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年底對小說《劉誌丹》的批判之後，全國範圍內突擊抓查“反黨小說”，使得小說家們對此前最能代表意識形態正確性的革命曆史題材也輕易不敢涉足，小說創作與調整時期相比明顯衰退。緊接著“大連會議”被全麵否定，“中間人物論”受到圍攻，趙樹理等曾長期被作為榜樣的作家遭到批判。與此形成明顯對比的是，新的更激進的如金敬邁、浩然被廣泛推崇。作家的寫作風格與可表現的主題已明顯單一，曾經活躍一時的短篇小說停滯不前，無法麵對和把握急速變化的現實生活，它的地位與功能實際上已被大量出現的帶有鮮明政治色彩的速寫與故事所代替。長篇小說也迅速走下坡路。人物形象塑造的臉譜化傾向更為嚴重，作品中的“新人”身上越來越多地籠罩著“**”政治色彩。“**”前夕的小說更多地取材於新中國成立後農業合作化運動和部隊的鬥爭生活，自覺地塑造“敢於鬥爭和善於鬥爭”的工農兵英雄形象，並通過塑造這種英雄形象來實現現實政治導向的功效。
為了配合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國作家協會於1963年成立農村讀物工作委員會，文藝為農村階級鬥爭服務、文藝表現農村階級鬥爭作為一項重要的工作得到加強。為表現農村的新人新風和階級鬥爭，50年代農業合作化時期的生活素材被以階級鬥爭的視角重新剪裁處理，蘊涵了大量政治非理性因素的農業合作化和人民公社也因階級鬥爭的需要重新在小說創作中被大加歌頌。陳登科的《風雷》正由於契合了“四清”工作中極“左”的觀點，在1964年被“四清”工作隊員視為“幹部必讀”的小說，而頗具工作指南的意味。另外，如白危的《墾荒曲》、王杏元的《綠竹村風雲》等小說都積極地反映了農村“兩條路線鬥爭”。寫作者們往往精心虛構階級敵人處心積慮的陰謀活動，力求寫出鬥爭的複雜性，反映所謂“生活本質”。在這些小說當中，最有代表性也最有影響的則是浩然的《豔陽天》。
浩然（1932—2008），原名梁金廣，河北薊縣人。讀過三年小學和半年私塾。194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任《河北日報》《俄文友好報》記者和《紅旗》雜誌編輯，1964年起從事專業創作。“**”後曾任中國作協理事、北京市文聯副主席和《北京文學》主編。“**”前曾創作《喜鵲登枝》《豔陽天》，“**”中創作了迎合“**”政治需要的長篇小說《金光大道》和中篇小說《西沙兒女》等，“**”後曾創作長篇小說《蒼生》等。
《豔陽天》共3卷，第一卷1964年9月出版，第二、第三卷1966年出版於“**”前夕。作者用階級鬥爭的觀點剪裁農村生活素材，成功地演繹了那個特定時代的政治理念，在階級鬥爭越來越激烈的“**”前至“**”中，這部小說受到熱烈讚揚，因而成為“十七年”反映農村生活的“壓卷”之作。小說曾在國家廣播電台連播，1973年被拍攝成同名電影。這部120多萬字的小說，以1957年夏全國從“鳴放”到“反右”的這一特殊的政治運動為背景，描寫東山塢高級社麥收前後激烈的階級鬥爭，小說描寫支書兼社主任蕭長春如何依靠上級黨組織和群眾積極分子，與落後力量進行鬥爭，發現並挫敗黨內走資產階級路線的馬之悅及其他階級敵人陰謀的故事。
