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叙事模式与抒情模式
在一整套“**”文学创作规范制约下进行的文学生产，必然带来相同的叙事模式和抒情模式。如果细分，这时期的“显流文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严格遵循“**”文学创作规范的文学，如小说《虹南作战史》《牛田洋》等；一类是在遵循“**”文学创作规范的基础上又多少具有点生活气息和艺术意味的文学，如小说《闪闪的红星》《海岛女民兵》等。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类较讲究形象性、真实性的作品，又往往将“**”文学创作规范所铸压出来的叙事模式、抒情模式及这种模式反映出的精神特征，表现得更为充分。这种模式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对立为核心的人物伦理谱系的设置。“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塑造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在“**”时期被提高到了一个最显要的地位。“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又分“主要英雄人物”和“次要英雄人物”，都是具有“共产主义觉悟”、自觉坚定地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代表人物”。我们看《金光大道》中的一段描写[1]：“在东方，移来三个健壮的身影，灿烂的阳光，好像给他们每一个人都披上一件金线绣成的斗篷。走在头边的是党支部书记高大泉。他一边走，一边说，一只手指指点点，一只手拿着一个小本子。中间那个是朱铁汉，怀里抱着一捆柳木梆子，说话间，从怀里抽出一根，使劲儿插进地里。第三个人是老周忠，肩上扛一把小铁锨，手上抓着一把鲜嫩的野草。”“高大泉”“朱铁汉”“老周忠”三位“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地位不同，“高大泉”是最重要的“英雄人物”，“朱铁汉”次之，“老周忠”居第三位，这可以从他们走的先后顺序和行为方式辨别出来。小说为了美化和神化“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用了“灿烂的阳光，好像给他们每一个人都披上一件金线绣成的斗篷”这样的神化修辞。
“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尖锐对立，成为人物伦理谱系中最核心的部分。“主要英雄人物”通过神化修辞几乎成了能先知先觉、说话做事永远正确的非凡人物。对“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神化修辞表现为精神上的神异化描写、行为上的全能化描写、相貌上的英武化描写、道德上的圣洁化描写。与对“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神化修辞相对应，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刻画采用的是妖魔化修辞。这种妖魔化修辞表现为精神上的阴险化描写、行为上的猥琐化描写、相貌上的丑陋化描写和道德上的卑鄙化描写，如小说《金光大道》中写开会的情境是：“树影里，周永振像一座塔似的立着，摆动着大手讲话；歪嘴子在几个蹲着的人中间，像一只刚从水里打捞上来的虾米，弯着腰，战战兢兢的。”在这里，对周永振的神化修辞与对歪嘴子的妖魔化修辞的对比是明显的。
这种尖锐对立的两方，各自代表一类人物的根本利益，各自代表一种历史的方向，即“社会主义”方向或者“资本主义”方向。“英雄人物”之下是拥护和支持“英雄人物”的“无产阶级”，即“革命群众”。其中，有一类是正在成长中的人物，即在“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影响下，有可能成长为新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一类人物。在“**”时期“主流文学”的人物伦理谱系中，不存在“中间人物”。这里的“中间人物”是指既没有拥护和跟随“无产阶级英雄人物”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没有拥护和跟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走“资本主义”道路，即没有鲜明的政治立场的一类人物。在两派尖锐对立的人物中间，有一类属于有待“挽救”的人物，即沾染了“资产阶级思想”、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拉拢腐蚀、有可能发展成为“无产阶级”对立面的人物，他们本来属于“无产阶级阵营”的，但正在被危险地拉向“资产阶级阵营”。
