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的台灣，官方思想仍舊強控社會，話劇創作時呈貧乏僵滯的麵貌。然而，在平淡的局麵下不可遏止的轉折已從深潛處發生。創刊於1960年的《現代文學》和1965年的《歐洲雜誌》與《劇場》對西方現代戲劇的廣泛介紹構成了台灣當代戲劇的“第二度西潮”。
自1963年起台灣劇場引人注目地出現了“新戲劇”。被稱為“暗夜中的掌燈者”[3]的姚一葦1963年發表《來自鳳凰鎮的人》，1965年發表《孫飛虎搶親》，成為“在台灣繼以反共為主題及擬寫實為形式的戲劇後……第一個寫出‘新戲劇’的人……真正表現出西方後寫實主義的影響來”。[4]
姚一葦（1922—1997），原名姚公偉，江西南昌人。1946年廈門大學銀行係畢業，自修戲劇。他是一位具有正義感、社會使命感和對人類“懷有悲憫之情”的學者型的劇作家。“政治環境”的壓抑和存在主義的牽引，使他戲劇創造（無論是“古”事新編還是取材現代）的目光聚焦於“人”，聚焦於對“人的困境”的思考和對“政治環境”的“不讓”。沿著“處境—壓力—命運”的線索，姚一葦的戲劇反複渲染著那種危機四伏、陰謀環伺、朝不保夕的危機感和“沒有明天”“回不了家”的痛苦。《紅鼻子》中神賜的出走和尋找失落的自我，以及最後的祭獻，將姚一葦戲劇深層結構中與“人的困境”對人的壓抑和異化相對峙的另一條線索明朗化。這條對抗線索以“尋找”作為貫穿動作，以人對環境的抗爭、對命運的挑戰和對失落自我的拯救，表達對人的關注和關懷，張揚人的高貴。用劇作者的話說，即表現人在困境中的“自處”：“人，假如不幸生活在這個世界裏，他（或她）將何以自處？有哪幾種可能生存的方式？”無論哪一種方式，劇作家的立場都是“真正回到‘人’的本位上來”，都是捍衛“人性完整之自由”，都是抵拒“他者”對“人”的驅使，無論“他者”是以強權的、溫情的或是以時尚的“後現代”形式出現。
姚一葦接受過五四新文化的影響，又自稱是“一個真正從現代走向後現代的人”[5]，但同時他又“謙卑地向我國傳統戲劇學習”，多方麵地繼承了民族戲曲、曲藝的舞台藝術傳統。他的前期戲劇注重吸取和表現傳統戲曲的“敘述性”“表演性”和“寫意性”，並著意采用“說”“誦”“唱”並置、多有重複的“極為通俗的韻文體”，以詩化的風格創造“我國的真正國劇”。[6]他後期的戲劇從繁華走向簡練。他中期的戲劇《一口箱子》和後期戲劇《訪客》更多地表現了西方現代主義戲劇的特點，但荒誕劇的形式感並沒有消解民族性的內核。姚一葦一生共發表戲劇14部。他的那些代表劇目，如《來自鳳凰鎮的人》《碾玉觀音》《紅鼻子》《重新起來》，可以毫不遜色地進入中國當代優秀戲劇之列。他也因為這一係列具有深刻思想內容和高度藝術性的戲劇作品，以及倡導求新求變的小劇場運動而成為當代台灣最有影響的戲劇家。
60年代的香港仍然彌漫著一片歐風美雨。1962年鍾景輝從美國歸來，大量翻譯和上演美國劇目，如《售貨員之死》《小城風光》《玻璃動物園》《動物園的故事》等，加上其他劇作家翻譯《妙想天開》《並無此言》《英雄》《社會棟梁》《底層》《人間地獄》等，形成翻譯劇的熱潮。至1966年，香港上演的“外國新派劇”躍升到近百部。而澳門的戲劇在60年代中期以後深受內地“**”影響，“很多劇社都因為種種原因而停止了活動，澳門的戲劇一下子陷入了低潮”。[7]流行的劇目是《南海長城》《劉胡蘭》《紅梅花開》和改編劇《紅燈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
【思考與練習】
1.這時期台港文學的基本麵貌如何？
2.這時期白先勇、王文興、聶華苓等人的小說創作成就如何？
[1] 白先勇：《驀然回首·崎嶇的心路——〈秋葉〉序》，見歐陽子：《秋葉》，28頁，台北，爾雅出版社，1978。
[2] 白先勇：《驀然回首·崎嶇的心路——〈秋葉〉序》，31～32頁。
[3] 陳映真：《暗夜中的掌燈者》，載（台北）《聯合文學》，13卷8期，1997年6月。
[4] 馬森：《姚一葦的戲劇》，載（台北）《聯合文學》，13卷8期，1997年6月。
[5] 姚一葦：《文學向何處去——從現代到後現代》，載（台北）《聯合文學》，13卷6期，1997年4月。
[6] 林克歡：《姚一葦先生和他的〈紅鼻子〉》，載《劇本》，1982（2）。
[7] 田本相、鄭煒明主編：《澳門戲劇史稿》，19頁，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