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手抄本”小說，是“**”時期特有的文學類別，是與“主流文學”相疏離甚至對立的文學樣式。“手抄本”小說一般先由某人匿名寫作，然後由喜好它的人抄寫傳閱，傳抄過程中抄寫人有時還根據自己的經驗和好惡加工或修改。總起來看，“**”時期的“手抄本”小說有以下三種類型。
第一種是以啟蒙主義為精神特征的“手抄本”小說，如《第二次握手》《波動》《晚霞消失的時候》《公開的情書》《九級浪》等，張揚科學、民主、愛國、愛情等主題，固守知識分子價值立場，往往藝術水平較高。
第二種是娛樂獵奇類“手抄本”小說，在“**”時期這類“手抄本”小說數量最多，但在藝術水平上往往較第一種“手抄本”小說遜色。目前能看到的這類小說有《一隻繡花鞋》《一百個美女的塑像》《一縷金黃色的長發》《綠色的屍體》《葉飛三下江南》《金三角的秘密》《地下堡壘的覆滅》《十七槍打死趙連元》《遠東之花》《一塊手表》《一個繡花枕頭》《李達之死》等。這類小說大體上又分兩種，一種是主人公和故事大多發生在國外，意在娛樂獵奇，如《303號房間的秘密》《一百個美女的塑像》《金三角的秘密》等；另一種是寫現代公案，主要是新中國成立之初發生在大陸的反敵特故事，如《一雙繡花鞋》《一縷金黃色的頭發》《地下堡壘的覆滅》《十七槍打死趙連元》《一塊手表》《三條人命案》《遠東之花》《綠色的屍體》《葉飛三下江南》等。前一種即使情節寫得再離奇誇張、內容再黑暗腐敗，揭露和批判的也不過是資產階級的腐朽墮落，這就大大減少了創作者的政治風險性。這類“手抄本”小說多受國外偵探小說的影響，作者有一定的西方社會和文化習俗的知識，加上沒有政治顧忌能放膽暢寫，所以較有藝術性；後一種所敘故事與大陸高層政治關聯不多，這是在“**”那樣一個特殊年代裏自我保護意識使然。“**”時期的主流政治理念和“主流文學”創作往往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了這類“手抄本”小說的創作。“主流文學”的影響與對這種影響的掙脫，這種矛盾和交叉的狀態恰恰構成了這類小說特殊的價值所在。
第三種是性生理、性心理探秘類“手抄本”小說，如《少女之心》《曼娜回憶錄》《梅茹回憶錄》《新婚第一夜》《幸福的秘密》等，這一類“手抄本”小說中有關性的描寫在傳抄中不斷被增添刪改，往往是在一個故事框架中填充“性”的描寫。
這些手抄本小說在藝術價值上參差不齊。大部分作品在今天看來都不具有可稱道的藝術性，但它們無疑具有突出的“文學史價值”。
張揚（1944— ），原名張尊寬，河南長葛人。他的《第二次握手》的最初稿是1963年創作的一個一萬多字的短篇小說《浪花》，寫了一對科學家的愛情悲劇。1964年改寫成十萬字的小說《香山葉正紅》，將《浪花》的悲劇結尾作了積極化的處理，增寫了周恩來關心科學技術、愛護廣大知識分子的篇章。1969年年底至1970年年初，作者又一次修改，結構、情節沒有變動，書名改為《歸來》。1974年，北京標準件機修廠的一個工人將流傳中脫落了封麵和標題的《歸來》改名為《第二次握手》，此後該版本從北京向四麵八方傳播。此“手抄本”被姚文元指責為造成了“流毒全國”的“嚴重後果”，1975年1月，張揚被捕，直到1979年1月才被平反出獄。