“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身份标志。在1949年以前的战争年代里，“无产阶级英雄人物”表现为“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地下党”等，如小说《闪闪的红星》里边的红军吴修竹、潘震山，小说《万山红遍》里的红军郝大成；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表现为“地主恶霸”“匪军”“汉奸”等，如小说《闪闪的红星》中的恶霸地主胡汉三、资本家沈老板，小说《万山红遍》里的国民党军官谷敬文。在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无产阶级英雄人物”表现为带领农民告别私有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进人物，如小说《金光大道》中的村支书高大泉、小说《春潮急》中的村支书李克；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表现为“资本家”“富农”“国民党特务”等，如小说《金光大道》中的地主歪嘴子、漏划富农冯少怀、暗藏国民党特务范克明，小说《春潮急》里的富农徐锅巴胡。在“**”时期，“无产阶级英雄人物”表现为“红卫兵小将”“造反派领袖”“扎根农村的知青”“教育革命的闯将”等，如小说《使命》中的“教育革命闯将”杨青志、电影剧本《反击》中的“教育革命闯将”江涛、电影剧本《初春的早晨》中的“造反派领袖”郭子坤、小说《严峻的日子》中“大义灭亲的斗争走资派的英雄”卢建华、电影剧本《春苗》中坚持“毛主席卫生路线”的赤脚医生田春苗；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则表现为坚持“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人物、“资产阶级当权派”“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等，如小说《使命》中顽固坚持“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物理教师顾育生、电影剧本《反击》中的省委第一书记韩凌、小说《严峻的日子》中的副部长卢川隆、电影剧本《春苗》中的卫生院院长杜文杰。
第二，具有“无产阶级”身份资格的人物成长为“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情节设置。在“**”前的文学作品中，也曾出现了一些“成长小说”，如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就塑造了一位在共产党影响下成长为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的女青年知识分子林道静的形象。但在“**”文学创作规范的严苛标准之下，这样的小说因写了出身不好，且有所谓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女青年知识分子形象而被打入冷宫，遭到否定。这就说明，对“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标准有了更高更严的规定，林道静这样的出身不好、具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知识青年，是没有资格、也没有可能成长为“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在“**”时期的“合法文学”中，能够最终成长为“无产阶级英雄”的人必须经过若干道要求很严格的关口，包括“资格认定”“英雄垂范”“精神提升”“炼狱考验”“命名仪式”，经过了这些环节，才算完成了一个人成长为“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所有过程。
