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也导致了文学面貌的某种变化。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展开，一些刊物逐渐得以复刊，文学创作则开始按照全面确立的“**”文学创作规范进行实践。这种以“样板戏”为榜样，完全按照“**”文学创作规范进行创作的文学，我们称之为“**”时期的“显流文学”。与这种“显流文学”相对应，还有一种与“**”文学创作规范相疏离甚至对立的文学生产，它们一般采用隐蔽的方式进行创作和流通，我们将这种文学称为“**”时期的“潜流文学”。“显流文学”当然是当时的“主流文学”。比较起来，“潜流文学”只能是一脉支流。不过，值得强调的是，“**”时期的“潜流文学”创作虽然在不同程度上与“**”文学创作规范相疏离甚至对立，但大部分作品又总有某些创作倾向与“**”文学创作规范相吻合或者深受其影响。相对而言，较多地疏离和对峙于“**”文学创作规范的“潜流文学”创作，在诗歌和散文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
1972年2月，署名为“上海县《虹南作战史》写作组”的长篇小说《虹南作战史》出版，被称为“样板戏”之外严格按照“**”文学创作规范生产出来的“小说样板”。这里的“上海县《虹南作战史》写作组”实际上是上海市委“写作组”，《虹南作战史》的创作正是按照“**”时期“写作组”的一般操作规程进行的。当时出版的这部小说的后记说：“《虹南作战史》写作组是以贫下中农土记者为主体的写作组，在写作组里，实行了土记者和农村基层干部相结合、业余和专业相结合。”从“写作组”成立开始，“经过将近一年时间，写了四稿，近两百万字后，印出了一个‘征求意见稿’，其后，又广泛听取了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的意见，再进行了一次修改，改成现在出版的《虹南作战史》”。[4]这部长篇小说发行量超过百万册，受到《人民日报》《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等大报的高度评价，被称为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壮丽画卷和进行路线斗争的“极好教材”。与《虹南作战史》几乎同时出版的，还有作者署名为“南哨”的长篇小说《牛田洋》。“南哨”是当时广州军区组织的一个“写作组”。小说原是要表现以林彪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的，可是“九一三”事件之后，经过一番修改，1972年正式出版的小说由歌颂林彪一变而为批判林彪。应该看到，这种政治标签的变化只是表层的。小说的这种修改并没有背离“**”文学创作规范的主旨。相反，这种修改往往是进一步强化了“**”文学创作规范。1972年出版的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除了以上两部外，还有浩然的《金光大道》第一部、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郑加真的《江畔朝阳》、周良思的《飞雪迎春》、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第一部。此类长篇小说，1973年有郭先红的《征途》、石文驹的《战地红缨》、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第二部、刘彦林的《东风浩**》；1974年有李良杰、俞云泉的《较量》，浩然的《金光大道》第二部及《西沙儿女》，克非的《春潮急》，毕方、钟涛的《千重浪》；1975年有郭澄清的《大刀记》、张抗抗的《分界线》、谌容的《万年青》；1976年有胡尹强的《前夕》、卢群的《我们这一代》、黎汝清的《万山红遍》、王润滋的《使命》、郑万隆的《响水湾》、浩然的《百花川》。在诗歌方面，1974年发表的作者署名为“北京大学中文系七二级创作班工农兵学员集体创作”的长诗《理想之歌》，张永枚的“诗报告”《西沙之战》，以及所谓“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来的1974年选集出版的小靳庄诗歌，都曾轰动一时，称誉极高。以上作品虽然很多都是个人署名，但往往都是多方征询意见，经过了反复的修改，它们是严格按照“**”文学创作规范生产出来的典型的“主流文学”。
“**”文学创作规范深层地构筑了“主流文学”的精神取向与叙事模式、抒情模式。但由于政治气候的变化，“主流文学”表层的政治批判指向也随之有所变化，如上面提到的《牛田洋》经过修改在1972年出版时由歌颂林彪一变而为“批林批孔”，就是典型的例子。只不过这种表层的政治批判指向的变化，依然是在“**”文学创作规范之内展开的，内在的精神取向与叙事模式、抒情模式并没有变化。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国大陆的政治气候在激进的阶级斗争思潮中可谓是瞬息万变，这必然影响到当时“主流文学”中政治批判指向的变化。1971—1974年，在批刘少奇的同时重点是“批林批孔”。至于之所以要“批林批孔”，是因为认为林彪有所谓“尊孔反法”即尊崇儒家反对法家的观点。由此也就带出了“评法批儒”的“讨论”和“大批判”。江青一伙借“批儒”将矛头指向了“九一三”事件之后在中共中央主持工作的周恩来。同时，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时，借批判林彪“反革命路线”之机，对文艺工作作了极有限度的调整，这导致了1974年所谓对“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的指责和反击。这主要表现为对敬信的小说《生命》的批判，对晋剧《三上桃峰》的批判，对湘剧《园丁之歌》的批判，对所谓“迎合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货色”的“黑画”的批判。