70年代浩然經常談及《豔陽天》的寫作緣於1957年他目睹的一次搶糧事件，為此他曾經寫了一個中篇小說，但始終感到不滿意，後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使他豁然開朗，寫成這部長篇小說。“1962年是我創作道路上的一個關鍵時刻。我已經出版了七八本小說集，很想把自己的作品質量提高一步，又苦於找不到明確的解決方法。‘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偉大號召，像一聲春雷，震動了我的靈魂。”[10]經由這種政治理念的誘導，浩然迅速實現了“突破”，完成了創作風格的重大改變。一個原本可以展示農業合作社內部真實困境和深層人性問題的“搶糧事件”終於被作者處理為嚴峻的階級鬥爭。階級鬥爭為浩然提供了現成的主題，作者隻需按照這個主題的要求，將他的一些生活經驗和真實素材分門別類地置放進這個實用的框架之中。浩然也因此成為新的階級鬥爭形勢所需要的農村題材創作的代表，自覺地用小說形象虛構農村火熱的兩條路線鬥爭的場景，闡述極“左”的階級鬥爭理念，而當時的一些評論者，則讚揚其真實地反映了“生活本質”。
《豔陽天》在當時被廣為推崇，一方麵是因為作者緊跟政治步伐、“永遠歌頌”的立場[11]，因此得到積極鼓吹階級鬥爭的主流政治話語的支持；另一方麵，與同時期其他在藝術上更粗糙的小說比起來，《豔陽天》尚能體現作者比較多的生活積累和較強的藝術表現能力。
據作者自述，《豔陽天》於1957年開始動筆，1962年重寫，1964年出版第一卷，這一點有助於我們更好地認識該小說的一些重要特點。小說的第一卷與第二、第三卷在寫作上存在著一些明顯區別。如果說先行出版的第一卷中尚有不少在當時顯得很可貴的田園風情描寫的話，那麽第二、第三卷中這些描寫便越來越稀薄，作者用緊張複雜的階級鬥爭，將農村的全部生活縫製成一張密密匝匝的網，農村本有的民風鄉俗被衝淡得一幹二淨，而整個東山塢的鬥爭氣息卻越來越濃，最終演變成陣營分明、你死我活的緊張激烈的階級衝突。這裏，一個頗具意味的細節值得注意。第一卷出版後，《文藝報》編輯部等組織的讀者座談會認為，該小說對富裕中農的描寫雖與“寫中間人物”的主張不同，但反麵人物用的筆墨多，寫得具體，對照起來，正麵力量顯得弱了。[12]在當時那種政治語境下，這種意見完全代表了主流意識形態話語。事實上，浩然在創作和修改第二、第三卷時可以說正迎合了這種在階級鬥爭中突出英雄人物的要求。綜觀整部《豔陽天》，它局部的描寫因為語言貼近農村生活，細節真實，多少能掩蓋政治說教的空洞與虛假。因此與同時期一些同主題作品相比，《豔陽天》更成功地圖解了階級鬥爭理論和極“左”路線。而小說第二、第三卷充斥的政治概念更多，如作品中王國忠的屢屢宣講政治形勢，飼養員馬老四表現出的政治修養都充滿了教條的痕跡。“永遠歌頌”的“浩然模式”使得他對農村生活表現始終停留在與政治理念保持一致的層麵上。東山塢短短十幾天發生的一切成為階級鬥爭形勢的形象的教材，成為現實政治鬥爭的注腳。作者極盡筆墨要寫出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複雜性。縱向上，隻有短短十幾天的時間，事件並不複雜，橫向上，卻先後交代不同人物的家庭與出身，很多地方顯得情節重複、臃腫、失真。如蕭長春從工地回到東山塢，短短半天，作者卻花費了十幾萬字筆墨，為了表現鬥爭殘酷而設置的小石頭之死的情節，也顯得不可信，所有這些都使得作品呈現出總體構架上的虛假與局部細節的真實之間明顯的矛盾與不協調。
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麵，《豔陽天》雖然還沒有完全將蕭長春神化，尤其在第一卷中尚有較多的真實生活的痕跡，但小說中眾多人物都眾星捧月般地圍繞著蕭長春，在焦淑紅、馬翠清等一批崇拜者的心目中，“他了不起”，“眼睛亮”，“看得遠，看得深”，在很多方麵已經顯示出英雄人物描寫的某些極端傾向。同時，他堅韌地鬥爭，怕耽誤麥收而拒絕尋找失蹤的兒子，犧牲個人利益服務於集體，成為接近完美的農村“新人”。