首先是“资格认定”情节的设置。必须是“无产阶级”中的一分子才能有资格成长为“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因此是否经历过“阶级苦难”、是否具有“阶级仇恨”就成了“资格认定”的重要标准。而认证一个人是否经历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苦难”、具有“无产阶级”的“阶级仇恨”，一般要有“物品铭证”“身体铭证”“姓名铭证”等几种证据。所谓“物品铭证”，就是以遗留下来的物品来记录和见证“阶级苦难”和“阶级仇恨”，如“卖身契”“地契”“血衣”“要饭棍”等。“小靳庄诗歌”中“斗”正是这样一种“物品铭证”：“批林批孔怒潮涌/批判会上杀声吼/老队长抢先发了言/手里举着一只斗//斗啊，斗/血盆大嘴赛虎口/一斗麦子千斗泪/旧社会泪河滚滚流//流的地主肥又胖/流的穷人剩骨头”[2]。所谓“身体铭证”，就是以身体上的伤痕或残缺来记录和见证“阶级苦难”和“阶级仇恨”。《海岛女民兵》中的“旺发爷爷”身上就有两道疤痕，一道“是叫东洋鬼子用枪打的”，一道“是叫蒋匪兵用刺刀捅的”，这两道疤痕正是记录和见证“阶级苦难”和“阶级仇恨”的“身体铭证”。所谓“姓名铭证”，就是用姓名来记录和见证“阶级苦难”和“阶级仇恨”。如《江畔朝阳》中陈华的乳名叫“苦生”，《海岛女民兵》中小海霞父亲的名字叫“李八十四”，即一个渔工的身价是八十四斤地瓜丝，都属于记录和见证“阶级苦难”和“阶级仇恨”的“姓名铭证”。
“资格认定”之后是“英雄垂范”的情节设置。所谓“英雄垂范”，就是让其他“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壮烈行为和感人事迹震撼经过了“资格认定”的“成长之人”的灵魂，激励他们以此为榜样，不断修炼自身，向成为“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目标迈进。“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壮烈行为和感人事迹，以“目睹”和“耳闻”两种方式，对“成长之人”构成影响。构成影响的表现之一是“圣像复现”，即“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壮烈行为和感人事迹一再重现于“成长之人”的眼前；构成影响的另一个表现是“圣物流传”，即“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牺牲或远离后留下来的物品，转到了“成长之人”的手里，该物品与他的壮烈行为和感人事迹直接或间接相关。在《闪闪的红星》中，潘冬子的眼前一再出现已经成为党员的妈妈在一棵大树下被胡汉三烧死时的情景，这种“圣像复现”给了成长中的潘冬子以巨大的精神鼓舞和激励。同时，潘冬子的妈妈牺牲前留给他的衣物，爸爸潘震山长征前留给他的红五星，都属于“圣物流传”。在《使命》中，小志子的爹牺牲前将一支子弹壳做成的钢笔留给儿子，小志子多年后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英雄人物”，这就是杨青志，杨青志后来又将这一“圣物”送给小豹子。这一过程也属于“圣物流传”。“圣物流传”所起的精神作用与“圣像复现”是一样的。其实，早在“样板戏”《红灯记》中，“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李玉和牺牲前将“红灯”传给“成长之人”铁梅，正是“圣物流传”叙事模式的一种典型表达。
在“成长之人”向“无产阶级英雄人物”转化的过程中，“精神提升”是最重要的一步。“精神提升”有两个途径，一个是“英雄引导”，一个是“著作启发”。“成长之人”在精神迷途中，通常要有一个“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给予不失时机的引导，或者通过阅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书解除思想疑惑。电影剧本《闪闪的红星》中的吴修竹对潘冬子，小说及电影剧本《海岛女民兵》中的“方书记”对小海霞，小说《金光大道》中的罗旭光对小时候的高大泉，都表现为一种“英雄引导”的叙事模式。至于“著作启发”，与“英雄引导”一样，也是一种较普遍的叙事模式。
