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的台灣，官方思想仍舊強控社會，話劇創作時呈貧乏僵滯的麵貌。然而，在平淡的局麵下不可遏止的轉折已從深潛處發生。創刊於1960年的《現代文學》和1965年的《歐洲雜誌》與《劇場》對西方現代戲劇的廣泛介紹構成了台灣當代戲劇的“第二度西潮”。
自1963年起台灣劇場引人注目地出現了“新戲劇”。被稱為“暗夜中的掌燈者”[3]的姚一葦1963年發表《來自鳳凰鎮的人》，1965年發表《孫飛虎搶親》，成為“在台灣繼以反共為主題及擬寫實為形式的戲劇後……第一個寫出‘新戲劇’的人……真正表現出西方後寫實主義的影響來”。[4]
姚一葦（1922—1997），原名姚公偉，江西南昌人。1946年廈門大學銀行係畢業，自修戲劇。他是一位具有正義感、社會使命感和對人類“懷有悲憫之情”的學者型的劇作家。“政治環境”的壓抑和存在主義的牽引，使他戲劇創造（無論是“古”事新編還是取材現代）的目光聚焦於“人”，聚焦於對“人的困境”的思考和對“政治環境”的“不讓”。沿著“處境—壓力—命運”的線索，姚一葦的戲劇反複渲染著那種危機四伏、陰謀環伺、朝不保夕的危機感和“沒有明天”“回不了家”的痛苦。《紅鼻子》中神賜的出走和尋找失落的自我，以及最後的祭獻，將姚一葦戲劇深層結構中與“人的困境”對人的壓抑和異化相對峙的另一條線索明朗化。這條對抗線索以“尋找”作為貫穿動作，以人對環境的抗爭、對命運的挑戰和對失落自我的拯救，表達對人的關注和關懷，張揚人的高貴。用劇作者的話說，即表現人在困境中的“自處”：“人，假如不幸生活在這個世界裏，他（或她）將何以自處？有哪幾種可能生存的方式？”無論哪一種方式，劇作家的立場都是“真正回到‘人’的本位上來”，都是捍衛“人性完整之自由”，都是抵拒“他者”對“人”的驅使，無論“他者”是以強權的、溫情的或是以時尚的“後現代”形式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