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上看，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期间，鲁迅似乎得到了生前所没有过的最高评价，然而受政治文化环境的制约，在宣传和阐释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条与鲁迅文学精神相背离的政治功利性的线索，追求自由、民主、科学，反抗权威，批判国民性的启蒙者的鲁迅形象因现实政治需要长期被遮蔽。
鲁迅逝世以后，1937年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的演讲中说：“鲁迅在中国的价值，依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个，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19]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再次称赞“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20]。毛泽东的这些评价在当时树立了一个基于战争所需要的民族主义的崇高道德形象，同时将鲁迅英雄化和革命化了。
与《新民主主义论》相比，《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鲁迅的阐释却发生了很微妙的变化。毛泽东一方面明确表示鲁迅的时代已经过去，不能再使用鲁迅那样的杂文笔法，否则就会成为革命所不欢迎的人；一方面却又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作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21]在延安整风的背景中，鲁迅的形象由《新民主主义论》中“冲锋陷阵”的民族英雄形象转变为在人民大众面前俯首帖耳的“牛”，新文化的方向也由“鲁迅的方向”明确置换为“工农兵方向”了。这种阐释的迥异体现了延安主流意识形态对于知识分子态度的转变，也开始了对鲁迅改造的文化工程。从此，对鲁迅的政治宣扬与对鲁迅启蒙思想、批判思想和怀疑精神的淡化、消解同时并存。鲁迅丰富深刻的内涵被抽空，简化为一些教条和要义。启蒙精神与“杂文”长时间地消失，对民众的启蒙被置换成对工农兵的无限崇拜，国民性被置换成阶级性，现实战斗精神被置换成路线斗争。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鲁迅一直如臧克家的诗歌《有的人》所歌颂的那样，被作为共产主义战士、孺子牛的形象广为宣传。而鲁迅“早期思想”尤其是他的个性主义、改造国民性主题则被视作应予否定的思想局限性，片面强调其后期由所谓“小资产阶级立场”向无产阶级立场转变的重大意义。在这样的阐释中，鲁迅丰富的思想和文化内涵被遮蔽，鲁迅渐渐成为一个抽象的思想和文化偶像。鲁迅及其作品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一种国家资源，被纳入体制之中进行规范化的出版与阐释。对鲁迅作品的整理、出版、研究被纳入政治渠道，在公开出版前组织审查，统一注释。出于政治需要，鲁迅的相关书信被删，有关注释也经过特殊处理。
文艺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即使是鲁迅及其作品也不能幸免。在中外无数文化遗产被否定的同时，鲁迅也被抹上了浓重的阶级斗争和“**精神”的油彩，面目全非，致使鲁迅及其作品长期被误解和歪曲。有学者指出：“似乎鲁迅在什么时候、任何问题上都为我们留下了现成的结论，鲁迅的话对现实无一不切合。大至政治运动，小至具体工作，都要拉鲁迅来比附一番，从而使实用主义、庸俗社会学在鲁迅研究领域恶性膨胀起来。”[22]
1962年后，鲁迅被纳入“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视野中，将其斗争精神绝对化、庸俗化，产生了消极影响。毛泽东在对《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修改时，也特地加上“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23]鲁迅被认为是左翼文学以来唯一能抵挡住“文艺黑线”、体现毛泽东正确路线的代表，证实了“**”中对所谓“黑线人物”斗争与迫害的正确性，从而将鲁迅精神窄化为“大无畏的、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片面强调他“后期转变”的革命意义，曲解其杂文的斗争性，从鲁迅身上榨取资源，服务于“**”意识形态需要。
“**”爆发后不久，首都各界举行纪念鲁迅逝世30周年大会，1966年第14期《红旗》以“纪念文化战线上的伟大旗手鲁迅”的专栏，发表姚文元、许广平、郭沫若、陈伯达等在纪念鲁迅大会上的发言。将鲁迅的战斗精神限定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之中，同时将鲁迅的批判和战斗精神绝对化，为“**”的“造反”精神张目。姚文元在报告中鼓吹“纪念鲁迅，首先和主要的，就是按照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大大发扬这种大无畏的、彻底的革命精神，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锻炼出一身无产阶级的钢筋铁骨，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同以苏共领导集团为中心的修正主义、同那些反华大合唱中乱跳乱叫的啦啦队、同国内外的反动势力、同一切牛鬼蛇神战斗到底”；“红卫兵战士对剥削阶级旧事物猛烈进攻的丰功伟绩就是对鲁迅的最好纪念”。许广平则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的发言中反复强调：“鲁迅的心，向往着毛主席，跟随着毛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郭沫若在《纪念鲁迅的造反精神》的发言中说：“鲁迅如果还活在今天，他是会多么高兴啊！他一定会站在文化革命战线的前头行列，冲锋陷阵，同我们一起，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踏出前人所没有走过的道路，攀上前人所没有攀登的高峰。”
为证明“**”的合法性，在各种政治运动中，都充分利用鲁迅的只言片语进行宣传。批周扬时引用“四条汉子”之说，批刘少奇时引用“痛打落水狗”之论，批林彪时引用“两面派”，“评法批儒”时引用“打孔家店”，“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引用“投降派”之论。甚至连鲁迅佚文的发现，也被及时用作政治斗争的注脚。[24]整个“**”期间，编印鲁迅的各种语录、言论集，为鲁迅作品大规模地作注，成为一种群众性的运动。“**”后期“四人帮”控制的《朝霞》《学习与批判》等杂志刊发大量的研究鲁迅的文章，姚文元还曾着手修改他的旧作《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并指令有关写作组为其收集资料；石一歌的《鲁迅的故事》《鲁迅传》（上），编造史实，将鲁迅关于革命性、阶级性的论述断章取义，为“**”政治所用，在“**”后期有着广泛的影响。在“**”期间的“造反”“评法批儒”“批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每一次政治运动，都从鲁迅身上榨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资源。“鲁迅研究”最终成为一场富有“**”特色的政治闹剧。
