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台湾的诗歌，除了前一时期的诗人继续创作之外，代表作家有文晓村、陈千武、白萩、非马等。
文晓村（1928—2007），“葡萄园”诗社的代表诗人，诗歌作品有《第八根琴弦》《一盏小灯》等。文晓村的诗作遵循“健康”（非“病态”的）、“明朗”（非“晦涩”的）和“中国”（内容上的“中国”书写和形式上的“中国化”）的原则，以清新朴实的笔调，歌颂祖国、故乡和自然，写实的艺术手法、质朴的诗歌语言以及对民族风格的追求，是文晓村诗歌创作的基本品格。
陈千武（1922—2012），原名陈武雄，“笠”诗社重要诗人，诗歌作品有《密林诗抄》《不眠的眼》《安全岛》等。陈千武的诗，注重“政治”蕴涵，早期诗作中，一些作品曲折地表达了对异族统治的不满和抗争，六七十年代侧重对独裁统治的讽刺和对台湾乡土的歌颂，后期诗作则“本土”意识逐渐加强。“政治”内核的始终存在使得陈千武的诗作在艺术上呈现出“知性”的风貌和“抒情”的实质——写“政治”却借助意象的象征性和多义性来表达，而对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借鉴除了在艺术手法上有所得益之外，也使部分诗作涉及对人的生存处境和生命本质的思考。在语言上，日语、闽南方言的语言经历使陈千武的诗歌语言闪烁着一种奇异的色彩，别具风格。
白萩（1937— ），原名何锦荣，早年曾参加“现代派”，后成为“笠”诗社重要诗人，诗歌作品有《风的蔷薇》《天空象征》《香颂》等。白萩是一个不断追求“创新”的诗人，“现代派”诗人和“笠”诗社诗人的双重身份，使白萩的诗作既有现代主义诗歌那种追问人生终极价值、在艺术上极具反叛性和“陌生化”效果的品质，同时也有“笠”诗社诗人所共有的那种关注当下、关怀乡土的现实主义精神。在艺术上，白萩的诗注重意象的提炼和绘画性、音乐性的运用，在诗歌语言上，则常常对汉语词汇进行新的排列组合，从而创造出一种独具风采的语言效果。
非马（1936— ），原名马为义，“笠”诗社重要诗人，诗歌作品有《在风城》《白马集》《笃笃有声的马蹄》等。非马的诗，有五四时期“冰心体”小诗的风韵，平白朴实，常于人生的微末处，抒发含有哲思的议论，追求“从平凡的日常事物中找出不平凡的意义，从明明不可能的情况里推出可能”，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努力，使非马的诗常常给人意外之喜，令人惊叹其运思之妙，联想之巧。而结构的简略、意象的单纯、语言的清爽，则使非马的诗有如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画，洁雅脱俗。
这一时期台湾的散文创作，代表作家有余光中、琦君、杨牧等。
余光中的散文集主要有《左手的缪斯》《掌上雨》《逍遥游》《听听那冷雨》《记忆像铁轨一样长》《凭一张地图》《隔水呼渡》《日不落家》等十余种。余光中对五四以来散文的滥情倾向和语言“夹生”深表不满，不但提出了“现代散文”的概念，而且努力从事“现代散文”的写作实践。他的散文，题材广泛，或说文论艺，或追思前贤；或神游古典，或跋涉“西”域；有对历史现实的臧否，也有对亲朋好友的“诉”“说”；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宇宙之大，人心之微，无不成为余光中散文创作的材料。
琦君（1917—2006），原名潘希珍，散文集主要有《烟愁》《三更有梦书当枕》《桂花雨》《细雨灯花落》《千里怀人月在峰》《留予他年说梦痕》等。琦君的散文，大多写亲情、友情、爱情（婚姻），在写“情”的诸种题材中，“母亲”（母爱）是她持久的、重要的书写对象，《母亲新婚时》写旧婚姻制度下母亲的婉顺和对父亲的深情；《妈妈的手》以“手”为视角写出了母亲劳作的艰辛和在操劳中深蕴的母爱；《母亲！母亲！》中的母亲以善良的天性，潜移默化地教会了“我”怎样做人；《母亲》写出了母亲寂寞而又坚韧的一生；《母亲的书》则通过母亲常读的鞋样“书”“十殿阎王”、皇历、《本草纲目》、佛经，写出了一个旧式妇女的精神世界。除了“母亲”（母爱），写伉俪情深、舐犊之情和友朋往来的作品也为数不少，像《我的另一半》《〈我的另一半〉补述》《楠儿住校后》《遥寄楠儿》《师与友》《话友》等，从名字上就可以知道写的是什么。写“情”之外，写故乡、写自然、写动物也是琦君散文的一大特点。从琦君的写作题材中不难看出，以爱心看待世界，体会、感受和付出爱，是她散文的核心主题。在艺术上，安详和平淡是琦君散文的总体气质，文字的细腻和朴实，是这种气质的有机组成。
杨牧（1940— ），原名王靖献，另有笔名叶珊，散文集主要有《叶珊散文集》《柏克莱精神》《年轮》《搜索者》等。杨牧的散文，题材广泛，有对生于兹长于兹的乡土的热爱（《台湾的乡下》），也有对大陆故土的深情（《南方》）；有与西方浪漫主义诗人的神交（《给济慈的信》），也有对师友学术生平的追忆（《卜弼得先生》）；有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批判（《闻彰化县政府想拆孔庙》），也有对现代教育制度和人文精神的思考（《柏克莱精神》）；有对人生意义的探索（《搜索者》），也有对自己内心世界的反省（《自剖》）。在杨牧的许多散文中，“反思”和“探索”为其核心主题，“反思”是撇开“意识积淀”，对历史沿革、思想传统、社会现象、体制规范进行自己独立的判断；“探索”是对外在的宇宙世界和内在的自我存在进行终极追问。这种主题的确立，实因作者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原则的坚守和秉持所致，也使杨牧的散文在总体上不以感性见长而以知性见重。然而，这种对知性的偏重并不妨碍杨牧在艺术上将诗性引入散文创作，诗性的思绪、诗性的心态和诗性的语言，正构成了杨牧散文艺术的最大特色。“探索”不仅是杨牧散文的核心主题，也是他散文艺术精神的体现，对重复自我的警惕使杨牧自觉地在散文艺术上不断创新，《年轮》可以被视为是这种艺术“探索”精神的代表，在这部散文集中，杨牧融散文、诗歌、散文诗于一体，将散文与诗歌进行嫁接，充分体现了杨牧散文艺术的诗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