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年底对小说《刘志丹》的批判之后，全国范围内突击抓查“反党小说”，使得小说家们对此前最能代表意识形态正确性的革命历史题材也轻易不敢涉足，小说创作与调整时期相比明显衰退。紧接着“大连会议”被全面否定，“中间人物论”受到围攻，赵树理等曾长期被作为榜样的作家遭到批判。与此形成明显对比的是，新的更激进的如金敬迈、浩然被广泛推崇。作家的写作风格与可表现的主题已明显单一，曾经活跃一时的短篇小说停滞不前，无法面对和把握急速变化的现实生活，它的地位与功能实际上已被大量出现的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速写与故事所代替。长篇小说也迅速走下坡路。人物形象塑造的脸谱化倾向更为严重，作品中的“新人”身上越来越多地笼罩着“**”政治色彩。“**”前夕的小说更多地取材于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运动和部队的斗争生活，自觉地塑造“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工农兵英雄形象，并通过塑造这种英雄形象来实现现实政治导向的功效。
为了配合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国作家协会于1963年成立农村读物工作委员会，文艺为农村阶级斗争服务、文艺表现农村阶级斗争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得到加强。为表现农村的新人新风和阶级斗争，50年代农业合作化时期的生活素材被以阶级斗争的视角重新剪裁处理，蕴涵了大量政治非理性因素的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也因阶级斗争的需要重新在小说创作中被大加歌颂。陈登科的《风雷》正由于契合了“四清”工作中极“左”的观点，在1964年被“四清”工作队员视为“干部必读”的小说，而颇具工作指南的意味。另外，如白危的《垦荒曲》、王杏元的《绿竹村风云》等小说都积极地反映了农村“两条路线斗争”。写作者们往往精心虚构阶级敌人处心积虑的阴谋活动，力求写出斗争的复杂性，反映所谓“生活本质”。在这些小说当中，最有代表性也最有影响的则是浩然的《艳阳天》。
浩然（1932—2008），原名梁金广，河北蓟县人。读过三年小学和半年私塾。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河北日报》《俄文友好报》记者和《红旗》杂志编辑，1964年起从事专业创作。“**”后曾任中国作协理事、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和《北京文学》主编。“**”前曾创作《喜鹊登枝》《艳阳天》，“**”中创作了迎合“**”政治需要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和中篇小说《西沙儿女》等，“**”后曾创作长篇小说《苍生》等。
《艳阳天》共3卷，第一卷1964年9月出版，第二、第三卷1966年出版于“**”前夕。作者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剪裁农村生活素材，成功地演绎了那个特定时代的政治理念，在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的“**”前至“**”中，这部小说受到热烈赞扬，因而成为“十七年”反映农村生活的“压卷”之作。小说曾在国家广播电台连播，1973年被拍摄成同名电影。这部120多万字的小说，以1957年夏全国从“鸣放”到“反右”的这一特殊的政治运动为背景，描写东山坞高级社麦收前后激烈的阶级斗争，小说描写支书兼社主任萧长春如何依靠上级党组织和群众积极分子，与落后力量进行斗争，发现并挫败党内走资产阶级路线的马之悦及其他阶级敌人阴谋的故事。
70年代浩然经常谈及《艳阳天》的写作缘于1957年他目睹的一次抢粮事件，为此他曾经写了一个中篇小说，但始终感到不满意，后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使他豁然开朗，写成这部长篇小说。“1962年是我创作道路上的一个关键时刻。我已经出版了七八本小说集，很想把自己的作品质量提高一步，又苦于找不到明确的解决方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像一声春雷，震动了我的灵魂。”[10]经由这种政治理念的诱导，浩然迅速实现了“突破”，完成了创作风格的重大改变。一个原本可以展示农业合作社内部真实困境和深层人性问题的“抢粮事件”终于被作者处理为严峻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为浩然提供了现成的主题，作者只需按照这个主题的要求，将他的一些生活经验和真实素材分门别类地置放进这个实用的框架之中。浩然也因此成为新的阶级斗争形势所需要的农村题材创作的代表，自觉地用小说形象虚构农村火热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场景，阐述极“左”的阶级斗争理念，而当时的一些评论者，则赞扬其真实地反映了“生活本质”。
《艳阳天》在当时被广为推崇，一方面是因为作者紧跟政治步伐、“永远歌颂”的立场[11]，因此得到积极鼓吹阶级斗争的主流政治话语的支持；另一方面，与同时期其他在艺术上更粗糙的小说比起来，《艳阳天》尚能体现作者比较多的生活积累和较强的艺术表现能力。
