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台港小说创作的代表作家有白先勇、王文兴、欧阳子、七等生、聂华苓、於梨华、王祯和、刘以鬯等。
白先勇（1937— ），祖籍江苏南京，1948年去香港，1952年去台湾，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1960年与陈若曦、欧阳子、王文兴等创办《现代文学》杂志，1965年获美国爱荷华大学硕士学位，后留居美国，长期在大学任教。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和长篇小说《孽子》等。白先勇的小说，在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塑造独特的人物形象、追求“历史感”、语言的成熟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其作品在“传统”（有人物、有情节、有发展、有结局）的外壳下潜隐着“现代”（大胆叛逆的精神气质、对人的生存困境的终极思考、惊世骇俗题材的涉及、意识流手法的“中国化”运用）的内核，“传统”是其根基，“现代”是其神髓，“现代”被融入“传统”，“传统”表现着“现代”。在塑造独特的人物形象方面，无论是《寂寞的十七岁》集中的金大奶奶、玉卿嫂、杨云峰，还是《台北人》集中的尹雪艳、金大班、钱夫人、赖鸣升、余嵌磊，还是《孽子》中的李青、吴敏、小玉，这些人物虽然地位不同，身份各异，但在穿越两个世界（或生与死，或爱与恨，或大陆与台湾，或世俗社会与同性恋世界）、难以忘怀过去、敢爱敢恨、充满沧桑感、颇具神秘性等方面，却有着某种内在的相似性。“历史感”在白先勇的小说中主要体现为作品人物均为“历史中人”——都生活在现实环境和历史回忆的错位之中，借此，作者流露出他对人在历史长河中的相似状态的轮回、对人在历史面前的渺小、对历史给人留下的沧桑感的洞察、体认、自觉和感慨。白先勇的小说语言既流淌着传统白话的精髓（如《红楼梦》《金瓶梅》的白话风格），又熔铸进现代白话的成果；既蕴涵了传统诗词的节奏和神韵，也吸纳了西方文学语言的某种表达方式，最终锻炼出一种圆熟的、从容大气、饱满而又细致的现代白话语言。
王文兴（1939— ），福建福州人，7岁时随家人到台湾，1962年台湾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获硕士学位，后长期在台湾大学任教。主要作品有《玩具手枪》《家变》《背海的人》等。王文兴的小说在对人的心理世界的挖掘和语言的“陌生化”方面，有自己的独创。通过对各种各样人物幽深的内心世界的揭示来表现生命的残酷和人生的空虚，是王文兴小说的一贯主题。《玩具手枪》以胡昭生敏感、孤独而又不无封闭的心路历程，展示了人生的荒谬和尴尬。《家变》通过范晔“成人”之后对父亲的厌恶、愤恨、轻蔑和虐待，突出强调了精神分析学中“杀父娶母”模式中的“杀父”部分——精神的和心理的“弑父”。在父子关系的错乱和父子位置的颠倒中，范晔似乎获得了“自我”。《家变》无疑首先是一个具体的“家变”，但其象征意义也显而易见。《背海的人》则以“独眼爷”龌龊的一生，对知识分子的现代处境以及他们善恶并置、温情阴暗兼具的复杂内心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揭示。在小说艺术上，王文兴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他的小说语言，他的叙事链是顿挫的、阻滞的、不合常规的，会刻意缀上许多副词、助词和连词，根据叙事的需要和人物的身份，他常常在文中加入错字、别字、生造的字和词，并混入英文、文言文和注音符号。对语言“陌生化”的自觉追求，使王文兴的小说具有一种“特别”的气质。
欧阳子（1939— ），原名洪智惠，台湾南投人。1961年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后赴美留学，获硕士学位。1971年后，曾一度从事文学评论和研究。欧阳子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有《那长头发的女孩》《秋叶》等。欧阳子的小说，以细腻的心理描写见长，“心理二字囊括了欧阳子小说的一切题材”[1]，而在对人物心理的刻画中，又主要以“感情生活”为视角，展现属于潜意识范畴的人格分裂和心灵压抑，这种人格分裂和心灵压抑往往源自情感与道德的剧烈冲突。在欧阳子的作品中，感情常常挣脱出世俗“道德”的框架，发生在姐夫与小姨之间（《墙》）、母子之间（《近黄昏时》《秋叶》）和同性师生之间（《最后一节课》），这种情感的惊世骇俗，使人物的内心受到“道德”的巨大压力，引致人物深切的痛苦。情感的非常态性在欧阳子的笔下除了以“非常态关系”表现之外，还常以一种极端情感的方式出现，《魔女》中母亲对赵刚的那种受虐式的爱，《花瓶》中石治川对冯琳的爱极而惧，《觉醒》中母亲对儿子充满占有欲的爱，无不揭示出人在“情到浓时难自已”的备受折磨和痛苦。对深隐在心理深层的非常态领域进行深入挖掘和大胆剖析，使欧阳子成为一个“人心的原始森林中勇敢的探索者”，她的“扎实的心理写实”[2]，不但写出了人心、人性中的种种情状，而且也对她笔下的人物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和悲悯。
