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以后，诗歌的主要形式是政治抒情诗和叙事诗，前者往往从配合阶级斗争的理念出发，抒发革命豪情，后者主要通过农村、工厂等各种斗争事件的讲述，告诫人们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严峻性。可以说，那些在主题上不能配合阶级斗争，风格上柔美、细腻的诗歌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了。为了抒发“反帝反修”“继续革命”的豪情，诗歌创作特别注重政治意蕴的开掘，而缺乏基本的审美意味，对政治形势的图解与想象已经取代了对真实生活和情感的体验。1963年以来全国各地纷纷举行诗歌朗诵活动，先后有“古巴诗歌朗诵会”“向雷锋学习诗歌朗诵会”“纪念马雅可夫斯基诞生七十周年诗歌朗诵会”“支持黑人斗争诗歌朗诵会”，这些诗歌朗诵会积极配合和推动政治运动，很多诗人、剧院、剧团、电台等参与其中。那些经过政治改造的，叙事色彩浓厚、通俗易懂的新民歌、说唱诗、故事诗得到《诗刊》及许多刊物的倡导，很多诗人自觉地运用这种方式进行写作。
郭小川虽饱受政治教条主义的制约，其诗歌《望星空》等受到不公正的批判，然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使他的战斗品格和革命**再次释放出来。他以强劲有力的声音鼓吹阶级斗争的政治抒情诗在当时影响较大。一方面试图突破教条；一方面又通过饱含阶级斗争理念的诗歌和报告文学的写作参与构建这种教条，这一冲突成为郭小川这时期创作中最突出的矛盾现象。例如他创作于1963年的《青松歌》里处处都闪着阶级斗争的刀光剑影：“每片松林哟/都是武库/每座山头哟/都是碉堡。”而在《战台风》一诗中，作者急切而生硬地将自然场景作某种阶级斗争场景的类比：“大雨哗哗/犹如千百个地主老爷/一齐挥皮鞭；雷电闪闪/犹如千百个衙役腿子/一齐抖锁链。”而写于1964年的长诗《昆仑行》，用尽**的文字歌颂毛泽东，“每当晴明的晌午/我常凝望中南海上的蓝天/我们的毛主席啊/或许刚把大事理完/恰好站在这片蓝天下/把中国看遍/毛主席的眼呀/照亮了人间/而我的全身呢/也因之红光闪闪”。1964年5月发表的《他们下山开会去了》，则较早涉及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活动，诗人这样来形容毛泽东著作的巨大作用：“世间再也没有别的珍宝/比他的价值更为高昂/生活和战斗/无不在它里面闪亮/过去和未来/无不在它里面包藏/理想和现实/无不在它里面放光/红花和绿果/无不在它里面喷香……”贺敬之的长诗《雷锋之歌》将具体的人和事提升为一种绝对意义的精神现象来歌颂，融时事性、政论性于一体，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诗人将雷锋看成一个永恒的革命的象征，使之成为阶级斗争精神的有力注脚。将对英雄的歌颂与对领袖的歌颂融为一体，并在其中阐释时代的革命精神和斗争哲学。虽然现在看来很多联想相当生硬，然而在当时却是很“自然”的：“雷锋呵/你虽然不是/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战斗冲锋/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你却是真正的/勇士呵——/你永远在/高举红旗/向前进攻……/让我们说/‘我爱雷锋……’/这就是说：‘我要/永远革命！’”郭小川、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以其特有的革命**，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起到特殊作用。这期间贺敬之和郭小川的诗歌创作，经常运用新辞赋体和新楼梯体，追求一种气象宏阔的效果，饱含政治乌托邦的情愫，便于朗诵，具有一种演说的鼓动性。有时，则刻意从小的事件中牵强附会地引申出无限的时代政治主题。这一时期这两种诗体相当盛行，很多诗作表面上气魄宏大，实质上却只是无限制地复制政治话语的庞然大物。
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中，阶级斗争已经成为启发诗情的重要因素。一些原本风格秀丽轻盈的诗人也随之诗风大变，变得峻急凌厉起来。许多诗人都采用托物言志的手法，让一草一木都喻示着阶级斗争的风云变幻，化作对付阶级敌人的利器。如张志民的《擂台》从一棵榕树开始无限联想，从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一直到“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翻身解放”，告诫人们阶级斗争依然严峻，那些阶级敌人“他们要砍倒的是/——革命的大树/他们要拆毁的是/——社会主义的高楼”。其中心内容完全是图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如陆棨自1963年以来陆续发表的组诗《重返杨柳村》，由夜里的算工分的算盘声联想到当年“算剥削”的斗争，提醒人们“新房的原主他还在，/闪着两道毒眼光！”或写地主借让路故意踏坏秧苗等。田间的《铁大人》则告诫人们要继续警惕修正主义者和破坏分子。就连以单纯凝练的意象描写江南水乡风情见长的严阵在此时期也诗风一变，出版了政治抒情诗集《竹矛》，写道：“地主在梦中/又回到他原来的宅院”，“出工路上/有人暗暗把地界察看”。忆明珠的《跪石人辞》通过“一块受难的石头，一块会流泪的石头”讲述一段压迫史，从而告诉人们“阶级敌人的迫害，千万不要忘记！”这些诗歌表达了泛滥的政治**。“**”爆发后，表现阶级斗争的战歌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颂歌发展到极致，刊登于《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文艺》等报刊和大量的“**”小报上的，大多是“红卫兵诗歌”和“工农兵诗歌”，完全成为对“**”政治标语化和口号化的演绎。