小說中雖然設置了蕭長春與焦淑紅的戀愛，卻竭力隱匿愛情的衝動，使它完全臣服於“社會主義事業”。同時，雖然設置了馬老四吃野菜的細節，卻完全遮蔽了饑餓的真相，使得人性最基本的訴求徹底讓位於高漲的“階級鬥爭”政治理念。而與這些先進人物相比，落後分子韓百安、孫桂英等形象反倒有一定的可信度。特別是“進步”之前的韓百安，那種對合作社的懷疑、矛盾，被馬之悅戲弄的真實處境都寫得比較細膩，那種患得患失的心情，對土地的珍愛和對糧食的愛惜，真實地反映了這一階層的農民在農業合作化進程中的心態。雖然作者對此持批判立場，但卻依然顯示出一定的豐富性。而小說中的反麵人物、準反麵人物如馬小辮、馬之悅、彎彎繞等則被作者充分漫畫化，尤其在後二卷中，仿佛他們一出場就是為了以自己的洋相百出來證明蕭長春等人的正義與智慧。
小說中農村日常生活場景被置換成火熱的階級鬥爭場景。雖然不時有農村風景的描寫，但作者隻是將這些風景當作不斷演練革命和階級鬥爭的道具，包括打麥場上的歌謠，不時蹦出來的鄉村俚語也都是反映農村階級鬥爭的，而不是純粹的民俗意義的謠曲。在修改《豔陽天》農村版時，浩然甚至為更加突出農村階級鬥爭而將農村風光和背景作了刪節。他說：“具體改動的地方，大體上有這樣幾點：第一，突出人物……第二，突出正麵人物形象，突出主要的矛盾線，讓這條線更清楚明白。因此，在寫正麵人物和主要人物的地方，還加了些筆墨，而反麵人物和次要人物雖然一個也沒有減少，但在描寫他們活動的地方作了一些刪節……”[13]這些足以表明，在具體的創作實踐上，《豔陽天》已顯露出“**文學”規範的意味來。
在這部小說中，浩然通過設置黨內走正確路線的代表、貧下中農與地主富農（敵對勢力）、富裕中農（動搖不定的勢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代表（黨內異己勢力）這樣的矛盾，圖解依靠貧下中農，爭取中農，孤立和打擊地主富農的政策，從而延續了《創業史》等五六十年代反映農業合作化長篇小說的模式。但是，與趙樹理的《三裏灣》、柳青的《創業史》比起來，《豔陽天》中的矛盾更快地通過階級鬥爭的方式得到了廓清，階級陣營的劃分更加涇渭分明，因而所蘊涵的鬥爭意味更明顯，更符合極“左”政治的要求。在英雄人物的表現上刻意拔高，賦予蕭長春等農村階級鬥爭中的英雄人物形象以年輕、果敢、無私、政治正確、深入群眾、勇於鬥爭的特點。同時在王國忠和蕭長春的身上形象地演繹了一整套諸如內挖外連、分類排隊、訪問談心、發動群眾、孤立敵人等階級鬥爭的工作方法，而且通過地主馬小辮的兒子的一封關於“變天”的來信，頗費苦心地虛構了“反右”前後的國際國內環境。小說中不僅表現了蕭長春與馬之悅的鬥爭，還設置鄉黨委書記王國忠與鄉長李世丹的鬥爭，及時地詮釋“資產階級就在黨內”的“**”邏輯。這一切都使得作品中的階級鬥爭氣氛更為濃厚，從而成為階級鬥爭政策的圖解和對應物。而作者“**”中創作的《金光大道》裏的高大泉，則是蕭長春這一人物在理念上的極端延伸而已。也正因為此，在“十七年”的文學作品絕大多數被視作“毒草”的情形下，《豔陽天》卻在“**”中備受青睞，甚至“**”後期，《人民日報》發表初瀾的長篇評論中還指出：“長篇小說《豔陽天》這種把生活中階級鬥爭日常的現象集中起來，把其中的矛盾和鬥爭典型化，在尖銳、複雜的矛盾衝突中塑造無產階級英雄典範的有益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14]
90年代以來，在如何評價浩然及其作品的問題上產生了爭議。[15]實際上，浩然在堅信自己“一貫正確”的背後，也難免自相矛盾，正如他自己曾對一個采訪者所說的：“我也知道農民的苦處，我是在農民中熬出來的，農民的情緒我了解，那幾年挨餓我也一塊經曆過。但是這些事當年能寫進書裏嗎？不行啊！”[16]僅此一點我們即可看出，很大程度上，浩然在當時受到推崇實際上緣於他對極“左”政治的成功圖解，而遠非像許多論者和他本人常常標榜的那樣，是因為反映了當時農村的真實生活和農民的真實心理。
