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以後，詩歌的主要形式是政治抒情詩和敘事詩，前者往往從配合階級鬥爭的理念出發，抒發革命豪情，後者主要通過農村、工廠等各種鬥爭事件的講述，告誡人們階級鬥爭的長期性和嚴峻性。可以說，那些在主題上不能配合階級鬥爭，風格上柔美、細膩的詩歌生存空間越來越小了。為了抒發“反帝反修”“繼續革命”的豪情，詩歌創作特別注重政治意蘊的開掘，而缺乏基本的審美意味，對政治形勢的圖解與想象已經取代了對真實生活和情感的體驗。1963年以來全國各地紛紛舉行詩歌朗誦活動，先後有“古巴詩歌朗誦會”“向雷鋒學習詩歌朗誦會”“紀念馬雅可夫斯基誕生七十周年詩歌朗誦會”“支持黑人鬥爭詩歌朗誦會”，這些詩歌朗誦會積極配合和推動政治運動，很多詩人、劇院、劇團、電台等參與其中。那些經過政治改造的，敘事色彩濃厚、通俗易懂的新民歌、說唱詩、故事詩得到《詩刊》及許多刊物的倡導，很多詩人自覺地運用這種方式進行寫作。
郭小川雖飽受政治教條主義的製約，其詩歌《望星空》等受到不公正的批判，然而“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使他的戰鬥品格和革命**再次釋放出來。他以強勁有力的聲音鼓吹階級鬥爭的政治抒情詩在當時影響較大。一方麵試圖突破教條；一方麵又通過飽含階級鬥爭理念的詩歌和報告文學的寫作參與構建這種教條，這一衝突成為郭小川這時期創作中最突出的矛盾現象。例如他創作於1963年的《青鬆歌》裏處處都閃著階級鬥爭的刀光劍影：“每片鬆林喲/都是武庫/每座山頭喲/都是碉堡。”而在《戰台風》一詩中，作者急切而生硬地將自然場景作某種階級鬥爭場景的類比：“大雨嘩嘩/猶如千百個地主老爺/一齊揮皮鞭；雷電閃閃/猶如千百個衙役腿子/一齊抖鎖鏈。”而寫於1964年的長詩《昆侖行》，用盡**的文字歌頌毛澤東，“每當晴明的晌午/我常凝望中南海上的藍天/我們的毛主席啊/或許剛把大事理完/恰好站在這片藍天下/把中國看遍/毛主席的眼呀/照亮了人間/而我的全身呢/也因之紅光閃閃”。1964年5月發表的《他們下山開會去了》，則較早涉及學習毛澤東著作的活動，詩人這樣來形容毛澤東著作的巨大作用：“世間再也沒有別的珍寶/比他的價值更為高昂/生活和戰鬥/無不在它裏麵閃亮/過去和未來/無不在它裏麵包藏/理想和現實/無不在它裏麵放光/紅花和綠果/無不在它裏麵噴香……”賀敬之的長詩《雷鋒之歌》將具體的人和事提升為一種絕對意義的精神現象來歌頌，融時事性、政論性於一體，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詩人將雷鋒看成一個永恒的革命的象征，使之成為階級鬥爭精神的有力注腳。將對英雄的歌頌與對領袖的歌頌融為一體，並在其中闡釋時代的革命精神和鬥爭哲學。雖然現在看來很多聯想相當生硬，然而在當時卻是很“自然”的：“雷鋒嗬/你雖然不是/在炮火連天的戰場上/戰鬥衝鋒/在平凡的/工作崗位上/你卻是真正的/勇士嗬——/你永遠在/高舉紅旗/向前進攻……/讓我們說/‘我愛雷鋒……’/這就是說：‘我要/永遠革命！’”郭小川、賀敬之的政治抒情詩以其特有的革命**，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起到特殊作用。這期間賀敬之和郭小川的詩歌創作，經常運用新辭賦體和新樓梯體，追求一種氣象宏闊的效果，飽含政治烏托邦的情愫，便於朗誦，具有一種演說的鼓動性。有時，則刻意從小的事件中牽強附會地引申出無限的時代政治主題。這一時期這兩種詩體相當盛行，很多詩作表麵上氣魄宏大，實質上卻隻是無限製地複製政治話語的龐然大物。
