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敘事模式與抒情模式
在一整套“**”文學創作規範製約下進行的文學生產，必然帶來相同的敘事模式和抒情模式。如果細分，這時期的“顯流文學”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嚴格遵循“**”文學創作規範的文學，如小說《虹南作戰史》《牛田洋》等；一類是在遵循“**”文學創作規範的基礎上又多少具有點生活氣息和藝術意味的文學，如小說《閃閃的紅星》《海島女民兵》等。但問題的複雜性在於，這類較講究形象性、真實性的作品，又往往將“**”文學創作規範所鑄壓出來的敘事模式、抒情模式及這種模式反映出的精神特征，表現得更為充分。這種模式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麵。
第一，以“無產階級英雄人物”與“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對立為核心的人物倫理譜係的設置。“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塑造作為“社會主義文藝”的“根本任務”，在“**”時期被提高到了一個最顯要的地位。“無產階級英雄人物”又分“主要英雄人物”和“次要英雄人物”，都是具有“共產主義覺悟”、自覺堅定地執行“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無產階級代表人物”。我們看《金光大道》中的一段描寫[1]：“在東方，移來三個健壯的身影，燦爛的陽光，好像給他們每一個人都披上一件金線繡成的鬥篷。走在頭邊的是黨支部書記高大泉。他一邊走，一邊說，一隻手指指點點，一隻手拿著一個小本子。中間那個是朱鐵漢，懷裏抱著一捆柳木梆子，說話間，從懷裏抽出一根，使勁兒插進地裏。第三個人是老周忠，肩上扛一把小鐵鍁，手上抓著一把鮮嫩的野草。”“高大泉”“朱鐵漢”“老周忠”三位“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地位不同，“高大泉”是最重要的“英雄人物”，“朱鐵漢”次之，“老周忠”居第三位，這可以從他們走的先後順序和行為方式辨別出來。小說為了美化和神化“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用了“燦爛的陽光，好像給他們每一個人都披上一件金線繡成的鬥篷”這樣的神化修辭。
“無產階級英雄人物”與“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尖銳對立，成為人物倫理譜係中最核心的部分。“主要英雄人物”通過神化修辭幾乎成了能先知先覺、說話做事永遠正確的非凡人物。對“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神化修辭表現為精神上的神異化描寫、行為上的全能化描寫、相貌上的英武化描寫、道德上的聖潔化描寫。與對“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神化修辭相對應，對“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刻畫采用的是妖魔化修辭。這種妖魔化修辭表現為精神上的陰險化描寫、行為上的猥瑣化描寫、相貌上的醜陋化描寫和道德上的卑鄙化描寫，如小說《金光大道》中寫開會的情境是：“樹影裏，周永振像一座塔似的立著，擺動著大手講話；歪嘴子在幾個蹲著的人中間，像一隻剛從水裏打撈上來的蝦米，彎著腰，戰戰兢兢的。”在這裏，對周永振的神化修辭與對歪嘴子的妖魔化修辭的對比是明顯的。