除了以上提到的“资格认定”“英雄垂范”“精神提升”之外，“炼狱考验”是“成长之人”向“无产阶级英雄人物”转化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步。所谓“炼狱考验”，就是将“成长之人”放在最困难、最艰苦甚至最危急的环境里，让“成长之人”凭着“英雄垂范”的精神激励和“精神提升”所给予的巨大力量，在“大熔炉”里来一番“脱胎换骨”的精神质变。这种“脱胎换骨”表现在身体外形上，往往留下明显的标记，如肤色的变红变黑、身体的伤痕甚至残缺。如《使命》中杨青志为保卫“无产阶级**”的成果，奋不顾身、赤手空拳地与“反革命分子”进行搏斗，在右前额留下了一块“红亮的伤疤”，就属于这种情况。
在完成了“资格认定”“英雄垂范”“精神提升”“炼狱考验”之后，“成长之人”成为“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最后一个环节是举行“命名仪式”。这种“命名仪式”一般是“参军”或“加入中国共产党”。如《闪闪的红星》中的潘冬子的“命名仪式”就是“参军”，《使命》中的杨青志的“命名仪式”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
应该指出的是，“资格认定”“英雄垂范”“精神提升”“炼狱考验”这几个环节在具体作品中并非一定具有先后的顺序。它们或隐或显地存在于不同作品中，成为重要的叙事模式。
第三，沾染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人物被挽救过程的情节设置。“主流文学”勾勒了两种历史前景，一种是奔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充满无限光明的大同世界，一种是被拉回“资本主义”之充满巨大黑暗的罪恶深渊。“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代表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代表着“资本主义”的黑暗深渊。在这两派人物中间，有一类本来应该属于“无产阶级”阵营的人物，却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拉向了“资产阶级”阵营一边，其表征是沾染了“资产阶级思想”。能否将沾染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人物挽救回“无产阶级”阵营，使其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道上前行，这是事关历史前途的大是大非的问题。因此，对沾染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人物进行挽救，就成了重要的叙事模式。
在“显流文学”中，沾染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人物是被作为“邪魔缠身的病人”来对待的。这里的“邪魔”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对“邪魔缠身”的“病人”进行救赎的方案中，重新唤醒“病人”的阶级觉悟、重新唤回“病人”应有的阶级立场是一个重要的环节。这一环节主要是让某人在“病人”面前进行“苦难申诉”，并伴以“物品铭证”“身体铭证”和“姓名铭证”。在《海岛女民兵》中，为了挽救“双和叔”，“爷爷”讲了“双和叔”极其苦难的身世，于是，奇迹出现了：
双和叔疑惑不安地睁大了眼睛问：“你讲的是谁呵？”
爷爷悲愤地说：“谁？是你！”
双和叔愣了一阵，伏在两个紧握的拳头上啜泣起来。
……
双和叔把拳头握得紧紧地说：“我明白了。今后我一定把思想上的枪擦亮，把民兵工作放在心上。……”
对“邪魔缠身”之“病人”进行救赎的第二个环节是调动“病人”亲近之人中的积极力量，用“无产阶级思想”来克服“病人”的“资产阶级思想”，这种救赎环节通常由“面对面教育或交锋”和“远方来信”两种方式完成。如《严峻的日子》中“大义灭亲的无产阶级英雄”卢建华对当副部长的父亲卢川隆的斗争就是以“面对面教育或交锋”的方式出现的，《使命》中杜向学的父亲对杜向学的教育则是以“远方来信”的方式出现的。