這一時期的詩歌創作中，階級鬥爭已經成為啟發詩情的重要因素。一些原本風格秀麗輕盈的詩人也隨之詩風大變，變得峻急淩厲起來。許多詩人都采用托物言誌的手法，讓一草一木都喻示著階級鬥爭的風雲變幻，化作對付階級敵人的利器。如張誌民的《擂台》從一棵榕樹開始無限聯想，從曆史上大大小小的“農民起義”一直到“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下翻身解放”，告誡人們階級鬥爭依然嚴峻，那些階級敵人“他們要砍倒的是/——革命的大樹/他們要拆毀的是/——社會主義的高樓”。其中心內容完全是圖解“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批判“階級鬥爭熄滅論”。如陸棨自1963年以來陸續發表的組詩《重返楊柳村》，由夜裏的算工分的算盤聲聯想到當年“算剝削”的鬥爭，提醒人們“新房的原主他還在，/閃著兩道毒眼光！”或寫地主借讓路故意踏壞秧苗等。田間的《鐵大人》則告誡人們要繼續警惕修正主義者和破壞分子。就連以單純凝練的意象描寫江南水鄉風情見長的嚴陣在此時期也詩風一變，出版了政治抒情詩集《竹矛》，寫道：“地主在夢中/又回到他原來的宅院”，“出工路上/有人暗暗把地界察看”。憶明珠的《跪石人辭》通過“一塊受難的石頭，一塊會流淚的石頭”講述一段壓迫史，從而告訴人們“階級敵人的迫害，千萬不要忘記！”這些詩歌表達了泛濫的政治**。“**”爆發後，表現階級鬥爭的戰歌和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的頌歌發展到極致，刊登於《人民日報》和《解放軍文藝》等報刊和大量的“**”小報上的，大多是“紅衛兵詩歌”和“工農兵詩歌”，完全成為對“**”政治標語化和口號化的演繹。
“**”前夕詩歌寫作中那種鋪陳羅列的通病，在“**”期間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很多作品往往一起筆就東拉西扯，天南海北，曆數“革命聖地”和領袖足跡所至的地方，大量運用排比，極盡語言的奢華，在貌似開闊的聯想中表達流行的政治理念。如長詩《紅太陽頌》將革命鬥爭曆史與“**”政治內容交織在一起，描寫毛澤東的種種豐功偉績，抒發對於領袖的個人崇拜：“無邊的大海嗬／請鼓動澎湃的心潮／巍峨的高山嗬／請揮動**的大筆／撼天的春雷嗬／請擂動雄渾的鼓點／萬裏的長風嗬／請奏起《東方紅》樂曲／讓我們同聲歌唱／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4]毛澤東的幾次接見紅衛兵，直接引發了無數感恩式的、狂熱的個人崇拜，激起非同尋常的大眾幻想與群眾性迷狂。在這股狂潮中甚至也出現很多歌頌江青的詩歌：“難忘啊/在那‘百年魔怪舞翩躚’/的年代/是您，敬愛的江青同誌/揭竿而起，與魯迅先生一道/揮利劍，斬群魔/握長纓，縛鯤鵬/向上海文壇上的妖魔鬼怪/進行了不屈不撓的英勇鬥爭。”[5]另一方麵是高唱“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戰歌。寫作者往往將自己描述成無所畏懼的戰士，同時將“階級敵人”妖魔化，描寫造反、大批判、武鬥等內容，公開鼓吹“**”暴行，在虛幻的鬥爭熏染中，煽動人們為“**”衝鋒陷陣。這些詩作在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上背離了最起碼的常識和理性，然而卻真實地記錄了紅衛兵大肆破壞文化遺產，抄家，甚至大開殺戒的“**”現實。同時對武鬥這場“**”內戰的殘酷性、盲目性也有所表現。