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的台湾，官方思想仍旧强控社会，话剧创作时呈贫乏僵滞的面貌。然而，在平淡的局面下不可遏止的转折已从深潜处发生。创刊于1960年的《现代文学》和1965年的《欧洲杂志》与《剧场》对西方现代戏剧的广泛介绍构成了台湾当代戏剧的“第二度西潮”。
自1963年起台湾剧场引人注目地出现了“新戏剧”。被称为“暗夜中的掌灯者”[3]的姚一苇1963年发表《来自凤凰镇的人》，1965年发表《孙飞虎抢亲》，成为“在台湾继以反共为主题及拟写实为形式的戏剧后……第一个写出‘新戏剧’的人……真正表现出西方后写实主义的影响来”。[4]
姚一苇（1922—1997），原名姚公伟，江西南昌人。1946年厦门大学银行系毕业，自修戏剧。他是一位具有正义感、社会使命感和对人类“怀有悲悯之情”的学者型的剧作家。“政治环境”的压抑和存在主义的牵引，使他戏剧创造（无论是“古”事新编还是取材现代）的目光聚焦于“人”，聚焦于对“人的困境”的思考和对“政治环境”的“不让”。沿着“处境—压力—命运”的线索，姚一苇的戏剧反复渲染着那种危机四伏、阴谋环伺、朝不保夕的危机感和“没有明天”“回不了家”的痛苦。《红鼻子》中神赐的出走和寻找失落的自我，以及最后的祭献，将姚一苇戏剧深层结构中与“人的困境”对人的压抑和异化相对峙的另一条线索明朗化。这条对抗线索以“寻找”作为贯穿动作，以人对环境的抗争、对命运的挑战和对失落自我的拯救，表达对人的关注和关怀，张扬人的高贵。用剧作者的话说，即表现人在困境中的“自处”：“人，假如不幸生活在这个世界里，他（或她）将何以自处？有哪几种可能生存的方式？”无论哪一种方式，剧作家的立场都是“真正回到‘人’的本位上来”，都是捍卫“人性完整之自由”，都是抵拒“他者”对“人”的驱使，无论“他者”是以强权的、温情的或是以时尚的“后现代”形式出现。
姚一苇接受过五四新文化的影响，又自称是“一个真正从现代走向后现代的人”[5]，但同时他又“谦卑地向我国传统戏剧学习”，多方面地继承了民族戏曲、曲艺的舞台艺术传统。他的前期戏剧注重吸取和表现传统戏曲的“叙述性”“表演性”和“写意性”，并着意采用“说”“诵”“唱”并置、多有重复的“极为通俗的韵文体”，以诗化的风格创造“我国的真正国剧”。[6]他后期的戏剧从繁华走向简练。他中期的戏剧《一口箱子》和后期戏剧《访客》更多地表现了西方现代主义戏剧的特点，但荒诞剧的形式感并没有消解民族性的内核。姚一苇一生共发表戏剧14部。他的那些代表剧目，如《来自凤凰镇的人》《碾玉观音》《红鼻子》《重新起来》，可以毫不逊色地进入中国当代优秀戏剧之列。他也因为这一系列具有深刻思想内容和高度艺术性的戏剧作品，以及倡导求新求变的小剧场运动而成为当代台湾最有影响的戏剧家。
60年代的香港仍然弥漫着一片欧风美雨。1962年钟景辉从美国归来，大量翻译和上演美国剧目，如《售货员之死》《小城风光》《玻璃动物园》《动物园的故事》等，加上其他剧作家翻译《妙想天开》《并无此言》《英雄》《社会栋梁》《底层》《人间地狱》等，形成翻译剧的热潮。至1966年，香港上演的“外国新派剧”跃升到近百部。而澳门的戏剧在60年代中期以后深受内地“**”影响，“很多剧社都因为种种原因而停止了活动，澳门的戏剧一下子陷入了低潮”。[7]流行的剧目是《南海长城》《刘胡兰》《红梅花开》和改编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
【思考与练习】
1.这时期台港文学的基本面貌如何？
2.这时期白先勇、王文兴、聂华苓等人的小说创作成就如何？
[1] 白先勇：《蓦然回首·崎岖的心路——〈秋叶〉序》，见欧阳子：《秋叶》，28页，台北，尔雅出版社，1978。
[2] 白先勇：《蓦然回首·崎岖的心路——〈秋叶〉序》，31～32页。
[3] 陈映真：《暗夜中的掌灯者》，载（台北）《联合文学》，13卷8期，1997年6月。
[4] 马森：《姚一苇的戏剧》，载（台北）《联合文学》，13卷8期，1997年6月。
[5] 姚一苇：《文学向何处去——从现代到后现代》，载（台北）《联合文学》，13卷6期，1997年4月。
[6] 林克欢：《姚一苇先生和他的〈红鼻子〉》，载《剧本》，1982（2）。
[7] 田本相、郑炜明主编：《澳门戏剧史稿》，19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