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台港文學概況
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初的台灣文壇，現代主義文學成為主流，鄉土文學逐漸崛起。
自50年代初就在台灣文壇興起的現代主義文學，到了60年代影響進一步擴大。《現代文學》雜誌的創辦和“《現代文學》作家群”的全麵登場，不但通過翻譯將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主要觀念、重要作家向台灣讀者進行了係統、全麵的介紹，而且這些以台灣大學外文係學生為主的青年作家們還以豐厚的創作實績，參與了台灣現代主義文學基本形態和風貌的構建。白先勇、王文興、歐陽子、七等生等人的小說創作，大多在這一時期走向成熟，《台北人》（白先勇）、《玩具手槍》（王文興）、《那長頭發的女孩》（歐陽子）、《僵局》（七等生）等台灣現代主義文學的代表作品均出現在這一時期。獨特的題材，深刻的主題，全新的藝術手法，使他們的作品不但轟動一時，而且對當時的許多大學生和中學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們中的許多人，就是因了這種影響而走上了文學創作的道路。
“《現代文學》作家群”所創作出的具有現代主義色彩的小說和“一刊兩社”作家群所創作出的現代派詩歌一起，共同構成了60年代至70年代初台灣現代主義文學的強大聲勢，並成為這一時期台灣文學的主流。流風所及，就是後來以鄉土文學作家著稱的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等人，在創作初期也都受到過現代主義文學的影響，創作過現代主義色彩甚濃的作品。隨著這些作家對文學認識的逐步自成體係，他們走出了現代主義文學的籠罩，另辟了鄉土文學的天地。這些作家的成熟作品，如陳映真的《將軍族》、黃春明的《青番公的故事》《鑼》、王禎和的《嫁妝一牛車》等，構成了台灣鄉土文學創作的經典，這些作家（包括稍後的王拓、楊青矗等）以及他們的作品的出現，表明台灣的鄉土文學已經崛起，並從70年代開始成為繼現代主義文學之後，又一個新的文學主流。
從50年代後期開始，許多台灣青年出國留學。留學生群體的出現使留學生文學成為60年代以來台灣文學的重要組成，於梨華、聶華苓、白先勇、叢甦、張係國等是留學生作家群中的佼佼者。在留學生文學中，身處異邦所強烈感受到的文化不適應性和不平衡性，以及中西文化劇烈碰撞後所導致的巨大震撼和對留學生所造成的困惑，成為眾多留學生作家普遍表現的主題。由於20世紀以來中國文化在總體上相對於西方文化而言是一種弱勢文化，因此，身為中國文化的“產品”卻置身於西方文化的土壤，留學生們在對這兩種文化都有著深切了解的同時，更對中國文化在與西方文化交遇時的被動和尷尬有著切膚之痛——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本身就是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相撞擊的承載體，中西文化衝突的戰場，就是他們的內心。於是，無論是在於梨華的《又見棕櫚 又見棕櫚》中，還是在白先勇的《芝加哥之死》《安樂鄉的一日》中，作者呈現在我們麵前的，都是牟天磊、吳漢魂、依萍這樣的留學生在兩種文化之間的擺**和困惑：他們在西方文化的環境下生存，理智使他們意識到必須適應這一文化的要求，但在感情上他們卻難以割舍與自己母體文化的聯係，這種不能徹底歸屬某一種文化的撕扯令他們痛苦萬分，對自己“文化身份”的難以確認，使他們在生存的意義上充滿困惑，有的在中國（台灣）和美國之間何去何從難以抉擇（牟天磊），有的選擇了死亡（吳漢魂）。麵對“文化認同”所產生的無所適從的困惑，構成了台灣留學生文學的核心。
這一時期的香港文學，延續著前一時期的發展軌跡，在新武俠小說走向極盛的同時，現代主義文學也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如果說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香港文學，還是一個各種文學現象紛然雜陳、各種文學“成分”初露身影的“大雜燴”的話，那麽到了這個時期，“現代主義文學”和“通俗文學”漸成強勢，便是這一時期香港文學的重要現象。
香港的現代主義文學與台灣的現代主義文學之間有著密切的聯係。在這一時期香港的現代主義文學中，劉以鬯、金炳興以及曾以“僑生”身份在台灣留過學的葉維廉、戴天、張錯、蔡炎培、溫健騮等人發揮了重要作用。除了劉以鬯等一些從大陸來港的作家與台灣的現代主義文學沒有直接的聯係之外，那些有著留學台灣背景的現代主義文學的提倡者和實踐者，幾乎成了台灣現代主義文學在香港的傳播者，當然，他們的共同源頭是西方的現代主義文學。在這些作家的重要作品中，劉以鬯的《酒徒》被譽為“中國第一部意識流小說”，戴天的《蛇（一九七〇的香港）》和《一九七一所見》、溫健騮的《泣柳》和《進化》，都是現代主義色彩濃厚的詩作。
香港的“通俗文學”（主要包括“武俠小說”“言情小說”和“曆史小說”）在這一時期走向成熟。金庸、梁羽生的許多“新武俠”作品，發表在這一時期。傑克、依達、望雲的“言情小說”，也在這一時期蜂擁出現。而以南宮博、董千裏、高旅為代表的“曆史小說”，則在這一時期成為香港“通俗文學”的勁旅。這些“曆史小說”雖以“曆史”作為敘事的框架和載體，但對應的卻是現代人的審美興趣和閱讀期待，因此，這些“曆史小說”在某種意義上講其實是“武俠小說”（金戈鐵馬）和“言情小說”（愛情傳奇）的融匯和雜糅。如果說南宮博的許多“曆史小說”擅長以“愛情細節”來書寫“曆史”，從而更帶有“言情小說”的特征的話，那麽董千裏的一些“曆史小說”則可以說是充滿了刀光劍影的“大敘事”，帶有“武”和“俠”的特質。前者的代表作主要有《桃花扇》《洛神》《梁山伯與祝英台》《孔雀東南飛》等；後者的重要作品則有《成吉思汗》《馬可波羅》等。另一位“曆史小說”作者高旅每每以宮闈秘事作為自己的創作題材，在宮廷內充滿血腥的權力爭奪中展示曆史興亡和個人命運，代表作品有《玉葉冠》《金屑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