這種尖銳對立的兩方，各自代表一類人物的根本利益，各自代表一種曆史的方向，即“社會主義”方向或者“資本主義”方向。“英雄人物”之下是擁護和支持“英雄人物”的“無產階級”，即“革命群眾”。其中，有一類是正在成長中的人物，即在“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影響下，有可能成長為新的“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一類人物。在“**”時期“主流文學”的人物倫理譜係中，不存在“中間人物”。這裏的“中間人物”是指既沒有擁護和跟隨“無產階級英雄人物”走“社會主義”道路，也沒有擁護和跟隨“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走“資本主義”道路，即沒有鮮明的政治立場的一類人物。在兩派尖銳對立的人物中間，有一類屬於有待“挽救”的人物，即沾染了“資產階級思想”、被“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拉攏腐蝕、有可能發展成為“無產階級”對立麵的人物，他們本來屬於“無產階級陣營”的，但正在被危險地拉向“資產階級陣營”。
“無產階級英雄人物”和“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在不同的曆史時期有不同的身份標誌。在1949年以前的戰爭年代裏，“無產階級英雄人物”表現為“紅軍”“八路軍”“新四軍”“解放軍”“地下黨”等，如小說《閃閃的紅星》裏邊的紅軍吳修竹、潘震山，小說《萬山紅遍》裏的紅軍郝大成；而“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表現為“地主惡霸”“匪軍”“漢奸”等，如小說《閃閃的紅星》中的惡霸地主胡漢三、資本家沈老板，小說《萬山紅遍》裏的國民黨軍官穀敬文。在50年代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中，“無產階級英雄人物”表現為帶領農民告別私有製、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先進人物，如小說《金光大道》中的村支書高大泉、小說《春潮急》中的村支書李克；而“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表現為“資本家”“富農”“國民黨特務”等，如小說《金光大道》中的地主歪嘴子、漏劃富農馮少懷、暗藏國民黨特務範克明，小說《春潮急》裏的富農徐鍋巴胡。在“**”時期，“無產階級英雄人物”表現為“紅衛兵小將”“造反派領袖”“紮根農村的知青”“教育革命的闖將”等，如小說《使命》中的“教育革命闖將”楊青誌、電影劇本《反擊》中的“教育革命闖將”江濤、電影劇本《初春的早晨》中的“造反派領袖”郭子坤、小說《嚴峻的日子》中“大義滅親的鬥爭走資派的英雄”盧建華、電影劇本《春苗》中堅持“毛主席衛生路線”的赤腳醫生田春苗；而“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則表現為堅持“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人物、“資產階級當權派”“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等，如小說《使命》中頑固堅持“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物理教師顧育生、電影劇本《反擊》中的省委第一書記韓淩、小說《嚴峻的日子》中的副部長盧川隆、電影劇本《春苗》中的衛生院院長杜文傑。
第二，具有“無產階級”身份資格的人物成長為“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情節設置。在“**”前的文學作品中，也曾出現了一些“成長小說”，如楊沫的小說《青春之歌》，就塑造了一位在共產黨影響下成長為堅定的無產階級戰士的女青年知識分子林道靜的形象。但在“**”文學創作規範的嚴苛標準之下，這樣的小說因寫了出身不好，且有所謂濃厚的“小資產階級情調”的女青年知識分子形象而被打入冷宮，遭到否定。這就說明，對“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標準有了更高更嚴的規定，林道靜這樣的出身不好、具有“小資產階級情調”的知識青年，是沒有資格、也沒有可能成長為“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在“**”時期的“合法文學”中，能夠最終成長為“無產階級英雄”的人必須經過若幹道要求很嚴格的關口，包括“資格認定”“英雄垂範”“精神提升”“煉獄考驗”“命名儀式”，經過了這些環節，才算完成了一個人成長為“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所有過程。