七等生（1939— ），原名刘武雄，主要作品有《僵局》《我爱黑眼珠》《沙河悲歌》等。七等生的许多小说，人物关系奇特，情节似真似幻。《我爱黑眼珠》表现的是李龙第在突发的大水面前，面对妻子晴子的呼救无动于衷，却对邂逅的妓女百般呵护，最终导致晴子被大水冲走，可是水退后李龙第又“想念他的妻子晴子”了。在《精神病患》中，赖哲森为了不让爱人阿莲再次遭受流产的痛苦，竟将阿莲扼死。七等生这类小说的内容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每每对通常的审美习惯造成强烈的冲击。然而，在这些貌似怪诞的小说世界背后，流贯着的是七等生对现代文明压抑下人性扭曲的不满，和对“本我”的寻找和发现。在艺术上，他将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融为一体，打破了一般的创作模式和阅读期待，形成了文意艰深、富于哲理以及形式怪异的独特风格。
聂华苓（1925— ），1948年中央大学毕业，1949年去台湾，任《自由中国》杂志文艺主编，1964年应邀为美国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访问作家，1967年与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共同创办并主持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主要作品有《一朵小白花》《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等。对世界（现实的世界、情感的世界、心理的世界）的变化充满困惑和怅惘可以说是聂华苓小说的基本主题。《珊珊，你在哪儿？》表现的是李鑫对旧时记忆中的珊珊的寻找以及这种寻找的彻底失败——现在的珊珊已不再是过去的珊珊，而连同珊珊一同消失的是儿时的那个美好的世界。《失去的金铃子》中“我”（苓子）在经历了舅舅和巧姨的爱情悲剧之后从一个“快乐的小太阳”成长为一个忧郁的成人，快乐的童年世界就此告别。《桑青与桃红》中的桑青在经历了战乱的大陆时期和梦魇的台湾时期之后，到美国变成了桃红，与旧世界（大陆、台湾）的割裂和在新世界（美国）的茫然正体现出桑青（桃红）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面前无所适从的悲剧处境。与表现世界变化对人物所造成的影响这一基本主题相适应，聂华苓的小说在艺术上注重对人物心理的分析，常用对比、象征、意识流等手法来刻画人物，结构精致，文字清丽。
於梨华（1931— ），主要作品有《又见棕榈 又见棕榈》《雪地上的星星》《考验》等。於梨华在台湾文坛以创作留学生题材小说著称，表现留学生们生活的艰辛、爱情的不幸、事业的受挫、文化的无根是於梨华留学生题材小说的基本内容，而通过这些内容打破人们对留学生生活的“美好想象”则构成了於梨华留学生题材小说的重要主题。《又见棕榈 又见棕榈》中的牟天磊出国后无论是事业还是爱情均难称成功，饱受精神的寂寞和文化上居于弱势所带来的痛苦，而他没有出国的同学、恋人、老师，却生活得平淡而又充实，这使他在回美国还是留中国（台湾）两者之间犹豫再三。大量出现在於梨华笔下的那些笼罩着“失败感”的留学生活，都隐隐昭示着这样一个主旨：不要对出国抱着太高的梦想和期望。对留学生活“过度期望”的警示使得於梨华的留学生题材小说具有一种颇为急切的姿态——急切地要把“真相”和“忠告”宣示于众，这自然使於梨华的小说创作带有了一种较为“明显”的价值偏向。在艺术上，於梨华的小说情节生动曲折，心理描写细腻，语言运用出色，可读性较强。
王祯和（1940—1990），主要作品有《嫁妆一牛车》《三春记》《玫瑰玫瑰我爱你》等。以现代的文学观念和技巧处理乡土题材是王祯和小说的基本特点，从总体上讲，他的小说具有浓烈的“乡土”气息——除了题材的“乡土”之外，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其小说语言的“乡土”性。王祯和的许多作品都是描写乡村贫苦民众生活的，表现人的“生”的执著和对劳苦者的同情，构成了这类“乡土”题材作品的基本特质。《嫁妆一牛车》和《香格里拉》等作品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而“乡土”气息的浓厚并没有妨碍王祯和在小说中注入现代“因素”，在《鬼·北风·人》和《嫁妆一牛车》等作品中，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潜在涉及使这些作品能够深入幽深的潜意识层面，在表现人性的“深”方面达至极高的境地。在艺术上，以喜剧的方式表现悲剧的内容，和独创一种语言表达方式，是王祯和小说的艺术个性之所在。王祯和的小说语言，融合了现代白话和闽南方言，经过对主语、动词、副词、连词的位置调换，“把名词扭过来倒过去”，编排和制造出一种独特的语气和语调。这种独特的语气和语调既是王祯和小说的语言形态，也是他小说喜剧效果的根源。
刘以鬯（1918— ），原名刘同绎，主要作品有《天堂与地狱》《酒徒》《寺内》等。刘以鬯是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作家，他的“纯”文学作品充满了创新精神和实验色彩，对于创造并实验新的技巧和表现方式，刘以鬯有着不竭的兴趣。他的小说，在内容上注重对“内在真实”的挖掘和表现，在形式上强调结构和语言的重要性。形式上的种种实验，正构成了刘以鬯小说的真正生命。《酒徒》对时代社会的批判，对人维护尊严和价值的艰辛的表达，都是通过“我”的意识流动和诗化语言呈现出来的，这构成了《酒徒》的价值核心。此外，像赋予古代“故事”以新的意义（《寺内》《蛇》等）、用同样的场景展示因微小因素的变化而导致人生结局不同的荒诞（《打错了》）、将人物排除在小说之外（《吵架》《动乱》）等，都是刘以鬯在小说创作上努力“实验”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