“**”前夕诗歌写作中那种铺陈罗列的通病，在“**”期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很多作品往往一起笔就东拉西扯，天南海北，历数“革命圣地”和领袖足迹所至的地方，大量运用排比，极尽语言的奢华，在貌似开阔的联想中表达流行的政治理念。如长诗《红太阳颂》将革命斗争历史与“**”政治内容交织在一起，描写毛泽东的种种丰功伟绩，抒发对于领袖的个人崇拜：“无边的大海呵／请鼓动澎湃的心潮／巍峨的高山呵／请挥动**的大笔／撼天的春雷呵／请擂动雄浑的鼓点／万里的长风呵／请奏起《东方红》乐曲／让我们同声歌唱／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4]毛泽东的几次接见红卫兵，直接引发了无数感恩式的、狂热的个人崇拜，激起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迷狂。在这股狂潮中甚至也出现很多歌颂江青的诗歌：“难忘啊/在那‘百年魔怪舞翩跹’/的年代/是您，敬爱的江青同志/揭竿而起，与鲁迅先生一道/挥利剑，斩群魔/握长缨，缚鲲鹏/向上海文坛上的妖魔鬼怪/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5]另一方面是高唱“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战歌。写作者往往将自己描述成无所畏惧的战士，同时将“阶级敌人”妖魔化，描写造反、大批判、武斗等内容，公开鼓吹“**”暴行，在虚幻的斗争熏染中，煽动人们为“**”冲锋陷阵。这些诗作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背离了最起码的常识和理性，然而却真实地记录了红卫兵大肆破坏文化遗产，抄家，甚至大开杀戒的“**”现实。同时对武斗这场“**”内战的残酷性、盲目性也有所表现。如《放开我，妈妈！》《请松一松手》等诗歌中充满了天真、野蛮、愚昧及自我牺牲的政治狂热性。“红卫兵运动”落潮时期，在极度的失落之后，很多人更为激进，长期的阶级斗争教育和文化封闭使他们陷入更荒唐的斗争幻想，有一批诗歌集中表现“消灭帝修反，解放全人类”的主题，表现这一代青年自命不凡的救世使命感，渴望远征欧美，为世界革命献身的狂热。如臧平分的长达200多行的战争幻想诗《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英雄》即表现这种幻想参加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的主题，诗的开端是即将踏上归途的“我”在异国陵园向为掩护“我”而牺牲的战友告别。诗人问“还记得吗/我们曾饮马顿河畔/跨过乌克兰草原/翻过乌拉尔的峰巅/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再次点燃/我们曾沿着公社的足迹/穿过巴黎的街垒/踏着国际歌的鼓点/驰骋在欧罗巴的每一个城镇、乡村、港湾”。然后又依次走过瑞士、比萨塔、也门、金边、富士山、哈瓦那……“白宫华丽的地板上/留下你殷红的血迹斑斑/你的眼睛微笑着/是那样的坦然/你的嘴角无声地蠕动着/似乎在命令我/向前/向前”[6]。这首诗尽管现在看来荒诞不经，然而在当时却被广为传播，并一时引来很多模仿之作。
在表现形式上，自然景物也被充分政治化，被拿来作无边无际的阶级斗争联想。在思维上表现为二元对立，意象正反对比，象征革命的往往是东风、春雷、红日等意象，而妖魔、西风、冬天等意象则用来象征“反动”，在阶级斗争的指引下，所有的意象和情绪都呈现出强烈对峙的状态，诗歌写作本应有的丰富性消失殆尽。语言运用上表现出极度夸张、泛滥的现象，更恶劣地发展了“大跃进”的诗歌之风，有的则完全是政治口号的排列成行：“《讲话》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文艺／开辟了一个光辉壮丽的新纪元／是拥护还是反对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界线／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分界线／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沿着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胜利前进！前进！”[7]郭小川的新辞赋和贺敬之的楼梯式诗歌形式也被大量模仿。受风行一时的毛泽东诗词的影响，毛泽东诗词中的一些诗句也常被化入诗歌。另外，各种打油诗、顺口溜、新民歌等形式被广泛运用，因而出现了许多风格驳杂、半文半白的诗歌“怪胎”。而在这种形式之下则完全是对于阶级斗争的想象，对真实或虚拟敌人的辱骂与恐吓，战斗者的自我膨胀达到了极点，语言上杀气腾腾、粗鄙不堪，充满了粗俗和野蛮：“谁敢反对毛主席/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甚么院长、书记，甚么部长、市长/谁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就造谁的反/罢他娘的官、夺他娘的权！/为了保卫毛主席，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天不怕，地不怕，能抛头颅/洒鲜血，同那些混蛋拼到底！/这叫甚么——造反派的脾气。”[8]另外还有像：“刘少奇算老几/老子今天要揪你！/抽你的筋/剥你的皮/把你的脑壳当球踢！/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9]
浮夸、矫饰的“**”诗风，甚至还表现在官方政治文献中。各省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之时，都要给毛泽东发一份“致敬电”，电文在报刊上发表。这些电文多以华丽的辞藻、铺陈的赋体，表现着个人崇拜的狂热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