首先是“資格認定”情節的設置。必須是“無產階級”中的一分子才能有資格成長為“無產階級英雄人物”，因此是否經曆過“階級苦難”、是否具有“階級仇恨”就成了“資格認定”的重要標準。而認證一個人是否經曆了“無產階級”的“階級苦難”、具有“無產階級”的“階級仇恨”，一般要有“物品銘證”“身體銘證”“姓名銘證”等幾種證據。所謂“物品銘證”，就是以遺留下來的物品來記錄和見證“階級苦難”和“階級仇恨”，如“賣身契”“地契”“血衣”“要飯棍”等。“小靳莊詩歌”中“鬥”正是這樣一種“物品銘證”：“批林批孔怒潮湧/批判會上殺聲吼/老隊長搶先發了言/手裏舉著一隻鬥//鬥啊，鬥/血盆大嘴賽虎口/一鬥麥子千鬥淚/舊社會淚河滾滾流//流的地主肥又胖/流的窮人剩骨頭”[2]。所謂“身體銘證”，就是以身體上的傷痕或殘缺來記錄和見證“階級苦難”和“階級仇恨”。《海島女民兵》中的“旺發爺爺”身上就有兩道疤痕，一道“是叫東洋鬼子用槍打的”，一道“是叫蔣匪兵用刺刀捅的”，這兩道疤痕正是記錄和見證“階級苦難”和“階級仇恨”的“身體銘證”。所謂“姓名銘證”，就是用姓名來記錄和見證“階級苦難”和“階級仇恨”。如《江畔朝陽》中陳華的乳名叫“苦生”，《海島女民兵》中小海霞父親的名字叫“李八十四”，即一個漁工的身價是八十四斤地瓜絲，都屬於記錄和見證“階級苦難”和“階級仇恨”的“姓名銘證”。
“資格認定”之後是“英雄垂範”的情節設置。所謂“英雄垂範”，就是讓其他“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壯烈行為和感人事跡震撼經過了“資格認定”的“成長之人”的靈魂，激勵他們以此為榜樣，不斷修煉自身，向成為“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目標邁進。“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壯烈行為和感人事跡，以“目睹”和“耳聞”兩種方式，對“成長之人”構成影響。構成影響的表現之一是“聖像複現”，即“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壯烈行為和感人事跡一再重現於“成長之人”的眼前；構成影響的另一個表現是“聖物流傳”，即“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犧牲或遠離後留下來的物品，轉到了“成長之人”的手裏，該物品與他的壯烈行為和感人事跡直接或間接相關。在《閃閃的紅星》中，潘冬子的眼前一再出現已經成為黨員的媽媽在一棵大樹下被胡漢三燒死時的情景，這種“聖像複現”給了成長中的潘冬子以巨大的精神鼓舞和激勵。同時，潘冬子的媽媽犧牲前留給他的衣物，爸爸潘震山長征前留給他的紅五星，都屬於“聖物流傳”。在《使命》中，小誌子的爹犧牲前將一支子彈殼做成的鋼筆留給兒子，小誌子多年後成長為一名“無產階級英雄人物”，這就是楊青誌，楊青誌後來又將這一“聖物”送給小豹子。這一過程也屬於“聖物流傳”。“聖物流傳”所起的精神作用與“聖像複現”是一樣的。其實，早在“樣板戲”《紅燈記》中，“無產階級英雄人物”李玉和犧牲前將“紅燈”傳給“成長之人”鐵梅，正是“聖物流傳”敘事模式的一種典型表達。
在“成長之人”向“無產階級英雄人物”轉化的過程中，“精神提升”是最重要的一步。“精神提升”有兩個途徑，一個是“英雄引導”，一個是“著作啟發”。“成長之人”在精神迷途中，通常要有一個“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給予不失時機的引導，或者通過閱讀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書解除思想疑惑。電影劇本《閃閃的紅星》中的吳修竹對潘冬子，小說及電影劇本《海島女民兵》中的“方書記”對小海霞，小說《金光大道》中的羅旭光對小時候的高大泉，都表現為一種“英雄引導”的敘事模式。至於“著作啟發”，與“英雄引導”一樣，也是一種較普遍的敘事模式。