《第二次握手》寫1928年夏18歲的大學生蘇冠蘭到上海旅遊，當他正在黃浦江裏遊泳時，突遇暴風雨，有一個名叫丁潔瓊的少女在水中掙紮，蘇冠蘭搏擊風浪幾小時，終於將她救上了岸，他們在醫院裏開始了最初的戀情。後來丁潔瓊到台城大學學習，並與蘇冠蘭以書信的形式傳遞著深深的戀情。由於丁潔瓊的父親、共產黨員、作曲家丁宏在革命活動中被國民黨逮捕並殺害，在周恩來的直接關心下，丁潔瓊受到了地下黨的經濟救助。丁潔瓊後以優異成績考取美國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
在國外，丁潔瓊逐漸成長為享譽中外的核物理學家。蘇冠蘭與丁潔瓊離別之後，在渤海大學讀書，他與丁潔瓊用書信傳遞著火熱的感情。同時，他受同學、地下黨魯寧的革命影響，傾向革命，同情共產黨。但由於戰亂、政治等種種原因，想去美國找丁潔瓊終於沒有去成。身在異國的丁潔瓊想回到祖國，但由於她是掌握核武器機密的科學家，加上她積極反戰，“美帝國主義”於是進行種種阻撓，最後將她投進了監獄。由於國內戰亂頻仍，更由於後來的被捕，她與蘇冠蘭的聯係中斷了。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的南京，蘇冠蘭已經是一位藥物學方麵成就卓著的科學家，受到了國家的重用。蘇冠蘭思念著丁潔瓊，但一直沒有她的音信。
美國企圖利用丁潔瓊為美國的利益服務，於是將丁潔瓊釋放並任以高職，丁潔瓊借到美國之外考察之機，在中國政府有關部門的協助下，於1959年如願以償地回到祖國。但是，她所愛的人已經結婚，這使她非常痛苦和失落。在由周恩來親自主持的歡迎丁潔瓊歸來的大會上，坐在會場中的蘇冠蘭才知道走上主席台的薑孟鴻就是丁潔瓊。蘇冠蘭有高血壓病，加上見到丁潔瓊百感交集被送到了會議休息室裏。後來發現了蘇冠蘭的丁潔瓊也來到休息室。在那裏，蘇冠蘭與丁潔瓊有了令人感慨萬千的第二次握手。小說寫道：“握手是人們生活中發生過千千萬萬次的事情。可是，讓兩顆心髒一齊震動的感人肺腑的握手，在蘇冠蘭和他的瓊姐之間，卻隻發生過兩次。第一次是在他們初戀的時節——一九二八年夏天，在古金陵的火車站上。那時的他們，都還是翩翩少年，他們哪裏會想到，人生中會如此曲折的風雲變幻。那時的他倆，怎麽會預料到，他們的第二次握手會經過整整三十一年……”
作為“**”時期廣為流傳的“手抄本”，《第二次握手》仍然受到了1949年以後文學創作規範尤其是“**”時期“主流文學”創作規範很深的影響。但作為被姚文元指責為造成了“流毒全國”之“嚴重後果”的“手抄本”小說，它對“**”文學創作規範的大膽背離也是引人注目的。
第一，《第二次握手》中的主人公不再是“無產階級英雄人物”，而是高級知識分子形象，他們是在自己的專業領域裏享有盛譽的科學家，如蘇冠蘭是藥物學專家、丁潔瓊是核物理學專家、葉玉菡是病毒學專家。他們同樣是一群英雄人物，但他們的身份已經不是“工農兵”，或曰“無產階級”，而是一群知識分子，其中蘇冠蘭還出身於知識分子兼國民黨政要家庭，他們已經不是定位於“兩條道路”“兩條路線”之“階級鬥爭”中的英雄人物；他們的英雄之氣表現於熱愛科學，熱愛祖國，他們純真的愛情已經和熱愛科學、熱愛祖國聯係起來。丁潔瓊的“歸來”的原因，是為愛情，還是為祖國，我們很難將它們截然分開。事實上，將丁潔瓊的愛情與愛國主義感情糅合在一起，是小說特別感人的一個地方。這部小說將對愛情專一、對祖國無限熱愛的知識分子形象作為主人公來塑造，這是與作為“**”文學創作規範的“根本任務論”直接衝突的。