這時期，部隊湧現出的典型如雷鋒、南京路上好八連等作為政治楷模被廣泛宣揚，從而掀起了大規模的“全國學人民解放軍”的運動，與此同時，部隊文藝也備受推崇。甚至很多表現農村階級鬥爭的小說中主人公也都被設置為複員軍人，如《豔陽天》中的蕭長春、《風雷》中的祝永康等，這無疑與林彪直接掌控下的部隊所具有的特殊政治地位有關。
與50年代的戰爭小說相比，這一段時期的部隊文藝除了表現“三大戰役”的重大題材外，重要的一點就是對現代題材的追求，塑造部隊英雄形象，反映部隊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著重人物的思想鬥爭的描寫，表現英雄人物思想上的革命化，表現部隊裏的思想政治工作。在這一時期，出現了一批年輕的部隊作家的作品，其中金敬邁的《歐陽海之歌》最有影響。
金敬邁（1930— ），江蘇南京人，高中畢業後參軍，從事部隊文藝工作。長篇小說《歐陽海之歌》最初發表在《收獲》1965年第4期，經過修改，同年由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該小說從歐陽海的悲慘童年寫起，描寫他成為一個不斷追求革命的“優秀戰士”，直至最後為了攔住鐵道上的驚馬，保護列車而犧牲。作者以絕大部分篇幅寫歐陽海成為英雄的過程，尋找這一過程的思想源泉，特別是毛澤東思想對於“新人”的成長所起的巨大作用。小說細致地表現了歐陽海近乎自虐的“自我完善”過程。在主人公看來，“人的毅力，可以遠遠超越所謂的‘生理限度’”。歐陽海身上不斷地釋放出革命**，同時，革命的更高規範又將他塑造成為一個更“純粹”的人。這種集鬥爭與忠順品質於一身的“革命超人”形象應答了“**”政治的要求。小說雖然藝術上粗糙，但它塑造的歐陽海這個英雄人物形象，卻迎合了“**”前夕至“**”初期個人崇拜的政治要求。主人公歐陽海政治熱情膨脹，狂熱地“活學活用”，小說中有許多學習毛澤東著作的情節，同時，小說後半部分還大量引用毛澤東語錄，使得它明顯地被打上“突出政治”“活學活用”的印記，從而被認為是一部“活生生的政治教材”。《歐陽海之歌》受到許多高層領導人的讚揚，被認為“是毛澤東時代的英雄史詩”，“它不僅是解放以來，而且是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的一部最好的作品，是劃時代的作品”。[17]陳毅等先後接見金敬邁，並高度評價《歐陽海之歌》，說它“是一部帶有劃時代意義的作品，是我們文學創作史上的一塊新的裏程碑”。[18]1966年1月9日《人民日報》以兩個整版篇幅開始選載《歐陽海之歌》，並加了“編者按”，稱“這是一本好小說。它是近年來我國文學工作者進一步革命化，貫徹執行毛澤東文藝路線所取得的成果之一”。之後，《人民日報》又發表金敬邁的《〈歐陽海之歌〉的醞釀和創作》，談如何“學習英雄”“理解英雄”“表現英雄”，這種創造英雄的典範手法隨後被廣為傳播。小說創作過程中，作者顯然並不滿足於記述英雄成長的故事，而是以此為契機，尋找某種符合當時政治需要的精神動力。從小說的表現主題以及“**”前夕高層對它的讚揚可以看出，“**”初期《歐陽海之歌》至少在小說領域的確具有某種“樣板”的意味。《歐陽海之歌》在“**”中曾進行了修改，將原來肯定劉少奇的地方改為對劉少奇的批判，“**”結束後，又作了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