除了以上提到的“資格認定”“英雄垂範”“精神提升”之外，“煉獄考驗”是“成長之人”向“無產階級英雄人物”轉化的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一步。所謂“煉獄考驗”，就是將“成長之人”放在最困難、最艱苦甚至最危急的環境裏，讓“成長之人”憑著“英雄垂範”的精神激勵和“精神提升”所給予的巨大力量，在“大熔爐”裏來一番“脫胎換骨”的精神質變。這種“脫胎換骨”表現在身體外形上，往往留下明顯的標記，如膚色的變紅變黑、身體的傷痕甚至殘缺。如《使命》中楊青誌為保衛“無產階級**”的成果，奮不顧身、赤手空拳地與“反革命分子”進行搏鬥，在右前額留下了一塊“紅亮的傷疤”，就屬於這種情況。
在完成了“資格認定”“英雄垂範”“精神提升”“煉獄考驗”之後，“成長之人”成為“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最後一個環節是舉行“命名儀式”。這種“命名儀式”一般是“參軍”或“加入中國共產黨”。如《閃閃的紅星》中的潘冬子的“命名儀式”就是“參軍”，《使命》中的楊青誌的“命名儀式”就是“加入中國共產黨”。
應該指出的是，“資格認定”“英雄垂範”“精神提升”“煉獄考驗”這幾個環節在具體作品中並非一定具有先後的順序。它們或隱或顯地存在於不同作品中，成為重要的敘事模式。
第三，沾染了“資產階級思想”的人物被挽救過程的情節設置。“主流文學”勾勒了兩種曆史前景，一種是奔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之充滿無限光明的大同世界，一種是被拉回“資本主義”之充滿巨大黑暗的罪惡深淵。“無產階級英雄人物”代表著“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光明前途，“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代表著“資本主義”的黑暗深淵。在這兩派人物中間，有一類本來應該屬於“無產階級”陣營的人物，卻被“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拉向了“資產階級”陣營一邊，其表征是沾染了“資產階級思想”。能否將沾染了“資產階級思想”的人物挽救回“無產階級”陣營，使其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大道上前行，這是事關曆史前途的大是大非的問題。因此，對沾染了“資產階級思想”的人物進行挽救，就成了重要的敘事模式。
在“顯流文學”中，沾染了“資產階級思想”的人物是被作為“邪魔纏身的病人”來對待的。這裏的“邪魔”就是“資產階級思想”。在對“邪魔纏身”的“病人”進行救贖的方案中，重新喚醒“病人”的階級覺悟、重新喚回“病人”應有的階級立場是一個重要的環節。這一環節主要是讓某人在“病人”麵前進行“苦難申訴”，並伴以“物品銘證”“身體銘證”和“姓名銘證”。在《海島女民兵》中，為了挽救“雙和叔”，“爺爺”講了“雙和叔”極其苦難的身世，於是，奇跡出現了：
雙和叔疑惑不安地睜大了眼睛問：“你講的是誰嗬？”
爺爺悲憤地說：“誰？是你！”
雙和叔愣了一陣，伏在兩個緊握的拳頭上啜泣起來。
……
雙和叔把拳頭握得緊緊地說：“我明白了。今後我一定把思想上的槍擦亮，把民兵工作放在心上。……”
對“邪魔纏身”之“病人”進行救贖的第二個環節是調動“病人”親近之人中的積極力量，用“無產階級思想”來克服“病人”的“資產階級思想”，這種救贖環節通常由“麵對麵教育或交鋒”和“遠方來信”兩種方式完成。如《嚴峻的日子》中“大義滅親的無產階級英雄”盧建華對當副部長的父親盧川隆的鬥爭就是以“麵對麵教育或交鋒”的方式出現的，《使命》中杜向學的父親對杜向學的教育則是以“遠方來信”的方式出現的。