对晋剧《三上桃峰》的批判更是掀起了反击“文艺黑线回潮”的**。1974年1月23日至2月18日，国务院文化组在北京举行华北地区文艺调研。此间江青的亲信于会泳组织“初澜”写作班子首先对《三上桃峰》展开了批判，并将这种对所谓“文艺黑线回潮”的反击迅速推向全国，从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三上桃峰》讲的是杏岭大队有人以欺骗手段把一匹病马当好马卖给了桃峰大队，杏岭大队党支书青兰发现以后，亲自三上桃峰，退款、道歉、赎马。卖主硬要把已经到手的钱退回去，已经卖出手的病马，硬要再牵回来；买主却坚辞不受，双方推让再三，争执不下。当时的批判认为，《三上桃峰》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为刘少奇“黑《修养》”里所宣扬的“孔孟之道”公开招魂，要害是“否定无产阶级**”，“为刘少奇翻案”。
为配合对晋剧《三上桃峰》的批判，还展开了对湘剧《园丁之歌》的批判。《园丁之歌》原是1972年长沙市的一所小学的教师集体创作的一出湖南花鼓戏，原名叫《好教师》，后经前后修改近三十次，改成湘剧《园丁之歌》。剧中的一句唱词“没有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当”被认为是对“**”的否定和反攻倒算，对“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大唱赞歌。1974年批判的所谓“黑画”，指的是周恩来指示组织创作的宾馆布置画和外贸出口画。1971—1973年，周恩来多次指示，宾馆布置画的美术作品要有民族风格和时代风格，要能体现我们国家的艺术水平；工艺美术品只要不是反动的、丑恶的、黄色的东西，都可以组织生产和出口。结果这些画被称为“美术领域中的复辟逆流”，受到讨伐。
1974年除了反击“文艺黑线回潮”运动，“小靳庄诗歌运动”也是这一年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江青从1974年6月至1976年8月，三次到天津市宝坻县林亭口公社小靳庄大队“考察”，组织诗歌创作，将“小靳庄”树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典型”。1974年出版的《小靳庄诗歌选》的后记里说：“小靳庄的干部、党员、贫下中农、红小兵……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拿起笔作刀枪，充分发挥革命文艺的战斗作用，运用赛诗会、街头诗坛等形式，狠批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狠批孔孟之道，大大激发了广大社员的革命积极性，更加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大发展。”[5]“小靳庄诗歌运动”是符合“**”文学创作规范的文学生产现象，它以顺口溜的形式配合当时的政治宣传，突出“工农兵”中“贫下中农”和“民兵”的创作者地位，是“**”时期实施“无产阶级新文艺”的重要试验形式。“**”后期又出过一本小靳庄诗歌选集《十二级台风刮不倒》，艺术形式没有变化，只是政治批判指向随着当时的政治形势又有所改换而已。
1975—1976年，江青一伙在政治上将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了邓小平，这又导致了“主流文学”政治批判指向有了不同于1971—1974年的新变化。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周恩来为总理，任命邓小平为副总理，江青一伙人“组阁”失败。由于周恩来病重，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展开了对全国各条战线的整顿。1975年8月以后，在毛泽东的批示下，全国掀起了“评《水浒》、批宋江”的**，江青一伙借“批宋江”影射周恩来、邓小平“架空毛主席”“使投降主义路线得逞”。1975年《红旗》杂志第12期发表署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从而拉开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序幕。一时间，塑造与“走资派”斗争的英雄人物便成为文学创作的主题。严格说来，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作品在1973年就开始了，著名的有清明的《初春的早晨》、立夏的《金钟长鸣》、谷雨的《第一课》、崔洪瑞的《一篇揭矛盾的报告》、段瑞夏的《典型发言》等，只不过在1976年3月以后，由于江青一伙现实权力争夺的需要，写“与走资派斗争”直接与批判邓小平联系起来，这种直接联系，还可以从赶拍电影《春苗》《欢腾的小凉河》《反击》《盛大的节日》《千秋业》看出来。
《春苗》是在1972年演出的话剧《赤脚医生》基础上经过“大手术”修改拍摄而成的。话剧《赤脚医生》是响应毛泽东1965年“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指示，根据一个纪实调查报告而创作的，剧中塑造了先进的赤脚医生李红华的形象，表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主题。剧中的卫生院院长杜文杰，是个有“错误思想”的干部，他受到暗藏的阶级敌人的蒙蔽，反对李红华行医。这个剧目经过近十次修改，杜文杰变成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改名为田春苗的李红华，则成了与“走资派”作坚决斗争的高大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
