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台港文学概况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的台湾文坛，现代主义文学成为主流，乡土文学逐渐崛起。
自50年代初就在台湾文坛兴起的现代主义文学，到了60年代影响进一步扩大。《现代文学》杂志的创办和“《现代文学》作家群”的全面登场，不但通过翻译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主要观念、重要作家向台湾读者进行了系统、全面的介绍，而且这些以台湾大学外文系学生为主的青年作家们还以丰厚的创作实绩，参与了台湾现代主义文学基本形态和风貌的构建。白先勇、王文兴、欧阳子、七等生等人的小说创作，大多在这一时期走向成熟，《台北人》（白先勇）、《玩具手枪》（王文兴）、《那长头发的女孩》（欧阳子）、《僵局》（七等生）等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均出现在这一时期。独特的题材，深刻的主题，全新的艺术手法，使他们的作品不但轰动一时，而且对当时的许多大学生和中学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是因了这种影响而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现代文学》作家群”所创作出的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小说和“一刊两社”作家群所创作出的现代派诗歌一起，共同构成了60年代至70年代初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强大声势，并成为这一时期台湾文学的主流。流风所及，就是后来以乡土文学作家著称的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等人，在创作初期也都受到过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创作过现代主义色彩甚浓的作品。随着这些作家对文学认识的逐步自成体系，他们走出了现代主义文学的笼罩，另辟了乡土文学的天地。这些作家的成熟作品，如陈映真的《将军族》、黄春明的《青番公的故事》《锣》、王祯和的《嫁妆一牛车》等，构成了台湾乡土文学创作的经典，这些作家（包括稍后的王拓、杨青矗等）以及他们的作品的出现，表明台湾的乡土文学已经崛起，并从70年代开始成为继现代主义文学之后，又一个新的文学主流。
从50年代后期开始，许多台湾青年出国留学。留学生群体的出现使留学生文学成为60年代以来台湾文学的重要组成，於梨华、聂华苓、白先勇、丛甦、张系国等是留学生作家群中的佼佼者。在留学生文学中，身处异邦所强烈感受到的文化不适应性和不平衡性，以及中西文化剧烈碰撞后所导致的巨大震撼和对留学生所造成的困惑，成为众多留学生作家普遍表现的主题。由于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在总体上相对于西方文化而言是一种弱势文化，因此，身为中国文化的“产品”却置身于西方文化的土壤，留学生们在对这两种文化都有着深切了解的同时，更对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交遇时的被动和尴尬有着切肤之痛——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本身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撞击的承载体，中西文化冲突的战场，就是他们的内心。于是，无论是在於梨华的《又见棕榈 又见棕榈》中，还是在白先勇的《芝加哥之死》《安乐乡的一日》中，作者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都是牟天磊、吴汉魂、依萍这样的留学生在两种文化之间的摆**和困惑：他们在西方文化的环境下生存，理智使他们意识到必须适应这一文化的要求，但在感情上他们却难以割舍与自己母体文化的联系，这种不能彻底归属某一种文化的撕扯令他们痛苦万分，对自己“文化身份”的难以确认，使他们在生存的意义上充满困惑，有的在中国（台湾）和美国之间何去何从难以抉择（牟天磊），有的选择了死亡（吴汉魂）。面对“文化认同”所产生的无所适从的困惑，构成了台湾留学生文学的核心。
这一时期的香港文学，延续着前一时期的发展轨迹，在新武侠小说走向极盛的同时，现代主义文学也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如果说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香港文学，还是一个各种文学现象纷然杂陈、各种文学“成分”初露身影的“大杂烩”的话，那么到了这个时期，“现代主义文学”和“通俗文学”渐成强势，便是这一时期香港文学的重要现象。
香港的现代主义文学与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一时期香港的现代主义文学中，刘以鬯、金炳兴以及曾以“侨生”身份在台湾留过学的叶维廉、戴天、张错、蔡炎培、温健骝等人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刘以鬯等一些从大陆来港的作家与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没有直接的联系之外，那些有着留学台湾背景的现代主义文学的提倡者和实践者，几乎成了台湾现代主义文学在香港的传播者，当然，他们的共同源头是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在这些作家的重要作品中，刘以鬯的《酒徒》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戴天的《蛇（一九七〇的香港）》和《一九七一所见》、温健骝的《泣柳》和《进化》，都是现代主义色彩浓厚的诗作。
香港的“通俗文学”（主要包括“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和“历史小说”）在这一时期走向成熟。金庸、梁羽生的许多“新武侠”作品，发表在这一时期。杰克、依达、望云的“言情小说”，也在这一时期蜂拥出现。而以南宫博、董千里、高旅为代表的“历史小说”，则在这一时期成为香港“通俗文学”的劲旅。这些“历史小说”虽以“历史”作为叙事的框架和载体，但对应的却是现代人的审美兴趣和阅读期待，因此，这些“历史小说”在某种意义上讲其实是“武侠小说”（金戈铁马）和“言情小说”（爱情传奇）的融汇和杂糅。如果说南宫博的许多“历史小说”擅长以“爱情细节”来书写“历史”，从而更带有“言情小说”的特征的话，那么董千里的一些“历史小说”则可以说是充满了刀光剑影的“大叙事”，带有“武”和“侠”的特质。前者的代表作主要有《桃花扇》《洛神》《梁山伯与祝英台》《孔雀东南飞》等；后者的重要作品则有《成吉思汗》《马可波罗》等。另一位“历史小说”作者高旅每每以宫闱秘事作为自己的创作题材，在宫廷内充满血腥的权力争夺中展示历史兴亡和个人命运，代表作品有《玉叶冠》《金屑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