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時期台港小說創作的代表作家有白先勇、王文興、歐陽子、七等生、聶華苓、於梨華、王禎和、劉以鬯等。
白先勇（1937— ），祖籍江蘇南京，1948年去香港，1952年去台灣，台灣大學外文係畢業，1960年與陳若曦、歐陽子、王文興等創辦《現代文學》雜誌，1965年獲美國愛荷華大學碩士學位，後留居美國，長期在大學任教。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說集《寂寞的十七歲》《台北人》和長篇小說《孽子》等。白先勇的小說，在處理“傳統”與“現代”的關係、塑造獨特的人物形象、追求“曆史感”、語言的成熟等方麵，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其作品在“傳統”（有人物、有情節、有發展、有結局）的外殼下潛隱著“現代”（大膽叛逆的精神氣質、對人的生存困境的終極思考、驚世駭俗題材的涉及、意識流手法的“中國化”運用）的內核，“傳統”是其根基，“現代”是其神髓，“現代”被融入“傳統”，“傳統”表現著“現代”。在塑造獨特的人物形象方麵，無論是《寂寞的十七歲》集中的金大奶奶、玉卿嫂、楊雲峰，還是《台北人》集中的尹雪豔、金大班、錢夫人、賴鳴升、餘嵌磊，還是《孽子》中的李青、吳敏、小玉，這些人物雖然地位不同，身份各異，但在穿越兩個世界（或生與死，或愛與恨，或大陸與台灣，或世俗社會與同性戀世界）、難以忘懷過去、敢愛敢恨、充滿滄桑感、頗具神秘性等方麵，卻有著某種內在的相似性。“曆史感”在白先勇的小說中主要體現為作品人物均為“曆史中人”——都生活在現實環境和曆史回憶的錯位之中，借此，作者流露出他對人在曆史長河中的相似狀態的輪回、對人在曆史麵前的渺小、對曆史給人留下的滄桑感的洞察、體認、自覺和感慨。白先勇的小說語言既流淌著傳統白話的精髓（如《紅樓夢》《金瓶梅》的白話風格），又熔鑄進現代白話的成果；既蘊涵了傳統詩詞的節奏和神韻，也吸納了西方文學語言的某種表達方式，最終鍛煉出一種圓熟的、從容大氣、飽滿而又細致的現代白話語言。
王文興（1939— ），福建福州人，7歲時隨家人到台灣，1962年台灣大學畢業後留學美國，獲碩士學位，後長期在台灣大學任教。主要作品有《玩具手槍》《家變》《背海的人》等。王文興的小說在對人的心理世界的挖掘和語言的“陌生化”方麵，有自己的獨創。通過對各種各樣人物幽深的內心世界的揭示來表現生命的殘酷和人生的空虛，是王文興小說的一貫主題。《玩具手槍》以胡昭生敏感、孤獨而又不無封閉的心路曆程，展示了人生的荒謬和尷尬。《家變》通過範曄“成人”之後對父親的厭惡、憤恨、輕蔑和虐待，突出強調了精神分析學中“殺父娶母”模式中的“殺父”部分——精神的和心理的“弑父”。在父子關係的錯亂和父子位置的顛倒中，範曄似乎獲得了“自我”。《家變》無疑首先是一個具體的“家變”，但其象征意義也顯而易見。《背海的人》則以“獨眼爺”齷齪的一生，對知識分子的現代處境以及他們善惡並置、溫情陰暗兼具的複雜內心進行了不留情麵的揭示。在小說藝術上，王文興給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他的小說語言，他的敘事鏈是頓挫的、阻滯的、不合常規的，會刻意綴上許多副詞、助詞和連詞，根據敘事的需要和人物的身份，他常常在文中加入錯字、別字、生造的字和詞，並混入英文、文言文和注音符號。對語言“陌生化”的自覺追求，使王文興的小說具有一種“特別”的氣質。
