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的最初提法，是1964年江青在《谈京剧革命》中提出的“塑造出当代的革命英雄形象”是“首要的任务”。1966年出笼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又将“当代的革命英雄形象”称为“工农兵的英雄人物”。1969年第11期《红旗》杂志刊登了经姚文元改定的《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从此，“工农兵的英雄人物”定称为“无产阶级英雄人物”。
将“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塑造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是由开创所谓“无产阶级新文艺”之激进的文化构想所决定的。1963年引燃1964年蔚为大观的所谓“京剧革命”，开始全面实施这种激进的文化构想和文化战略，到1970年左右，“样板戏”中塑造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经过反复修改和精细打磨，总结出了一套固定的创作规范，从而极大地影响了1971年至1978年“主流文学”的创作。不管“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塑造经过了怎样的权力利用，但对“**”文学创作规范的严格遵循却是一以贯之的。事实上，1976年10月江青一伙被捕以后，一直到1978年，对“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塑造依然是文学创作的“根本任务”。只不过这时候的很多“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一改过去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标签，又变成了反抗所谓“四人帮”的闯将。从1963年至1978年，“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塑造被提到最重要的位置，“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塑造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学现象，对它的认识和评价是这一段文学史不应绕过去的命题。
“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特征之一是在形体上高大英武，在精神状态上对阶级斗争动向敏锐警惕、正气凛然、斗志昂扬。如叙事诗《团结胜利曲》写1967年所谓“一月风暴”中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黄松：“火红的战旗/红光里/挟着闪，裹着电/一只只袖标/金字中/甩惊雷，卷风涛//风雷电闪中，黄松多英豪/身强似铁塔/浓眉似剑削/炯炯的目光呵/威慑敌胆震魔妖”[16]。为了在形体上和精神气质上将“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描写得不同凡响，有时要进行神化修辞，如《使命》中对“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杨青志的描写：“呵，他脸上的神色是那样激动，那样的庄重。从他那双深沉的眼睛里射出的两道明亮的光，仿佛能射透茫茫夜幕，看到千里万里之外……”再如《创业》中对“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周铁杉的描写：“磨盘那样大的殷红的落日，挂在地平线上，从远处看去，正好与井架叠在一起，像是落在钻台上。井架和人影都成了暗红色，人也似钢铁铸成的一般。身负重伤的周铁杉像是站在巨大的红日里。”
“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特征之二是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思想”，这种“无产阶级思想”包括具有高度的“阶级斗争”觉悟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修养；爱情、亲情、生命欲望这些私人性的东西却因与“资产阶级思想”相联系而被驱逐了。以属于私人生活领域的爱情婚姻为例，在“主流文学”中，“爱情婚姻”实际上是被作为“资产阶级题材”遭到否弃的。《金光大道》中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高大泉，对所谓沾染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弟弟高二林爱情婚姻的干预，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林，听你嫂子说，你正搞着对象，是不是呀？”
高二林忽地一下子脸红了。
“我赞成你搞。”
高二林看哥哥一眼。
“有几句话，我得提醒你。”
高二林抽着烟，认真地听着。
“咱们家是从旧社会那个火坑里爬出来的，共产党是咱们的大救星，咱们一生一世都得跟着共产党走，奔的目标是社会主义。明白吗？”
高二林挺奇怪，心想，谈婚事，扯这么远有啥用呢？
高大泉说：“这是尺子，是量咱们翻身户一行一动的尺子；也是量你这门亲事的尺子。就这，你说你的打算吧。”
