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無產階級英雄人物是社會主義文藝的根本任務”的最初提法，是1964年江青在《談京劇革命》中提出的“塑造出當代的革命英雄形象”是“首要的任務”。1966年出籠的《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又將“當代的革命英雄形象”稱為“工農兵的英雄人物”。1969年第11期《紅旗》雜誌刊登了經姚文元改定的《努力塑造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光輝形象》，從此，“工農兵的英雄人物”定稱為“無產階級英雄人物”。
將“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塑造作為“社會主義文藝的根本任務”，是由開創所謂“無產階級新文藝”之激進的文化構想所決定的。1963年引燃1964年蔚為大觀的所謂“京劇革命”，開始全麵實施這種激進的文化構想和文化戰略，到1970年左右，“樣板戲”中塑造的“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經過反複修改和精細打磨，總結出了一套固定的創作規範，從而極大地影響了1971年至1978年“主流文學”的創作。不管“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塑造經過了怎樣的權力利用，但對“**”文學創作規範的嚴格遵循卻是一以貫之的。事實上，1976年10月江青一夥被捕以後，一直到1978年，對“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塑造依然是文學創作的“根本任務”。隻不過這時候的很多“無產階級英雄人物”，一改過去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政治標簽，又變成了反抗所謂“四人幫”的闖將。從1963年至1978年，“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塑造被提到最重要的位置，“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塑造作為一個特定的文學現象，對它的認識和評價是這一段文學史不應繞過去的命題。
“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特征之一是在形體上高大英武，在精神狀態上對階級鬥爭動向敏銳警惕、正氣凜然、鬥誌昂揚。如敘事詩《團結勝利曲》寫1967年所謂“一月風暴”中的“無產階級英雄人物”黃鬆：“火紅的戰旗/紅光裏/挾著閃，裹著電/一隻隻袖標/金字中/甩驚雷，卷風濤//風雷電閃中，黃鬆多英豪/身強似鐵塔/濃眉似劍削/炯炯的目光嗬/威懾敵膽震魔妖”[16]。為了在形體上和精神氣質上將“無產階級英雄人物”描寫得不同凡響，有時要進行神化修辭，如《使命》中對“無產階級英雄人物”楊青誌的描寫：“嗬，他臉上的神色是那樣激動，那樣的莊重。從他那雙深沉的眼睛裏射出的兩道明亮的光，仿佛能射透茫茫夜幕，看到千裏萬裏之外……”再如《創業》中對“無產階級英雄人物”周鐵杉的描寫：“磨盤那樣大的殷紅的落日，掛在地平線上，從遠處看去，正好與井架疊在一起，像是落在鑽台上。井架和人影都成了暗紅色，人也似鋼鐵鑄成的一般。身負重傷的周鐵杉像是站在巨大的紅日裏。”
“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特征之二是具有鮮明的“無產階級思想”，這種“無產階級思想”包括具有高度的“階級鬥爭”覺悟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修養；愛情、親情、生命欲望這些私人性的東西卻因與“資產階級思想”相聯係而被驅逐了。以屬於私人生活領域的愛情婚姻為例，在“主流文學”中，“愛情婚姻”實際上是被作為“資產階級題材”遭到否棄的。《金光大道》中的“無產階級英雄人物”高大泉，對所謂沾染了“資產階級思想”的弟弟高二林愛情婚姻的幹預，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二林，聽你嫂子說，你正搞著對象，是不是呀？”
高二林忽地一下子臉紅了。
“我讚成你搞。”
高二林看哥哥一眼。
“有幾句話，我得提醒你。”
高二林抽著煙，認真地聽著。
“咱們家是從舊社會那個火坑裏爬出來的，共產黨是咱們的大救星，咱們一生一世都得跟著共產黨走，奔的目標是社會主義。明白嗎？”
高二林挺奇怪，心想，談婚事，扯這麽遠有啥用呢？
高大泉說：“這是尺子，是量咱們翻身戶一行一動的尺子；也是量你這門親事的尺子。就這，你說你的打算吧。”
在《金光大道》中，高二林是被作為“邪魔纏身”的“病人”對待的。他的“病根”就在於他一心想發家致富過家庭小日子，這是重回“資本主義”的一條“險途”。《金光大道》中寫道：“高二林的腦袋又被另一塊幸福的磁石吸住。他想到，三五年之後，他和錢彩鳳可能有了兩個孩子，他們可能使上了大騾馬，拴上了大車，蓋上了新房，比馮少懷這些戶還要神氣……”既然高二林這種愛情婚姻的向往是一種可怕的“資產階級思想”，那麽已經徹底清除“資產階級思想”的“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塑造，就不可能有愛情婚姻生活上的真實描寫，所以從“樣板戲”開始，“無產階級英雄人物”不是單身，就是夫妻中的另一半去向不明或幹脆已經死去。即使有婚姻的形式，也絕無愛情的內容。高大泉正是這樣一個一心一意牽掛著“互助組”、雖有婚姻卻無愛情的“無產階級英雄人物”。他出差在外三個月，回到村裏的第一件事是開團員會。會上氣氛熱烈，開完會往回走的時候，高大泉心裏仍然是“熱乎乎的”。當他回到自己家裏，已是皓月當空的夜裏：“月光像清水一樣，瀉進屋裏，灑在媳婦的身上；兩隻剛擺脫困倦的眼睛，深情地望著這個好不容易才盼回來的男人。他們麵對麵地站著，你看著我，我看著你，好像都不知道第一句話應該說什麽了。高大泉咧嘴笑笑，呂瑞芬也對她笑笑，這就算打了招呼。”麵對媳婦的“深情”，剛才開完團員會回家的路上心裏還“熱乎乎”的高大泉回應的是“咧嘴笑笑”的“無情”。麵對幾個月未見的妻子的“深情”，高大泉是如此淡漠的表現，但麵對“互助組”問題的時候，高大泉卻表現出了罕有的熱情。如當媳婦表示要將積攢的準備過月子的雞蛋獻出來，以支持“互助組”買大車的時候，高大泉“激動”了：