除了以上两种救赎环节，用“英雄垂范”的壮烈行为和感人事迹，即以“圣像复现”和“圣物流传”的形式驱除“病人”身上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魔性”和“邪气”，是另一种重要的救赎环节。小说《创业》中周春杉的母亲和哥哥用“红袖标”的斗争故事教育周春杉，借助的正是“红袖标”的“圣物流传”和由此引起的“圣像复现”的“驱邪”作用。我们再看小说《使命》中的一段描述：“杨青志深沉地点点头，从根到梢地讲了起来。讲完了烈士的故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金光闪亮的钢笔，深情地看了一会儿，说：‘这支钢笔是我爹临牺牲前留下的。我用它做过习题，写过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上中学的时候，我用它给毛主席、党中央写过信，“**”的时候，我们又用它写过批判修正主义的大字报……小豹同志，今天，我再把它转送给你。’李小豹郑重地接过钢笔，使劲地擦了擦眼泪说：‘杨老师，我一定像你那样珍惜它，用它，为革命读好书！’他转过身，说：‘爹，这张卖身契，你也放心地交给我吧。’”这里有两种救赎方式的叠加：以“卖身契”之“物品铭证”来唤起阶级苦难的回忆，以重新唤醒李小豹的阶级觉悟、重新唤回李小豹的阶级立场；以“英雄”牺牲的“圣像复现”以及“圣物流传”——“金光闪亮的钢笔”——来祛除“资产阶级思想”的魔性和邪气。
在对“邪魔缠身的病人”进行疗救的方案中，“痛下针砭”是一个最为重要和关键的环节，一般而言，这一环节是不可缺少的。所谓“痛下针砭”，即由“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亲自出马，用“无产阶级思想”在“病人”的“心窍迷塞处”“猛击一掌”，让“病人”从“邪魔”主宰下的“昏迷”状态回到“神志清醒”的健康常态。如《较量》中，陆高春在肖武斌的“心窍迷塞处”——“个人主义”“无组织无纪律”“埋头技术不问政治”上“猛击一掌”，于是这一“痛下针砭”的招数终于使肖武斌恍然大悟。“痛下针砭”的招数出现的疗救效应，在《使命》中是这样被描写的：“李歧觉得，好像有人在他的背后猛击了一掌，使他的整个身子都在震动，汗水合着泪水从花白的胡须间流了下来。他站立不稳，想倒下，但是，有一双大手在旁边扶住了他……此刻，风吹得更猛烈了。它把天空中遮住月亮和星星的乌云吹散了，一会儿，又涌来了，就又把它吹散，再涌出，再吹散……一直到吹出鲜红的太阳！”当杨青志对李歧进行“痛下针砭”的疗救时，“他站立不稳”，“有一双大手在旁边扶住了他”，“此刻，风吹得更猛烈了……一直到吹出鲜红的太阳！”这些象征化叙述显然表达的是“痛下针砭”的疗救效应。
对“邪魔缠身的病人”采取一系列疗救措施之后，“病人”被彻底治愈的一个征兆，是出现了一种“痛哭流涕”的身体反应。因此，当小说《金光大道》中的高二林“痛哭流涕”的时候，期盼着他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回到“无产阶级”阵营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却高兴了：“哭声震动了窗户外边的硬汉子朱铁汉。他先是一惊，接着两只眼睛一红，后来，咧开嘴巴乐了。这不是嘲笑，也不是冷笑，而是从心坎上蹦出来的欢乐。他好像一直都在等待一个大喜大庆的信号那样等待着，这信号，就是高二林对他所走的弯路的悔恨、觉醒的哭声，现在他等到了，也就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窗户内的高二林在放声大哭，朱铁汉这位“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却“咧开嘴巴乐了”。因为高二林“痛哭流涕”的身体反应显示了“一个大喜大庆的信号”：对高二林这位“邪魔缠身的病人”的疗救已经获得成功。
事实上，在“显流文学”中，对沾染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人物进行挽救的环节，并不一定要具有以上所论定的先后顺序，也不一定要经过以上所论及的所有环节。但一般而言，“痛下针砭”的环节是不可缺少的。
