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文学思潮与文学运动
第一节 “**”文学创作规范的完成与“写作组”的出现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林彪“叛国投敌”，因飞机坠毁而死于蒙古境内的温都尔汗。尽管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也不能掩饰这一事件作为“**”失败的一次表征。此前几近凋零的文学创作开始有所“复苏”。当然，这种“复苏”是在“**”文学创作规范全面形成的前提下出现的。
“**”文学创作规范的全面形成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奠定了“**”文学创作规范的基础。1958年开展的“文艺大跃进”运动，是走向“**”文学创作规范全面形成的一个重要步骤。作为文艺界“反右”运动的全面总结，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报》上以周扬名义发表的长篇文章《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有毛泽东添加上的一段话，认为“反右”运动这场“革命”的功绩，是为“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建立清理“旧基地”和“开辟道路”。[1]这种与旧文化彻底决裂、建立一种新文化的设想，催生了新的艺术手法的出现，这就是毛泽东在倡议采集民歌的同时提出的“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这一“两结合”手法，便成了“**”文学创作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
1963年开始的所谓“京剧革命”，是“**”文学创作规范全面形成的另一个重要步骤。在1964年7月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座谈会上，江青发表了《谈京剧革命》的讲话。她指出“要在我们的戏曲舞台上塑造出当代的革命英雄形象来。这是首要的任务”，“抓创作的关键是把领导、专业、群众三者结合起来”。[2]前一句后来演化为“根本任务论”，是“**”文学创作规范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后一句即“三结合”创作方式论，也是“**”文学创作规范重要的组成部分。
1966年2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的正式出台，标志着“**”文学创作规范的基本形成。联系到前面已经形成的某些创作规范，可以概括为：“根本任务”论，即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是“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是从江青《谈京剧革命》中的“塑造出当代的革命英雄形象”的提法演化而来，以后又将“工农兵的英雄人物”定称为“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两结合”创作方法论，即无产阶级文学的艺术手法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三结合”创作方式论，即江青在《谈京剧革命》中提出的“抓创作的关键是把领导、专业、群众三者结合起来”，后来定称为“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三结合”创作方式包含着另一个“**”文学规范的内涵，即“主题先行”论。江青在《谈京剧革命》中说：“我最近研究了《南海长城》的创作经验，他们就是这样搞的，先由领导出个题目，剧作者三下生活，并且亲身参与了一次歼灭敌人特务的军事行动。”这是对“主题先行”的公开肯定，“领导出思想”是放置于最重要地位的；《纪要》将反题材决定论列为“黑八论”之一，因此“题材决定”论就成了“**”文学创作规范。
作为对这些基本的创作规范的一种补充和提炼，“三突出”创作原则论的提出，标志着“**”文学规范已经全面形成。“三突出”原则首先是一套人物关系法则，它规定文艺作品必须表现出金字塔式的人物关系，为此，又有“三陪衬”作为“三突出”的补充；同时，“三突出”原则又是冲突构成法则，它规定必须把英雄人物置于矛盾冲突的中心，“多侧面”“多层次”“多回合”“多浪头”“多波澜”地展开各种戏剧冲突，多方面展开英雄性格；除此之外，“三突出”原则还是艺术调度法则，如在舞台调度上，要让主要英雄人物“始终居于舞台的中心”，在镜头使用上，英雄人物要“近、大、亮”，反面人物要“远、小、黑”，在唱腔设计上，英雄人物要有成套唱腔，并突出主要唱段，等等。
通过“三突出”创作原则论的补充和提炼，一整套“**”文学创作规范被全面确立起来。在这一整套文学创作规范的约束下，任何表达私人生命体验的个性化写作，都会被当作“资产阶级文学创作”受到挞伐和放逐。“**”文学创作规范的完成为彻底的一体化写作准备了前提和条件，这时候，应运而生的“写作组”，就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
“**”中的“写作组”，是一个有特定内涵的历史概念。它是出现于“**”时期、按照“**”意识形态标准和“**”文学创作规范进行操作的集体写作形式。“写作组”的产生是与“三结合”创作方式论提倡的重新组织作家和评论家队伍联系在一起的，它本身就是“**”文学创作规范的一部分，也是“**”文学创作规范全面确立后走向现实实践的必然结果。《纪要》指出：“要提倡革命的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批评，打破少数所谓‘文艺批评家’对文艺批评的垄断，把文艺批评的武器交给广大工农兵群众去掌握，使专门的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三结合”创作，被认为是“文艺战线上的一个新生事物”，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和深远的影响”，尤其在破除“资产阶级思想”方面，“由于工农兵业余作者的参加，他们也把无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和先进思想带进了创作集体”，文艺创作“就像他们在生产某一机件时一样，决没有想到这是我个人的产品，因而要求在产品上刻上自己的名字”。