在《金光大道》中，高二林是被作为“邪魔缠身”的“病人”对待的。他的“病根”就在于他一心想发家致富过家庭小日子，这是重回“资本主义”的一条“险途”。《金光大道》中写道：“高二林的脑袋又被另一块幸福的磁石吸住。他想到，三五年之后，他和钱彩凤可能有了两个孩子，他们可能使上了大骡马，拴上了大车，盖上了新房，比冯少怀这些户还要神气……”既然高二林这种爱情婚姻的向往是一种可怕的“资产阶级思想”，那么已经彻底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塑造，就不可能有爱情婚姻生活上的真实描写，所以从“样板戏”开始，“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不是单身，就是夫妻中的另一半去向不明或干脆已经死去。即使有婚姻的形式，也绝无爱情的内容。高大泉正是这样一个一心一意牵挂着“互助组”、虽有婚姻却无爱情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他出差在外三个月，回到村里的第一件事是开团员会。会上气氛热烈，开完会往回走的时候，高大泉心里仍然是“热乎乎的”。当他回到自己家里，已是皓月当空的夜里：“月光像清水一样，泻进屋里，洒在媳妇的身上；两只刚摆脱困倦的眼睛，深情地望着这个好不容易才盼回来的男人。他们面对面地站着，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好像都不知道第一句话应该说什么了。高大泉咧嘴笑笑，吕瑞芬也对她笑笑，这就算打了招呼。”面对媳妇的“深情”，刚才开完团员会回家的路上心里还“热乎乎”的高大泉回应的是“咧嘴笑笑”的“无情”。面对几个月未见的妻子的“深情”，高大泉是如此淡漠的表现，但面对“互助组”问题的时候，高大泉却表现出了罕有的热情。如当媳妇表示要将积攒的准备过月子的鸡蛋献出来，以支持“互助组”买大车的时候，高大泉“激动”了：
高大泉，这个刚强的汉子，听到这句话，胸膛里猛地翻起一个热浪头。他扔下小瓢子，两只大手使劲儿攥住媳妇的手；他两眼激动地看着媳妇因为他的举动而显出羞涩的脸孔，嘴唇颤抖着，好久好久，才说出话来：“你说得对，做得对，我代表互助组的人感谢你……”
吕瑞芬想抽出手来：“别说这些了，快去忙你的吧。”
高大泉对妻子的“无情”，对“互助组”的“热情”，这种鲜明的对比，是“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无产阶级思想”战胜、克服了“资产阶级思想”的结果。这样一种“新的人物”的塑造，却将人之为人所具有的最基本的爱情、亲情、生命欲求，作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彻底否定掉了。在“主流文学”中，人之为人所应具有的最基本的爱情、亲情、生命欲求，已经被“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生死决战”这些宏大主题彻底遮蔽和放逐。于是，可亲可爱的具体的“人”变成了可敬可惧的虚妄的“神”，“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之“神”生活在主流政治思想所制造的精神幻觉里，“人”的个体生命真实这时候已经**然无存。
值得注意的是，1994年至1995年有两个出版社都先后隆重再版《金光大道》全四卷，并都附有作者浩然的《有关〈金光大道〉的几句话》，强调像高大泉、朱铁汉这样的人物有其历史的真实性和艺术的真实性，引起社会和读者的广泛争议。
我们不否认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涌现出了不少“积极分子”，也不否认浩然在写这部小说之前有参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生活经历和生活体验。但并不能因此就断定小说中的高大泉和朱铁汉等人物的描写就具有了历史的和艺术的真实性，因为小说是在“**”时期写成的，高大泉和朱铁汉几个“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显然是严格遵照“**”文学创作规范塑造出来的。小说通过村支书高大泉与村长张金发、区长田雨与区委书记王友清、县委书记梁海山与县长谷新民之间的冲突，从区、村、县三级，写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尖锐性、复杂性，宣扬了“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主流政治思想。最主要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高大泉，在“三突出”创作原则的指导下，不断被浓墨重彩地涂加“无产阶级思想”的油彩，终于被塑造成了一位不食人间烟火、洞若观火的非凡人物。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浩然对《金光大道》“反映历史真实”的自我辩解，是很难站住脚的。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尖锐对立与激烈斗争经过“**”主流文学的道德化叙述之后，“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分别具有了“神性”的光彩和“魔性”的暗影。代表历史“必由之路”的“共产主义”和代表历史“倒退”的“资本主义”，分别给“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之“神”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之“魔”打上了“正义”与“邪恶”的道德标签。“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已经内化为“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终极性追求，成为“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生命中的强大的道德精神动力。《金光大道》中写高大泉看了红色标题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的文件，“这时候，一只喜鹊在院子里一棵大树的枝头上‘喳喳’地叫了起来。高大泉眼望着手里的文件，感到那百花盛开、万紫千红的社会主义的春天，就在面前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价值理念的外在灌输，使“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在成长过程中已经在接受、认同基础上沉浸于大同世界的精神幻觉里。短暂的肉体生命的舍弃如果能换来精神生命的永恒，“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当然会在所不惜。例如“潘冬子”的妈妈被通知入党后说：“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再如党员高大泉为救“互助组”的大车身负重伤，他毫不在乎：“顶多就是一条腿，就算它折了，锯掉它，我照样能跟你们一块儿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奔哪！”“浑身这一百多斤交给党了。”
