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也導致了文學麵貌的某種變化。隨著“批林批孔”運動的展開，一些刊物逐漸得以複刊，文學創作則開始按照全麵確立的“**”文學創作規範進行實踐。這種以“樣板戲”為榜樣，完全按照“**”文學創作規範進行創作的文學，我們稱之為“**”時期的“顯流文學”。與這種“顯流文學”相對應，還有一種與“**”文學創作規範相疏離甚至對立的文學生產，它們一般采用隱蔽的方式進行創作和流通，我們將這種文學稱為“**”時期的“潛流文學”。“顯流文學”當然是當時的“主流文學”。比較起來，“潛流文學”隻能是一脈支流。不過，值得強調的是，“**”時期的“潛流文學”創作雖然在不同程度上與“**”文學創作規範相疏離甚至對立，但大部分作品又總有某些創作傾向與“**”文學創作規範相吻合或者深受其影響。相對而言，較多地疏離和對峙於“**”文學創作規範的“潛流文學”創作，在詩歌和散文方麵表現得更為突出。
1972年2月，署名為“上海縣《虹南作戰史》寫作組”的長篇小說《虹南作戰史》出版，被稱為“樣板戲”之外嚴格按照“**”文學創作規範生產出來的“小說樣板”。這裏的“上海縣《虹南作戰史》寫作組”實際上是上海市委“寫作組”，《虹南作戰史》的創作正是按照“**”時期“寫作組”的一般操作規程進行的。當時出版的這部小說的後記說：“《虹南作戰史》寫作組是以貧下中農土記者為主體的寫作組，在寫作組裏，實行了土記者和農村基層幹部相結合、業餘和專業相結合。”從“寫作組”成立開始，“經過將近一年時間，寫了四稿，近兩百萬字後，印出了一個‘征求意見稿’，其後，又廣泛聽取了廣大工農兵、革命幹部和革命知識分子的意見，再進行了一次修改，改成現在出版的《虹南作戰史》”。[4]這部長篇小說發行量超過百萬冊，受到《人民日報》《文匯報》和《光明日報》等大報的高度評價，被稱為反映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壯麗畫卷和進行路線鬥爭的“極好教材”。與《虹南作戰史》幾乎同時出版的，還有作者署名為“南哨”的長篇小說《牛田洋》。“南哨”是當時廣州軍區組織的一個“寫作組”。小說原是要表現以林彪為代表的“正確軍事路線”的，可是“九一三”事件之後，經過一番修改，1972年正式出版的小說由歌頌林彪一變而為批判林彪。應該看到，這種政治標簽的變化隻是表層的。小說的這種修改並沒有背離“**”文學創作規範的主旨。相反，這種修改往往是進一步強化了“**”文學創作規範。1972年出版的較有影響的長篇小說除了以上兩部外，還有浩然的《金光大道》第一部、李心田的《閃閃的紅星》、鄭加真的《江畔朝陽》、周良思的《飛雪迎春》、李雲德的《沸騰的群山》第一部。此類長篇小說，1973年有郭先紅的《征途》、石文駒的《戰地紅纓》、李雲德的《沸騰的群山》第二部、劉彥林的《東風浩**》；1974年有李良傑、俞雲泉的《較量》，浩然的《金光大道》第二部及《西沙兒女》，克非的《春潮急》，畢方、鍾濤的《千重浪》；1975年有郭澄清的《大刀記》、張抗抗的《分界線》、諶容的《萬年青》；1976年有胡尹強的《前夕》、盧群的《我們這一代》、黎汝清的《萬山紅遍》、王潤滋的《使命》、鄭萬隆的《響水灣》、浩然的《百花川》。在詩歌方麵，1974年發表的作者署名為“北京大學中文係七二級創作班工農兵學員集體創作”的長詩《理想之歌》，張永枚的“詩報告”《西沙之戰》，以及所謂“批林批孔”運動中湧現出來的1974年選集出版的小靳莊詩歌，都曾轟動一時，稱譽極高。以上作品雖然很多都是個人署名，但往往都是多方征詢意見，經過了反複的修改，它們是嚴格按照“**”文學創作規範生產出來的典型的“主流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