“**”文学创作规范不仅造就了雷同的叙事模式，也同样造就了雷同的抒情模式。“阶级斗争是纲”的政治观念和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根本任务”论，决定了文学所抒发的感情只能是“无产阶级感情”。“无产阶级之恨”和“无产阶级之爱”的抒发和表达，构成两大情感主线。“无产阶级之恨”指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对一切“剥削阶级”主要是“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行为所产生的仇恨。“无产阶级之爱”指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对“无产阶级”的情义，以及对“无产阶级”的代表者“共产党”及其领袖人物的感激和歌颂。这两种对立的情感态度组成的两条主线分别与两种历史前途相联系。“无产阶级之爱”与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美好未来和大同世界的向往和信仰相联系，“无产阶级之恨”则与对一切剥削制度黑暗的憎恶相联系，尤其与有可能重新被拉回“资本主义”罪恶深渊的忧患相联系。电影剧本《春苗》中有两段歌词：“手捧药箱心潮涌/阶级的委托情意重/风里浪里背上它/要把毛主席的温暖送到贫下中农的心中。”“身背红药箱/阶级情意长//千家万户留脚印/药香伴着泥土香/翠竹青青哟披霞光/赤脚医生哟心向红太阳/心向红太阳！”[3]这两段歌词表达的正是“无产阶级之爱”这一感情主线。与这种“无产阶级之爱”相对应，电影文学剧本《反击》中的一段歌词表达的却是“无产阶级之恨”这一感情主线：“红旗漫卷，东风万里，黄河怒涛拍天起。毛主席率领我们大反击，毛主席率领我们大反击，红色风暴盖天地。万炮齐轰走资派，同仇敌忾反复辟。”[4]
“无产阶级之恨”的感情抒发和表达一般由三个环节组成。第一个环节是进行“苦难控诉”，并且有时伴以“身体铭证”“物品铭证”“姓名铭证”。如“小靳庄诗歌”中的一首诗：“老队长收工回到家/一张契纸手中拿/我问拿它做啥用/老队长半晌才回答/这是一张卖身契/深仇大恨它记下/队里召开批判会/我要拿它把言发/在那万恶的旧社会/我给地主当牛马/那年我才十一岁/地主逼我顶债到他家/妈妈望着卖身契泪水流/满腔仇恨强咽下”[5]。“无产阶级之恨”的感情抒发和表达的第二个环节是在“苦难申诉”的基础上，往往要联系现实生活中的修正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当权派，表达誓死进行“阶级斗争”的义愤和决心。如“小靳庄诗歌”中的一首诗：“林彪喊‘复礼’/我的心中怒火起/在那万恶的旧社会/我从十岁当奴隶/忍饥挨冻受打骂/泪成河呀伤遍体//伟大领袖毛主席/把我救出活地狱/林彪妄想搞复辟/坚决和他斗到底！”[6]因此渴望“斗争”“战斗”的情怀得到了突出的表达：“呵，人类社会似大海，波涛汹涌接云天。阶级较量硝烟浓，斗争长存人世间。扭转乾坤八亿人，大风浪里创新天。斗它二十次，革命事业大发展；斗它三十次，前途只会更灿烂。要举红旗千百代，要擂战鼓一万年！”[7]“无产阶级之恨”的感情抒发和表达的第三个环节是祭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法宝，表达“资产阶级”的“变天”梦想必然会破灭的信心和乐观情怀。如《天安门诗抄》中的一首：“请看纪念碑下/悲愤的人流汇成了巨川//身上染红东方的朝霞/心中激**着五洲狂澜//帕米尔高原/领教过多少风暴雪猛/多少山瘴毒雾收进战士的双眼//何惧这妖风四起/何惧这魑魅凶顽//马列主义是倚天长剑/心中有指路明灯一盏//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士/要对着今天、明天和后天宣战/谁胆敢对总理未竟的事业进行可耻的背叛/回敬他的只有钢枪和铁拳”[8]。
“无产阶级之爱”的抒发和表达，主要通过对党及其领袖的感激和歌颂以及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威力的无限信仰和崇拜来实现。因为党及其领袖是无产阶级的代表，正是他们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带领无产阶级打碎了“万恶的旧世界”，将无产阶级解放出来，奔向共产主义的美好明天。“无产阶级之爱”的抒发和表达也有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先进行“苦难控诉”，有时伴以“身体铭证”“物品铭证”“姓名铭证”，然后进行“新旧社会两重天”的对比，表达对党、领袖的感激之情和赞美。如《天安门诗抄》中的一首诗：“工人、农民、老人、儿童/一声、两声、千声、万声/人民齐颂总理好/总理好，总理好呵/千山和来万水应//忆往昔神州涂炭/岁月峥嵘/祖国母亲流血/儿女苦深灾重/奴隶盼解放/人民盼救星//韶山出红日/日出东方红//毛泽东啊，伟大的舵手/周恩来啊，伟大的英雄//马列真理传中华/斧镰挥举百万兵”[9]。