[3]一开始“写作组”的具体名称并不一致，有“工农兵写作组”“三结合写作组”“大批判写作组”等。有的“写作组”专门从事创作，有的“写作组”专门从事某种理论阐释或“大批判”。“写作组”往往以化名的形式出现。“**”时期以化名形式出现的著名的“写作组”有：梁效、洪广思、任犊、初澜、丁学雷、罗思鼎、唐晓文、江天、高炬、辛文彤、石一歌、洪途、方岩梁、解胜文、安学江、东锋、南卫东、艾延等。这些化名往往都是有寓意的，如“梁效”是“两校”即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批判组的谐音，除“两校”这个谐音之外，还有“效果良好”的寓意；“罗思鼎”是“螺丝钉”的谐音；专写鲁迅著作评论的“石一歌”，是“十一个”成员的谐音；“方岩梁”是毛泽东诗句“风物长宜放眼量”中“放眼量”的谐音；“唐晓文”是中央“党校”的“文章”的谐音；“初澜”“江天”“安学江”与江青的名字有关，“南卫东”则有“保卫毛泽东”的寓意。至于“丁学雷”，则是上海丁香花园“学雷锋”小组之意。
“**”中的这种“写作组”现象与“**”前出现的“写作组”有一定联系但又有重大区别。“**”前的“写作组”有几种类型。一种类型是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的“写作组”，如“反右”运动和“大跃进”运动时期出现的湖北省委写作组“龚同文”，为“反右”和“大跃进”之极“左”思潮推波助澜，再如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班1959年级的集体笔名“马文兵”，寓意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战线的一名士兵”，在60年代初批判巴人的“人性论”方面非常活跃；另一种类型不是采用集体匿名形式，而是集体讨论、分头执笔，然后用其中一个人的真名发表，如总结文艺界“反右”运动的著名文章《文艺战线的一场大辩论》，就是由周扬挂帅的写作班子写成，其成员有林默涵、刘白羽、张光年等人。他们分头执笔后由周扬认可，再由毛泽东审阅润色后用“周扬”名字发表。但“**”前“写作组”的出现具有临时性；而“**”中的“写作组”则不同，它本身就是与“资产阶级创作的名利观”进行彻底决裂的激进的文化构想的一部分，官方意识形态在“写作组”身上寄寓了“开创无产阶级文艺新纪元”的政治目的和文化厚望，“写作组”的设置有着相当的组织性和严密性，因此也就成了“**”时期一种普遍的现象。
“**”时期的“写作组”作为“**”激进思潮的吹鼓手和马前卒，往往占据全国重要媒体的版面，成为传达中共中央路线斗争最新动向的舆论策源地，如当时就流行“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一类的说法。像“梁效”一类的“写作组”在“**”中能够呼风唤雨，推波助澜。我们可以通过这类“写作组”产生过程的考察，在了解它们舆论地位的权威性的同时，也借以了解它们组织系统及运作方式的诡秘性。
“梁效”写作组的前身为1973年10月成立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林批孔材料小组”，由当时的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和党委副书记迟群、谢静宜主持。1974年3月人员调整后，改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它是江青直接领导的班子。“梁效”写作组设在北京大学朗润园畔的一座小楼里，前后有30多人。为便于工作，分为9个小组，分别侧重史学、政治、哲学、《红楼梦》研究、马列主义理论、文学、政论与国际问题、哲学史、文学史。自1973年年底至1976年10月，共写了219篇文章，其中公开发表181篇，是“**”后期为江青一伙人所操纵的最重要的舆论工具。著名的“写作组”除了北京两校大批判组外，还有张春桥组建后来为张春桥、姚文元所操纵的上海市委“写作组”。这个上海市委“写作组”由徐景贤、朱永嘉直接领导，共分哲学组、历史组、经济学组、文艺组、自然辩证法5个写作组，其中哲学组的笔名为翟青，历史组的笔名为罗思鼎，文艺组的笔名有丁学雷、方泽生、任犊、石一歌等。文艺组又分为四个小组，即文艺摘译编辑组、文艺概论组、鲁迅传编写组、《朝霞》月刊编辑组。“**”中著名的“写作组”除了“梁效”和上海市委“写作组”，还有以“初澜”为主要笔名的文化部“写作组”。文化部“写作组”在70年代中期发表文章200多篇，仅1974年就以初澜、江天、洪途等各种笔名发表70多篇文章。这个“写作组”由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直接领导，幕后操纵者是江青和姚文元。
与“资产阶级文艺”彻底决裂、开创“无产阶级文艺新纪元”的激进的文化构想，决定了“**”时期的“写作组”是实施这种文化构想的一个重要筹码，决定了“写作组”在官方意识形态统领下的一体化的文化特征。但是，由于“**”时期将“阶级斗争”观念强调到了一种极端地位，在当时紧张的社会状态和激进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写作组”又有其活动方式上的隐秘性。如江青所直接控制的两校大批判组和文化部“写作组”，要求“写作组”成员必须集中住宿，与家人、朋友、同事隔离起来，不得随便请假、打电话，只能在星期天回家。虽然为保守“写作组”秘密而对“写作组”成员进行了种种限制，但“写作组”成员大多还是以能进“写作组”为荣幸之事。当时的知识分子心态是怕被打入“牛棚”，成为被“革命”的对象，进入“写作组”则标志着不仅摘掉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而且还以“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自居，所以对选用他们进入“写作组”的权力人物感恩戴德。可是，一旦进入“写作组”，就必须放弃原来的专业观念乃至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只是他们中的大多数经过多年的“思想改造”，已经彻底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他们将进入“写作组”当做“党”对自己的信任，当做报答“党的恩情”大显身手的良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