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文學思潮與文學運動
第一節 “**”文學創作規範的完成與“寫作組”的出現
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林彪“叛國投敵”，因飛機墜毀而死於蒙古境內的溫都爾汗。盡管全國開展“批林整風”運動，也不能掩飾這一事件作為“**”失敗的一次表征。此前幾近凋零的文學創作開始有所“複蘇”。當然，這種“複蘇”是在“**”文學創作規範全麵形成的前提下出現的。
“**”文學創作規範的全麵形成可以追溯到延安時期。1942年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奠定了“**”文學創作規範的基礎。1958年開展的“文藝大躍進”運動，是走向“**”文學創作規範全麵形成的一個重要步驟。作為文藝界“反右”運動的全麵總結，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報》上以周揚名義發表的長篇文章《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有毛澤東添加上的一段話，認為“反右”運動這場“革命”的功績，是為“無產階級文學藝術”的建立清理“舊基地”和“開辟道路”。[1]這種與舊文化徹底決裂、建立一種新文化的設想，催生了新的藝術手法的出現，這就是毛澤東在倡議采集民歌的同時提出的“革命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的結合”。這一“兩結合”手法，便成了“**”文學創作規範的重要組成部分。
1963年開始的所謂“京劇革命”，是“**”文學創作規範全麵形成的另一個重要步驟。在1964年7月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人員座談會上，江青發表了《談京劇革命》的講話。她指出“要在我們的戲曲舞台上塑造出當代的革命英雄形象來。這是首要的任務”，“抓創作的關鍵是把領導、專業、群眾三者結合起來”。[2]前一句後來演化為“根本任務論”，是“**”文學創作規範最重要、最核心的內容；後一句即“三結合”創作方式論，也是“**”文學創作規範重要的組成部分。
1966年2月《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紀要》）的正式出台，標誌著“**”文學創作規範的基本形成。聯係到前麵已經形成的某些創作規範，可以概括為：“根本任務”論，即社會主義文藝的根本任務是“塑造工農兵的英雄人物”，是從江青《談京劇革命》中的“塑造出當代的革命英雄形象”的提法演化而來，以後又將“工農兵的英雄人物”定稱為“無產階級英雄人物”；“兩結合”創作方法論，即無產階級文學的藝術手法是“革命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的結合”；“三結合”創作方式論，即江青在《談京劇革命》中提出的“抓創作的關鍵是把領導、專業、群眾三者結合起來”，後來定稱為“領導出思想，群眾出生活，作家出技巧”。“三結合”創作方式包含著另一個“**”文學規範的內涵，即“主題先行”論。江青在《談京劇革命》中說：“我最近研究了《南海長城》的創作經驗，他們就是這樣搞的，先由領導出個題目，劇作者三下生活，並且親身參與了一次殲滅敵人特務的軍事行動。”這是對“主題先行”的公開肯定，“領導出思想”是放置於最重要地位的；《紀要》將反題材決定論列為“黑八論”之一，因此“題材決定”論就成了“**”文學創作規範。
作為對這些基本的創作規範的一種補充和提煉，“三突出”創作原則論的提出，標誌著“**”文學規範已經全麵形成。“三突出”原則首先是一套人物關係法則，它規定文藝作品必須表現出金字塔式的人物關係，為此，又有“三陪襯”作為“三突出”的補充；同時，“三突出”原則又是衝突構成法則，它規定必須把英雄人物置於矛盾衝突的中心，“多側麵”“多層次”“多回合”“多浪頭”“多波瀾”地展開各種戲劇衝突，多方麵展開英雄性格；除此之外，“三突出”原則還是藝術調度法則，如在舞台調度上，要讓主要英雄人物“始終居於舞台的中心”，在鏡頭使用上，英雄人物要“近、大、亮”，反麵人物要“遠、小、黑”，在唱腔設計上，英雄人物要有成套唱腔，並突出主要唱段，等等。
通過“三突出”創作原則論的補充和提煉，一整套“**”文學創作規範被全麵確立起來。在這一整套文學創作規範的約束下，任何表達私人生命體驗的個性化寫作，都會被當作“資產階級文學創作”受到撻伐和放逐。“**”文學創作規範的完成為徹底的一體化寫作準備了前提和條件，這時候，應運而生的“寫作組”，就成了一個重要的“**”文學現象。
“**”中的“寫作組”，是一個有特定內涵的曆史概念。它是出現於“**”時期、按照“**”意識形態標準和“**”文學創作規範進行操作的集體寫作形式。“寫作組”的產生是與“三結合”創作方式論提倡的重新組織作家和評論家隊伍聯係在一起的，它本身就是“**”文學創作規範的一部分，也是“**”文學創作規範全麵確立後走向現實實踐的必然結果。《紀要》指出：“要提倡革命的戰鬥的群眾性的文藝批評，打破少數所謂‘文藝批評家’對文藝批評的壟斷，把文藝批評的武器交給廣大工農兵群眾去掌握，使專門的批評家和群眾批評家結合起來。”“三結合”創作，被認為是“文藝戰線上的一個新生事物”，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和深遠的影響”，尤其在破除“資產階級思想”方麵，“由於工農兵業餘作者的參加，他們也把無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和先進思想帶進了創作集體”，文藝創作“就像他們在生產某一機件時一樣，決沒有想到這是我個人的產品，因而要求在產品上刻上自己的名字”。