 袁良駿：《當代魯迅研究史》，362頁，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23] 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2冊，26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24] 1975年中山大學圖書館發現魯迅雜文佚文《慶祝滬寧克複的那一邊》，餘秋雨隨即在《學習與批判》1975年第8期發表《讀一篇新發現的魯迅佚文》，批判“右傾翻案風”。文章認為魯迅這篇雜文“客觀上批判了當時和以後的一切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甚至包括四十餘年後林彪一類以孔孟之道攻擊無產階級專政的種種謬論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