《欢腾的小凉河》原是江苏作家王立信写的一部中篇小说，表现了1972年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同“小生产者自发势力”坚决斗争的主题，正好应和了当时“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需求，受到上海市委的重视。经过修改，1976年1月的定稿本和当时的“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靠得很紧。不料到了1976年2月，“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进行到了“批邓”阶段，于是又改，将故事的背景变为1975年，将周昌林刻画为“反潮流”的英雄，而出身“三代雇农”“三八年就参加革命”“打老蒋流过血，搞土改流过汗”的“老干部”夏副主任，则成了“走资派”。这是江青一伙所谓“老干部”是“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在电影创作上的应用。
1976年5月，上海市委举行了纪念“**”发动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决定将反映“一月革命”的话剧《盛大的节日》改编成电影。修改好的电影剧本以“**”初期震惊全国的上海“安亭事件”为背景，塑造了铁路局造反派负责人铁根和铁路局党委副书记井锋两个英雄人物形象。所谓“安亭事件”，是指“**”初期，王洪文违反上海市委不准进京闹事的命令，在上海安亭车站组织集体卧轨抗议、阻断南北铁路交通的事件。拍摄了一半的《盛大的节日》，因江青一伙被抓而停机。
《反击》是在1976年完成的原名为《占领》的初稿基础上修改的。1976年3月底修改定稿，改名为《反击》。剧本的主要情节是：某省委第一书记韩凌重新出来工作以后，要在全省展开整顿，先拿黄河大学的教育问题开刀，得到了一些学校领导和教授的支持。他们把因实行“开门办学”而在黄河大坝工地上劳动的学生招回学校，搞了一次突然袭击的笔试，遭到了钟大闯等学生领袖的反对。校党委书记、工宣队负责人、省委委员江涛得知此事后，也对教授进行了同一试卷的考试，把一些教授弄得狼狈不堪。江涛又把学生带回工地。在省委，江涛在革委会主任赵昕的指导下，同韩凌推行的“三项指示为纲”公开对抗，先被韩凌挂职下放，继而关进单人牢房。不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江涛恢复了职位，韩凌则称病不出。根据赵昕、江涛的部署，在已经修建好的黄河大坝开闸放水之日，召开了“批邓”大会。这时一伙自称“拯救四化委员会”的“反革命暴徒”乘机暴乱，韩凌予以支持。省里出动民兵镇压了暴乱。赵昕宣布了中央刚刚作出的“两项决议”，江涛批判了韩凌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行径，下令开闸放水，**的黄河水呼啸而去，象征着对“右倾翻案风”的大反击获得了全面胜利。影片拍摄完毕，还未等公映，江青一伙就已经被捕。
应该看到，这些密切配合现实政治权力斗争的文艺生产，是在严格遵循“**”文艺创作规范的条件下进行操作的，它依然是“无产阶级新文艺”之激进的文化构想的现实实践。只不过这种文化实践，已经开始明显地堕落为现实权力派别用以实现其政治目的的工具。而且，这种激进的文化实践，也越来越走向僵化和封闭，容不得任何对自身规范的违越，对电影《创业》和《海霞》的指责和围剿，即是例证。
由于这种创作教条的长期灌输和影响，人们的创作思维已经陷入了一种模式化窠臼，甚至人们自以为是发自真情的“个人化写作”，其实依然遵循的是“**”文学创作规范。这一点由“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充分显示出来。
“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是由悼念周恩来引发的。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江青一伙试图限制人们的悼念活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不满。首先从南京引燃的群众自发的大规模政治抗议活动，得到很多地方的热烈响应。1976年清明节前后，数百万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通过送花圈、献挽联、作演讲、张贴诗词、朗诵悼词及祭文等形式，纪念周恩来，表达对江青一伙的义愤。后来“四五”天安门运动被作为“反革命暴乱”遭到镇压。江青一伙被打倒以后的两个月，即1976年12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研室十六位教师以“童怀周”的笔名贴出了倡议书，收集当时的诗词，得到全国各界的热烈响应。他们在数以万计的诗词中精选了1500多篇，编成《天安门诗抄》，于1978年12月正式出版。名为“诗抄”，其实并非全属诗词，其中也有挽联、悼词、祭文等，新诗约占全诗集的三分之一。人们对周恩来的悼念之情和对江青一伙的义愤是真诚的。但这份真情依然是遵循“**”文学创作规范表达出来的。以前遵循这套规范，“主流文学”创作批判的是刘少奇，继而批判的是林彪，后来批判的是邓小平，到“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时变成了批判江青一伙人。