如《放開我，媽媽！》《請鬆一鬆手》等詩歌中充滿了天真、野蠻、愚昧及自我犧牲的政治狂熱性。“紅衛兵運動”落潮時期，在極度的失落之後，很多人更為激進，長期的階級鬥爭教育和文化封閉使他們陷入更荒唐的鬥爭幻想，有一批詩歌集中表現“消滅帝修反，解放全人類”的主題，表現這一代青年自命不凡的救世使命感，渴望遠征歐美，為世界革命獻身的狂熱。如臧平分的長達200多行的戰爭幻想詩《獻給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英雄》即表現這種幻想參加世界革命、解放全人類的主題，詩的開端是即將踏上歸途的“我”在異國陵園向為掩護“我”而犧牲的戰友告別。詩人問“還記得嗎/我們曾飲馬頓河畔/跨過烏克蘭草原/翻過烏拉爾的峰巔/將克裏姆林宮的紅星再次點燃/我們曾沿著公社的足跡/穿過巴黎的街壘/踏著國際歌的鼓點/馳騁在歐羅巴的每一個城鎮、鄉村、港灣”。然後又依次走過瑞士、比薩塔、也門、金邊、富士山、哈瓦那……“白宮華麗的地板上/留下你殷紅的血跡斑斑/你的眼睛微笑著/是那樣的坦然/你的嘴角無聲地蠕動著/似乎在命令我/向前/向前”[6]。這首詩盡管現在看來荒誕不經，然而在當時卻被廣為傳播，並一時引來很多模仿之作。
在表現形式上，自然景物也被充分政治化，被拿來作無邊無際的階級鬥爭聯想。在思維上表現為二元對立，意象正反對比，象征革命的往往是東風、春雷、紅日等意象，而妖魔、西風、冬天等意象則用來象征“反動”，在階級鬥爭的指引下，所有的意象和情緒都呈現出強烈對峙的狀態，詩歌寫作本應有的豐富性消失殆盡。語言運用上表現出極度誇張、泛濫的現象，更惡劣地發展了“大躍進”的詩歌之風，有的則完全是政治口號的排列成行：“《講話》為全世界無產階級文藝／開辟了一個光輝壯麗的新紀元／是擁護還是反對毛主席的文藝路線／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分界線／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分界線／我們一定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沿著毛主席的文藝路線勝利前進！前進！”[7]郭小川的新辭賦和賀敬之的樓梯式詩歌形式也被大量模仿。受風行一時的毛澤東詩詞的影響，毛澤東詩詞中的一些詩句也常被化入詩歌。另外，各種打油詩、順口溜、新民歌等形式被廣泛運用，因而出現了許多風格駁雜、半文半白的詩歌“怪胎”。而在這種形式之下則完全是對於階級鬥爭的想象，對真實或虛擬敵人的辱罵與恐嚇，戰鬥者的自我膨脹達到了極點，語言上殺氣騰騰、粗鄙不堪，充滿了粗俗和野蠻：“誰敢反對毛主席/我們就砸爛他的狗頭！/甚麽院長、書記，甚麽部長、市長/誰反對毛澤東思想/我們就造誰的反/罷他娘的官、奪他娘的權！/為了保衛毛主席，為了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我們/天不怕，地不怕，能拋頭顱/灑鮮血，同那些混蛋拚到底！/這叫甚麽——造反派的脾氣。”[8]另外還有像：“劉少奇算老幾/老子今天要揪你！/抽你的筋/剝你的皮/把你的腦殼當球踢！/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9]
浮誇、矯飾的“**”詩風，甚至還表現在官方政治文獻中。各省市“革命委員會”成立之時，都要給毛澤東發一份“致敬電”，電文在報刊上發表。這些電文多以華麗的辭藻、鋪陳的賦體，表現著個人崇拜的狂熱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