“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不仅为“共产主义”的价值理想甘愿自我牺牲，而且还以自己的这种道德理想主义标准，去要求和“改造”他人一同献身。小说《创业》中的周春杉实在忍受不了奋战在大庆油田、“大干社会主义”的没有期限的劳苦，就准备提交一份退职申请书，要求到农村种田：“自从到草原，白天黑夜干。艰苦没有头，奋斗无期限。想去当社员，户**给咱。要是真不给，不给也吃饭。”于是周春杉的母亲、哥哥、嫂子都来进行“挽救”和“改造”，直至周春杉“眼泪扑撒”地痛悔自己的过错、决心继续“大干社会主义”为止。
“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道德理想主义为对他人进行道德挞伐提供了强大的精神依据和精神动力。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作为自己的对立面，并以“共产主义”的崇高目标来为自己确立道德合法性，这种道德理想主义为“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对“资产阶级”产生道德仇恨甚至进行道德挞伐提供了巨大的力量支撑。小说《春潮急》这样以认同、赞许的态度写开会斗争地主徐锅巴胡，要他交代反动言行：“全场又一片喊声：‘不许富农耍赖！’‘再赖就揍他杂种！’豹老倌和另外一个小青年，跑上去狠狠踢了徐锅巴胡两脚。”无独有偶，小说《闪闪的红星》关于对地主胡汉三的处置是这样描述的：“公审大会整整开了一上午，最后判处胡汉三死刑，就地执行枪决。‘砰！砰！’两声，胡汉三像一只死狗一样躺下了。大地上响起了人们轰天动地的口号声：‘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这种“罪”与“罚”，是“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代表的“历史正义”战胜“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代表的“历史邪恶”所决定的。
文学是人学。塑造怎样一种理想的人，代表着人类精神和文化前进的一种方向。“**”时期的“主流文学”对“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塑造，是实施“**”时期所谓“无产阶级新文艺”之激进的文化构想的最重要步骤。由所谓“京剧革命”确立起来的文学创作规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用“三突出”原则去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我们必须从宏观角度去审视和评价所谓“京剧革命”以来，尤其是1971年以来直至1978年，对这种“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塑造，而不能仅仅注意和局限于某些权力派别对这种激进文化构想实施过程的利用。总体来说，正如上面所分析的，“主流文学”对“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塑造确实留下了许多症结和问题。作为一种激进的文学创作和文化诉求，它的负面后果，必然会给后世的文学创作，也给人类的文化构想，留下许多重要的教训和启示。
【思考与练习】
1.这时期的主流文学有怎样的共同性？
2.《金光大道》是怎样塑造“英雄人物”的？
[1] 《金光大道》共四卷，第一、第二卷曾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于1972年和1974年出版，1994年京华出版社、1995年华龄出版社先后重版并出齐《金光大道》四卷。
[2] 一队副队长、贫农王新民：《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社员诗歌选·批判会上一只斗》，载《人民日报》，1974-07-03。
[3] 上海电影制片厂集体创作：《春苗》（电影文学剧本），28、4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4] 二十一院校编写组：《中国当代文学参阅作品选》，6册，784页，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
[5] 老贫农魏文忠：《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社员诗歌选·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走定啦》，载《人民日报》，1974-07-03。
[6] 《新型的农民 崭新的诗篇》，载《人民日报》，1975-01-17。
[7] 纪宇：《庐山评论》，见延安大学中文系编：《红太阳颂》，46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
[8] 《在英雄的纪念碑下》，见童怀周编：《天安门诗抄》，23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9] 《翻山涉水来北京》，见童怀周编：《天安门诗抄》，186页。
[10] 孙绍振、刘登翰：《狂飙颂歌》，见《朝霞》丛刊编辑部编：《序曲》，454～45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11] 《悼念敬爱的周伯伯》，见童怀周编：《天安门诗抄》，204页。
[12] 张劲草：《天安门广场放歌》，载《人民日报》，1976-04-11。
[13] 《总理回来吧》，见童怀周编：《天安门诗抄》，244页。
[14] 《赞周总理》，见童怀周编：《天安门诗抄》，243页。
[15] 张永枚：《西沙之战》，载《人民日报》，1974-03-14。
[16] 袁航、余惕君：《团结胜利曲》，见《朝霞》丛刊编辑部编：《序曲》，466～4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