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時期台灣的詩歌，除了前一時期的詩人繼續創作之外，代表作家有文曉村、陳千武、白萩、非馬等。
文曉村（1928—2007），“葡萄園”詩社的代表詩人，詩歌作品有《第八根琴弦》《一盞小燈》等。文曉村的詩作遵循“健康”（非“病態”的）、“明朗”（非“晦澀”的）和“中國”（內容上的“中國”書寫和形式上的“中國化”）的原則，以清新樸實的筆調，歌頌祖國、故鄉和自然，寫實的藝術手法、質樸的詩歌語言以及對民族風格的追求，是文曉村詩歌創作的基本品格。
陳千武（1922—2012），原名陳武雄，“笠”詩社重要詩人，詩歌作品有《密林詩抄》《不眠的眼》《安全島》等。陳千武的詩，注重“政治”蘊涵，早期詩作中，一些作品曲折地表達了對異族統治的不滿和抗爭，六七十年代側重對獨裁統治的諷刺和對台灣鄉土的歌頌，後期詩作則“本土”意識逐漸加強。“政治”內核的始終存在使得陳千武的詩作在藝術上呈現出“知性”的風貌和“抒情”的實質——寫“政治”卻借助意象的象征性和多義性來表達，而對西方現代主義詩歌的借鑒除了在藝術手法上有所得益之外，也使部分詩作涉及對人的生存處境和生命本質的思考。在語言上，日語、閩南方言的語言經曆使陳千武的詩歌語言閃爍著一種奇異的色彩，別具風格。
白萩（1937— ），原名何錦榮，早年曾參加“現代派”，後成為“笠”詩社重要詩人，詩歌作品有《風的薔薇》《天空象征》《香頌》等。白萩是一個不斷追求“創新”的詩人，“現代派”詩人和“笠”詩社詩人的雙重身份，使白萩的詩作既有現代主義詩歌那種追問人生終極價值、在藝術上極具反叛性和“陌生化”效果的品質，同時也有“笠”詩社詩人所共有的那種關注當下、關懷鄉土的現實主義精神。在藝術上，白萩的詩注重意象的提煉和繪畫性、音樂性的運用，在詩歌語言上，則常常對漢語詞匯進行新的排列組合，從而創造出一種獨具風采的語言效果。
非馬（1936— ），原名馬為義，“笠”詩社重要詩人，詩歌作品有《在風城》《白馬集》《篤篤有聲的馬蹄》等。非馬的詩，有五四時期“冰心體”小詩的風韻，平白樸實，常於人生的微末處，抒發含有哲思的議論，追求“從平凡的日常事物中找出不平凡的意義，從明明不可能的情況裏推出可能”，這種“化腐朽為神奇”的努力，使非馬的詩常常給人意外之喜，令人驚歎其運思之妙，聯想之巧。而結構的簡略、意象的單純、語言的清爽，則使非馬的詩有如一幅濃淡相宜的水墨畫，潔雅脫俗。
這一時期台灣的散文創作，代表作家有餘光中、琦君、楊牧等。
餘光中的散文集主要有《左手的繆斯》《掌上雨》《逍遙遊》《聽聽那冷雨》《記憶像鐵軌一樣長》《憑一張地圖》《隔水呼渡》《日不落家》等十餘種。餘光中對五四以來散文的濫情傾向和語言“夾生”深表不滿，不但提出了“現代散文”的概念，而且努力從事“現代散文”的寫作實踐。他的散文，題材廣泛，或說文論藝，或追思前賢；或神遊古典，或跋涉“西”域；有對曆史現實的臧否，也有對親朋好友的“訴”“說”；上下幾千年，縱橫幾萬裏，宇宙之大，人心之微，無不成為餘光中散文創作的材料。
琦君（1917—2006），原名潘希珍，散文集主要有《煙愁》《三更有夢書當枕》《桂花雨》《細雨燈花落》《千裏懷人月在峰》《留予他年說夢痕》等。琦君的散文，大多寫親情、友情、愛情（婚姻），在寫“情”的諸種題材中，“母親”（母愛）是她持久的、重要的書寫對象，《母親新婚時》寫舊婚姻製度下母親的婉順和對父親的深情；《媽媽的手》以“手”為視角寫出了母親勞作的艱辛和在操勞中深蘊的母愛；《母親！母親！》中的母親以善良的天性，潛移默化地教會了“我”怎樣做人；《母親》寫出了母親寂寞而又堅韌的一生；《母親的書》則通過母親常讀的鞋樣“書”“十殿閻王”、皇曆、《本草綱目》、佛經，寫出了一個舊式婦女的精神世界。除了“母親”（母愛），寫伉儷情深、舐犢之情和友朋往來的作品也為數不少，像《我的另一半》《〈我的另一半〉補述》《楠兒住校後》《遙寄楠兒》《師與友》《話友》等，從名字上就可以知道寫的是什麽。寫“情”之外，寫故鄉、寫自然、寫動物也是琦君散文的一大特點。從琦君的寫作題材中不難看出，以愛心看待世界，體會、感受和付出愛，是她散文的核心主題。在藝術上，安詳和平淡是琦君散文的總體氣質，文字的細膩和樸實，是這種氣質的有機組成。
楊牧（1940— ），原名王靖獻，另有筆名葉珊，散文集主要有《葉珊散文集》《柏克萊精神》《年輪》《搜索者》等。楊牧的散文，題材廣泛，有對生於茲長於茲的鄉土的熱愛（《台灣的鄉下》），也有對大陸故土的深情（《南方》）；有與西方浪漫主義詩人的神交（《給濟慈的信》），也有對師友學術生平的追憶（《卜弼得先生》）；有對社會不良現象的批判（《聞彰化縣政府想拆孔廟》），也有對現代教育製度和人文精神的思考（《柏克萊精神》）；有對人生意義的探索（《搜索者》），也有對自己內心世界的反省（《自剖》）。在楊牧的許多散文中，“反思”和“探索”為其核心主題，“反思”是撇開“意識積澱”，對曆史沿革、思想傳統、社會現象、體製規範進行自己獨立的判斷；“探索”是對外在的宇宙世界和內在的自我存在進行終極追問。這種主題的確立，實因作者對“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原則的堅守和秉持所致，也使楊牧的散文在總體上不以感性見長而以知性見重。然而，這種對知性的偏重並不妨礙楊牧在藝術上將詩性引入散文創作，詩性的思緒、詩性的心態和詩性的語言，正構成了楊牧散文藝術的最大特色。“探索”不僅是楊牧散文的核心主題，也是他散文藝術精神的體現，對重複自我的警惕使楊牧自覺地在散文藝術上不斷創新，《年輪》可以被視為是這種藝術“探索”精神的代表，在這部散文集中，楊牧融散文、詩歌、散文詩於一體，將散文與詩歌進行嫁接，充分體現了楊牧散文藝術的詩性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