[3]一開始“寫作組”的具體名稱並不一致，有“工農兵寫作組”“三結合寫作組”“大批判寫作組”等。有的“寫作組”專門從事創作，有的“寫作組”專門從事某種理論闡釋或“大批判”。“寫作組”往往以化名的形式出現。“**”時期以化名形式出現的著名的“寫作組”有：梁效、洪廣思、任犢、初瀾、丁學雷、羅思鼎、唐曉文、江天、高炬、辛文彤、石一歌、洪途、方岩梁、解勝文、安學江、東鋒、南衛東、艾延等。這些化名往往都是有寓意的，如“梁效”是“兩校”即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批判組的諧音，除“兩校”這個諧音之外，還有“效果良好”的寓意；“羅思鼎”是“螺絲釘”的諧音；專寫魯迅著作評論的“石一歌”，是“十一個”成員的諧音；“方岩梁”是毛澤東詩句“風物長宜放眼量”中“放眼量”的諧音；“唐曉文”是中央“黨校”的“文章”的諧音；“初瀾”“江天”“安學江”與江青的名字有關，“南衛東”則有“保衛毛澤東”的寓意。至於“丁學雷”，則是上海丁香花園“學雷鋒”小組之意。
“**”中的這種“寫作組”現象與“**”前出現的“寫作組”有一定聯係但又有重大區別。“**”前的“寫作組”有幾種類型。一種類型是某一特定的曆史時期出現的“寫作組”，如“反右”運動和“大躍進”運動時期出現的湖北省委寫作組“龔同文”，為“反右”和“大躍進”之極“左”思潮推波助瀾，再如中國人民大學中文係文藝理論班1959年級的集體筆名“馬文兵”，寓意為“馬克思主義文藝戰線的一名士兵”，在60年代初批判巴人的“人性論”方麵非常活躍；另一種類型不是采用集體匿名形式，而是集體討論、分頭執筆，然後用其中一個人的真名發表，如總結文藝界“反右”運動的著名文章《文藝戰線的一場大辯論》，就是由周揚掛帥的寫作班子寫成，其成員有林默涵、劉白羽、張光年等人。他們分頭執筆後由周揚認可，再由毛澤東審閱潤色後用“周揚”名字發表。但“**”前“寫作組”的出現具有臨時性；而“**”中的“寫作組”則不同，它本身就是與“資產階級創作的名利觀”進行徹底決裂的激進的文化構想的一部分，官方意識形態在“寫作組”身上寄寓了“開創無產階級文藝新紀元”的政治目的和文化厚望，“寫作組”的設置有著相當的組織性和嚴密性，因此也就成了“**”時期一種普遍的現象。
“**”時期的“寫作組”作為“**”激進思潮的吹鼓手和馬前卒，往往占據全國重要媒體的版麵，成為傳達中共中央路線鬥爭最新動向的輿論策源地，如當時就流行“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一類的說法。像“梁效”一類的“寫作組”在“**”中能夠呼風喚雨，推波助瀾。我們可以通過這類“寫作組”產生過程的考察，在了解它們輿論地位的權威性的同時，也借以了解它們組織係統及運作方式的詭秘性。
“梁效”寫作組的前身為1973年10月成立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批林批孔材料小組”，由當時的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和黨委副書記遲群、謝靜宜主持。1974年3月人員調整後，改為“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它是江青直接領導的班子。“梁效”寫作組設在北京大學朗潤園畔的一座小樓裏，前後有30多人。為便於工作，分為9個小組，分別側重史學、政治、哲學、《紅樓夢》研究、馬列主義理論、文學、政論與國際問題、哲學史、文學史。自1973年年底至1976年10月，共寫了219篇文章，其中公開發表181篇，是“**”後期為江青一夥人所操縱的最重要的輿論工具。著名的“寫作組”除了北京兩校大批判組外，還有張春橋組建後來為張春橋、姚文元所操縱的上海市委“寫作組”。這個上海市委“寫作組”由徐景賢、朱永嘉直接領導，共分哲學組、曆史組、經濟學組、文藝組、自然辯證法5個寫作組，其中哲學組的筆名為翟青，曆史組的筆名為羅思鼎，文藝組的筆名有丁學雷、方澤生、任犢、石一歌等。文藝組又分為四個小組，即文藝摘譯編輯組、文藝概論組、魯迅傳編寫組、《朝霞》月刊編輯組。“**”中著名的“寫作組”除了“梁效”和上海市委“寫作組”，還有以“初瀾”為主要筆名的文化部“寫作組”。文化部“寫作組”在70年代中期發表文章200多篇，僅1974年就以初瀾、江天、洪途等各種筆名發表70多篇文章。這個“寫作組”由當時的文化部部長於會泳直接領導，幕後操縱者是江青和姚文元。
與“資產階級文藝”徹底決裂、開創“無產階級文藝新紀元”的激進的文化構想，決定了“**”時期的“寫作組”是實施這種文化構想的一個重要籌碼，決定了“寫作組”在官方意識形態統領下的一體化的文化特征。但是，由於“**”時期將“階級鬥爭”觀念強調到了一種極端地位，在當時緊張的社會狀態和激進的社會思潮的影響下，“寫作組”又有其活動方式上的隱秘性。如江青所直接控製的兩校大批判組和文化部“寫作組”，要求“寫作組”成員必須集中住宿，與家人、朋友、同事隔離起來，不得隨便請假、打電話，隻能在星期天回家。雖然為保守“寫作組”秘密而對“寫作組”成員進行了種種限製，但“寫作組”成員大多還是以能進“寫作組”為榮幸之事。當時的知識分子心態是怕被打入“牛棚”，成為被“革命”的對象，進入“寫作組”則標誌著不僅摘掉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而且還以“無產階級知識分子”自居，所以對選用他們進入“寫作組”的權力人物感恩戴德。可是，一旦進入“寫作組”，就必須放棄原來的專業觀念乃至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隻是他們中的大多數經過多年的“思想改造”，已經徹底喪失了知識分子的獨立思想和獨立人格，他們將進入“寫作組”當做“黨”對自己的信任，當做報答“黨的恩情”大顯身手的良好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