据作者自述，《艳阳天》于1957年开始动笔，1962年重写，1964年出版第一卷，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该小说的一些重要特点。小说的第一卷与第二、第三卷在写作上存在着一些明显区别。如果说先行出版的第一卷中尚有不少在当时显得很可贵的田园风情描写的话，那么第二、第三卷中这些描写便越来越稀薄，作者用紧张复杂的阶级斗争，将农村的全部生活缝制成一张密密匝匝的网，农村本有的民风乡俗被冲淡得一干二净，而整个东山坞的斗争气息却越来越浓，最终演变成阵营分明、你死我活的紧张激烈的阶级冲突。这里，一个颇具意味的细节值得注意。第一卷出版后，《文艺报》编辑部等组织的读者座谈会认为，该小说对富裕中农的描写虽与“写中间人物”的主张不同，但反面人物用的笔墨多，写得具体，对照起来，正面力量显得弱了。[12]在当时那种政治语境下，这种意见完全代表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事实上，浩然在创作和修改第二、第三卷时可以说正迎合了这种在阶级斗争中突出英雄人物的要求。综观整部《艳阳天》，它局部的描写因为语言贴近农村生活，细节真实，多少能掩盖政治说教的空洞与虚假。因此与同时期一些同主题作品相比，《艳阳天》更成功地图解了阶级斗争理论和极“左”路线。而小说第二、第三卷充斥的政治概念更多，如作品中王国忠的屡屡宣讲政治形势，饲养员马老四表现出的政治修养都充满了教条的痕迹。“永远歌颂”的“浩然模式”使得他对农村生活表现始终停留在与政治理念保持一致的层面上。东山坞短短十几天发生的一切成为阶级斗争形势的形象的教材，成为现实政治斗争的注脚。作者极尽笔墨要写出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复杂性。纵向上，只有短短十几天的时间，事件并不复杂，横向上，却先后交代不同人物的家庭与出身，很多地方显得情节重复、臃肿、失真。如萧长春从工地回到东山坞，短短半天，作者却花费了十几万字笔墨，为了表现斗争残酷而设置的小石头之死的情节，也显得不可信，所有这些都使得作品呈现出总体构架上的虚假与局部细节的真实之间明显的矛盾与不协调。
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艳阳天》虽然还没有完全将萧长春神化，尤其在第一卷中尚有较多的真实生活的痕迹，但小说中众多人物都众星捧月般地围绕着萧长春，在焦淑红、马翠清等一批崇拜者的心目中，“他了不起”，“眼睛亮”，“看得远，看得深”，在很多方面已经显示出英雄人物描写的某些极端倾向。同时，他坚韧地斗争，怕耽误麦收而拒绝寻找失踪的儿子，牺牲个人利益服务于集体，成为接近完美的农村“新人”。小说中虽然设置了萧长春与焦淑红的恋爱，却竭力隐匿爱情的冲动，使它完全臣服于“社会主义事业”。同时，虽然设置了马老四吃野菜的细节，却完全遮蔽了饥饿的真相，使得人性最基本的诉求彻底让位于高涨的“阶级斗争”政治理念。而与这些先进人物相比，落后分子韩百安、孙桂英等形象反倒有一定的可信度。特别是“进步”之前的韩百安，那种对合作社的怀疑、矛盾，被马之悦戏弄的真实处境都写得比较细腻，那种患得患失的心情，对土地的珍爱和对粮食的爱惜，真实地反映了这一阶层的农民在农业合作化进程中的心态。虽然作者对此持批判立场，但却依然显示出一定的丰富性。而小说中的反面人物、准反面人物如马小辫、马之悦、弯弯绕等则被作者充分漫画化，尤其在后二卷中，仿佛他们一出场就是为了以自己的洋相百出来证明萧长春等人的正义与智慧。
小说中农村日常生活场景被置换成火热的阶级斗争场景。虽然不时有农村风景的描写，但作者只是将这些风景当作不断演练革命和阶级斗争的道具，包括打麦场上的歌谣，不时蹦出来的乡村俚语也都是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而不是纯粹的民俗意义的谣曲。在修改《艳阳天》农村版时，浩然甚至为更加突出农村阶级斗争而将农村风光和背景作了删节。他说：“具体改动的地方，大体上有这样几点：第一，突出人物……第二，突出正面人物形象，突出主要的矛盾线，让这条线更清楚明白。因此，在写正面人物和主要人物的地方，还加了些笔墨，而反面人物和次要人物虽然一个也没有减少，但在描写他们活动的地方作了一些删节……”[13]这些足以表明，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上，《艳阳天》已显露出“**文学”规范的意味来。
在这部小说中，浩然通过设置党内走正确路线的代表、贫下中农与地主富农（敌对势力）、富裕中农（动摇不定的势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党内异己势力）这样的矛盾，图解依靠贫下中农，争取中农，孤立和打击地主富农的政策，从而延续了《创业史》等五六十年代反映农业合作化长篇小说的模式。但是，与赵树理的《三里湾》、柳青的《创业史》比起来，《艳阳天》中的矛盾更快地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得到了廓清，阶级阵营的划分更加泾渭分明，因而所蕴涵的斗争意味更明显，更符合极“左”政治的要求。在英雄人物的表现上刻意拔高，赋予萧长春等农村阶级斗争中的英雄人物形象以年轻、果敢、无私、政治正确、深入群众、勇于斗争的特点。同时在王国忠和萧长春的身上形象地演绎了一整套诸如内挖外连、分类排队、访问谈心、发动群众、孤立敌人等阶级斗争的工作方法，而且通过地主马小辫的儿子的一封关于“变天”的来信，颇费苦心地虚构了“反右”前后的国际国内环境。