除了以上兩種救贖環節，用“英雄垂範”的壯烈行為和感人事跡，即以“聖像複現”和“聖物流傳”的形式驅除“病人”身上的“資產階級思想”的“魔性”和“邪氣”，是另一種重要的救贖環節。小說《創業》中周春杉的母親和哥哥用“紅袖標”的鬥爭故事教育周春杉，借助的正是“紅袖標”的“聖物流傳”和由此引起的“聖像複現”的“驅邪”作用。我們再看小說《使命》中的一段描述：“楊青誌深沉地點點頭，從根到梢地講了起來。講完了烈士的故事，他從口袋裏掏出一支金光閃亮的鋼筆，深情地看了一會兒，說：‘這支鋼筆是我爹臨犧牲前留下的。我用它做過習題，寫過學習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心得體會，我永遠不能忘記的是，上中學的時候，我用它給毛主席、黨中央寫過信，“**”的時候，我們又用它寫過批判修正主義的大字報……小豹同誌，今天，我再把它轉送給你。’李小豹鄭重地接過鋼筆，使勁地擦了擦眼淚說：‘楊老師，我一定像你那樣珍惜它，用它，為革命讀好書！’他轉過身，說：‘爹，這張賣身契，你也放心地交給我吧。’”這裏有兩種救贖方式的疊加：以“賣身契”之“物品銘證”來喚起階級苦難的回憶，以重新喚醒李小豹的階級覺悟、重新喚回李小豹的階級立場；以“英雄”犧牲的“聖像複現”以及“聖物流傳”——“金光閃亮的鋼筆”——來祛除“資產階級思想”的魔性和邪氣。
在對“邪魔纏身的病人”進行療救的方案中，“痛下針砭”是一個最為重要和關鍵的環節，一般而言，這一環節是不可缺少的。所謂“痛下針砭”，即由“無產階級英雄人物”親自出馬，用“無產階級思想”在“病人”的“心竅迷塞處”“猛擊一掌”，讓“病人”從“邪魔”主宰下的“昏迷”狀態回到“神誌清醒”的健康常態。如《較量》中，陸高春在肖武斌的“心竅迷塞處”——“個人主義”“無組織無紀律”“埋頭技術不問政治”上“猛擊一掌”，於是這一“痛下針砭”的招數終於使肖武斌恍然大悟。“痛下針砭”的招數出現的療救效應，在《使命》中是這樣被描寫的：“李歧覺得，好像有人在他的背後猛擊了一掌，使他的整個身子都在震動，汗水合著淚水從花白的胡須間流了下來。他站立不穩，想倒下，但是，有一雙大手在旁邊扶住了他……此刻，風吹得更猛烈了。它把天空中遮住月亮和星星的烏雲吹散了，一會兒，又湧來了，就又把它吹散，再湧出，再吹散……一直到吹出鮮紅的太陽！”當楊青誌對李歧進行“痛下針砭”的療救時，“他站立不穩”，“有一雙大手在旁邊扶住了他”，“此刻，風吹得更猛烈了……一直到吹出鮮紅的太陽！”這些象征化敘述顯然表達的是“痛下針砭”的療救效應。
對“邪魔纏身的病人”采取一係列療救措施之後，“病人”被徹底治愈的一個征兆，是出現了一種“痛哭流涕”的身體反應。因此，當小說《金光大道》中的高二林“痛哭流涕”的時候，期盼著他克服“資產階級思想”、回到“無產階級”陣營的“無產階級英雄人物”卻高興了：“哭聲震動了窗戶外邊的硬漢子朱鐵漢。他先是一驚，接著兩隻眼睛一紅，後來，咧開嘴巴樂了。這不是嘲笑，也不是冷笑，而是從心坎上蹦出來的歡樂。他好像一直都在等待一個大喜大慶的信號那樣等待著，這信號，就是高二林對他所走的彎路的悔恨、覺醒的哭聲，現在他等到了，也就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滿足。”窗戶內的高二林在放聲大哭，朱鐵漢這位“無產階級英雄人物”卻“咧開嘴巴樂了”。因為高二林“痛哭流涕”的身體反應顯示了“一個大喜大慶的信號”：對高二林這位“邪魔纏身的病人”的療救已經獲得成功。
事實上，在“顯流文學”中，對沾染了“資產階級思想”的人物進行挽救的環節，並不一定要具有以上所論定的先後順序，也不一定要經過以上所論及的所有環節。但一般而言，“痛下針砭”的環節是不可缺少的。
“**”文學創作規範不僅造就了雷同的敘事模式，也同樣造就了雷同的抒情模式。“階級鬥爭是綱”的政治觀念和塑造“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根本任務”論，決定了文學所抒發的感情隻能是“無產階級感情”。“無產階級之恨”和“無產階級之愛”的抒發和表達，構成兩大情感主線。“無產階級之恨”指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對一切“剝削階級”主要是“資產階級”的剝削、壓迫行為所產生的仇恨。