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年底對小說《劉誌丹》的批判之後，全國範圍內突擊抓查“反黨小說”，使得小說家們對此前最能代表意識形態正確性的革命曆史題材也輕易不敢涉足，小說創作與調整時期相比明顯衰退。緊接著“大連會議”被全麵否定，“中間人物論”受到圍攻，趙樹理等曾長期被作為榜樣的作家遭到批判。與此形成明顯對比的是，新的更激進的如金敬邁、浩然被廣泛推崇。作家的寫作風格與可表現的主題已明顯單一，曾經活躍一時的短篇小說停滯不前，無法麵對和把握急速變化的現實生活，它的地位與功能實際上已被大量出現的帶有鮮明政治色彩的速寫與故事所代替。長篇小說也迅速走下坡路。人物形象塑造的臉譜化傾向更為嚴重，作品中的“新人”身上越來越多地籠罩著“**”政治色彩。“**”前夕的小說更多地取材於新中國成立後農業合作化運動和部隊的鬥爭生活，自覺地塑造“敢於鬥爭和善於鬥爭”的工農兵英雄形象，並通過塑造這種英雄形象來實現現實政治導向的功效。
為了配合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國作家協會於1963年成立農村讀物工作委員會，文藝為農村階級鬥爭服務、文藝表現農村階級鬥爭作為一項重要的工作得到加強。為表現農村的新人新風和階級鬥爭，50年代農業合作化時期的生活素材被以階級鬥爭的視角重新剪裁處理，蘊涵了大量政治非理性因素的農業合作化和人民公社也因階級鬥爭的需要重新在小說創作中被大加歌頌。陳登科的《風雷》正由於契合了“四清”工作中極“左”的觀點，在1964年被“四清”工作隊員視為“幹部必讀”的小說，而頗具工作指南的意味。另外，如白危的《墾荒曲》、王杏元的《綠竹村風雲》等小說都積極地反映了農村“兩條路線鬥爭”。寫作者們往往精心虛構階級敵人處心積慮的陰謀活動，力求寫出鬥爭的複雜性，反映所謂“生活本質”。在這些小說當中，最有代表性也最有影響的則是浩然的《豔陽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