小说中不仅表现了萧长春与马之悦的斗争，还设置乡党委书记王国忠与乡长李世丹的斗争，及时地诠释“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逻辑。这一切都使得作品中的阶级斗争气氛更为浓厚，从而成为阶级斗争政策的图解和对应物。而作者“**”中创作的《金光大道》里的高大泉，则是萧长春这一人物在理念上的极端延伸而已。也正因为此，在“十七年”的文学作品绝大多数被视作“毒草”的情形下，《艳阳天》却在“**”中备受青睐，甚至“**”后期，《人民日报》发表初澜的长篇评论中还指出：“长篇小说《艳阳天》这种把生活中阶级斗争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范的有益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14]
90年代以来，在如何评价浩然及其作品的问题上产生了争议。[15]实际上，浩然在坚信自己“一贯正确”的背后，也难免自相矛盾，正如他自己曾对一个采访者所说的：“我也知道农民的苦处，我是在农民中熬出来的，农民的情绪我了解，那几年挨饿我也一块经历过。但是这些事当年能写进书里吗？不行啊！”[16]仅此一点我们即可看出，很大程度上，浩然在当时受到推崇实际上缘于他对极“左”政治的成功图解，而远非像许多论者和他本人常常标榜的那样，是因为反映了当时农村的真实生活和农民的真实心理。
这时期，部队涌现出的典型如雷锋、南京路上好八连等作为政治楷模被广泛宣扬，从而掀起了大规模的“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运动，与此同时，部队文艺也备受推崇。甚至很多表现农村阶级斗争的小说中主人公也都被设置为复员军人，如《艳阳天》中的萧长春、《风雷》中的祝永康等，这无疑与林彪直接掌控下的部队所具有的特殊政治地位有关。
与50年代的战争小说相比，这一段时期的部队文艺除了表现“三大战役”的重大题材外，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现代题材的追求，塑造部队英雄形象，反映部队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着重人物的思想斗争的描写，表现英雄人物思想上的革命化，表现部队里的思想政治工作。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年轻的部队作家的作品，其中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最有影响。
金敬迈（1930— ），江苏南京人，高中毕业后参军，从事部队文艺工作。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最初发表在《收获》1965年第4期，经过修改，同年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该小说从欧阳海的悲惨童年写起，描写他成为一个不断追求革命的“优秀战士”，直至最后为了拦住铁道上的惊马，保护列车而牺牲。作者以绝大部分篇幅写欧阳海成为英雄的过程，寻找这一过程的思想源泉，特别是毛泽东思想对于“新人”的成长所起的巨大作用。小说细致地表现了欧阳海近乎自虐的“自我完善”过程。在主人公看来，“人的毅力，可以远远超越所谓的‘生理限度’”。欧阳海身上不断地释放出革命**，同时，革命的更高规范又将他塑造成为一个更“纯粹”的人。这种集斗争与忠顺品质于一身的“革命超人”形象应答了“**”政治的要求。小说虽然艺术上粗糙，但它塑造的欧阳海这个英雄人物形象，却迎合了“**”前夕至“**”初期个人崇拜的政治要求。主人公欧阳海政治热情膨胀，狂热地“活学活用”，小说中有许多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情节，同时，小说后半部分还大量引用毛泽东语录，使得它明显地被打上“突出政治”“活学活用”的印记，从而被认为是一部“活生生的政治教材”。《欧阳海之歌》受到许多高层领导人的赞扬，被认为“是毛泽东时代的英雄史诗”，“它不仅是解放以来，而且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一部最好的作品，是划时代的作品”。[17]陈毅等先后接见金敬迈，并高度评价《欧阳海之歌》，说它“是一部带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是我们文学创作史上的一块新的里程碑”。[18]1966年1月9日《人民日报》以两个整版篇幅开始选载《欧阳海之歌》，并加了“编者按”，称“这是一本好小说。它是近年来我国文学工作者进一步革命化，贯彻执行毛泽东文艺路线所取得的成果之一”。之后，《人民日报》又发表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的酝酿和创作》，谈如何“学习英雄”“理解英雄”“表现英雄”，这种创造英雄的典范手法随后被广为传播。小说创作过程中，作者显然并不满足于记述英雄成长的故事，而是以此为契机，寻找某种符合当时政治需要的精神动力。从小说的表现主题以及“**”前夕高层对它的赞扬可以看出，“**”初期《欧阳海之歌》至少在小说领域的确具有某种“样板”的意味。《欧阳海之歌》在“**”中曾进行了修改，将原来肯定刘少奇的地方改为对刘少奇的批判，“**”结束后，又作了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