【思考与练习】
1.“两个批示”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2.《纪要》是如何出笼的？
3.“三突出”与“样板戏运动”有怎样的互哺关系？
[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026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2] 会议期间，毛泽东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并且当面批评陈毅说：“人家请你讲话总是有目的的，总要沾点光，没有利益他不干。”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006～1007页。而姚依林曾回忆会议上刘少奇一言不发，周恩来则被攻击。见姚锦：《姚依林百夕谈》，167页，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
[3] 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载《人民日报》，1958-02-28。
[4] 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0册，19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225～1226页。
[6] 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0册，436～437页。
[7] 柯庆施：《大力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戏剧，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载《红旗》，1964（15）。
[8] 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1册，91页。
[9] 朱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47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10] 据张光年回忆：“1965年，毛主席把周扬找去，他就相信康生、江青的材料，认为‘四条汉子’专横把持文艺界，要公开批判其中的另外三位：夏衍、田汉、阳翰笙。毛对他说：‘你和这些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下不了手吧？’”张光年：《回忆周扬》，见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8～9页，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11] 苏双碧、王宏志：《吴晗传》，32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12] 毛泽东在1966年2月3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的谈话中说：“我国的无产阶级‘**’应该从1965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上可以。”（陈晋：《文人毛泽东》，587～58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康生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时也说：“上海市委执行主席指示，发表姚文元批判吴晗《海瑞罢官》文章。”（穆欣：《劫后长忆——十年动乱纪事》，17页，香港，新天地出版社，1997）
[13] 刘志坚：《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30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14] “九一三”事件，又称“林彪事件”。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等强行登机外逃，在途经蒙古温都尔汗附近时，机毁人亡。这一事件客观上宣告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破产。
[15] “批‘封’，割断了他们与传统文化的联系，使他们很少懂‘国学’，成为没有家园的文化‘孤儿’和‘浪子’；批‘资’，割断了他们与西方文化、现代文明的联系，使他们很少懂‘西学’，成为流不进大海的文化‘内陆河’和‘沼泽地’；批‘修’，割断了他们与世界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联系，使他们只能教条地理解‘老三篇’、‘老五篇’、‘毛主席语录’，形成了斯大林主义的政治文化心理和民粹主义的道德伦理心态。”王东成：《“老三届”的文化历史使命》，载《中国青年研究》，1994（3）。
[16] 姚文元：《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载《红旗》，1969（11）。
[17] 《红旗》社论：《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载《红旗》，1967（6）。
[18] 巴金：《“样板戏”》，见《无题集》，11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19] 毛泽东：《论鲁迅》，见《毛泽东文集》，2卷，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0]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见《毛泽东选集》，2版，2卷，6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1]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毛泽东选集》，2版，3卷，8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2] 袁良骏：《当代鲁迅研究史》，362页，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23] 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2册，2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24] 1975年中山大学图书馆发现鲁迅杂文佚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余秋雨随即在《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8期发表《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批判“右倾翻案风”。文章认为鲁迅这篇杂文“客观上批判了当时和以后的一切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甚至包括四十余年后林彪一类以孔孟之道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种种谬论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