“無產階級之愛”指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對“無產階級”的情義，以及對“無產階級”的代表者“共產黨”及其領袖人物的感激和歌頌。這兩種對立的情感態度組成的兩條主線分別與兩種曆史前途相聯係。“無產階級之愛”與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美好未來和大同世界的向往和信仰相聯係，“無產階級之恨”則與對一切剝削製度黑暗的憎惡相聯係，尤其與有可能重新被拉回“資本主義”罪惡深淵的憂患相聯係。電影劇本《春苗》中有兩段歌詞：“手捧藥箱心潮湧/階級的委托情意重/風裏浪裏背上它/要把毛主席的溫暖送到貧下中農的心中。”“身背紅藥箱/階級情意長//千家萬戶留腳印/藥香伴著泥土香/翠竹青青喲披霞光/赤腳醫生喲心向紅太陽/心向紅太陽！”[3]這兩段歌詞表達的正是“無產階級之愛”這一感情主線。與這種“無產階級之愛”相對應，電影文學劇本《反擊》中的一段歌詞表達的卻是“無產階級之恨”這一感情主線：“紅旗漫卷，東風萬裏，黃河怒濤拍天起。毛主席率領我們大反擊，毛主席率領我們大反擊，紅色風暴蓋天地。萬炮齊轟走資派，同仇敵愾反複辟。”[4]
“無產階級之恨”的感情抒發和表達一般由三個環節組成。第一個環節是進行“苦難控訴”，並且有時伴以“身體銘證”“物品銘證”“姓名銘證”。如“小靳莊詩歌”中的一首詩：“老隊長收工回到家/一張契紙手中拿/我問拿它做啥用/老隊長半晌才回答/這是一張賣身契/深仇大恨它記下/隊裏召開批判會/我要拿它把言發/在那萬惡的舊社會/我給地主當牛馬/那年我才十一歲/地主逼我頂債到他家/媽媽望著賣身契淚水流/滿腔仇恨強咽下”[5]。“無產階級之恨”的感情抒發和表達的第二個環節是在“苦難申訴”的基礎上，往往要聯係現實生活中的修正主義路線和資產階級當權派，表達誓死進行“階級鬥爭”的義憤和決心。如“小靳莊詩歌”中的一首詩：“林彪喊‘複禮’/我的心中怒火起/在那萬惡的舊社會/我從十歲當奴隸/忍饑挨凍受打罵/淚成河呀傷遍體//偉大領袖毛主席/把我救出活地獄/林彪妄想搞複辟/堅決和他鬥到底！”[6]因此渴望“鬥爭”“戰鬥”的情懷得到了突出的表達：“嗬，人類社會似大海，波濤洶湧接雲天。階級較量硝煙濃，鬥爭長存人世間。扭轉乾坤八億人，大風浪裏創新天。鬥它二十次，革命事業大發展；鬥它三十次，前途隻會更燦爛。要舉紅旗千百代，要擂戰鼓一萬年！”[7]“無產階級之恨”的感情抒發和表達的第三個環節是祭起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法寶，表達“資產階級”的“變天”夢想必然會破滅的信心和樂觀情懷。如《天安門詩抄》中的一首：“請看紀念碑下/悲憤的人流匯成了巨川//身上染紅東方的朝霞/心中激**著五洲狂瀾//帕米爾高原/領教過多少風暴雪猛/多少山瘴毒霧收進戰士的雙眼//何懼這妖風四起/何懼這魑魅凶頑//馬列主義是倚天長劍/心中有指路明燈一盞//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戰士/要對著今天、明天和後天宣戰/誰膽敢對總理未竟的事業進行可恥的背叛/回敬他的隻有鋼槍和鐵拳”[8]。
“無產階級之愛”的抒發和表達，主要通過對黨及其領袖的感激和歌頌以及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威力的無限信仰和崇拜來實現。因為黨及其領袖是無產階級的代表，正是他們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帶領無產階級打碎了“萬惡的舊世界”，將無產階級解放出來，奔向共產主義的美好明天。“無產階級之愛”的抒發和表達也有三個環節。第一個環節是先進行“苦難控訴”，有時伴以“身體銘證”“物品銘證”“姓名銘證”，然後進行“新舊社會兩重天”的對比，表達對黨、領袖的感激之情和讚美。如《天安門詩抄》中的一首詩：“工人、農民、老人、兒童/一聲、兩聲、千聲、萬聲/人民齊頌總理好/總理好，總理好嗬/千山和來萬水應//憶往昔神州塗炭/歲月崢嶸/祖國母親流血/兒女苦深災重/奴隸盼解放/人民盼救星//韶山出紅日/日出東方紅//毛澤東啊，偉大的舵手/周恩來啊，偉大的英雄//馬列真理傳中華/斧鐮揮舉百萬兵”[9]。