由于遵循的是依然是“**”文学创作规范，“四五”天安门诗歌以及此后不久的揭批“四人帮”运动，虽然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意义，但在情感上往往显得激愤有余而理性不足，对江青一伙人的批判被看成一场新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话语模式、组织方式上表现出来的依然是“**遗风”，报刊上署名“某某批判组”的批判文章随处可见。[6]可以说，打倒江青一伙人之后，一直到1978年，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除了极个别的篇什之外，依然属于遵循着“**”文学创作规范的“主流文学”，尽管这时候政治批判的指向已经变成了声讨江青一伙人。
在“**”时期直至1978年，真正对“**”文学创作规范大幅度疏离并与之明显对立的，是奔突回**的“潜流文学”浪潮。“潜流文学”因其与“**”文学创作规范不同程度的疏离和对立，必然以隐秘的方式进行创作和传播。早在“**”初期，这种“潜流文学”就已出现。作家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汪曾祺散文集《蒲桥集》中，收有一篇《宋朝的吃喝》，文末注明写于1967年1月18日。文章通篇谈的是宋朝的饮食，不带丝毫的政治色彩，没有一点“政治意义”。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这都是对当时政治规范的反叛。1969年9月，张志新以所谓“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捕，她在此前的被隔离、审查中，以及被捕以后，写下了大量的日记、笔记、书信及一些诗歌，还写有5万言的《一个共产党员的宣言》。她的诗《谁之罪》写于1969年11月，虽浸染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政治和语言色彩，但该诗以不屈的斗争精神，捍卫人的尊严，曾在江青一伙倒台后广泛流传；特别是写于1969年1月的给丈夫曾真的信，更是从“母亲”“女儿”“妻子”的角度，展现了真实的人性情怀，以朴实、自然、真挚的文字，表现了那个严酷的年代人所固有的生命尊严。张志新的这些诗文，实际上是1978年以后“大墙文学”的先声。“九一三”事件以后，“潜流文学”的涌动渐趋湍急，形成了与“主流文学”二水分流有时又有部分汇合的文学格局。食指与黄翔是“潜流诗歌”中引领诗歌潮流、开一代诗风的两位诗人。其中，食指也曾写过一些“主流诗歌”，但他的诗歌中的绝大部分从精神到形式都对“**”文学创作规范形成了彻底的反叛。引人注目的是两个诗歌群落：一个是“贵州诗人群”，指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贵州一群青年诗人及文学艺术爱好者黄翔、哑默、路茫、曹秀青、孙唯井、肖承泾、李光涛、张伟林、周喻生、郭庭基、白自成、江长庚、陈德泉等，逃逸于“**”政治风暴之外，经常在一个废弃的天主教堂里相聚，对文学、美术、音乐进行探讨和创作，其中在诗歌创作方面成绩较大的是黄翔、哑默、路茫等人；另一个是“白洋淀诗人群”，指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1969—1976），一批由北京赴河北水乡白洋淀插队的知青构成的诗歌创作群体，主要成员有芒克、多多、根子、方含、林莽、宋海泉等。此外，还应包括一部分文学青年，如北岛、严力、江河、彭刚、史保嘉、甘铁生、郑义、陈凯歌等人，他们虽未到白洋淀插队，但常赴白洋淀交流思想感情、以诗会友。后者也是广义上的“白洋淀诗人群”成员。这一时期顾城和舒婷也开始写诗，他们与“白洋淀诗人群”中北岛的隐秘写作共同成为1978年后蔚为大观的“朦胧诗潮”的滥觞。另外，一些老诗人和散文家也开始了“潜流诗歌”“潜流散文”的写作。原“七月派”诗人、“胡风集团分子”曾卓、牛汉、绿原，“右派分子”流沙河，“反革命分子”蔡其矫和穆旦，“**”中受到批斗的老作家丰子恺，他们的一些作品都疏离于“主流文学”之外。除此之外，值得关注的是“手抄本”小说在“**”时期的传播。如张扬的《第二次握手》，靳凡的《公开的情书》，赵振开（北岛）的《波动》，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毕汝协的《大逃亡》，张宝瑞的《一只绣花鞋》《三下江南》，佚名作者的《一缕金黄色的长发》《地下堡垒的覆灭》《一百个美女的塑像》《三零三号房间的秘密》《远东之花》等。这些“手抄本”小说与“主流文学”既明显对抗又不同程度地与之合流，使“**”时期的文学面貌显得斑驳复杂。
【思考与练习】
1.“九一三”事件对文艺发展有怎样的影响？
2.如何理解“写作组”现象？
3.这时期“显流”与“潜流”文学各有怎样的流向？
[1] 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7册，9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2] 江青：《谈京剧革命》，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1967-05-10。
[3] 周天：《文艺战线上的一个新生事物——三结合创作》，载《朝霞》，1975（12）。
[4] 上海县《虹南作战史》写作组：《虹南作战史》，585～58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
[5] 天津人民出版社编辑：《小靳庄诗歌选》，171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4。
[6] 其中最荒唐的例子就是“**”刚结束时，在一些大批判活动中常将胡风与“四人帮”相提并论地进行政治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