高大泉，這個剛強的漢子，聽到這句話，胸膛裏猛地翻起一個熱浪頭。他扔下小瓢子，兩隻大手使勁兒攥住媳婦的手；他兩眼激動地看著媳婦因為他的舉動而顯出羞澀的臉孔，嘴唇顫抖著，好久好久，才說出話來：“你說得對，做得對，我代表互助組的人感謝你……”
呂瑞芬想抽出手來：“別說這些了，快去忙你的吧。”
高大泉對妻子的“無情”，對“互助組”的“熱情”，這種鮮明的對比，是“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無產階級思想”戰勝、克服了“資產階級思想”的結果。這樣一種“新的人物”的塑造，卻將人之為人所具有的最基本的愛情、親情、生命欲求，作為“資產階級”的東西徹底否定掉了。在“主流文學”中，人之為人所應具有的最基本的愛情、親情、生命欲求，已經被“階級鬥爭”“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生死決戰”這些宏大主題徹底遮蔽和放逐。於是，可親可愛的具體的“人”變成了可敬可懼的虛妄的“神”，“無產階級英雄人物”之“神”生活在主流政治思想所製造的精神幻覺裏，“人”的個體生命真實這時候已經**然無存。
值得注意的是，1994年至1995年有兩個出版社都先後隆重再版《金光大道》全四卷，並都附有作者浩然的《有關〈金光大道〉的幾句話》，強調像高大泉、朱鐵漢這樣的人物有其曆史的真實性和藝術的真實性，引起社會和讀者的廣泛爭議。
我們不否認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湧現出了不少“積極分子”，也不否認浩然在寫這部小說之前有參與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生活經曆和生活體驗。但並不能因此就斷定小說中的高大泉和朱鐵漢等人物的描寫就具有了曆史的和藝術的真實性，因為小說是在“**”時期寫成的，高大泉和朱鐵漢幾個“無產階級英雄人物”顯然是嚴格遵照“**”文學創作規範塑造出來的。小說通過村支書高大泉與村長張金發、區長田雨與區委書記王友清、縣委書記梁海山與縣長穀新民之間的衝突，從區、村、縣三級，寫了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長期性、尖銳性、複雜性，宣揚了“資產階級就在黨內”的“**”主流政治思想。最主要的“無產階級英雄人物”高大泉，在“三突出”創作原則的指導下，不斷被濃墨重彩地塗加“無產階級思想”的油彩，終於被塑造成了一位不食人間煙火、洞若觀火的非凡人物。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浩然對《金光大道》“反映曆史真實”的自我辯解，是很難站住腳的。
“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尖銳對立與激烈鬥爭經過“**”主流文學的道德化敘述之後，“無產階級英雄人物”與“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就分別具有了“神性”的光彩和“魔性”的暗影。代表曆史“必由之路”的“共產主義”和代表曆史“倒退”的“資本主義”，分別給“無產階級英雄人物”之“神”與“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之“魔”打上了“正義”與“邪惡”的道德標簽。“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已經內化為“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終極性追求，成為“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生命中的強大的道德精神動力。《金光大道》中寫高大泉看了紅色標題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的文件，“這時候，一隻喜鵲在院子裏一棵大樹的枝頭上‘喳喳’地叫了起來。高大泉眼望著手裏的文件，感到那百花盛開、萬紫千紅的社會主義的春天，就在麵前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之價值理念的外在灌輸，使“無產階級英雄人物”在成長過程中已經在接受、認同基礎上沉浸於大同世界的精神幻覺裏。短暫的肉體生命的舍棄如果能換來精神生命的永恒，“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當然會在所不惜。例如“潘冬子”的媽媽被通知入黨後說：“黨叫我做什麽，我就做什麽。”再如黨員高大泉為救“互助組”的大車身負重傷，他毫不在乎：“頂多就是一條腿，就算它折了，鋸掉它，我照樣能跟你們一塊兒在社會主義大道上奔哪！”“渾身這一百多斤交給黨了。”