歐陽子（1939— ），原名洪智惠，台灣南投人。1961年台灣大學外文係畢業，後赴美留學，獲碩士學位。1971年後，曾一度從事文學評論和研究。歐陽子這一時期的主要作品有《那長頭發的女孩》《秋葉》等。歐陽子的小說，以細膩的心理描寫見長，“心理二字囊括了歐陽子小說的一切題材”[1]，而在對人物心理的刻畫中，又主要以“感情生活”為視角，展現屬於潛意識範疇的人格分裂和心靈壓抑，這種人格分裂和心靈壓抑往往源自情感與道德的劇烈衝突。在歐陽子的作品中，感情常常掙脫出世俗“道德”的框架，發生在姐夫與小姨之間（《牆》）、母子之間（《近黃昏時》《秋葉》）和同性師生之間（《最後一節課》），這種情感的驚世駭俗，使人物的內心受到“道德”的巨大壓力，引致人物深切的痛苦。情感的非常態性在歐陽子的筆下除了以“非常態關係”表現之外，還常以一種極端情感的方式出現，《魔女》中母親對趙剛的那種受虐式的愛，《花瓶》中石治川對馮琳的愛極而懼，《覺醒》中母親對兒子充滿占有欲的愛，無不揭示出人在“情到濃時難自已”的備受折磨和痛苦。對深隱在心理深層的非常態領域進行深入挖掘和大膽剖析，使歐陽子成為一個“人心的原始森林中勇敢的探索者”，她的“紮實的心理寫實”[2]，不但寫出了人心、人性中的種種情狀，而且也對她筆下的人物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和悲憫。
七等生（1939— ），原名劉武雄，主要作品有《僵局》《我愛黑眼珠》《沙河悲歌》等。七等生的許多小說，人物關係奇特，情節似真似幻。《我愛黑眼珠》表現的是李龍第在突發的大水麵前，麵對妻子晴子的呼救無動於衷，卻對邂逅的妓女百般嗬護，最終導致晴子被大水衝走，可是水退後李龍第又“想念他的妻子晴子”了。在《精神病患》中，賴哲森為了不讓愛人阿蓮再次遭受流產的痛苦，竟將阿蓮扼死。七等生這類小說的內容最引人注目之處在於每每對通常的審美習慣造成強烈的衝擊。然而，在這些貌似怪誕的小說世界背後，流貫著的是七等生對現代文明壓抑下人性扭曲的不滿，和對“本我”的尋找和發現。在藝術上，他將現實主義和超現實主義融為一體，打破了一般的創作模式和閱讀期待，形成了文意艱深、富於哲理以及形式怪異的獨特風格。
聶華苓（1925— ），1948年中央大學畢業，1949年去台灣，任《自由中國》雜誌文藝主編，1964年應邀為美國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坊”訪問作家，1967年與美國詩人保羅·安格爾共同創辦並主持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主要作品有《一朵小白花》《失去的金鈴子》《桑青與桃紅》等。對世界（現實的世界、情感的世界、心理的世界）的變化充滿困惑和悵惘可以說是聶華苓小說的基本主題。《珊珊，你在哪兒？》表現的是李鑫對舊時記憶中的珊珊的尋找以及這種尋找的徹底失敗——現在的珊珊已不再是過去的珊珊，而連同珊珊一同消失的是兒時的那個美好的世界。《失去的金鈴子》中“我”（苓子）在經曆了舅舅和巧姨的愛情悲劇之後從一個“快樂的小太陽”成長為一個憂鬱的成人，快樂的童年世界就此告別。《桑青與桃紅》中的桑青在經曆了戰亂的大陸時期和夢魘的台灣時期之後，到美國變成了桃紅，與舊世界（大陸、台灣）的割裂和在新世界（美國）的茫然正體現出桑青（桃紅）在不斷變化的世界麵前無所適從的悲劇處境。與表現世界變化對人物所造成的影響這一基本主題相適應，聶華苓的小說在藝術上注重對人物心理的分析，常用對比、象征、意識流等手法來刻畫人物，結構精致，文字清麗。