“无产阶级之爱”抒发和表达的第二个环节，是在“党内出了修正主义”“资产阶级企图复辟”的危险时刻，对党及其领袖能够力挽狂澜、及时“挽救革命”的赞美和歌颂，这实际上也是对“**”政治运动的直接赞美和歌颂。如《朝霞》丛刊《序曲》上的一首诗《狂飙颂歌》：“是谁，敲响了警钟/如此急迫/又如此从容/是谁，叱咤风云/如此镇静/又如此勇猛/是谁的锐利目光/从‘海瑞’的粉墨登场/洞察地主、资产阶级的变天幻梦//是谁的思想利箭/穿透《二月提纲》的烟云/看到中国赫鲁晓夫的蠢动//是谁啊，是谁/用五·一六《通知》的金光/指引无产阶级战斗的阵容/用《炮打司令部》的烽火/激起我们热血喷涌”[10]。对“无产阶级之爱”抒发和表达的第三个环节，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指引的“共产主义明天”的无比憧憬和坚定信仰。“共产主义大同世界”是“无产阶级”的精神归宿和感情寄托，前两个环节中对党及其领袖的赞美和歌颂，是以“共产主义”的必然实现为精神依托的。因此，对“共产主义明天”的无比憧憬和坚定信仰，依然与赞美、歌颂党及其领袖有着紧密的联系。如《天安门诗抄》中的一首诗：“什么是优秀革命者的典范/什么是共产主义精神的体现/您，就是您——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谁也抹杀不了您的功绩/谁也不能把您的形象污染//鬼怪仍在横行/斗争越来越险/我们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啊/一定踏着您的足迹向前！永远向前！”[11]
“无产阶级之恨”与“无产阶级之爱”这两条感情主线，分别对应着一套象征符号来予以表达。在“无产阶级之恨”的感情抒发和表达中，“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及其“旧世界”的象征符号是“妖魔鬼怪”“牛鬼蛇神”“魑魅魍魉”“豺狼虎豹”“白骨精”“小爬虫”等。其中，“妖魔鬼怪”是这套象征符号中的核心符号。如悼念周恩来逝世而引发的“四五”天安门运动被作为“反革命运动”镇压以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首诗《天安门广场放歌》：“资产阶级/躲在死胡同里/拨拉着算盘珠/把牙齿咬得吱吱响/绿色的贼眼/向天安门阴险地窥觑。”[12]诗中以“妖魔鬼怪”为中心的象征符号的运用是明显的，这首诗的批判对象是参加“四五”天安门运动的群众；而同一时期在政治高压下以隐秘的方式写成的诗歌，在政治批判指向上与《天安门广场放歌》这首诗是根本对立的，却依然以这套象征符号来表达感情，如《天安门诗抄》中的一首诗《总理回来吧》写道：“总理您回来吧/捕住猖獗的鳖蟹鱼虾/总理您回来吧/擒住妖魔的凶顽手爪//敌人在您病后/将复辟资本主义的妖风猛刮/骗子在您逝世后/妄想改变先辈创造的天下”[13]。再如《天安门诗抄》中的另一首小诗《赞周总理》，全诗如下：“总理呀，总理/您是烈火，您是利剑/您活着敌丧魂，您死去敌胆颤/把鬼怪在烈火中烧尽，把妖魔在利剑下斩断”[14]。正是“**”文学创作规范所起的作用，使这些政治批判指向完全对立的诗歌却具有了相同的抒情模式。
在“无产阶级之爱”的抒发和表达中，党及其领袖的象征符号是“红太阳”“朝阳”“光芒”“霞光”“金光”“曙光”“红灯”“朝晖”“灯塔”“北斗星”“启明星”“火炬”“红旗”等，其中“红太阳”是居于核心的象征符号。受“红太阳”这一象征符号的影响，一些和“红”颜色有关的事物就具有了“革命”的意义，如“红星”“红缨”“红叶”“红花”“金钟”“满山红”“红心”等。党及其领袖在历史上所居住和发动革命行动的地点和事件及其联系之物，常被作为“圣地”“圣物”“圣像”用于抒情文学中，以讴歌党及其领袖的历史功绩，并借此吸取精神力量，表达坚信“资产阶级”的“变天”梦想不会得逞的乐观态度。如所谓“诗报告”《西沙之战》中的描写：“钟海舰长/出生在湘江畔/韶山冲的阳光雨露/培育了这新中国的青年//曾记得/在那上场屋边/荷花塘畔/他挂上了红领巾/在农民夜校的旧址/伟大领袖战斗过的地方/宣誓加入共青团”[15]。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有一套固定的象征符号，如“照妖镜”“望远镜”“显微镜”“劈山斧”“倚天长剑”“千钧棒”“金棒”“雷霆”“狂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