“無產階級英雄人物”不僅為“共產主義”的價值理想甘願自我犧牲，而且還以自己的這種道德理想主義標準，去要求和“改造”他人一同獻身。小說《創業》中的周春杉實在忍受不了奮戰在大慶油田、“大幹社會主義”的沒有期限的勞苦，就準備提交一份退職申請書，要求到農村種田：“自從到草原，白天黑夜幹。艱苦沒有頭，奮鬥無期限。想去當社員，戶**給咱。要是真不給，不給也吃飯。”於是周春杉的母親、哥哥、嫂子都來進行“挽救”和“改造”，直至周春杉“眼淚撲撒”地痛悔自己的過錯、決心繼續“大幹社會主義”為止。
“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道德理想主義為對他人進行道德撻伐提供了強大的精神依據和精神動力。將整個資本主義體係作為自己的對立麵，並以“共產主義”的崇高目標來為自己確立道德合法性，這種道德理想主義為“無產階級英雄人物”對“資產階級”產生道德仇恨甚至進行道德撻伐提供了巨大的力量支撐。小說《春潮急》這樣以認同、讚許的態度寫開會鬥爭地主徐鍋巴胡，要他交代反動言行：“全場又一片喊聲：‘不許富農耍賴！’‘再賴就揍他雜種！’豹老倌和另外一個小青年，跑上去狠狠踢了徐鍋巴胡兩腳。”無獨有偶，小說《閃閃的紅星》關於對地主胡漢三的處置是這樣描述的：“公審大會整整開了一上午，最後判處胡漢三死刑，就地執行槍決。‘砰！砰！’兩聲，胡漢三像一隻死狗一樣躺下了。大地上響起了人們轟天動地的口號聲：‘打倒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中國！’‘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這種“罪”與“罰”，是“無產階級英雄人物”代表的“曆史正義”戰勝“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代表的“曆史邪惡”所決定的。
文學是人學。塑造怎樣一種理想的人，代表著人類精神和文化前進的一種方向。“**”時期的“主流文學”對“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塑造，是實施“**”時期所謂“無產階級新文藝”之激進的文化構想的最重要步驟。由所謂“京劇革命”確立起來的文學創作規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用“三突出”原則去塑造“無產階級英雄人物”；我們必須從宏觀角度去審視和評價所謂“京劇革命”以來，尤其是1971年以來直至1978年，對這種“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塑造，而不能僅僅注意和局限於某些權力派別對這種激進文化構想實施過程的利用。總體來說，正如上麵所分析的，“主流文學”對“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塑造確實留下了許多症結和問題。作為一種激進的文學創作和文化訴求，它的負麵後果，必然會給後世的文學創作，也給人類的文化構想，留下許多重要的教訓和啟示。
【思考與練習】
1.這時期的主流文學有怎樣的共同性？
2.《金光大道》是怎樣塑造“英雄人物”的？
[1] 《金光大道》共四卷，第一、第二卷曾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分別於1972年和1974年出版，1994年京華出版社、1995年華齡出版社先後重版並出齊《金光大道》四卷。
[2] 一隊副隊長、貧農王新民：《天津市寶坻縣小靳莊社員詩歌選·批判會上一隻鬥》，載《人民日報》，1974-07-03。
[3] 上海電影製片廠集體創作：《春苗》（電影文學劇本），28、40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4] 二十一院校編寫組：《中國當代文學參閱作品選》，6冊，784頁，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86。
[5] 老貧農魏文忠：《天津市寶坻縣小靳莊社員詩歌選·社會主義道路我們走定啦》，載《人民日報》，1974-07-03。
[6] 《新型的農民 嶄新的詩篇》，載《人民日報》，1975-01-17。
[7] 紀宇：《廬山評論》，見延安大學中文係編：《紅太陽頌》，460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
[8] 《在英雄的紀念碑下》，見童懷周編：《天安門詩抄》，235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
[9] 《翻山涉水來北京》，見童懷周編：《天安門詩抄》，186頁。
[10] 孫紹振、劉登翰：《狂飆頌歌》，見《朝霞》叢刊編輯部編：《序曲》，454～456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11] 《悼念敬愛的周伯伯》，見童懷周編：《天安門詩抄》，204頁。
[12] 張勁草：《天安門廣場放歌》，載《人民日報》，1976-04-11。
[13] 《總理回來吧》，見童懷周編：《天安門詩抄》，244頁。
[14] 《讚周總理》，見童懷周編：《天安門詩抄》，243頁。
[15] 張永枚：《西沙之戰》，載《人民日報》，1974-03-14。
[16] 袁航、餘惕君：《團結勝利曲》，見《朝霞》叢刊編輯部編：《序曲》，466～46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