“無產階級之愛”抒發和表達的第二個環節，是在“黨內出了修正主義”“資產階級企圖複辟”的危險時刻，對黨及其領袖能夠力挽狂瀾、及時“挽救革命”的讚美和歌頌，這實際上也是對“**”政治運動的直接讚美和歌頌。如《朝霞》叢刊《序曲》上的一首詩《狂飆頌歌》：“是誰，敲響了警鍾/如此急迫/又如此從容/是誰，叱吒風雲/如此鎮靜/又如此勇猛/是誰的銳利目光/從‘海瑞’的粉墨登場/洞察地主、資產階級的變天幻夢//是誰的思想利箭/穿透《二月提綱》的煙雲/看到中國赫魯曉夫的蠢動//是誰啊，是誰/用五·一六《通知》的金光/指引無產階級戰鬥的陣容/用《炮打司令部》的烽火/激起我們熱血噴湧”[10]。對“無產階級之愛”抒發和表達的第三個環節，是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所指引的“共產主義明天”的無比憧憬和堅定信仰。“共產主義大同世界”是“無產階級”的精神歸宿和感情寄托，前兩個環節中對黨及其領袖的讚美和歌頌，是以“共產主義”的必然實現為精神依托的。因此，對“共產主義明天”的無比憧憬和堅定信仰，依然與讚美、歌頌黨及其領袖有著緊密的聯係。如《天安門詩抄》中的一首詩：“什麽是優秀革命者的典範/什麽是共產主義精神的體現/您，就是您——我們敬愛的周總理/誰也抹殺不了您的功績/誰也不能把您的形象汙染//鬼怪仍在橫行/鬥爭越來越險/我們共產主義的接班人啊/一定踏著您的足跡向前！永遠向前！”[11]
“無產階級之恨”與“無產階級之愛”這兩條感情主線，分別對應著一套象征符號來予以表達。在“無產階級之恨”的感情抒發和表達中，“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及其“舊世界”的象征符號是“妖魔鬼怪”“牛鬼蛇神”“魑魅魍魎”“豺狼虎豹”“白骨精”“小爬蟲”等。其中，“妖魔鬼怪”是這套象征符號中的核心符號。如悼念周恩來逝世而引發的“四五”天安門運動被作為“反革命運動”鎮壓以後，《人民日報》發表了一首詩《天安門廣場放歌》：“資產階級/躲在死胡同裏/撥拉著算盤珠/把牙齒咬得吱吱響/綠色的賊眼/向天安門陰險地窺覷。”[12]詩中以“妖魔鬼怪”為中心的象征符號的運用是明顯的，這首詩的批判對象是參加“四五”天安門運動的群眾；而同一時期在政治高壓下以隱秘的方式寫成的詩歌，在政治批判指向上與《天安門廣場放歌》這首詩是根本對立的，卻依然以這套象征符號來表達感情，如《天安門詩抄》中的一首詩《總理回來吧》寫道：“總理您回來吧/捕住猖獗的鱉蟹魚蝦/總理您回來吧/擒住妖魔的凶頑手爪//敵人在您病後/將複辟資本主義的妖風猛刮/騙子在您逝世後/妄想改變先輩創造的天下”[13]。再如《天安門詩抄》中的另一首小詩《讚周總理》，全詩如下：“總理呀，總理/您是烈火，您是利劍/您活著敵喪魂，您死去敵膽顫/把鬼怪在烈火中燒盡，把妖魔在利劍下斬斷”[14]。正是“**”文學創作規範所起的作用，使這些政治批判指向完全對立的詩歌卻具有了相同的抒情模式。
在“無產階級之愛”的抒發和表達中，黨及其領袖的象征符號是“紅太陽”“朝陽”“光芒”“霞光”“金光”“曙光”“紅燈”“朝暉”“燈塔”“北鬥星”“啟明星”“火炬”“紅旗”等，其中“紅太陽”是居於核心的象征符號。受“紅太陽”這一象征符號的影響，一些和“紅”顏色有關的事物就具有了“革命”的意義，如“紅星”“紅纓”“紅葉”“紅花”“金鍾”“滿山紅”“紅心”等。黨及其領袖在曆史上所居住和發動革命行動的地點和事件及其聯係之物，常被作為“聖地”“聖物”“聖像”用於抒情文學中，以謳歌黨及其領袖的曆史功績，並借此吸取精神力量，表達堅信“資產階級”的“變天”夢想不會得逞的樂觀態度。如所謂“詩報告”《西沙之戰》中的描寫：“鍾海艦長/出生在湘江畔/韶山衝的陽光雨露/培育了這新中國的青年//曾記得/在那上場屋邊/荷花塘畔/他掛上了紅領巾/在農民夜校的舊址/偉大領袖戰鬥過的地方/宣誓加入共青團”[15]。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也有一套固定的象征符號，如“照妖鏡”“望遠鏡”“顯微鏡”“劈山斧”“倚天長劍”“千鈞棒”“金棒”“雷霆”“狂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