於梨華（1931— ），主要作品有《又見棕櫚 又見棕櫚》《雪地上的星星》《考驗》等。於梨華在台灣文壇以創作留學生題材小說著稱，表現留學生們生活的艱辛、愛情的不幸、事業的受挫、文化的無根是於梨華留學生題材小說的基本內容，而通過這些內容打破人們對留學生生活的“美好想象”則構成了於梨華留學生題材小說的重要主題。《又見棕櫚 又見棕櫚》中的牟天磊出國後無論是事業還是愛情均難稱成功，飽受精神的寂寞和文化上居於弱勢所帶來的痛苦，而他沒有出國的同學、戀人、老師，卻生活得平淡而又充實，這使他在回美國還是留中國（台灣）兩者之間猶豫再三。大量出現在於梨華筆下的那些籠罩著“失敗感”的留學生活，都隱隱昭示著這樣一個主旨：不要對出國抱著太高的夢想和期望。對留學生活“過度期望”的警示使得於梨華的留學生題材小說具有一種頗為急切的姿態——急切地要把“真相”和“忠告”宣示於眾，這自然使於梨華的小說創作帶有了一種較為“明顯”的價值偏向。在藝術上，於梨華的小說情節生動曲折，心理描寫細膩，語言運用出色，可讀性較強。
王禎和（1940—1990），主要作品有《嫁妝一牛車》《三春記》《玫瑰玫瑰我愛你》等。以現代的文學觀念和技巧處理鄉土題材是王禎和小說的基本特點，從總體上講，他的小說具有濃烈的“鄉土”氣息——除了題材的“鄉土”之外，最重要的一點在於其小說語言的“鄉土”性。王禎和的許多作品都是描寫鄉村貧苦民眾生活的，表現人的“生”的執著和對勞苦者的同情，構成了這類“鄉土”題材作品的基本特質。《嫁妝一牛車》和《香格裏拉》等作品集中地體現了這一點。而“鄉土”氣息的濃厚並沒有妨礙王禎和在小說中注入現代“因素”，在《鬼·北風·人》和《嫁妝一牛車》等作品中，對弗洛伊德理論的潛在涉及使這些作品能夠深入幽深的潛意識層麵，在表現人性的“深”方麵達至極高的境地。在藝術上，以喜劇的方式表現悲劇的內容，和獨創一種語言表達方式，是王禎和小說的藝術個性之所在。王禎和的小說語言，融合了現代白話和閩南方言，經過對主語、動詞、副詞、連詞的位置調換，“把名詞扭過來倒過去”，編排和製造出一種獨特的語氣和語調。這種獨特的語氣和語調既是王禎和小說的語言形態，也是他小說喜劇效果的根源。
劉以鬯（1918— ），原名劉同繹，主要作品有《天堂與地獄》《酒徒》《寺內》等。劉以鬯是香港現代主義文學的重要作家，他的“純”文學作品充滿了創新精神和實驗色彩，對於創造並實驗新的技巧和表現方式，劉以鬯有著不竭的興趣。他的小說，在內容上注重對“內在真實”的挖掘和表現，在形式上強調結構和語言的重要性。形式上的種種實驗，正構成了劉以鬯小說的真正生命。《酒徒》對時代社會的批判，對人維護尊嚴和價值的艱辛的表達，都是通過“我”的意識流動和詩化語言呈現出來的，這構成了《酒徒》的價值核心。此外，像賦予古代“故事”以新的意義（《寺內》《蛇》等）、用同樣的場景展示因微小因素的變化而導致人生結局不同的荒誕（《打錯了》）、將人物排除在小說之外（《吵架》《動亂》）等，都是劉以鬯在小說創作上努力“實驗”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