雖然小說也塑造了近似於“無產階級英雄人物”的魯寧等人物形象，但這些人物在作品中隻是配角，並且也不再是在“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階級鬥爭”中獲得自身的精神地位，如魯寧雖要求蘇冠蘭要正確確立自己的世界觀，但他的出發點是撮合蘇冠蘭與葉玉菡建立婚姻，是以關心蘇冠蘭與葉玉菡的個人生活為目的，而不是像“**”時期的“主流文學”那樣，是在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中，為了“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的前途才要求他人改造世界觀。這也就難怪魯寧這個人物形象，被文藝激進思潮的官方代表人物指責為塑造並謳歌了黨內“走資派”形象。[1]
第二，《第二次握手》不以“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階級鬥爭”模式作為貫穿整部小說的情節線索，而是以一個愛情悲劇作為情節主線；雖然這個愛情悲劇與一定的政治、階級鬥爭相聯係，但對刻骨銘心的愛情本身的著意刻寫和極力張揚、謳歌，是這部小說顯而易見的精神主調。這份刻骨銘心的愛情最打動人心的地方之一，就是蘇冠蘭和丁潔瓊在離別之後的苦苦的思念，這是一曲受難中的愛情讚歌。這份刻骨銘心的戀情除了兩次極富戲劇情節的握手外，沒有其他身體上的親密接觸；這種柏拉圖式的纏綿悱惻的精神之戀，通過對主人公思念情狀的刻畫以及主人公一封封情書的自我傾訴，表達得淋漓盡致。遠隔重洋又曆經磨難，這份受難中的愛情卻又一直是如此純真、深摯、熱烈，這是《第二次握手》讓讀者激起強烈共鳴的地方。這份刻骨銘心的愛情最打動人心的地方之二，是這份曆經磨難的真愛最後卻仍是一個悲劇的結局，這就讓讀者為主人公寄予了深深的同情。丁潔瓊在國外不是沒有熱烈的追求者，但丁潔瓊心裏隻有蘇冠蘭。當丁潔瓊克服重重困難回到祖國，麵對的卻是自己不願看到的結局，她所深愛的人已經結婚。她思之再三，決計離開蘇冠蘭所在的北京。《第二次握手》對這場愛情悲劇的描寫，不僅是對新中國成立後禁忌重重的愛情題材的一個巨大的藝術突破，而且是“**”之後大膽涉足愛情題材、勇於向這一題材的精神縱深進行拓進的文學創作的先行者。
第三，《第二次握手》的創作方法基本上是現實主義的，它的現實主義深度，主要表現在對蘇冠蘭與丁潔瓊之間刻骨銘心之愛情的真實描繪上。他們的初戀的產生與政治、階級鬥爭沒有任何關聯。小說安排了“黃浦江上救人”“火車裏見義勇為”這樣的“英雄救美”的近於俗套的傳奇情節。但是，如果僅僅是以情節上的傳奇性贏得讀者，那麽《第二次握手》就談不上什麽現實主義精神深度。這部作品在愛情的描寫上，將個人化的精神體驗和靈魂拷問投置到了一個深層的緯度上，它不僅寫了一場愛情的悲劇，更寫了在這場愛情悲劇中靈魂的煉獄奇觀，小說因此而獲得了較大的現實主義深度。在這裏，愛情隻是探求心靈深層真實的一個重要渠道；而苦難是為探求心靈深層真實預設的一個前提條件。受難中的愛情描寫指向的是個體生命的最本真的靈魂悸動。
在以啟蒙主義為精神特征的“手抄本”小說中，趙振開的《波動》以新奇的藝術形式和獨特的精神內涵占據重要的地位。《波動》第一稿創作於1974年11月，第二稿創作於1976年6月。《波動》以幾個人物的自我言說，反映了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國青年知識分子的不幸命運和精神崩潰的現實。小說按兩條線索展開情節：一條線索寫楊訊和肖淩的不幸遭遇和愛情悲劇，表現了一代青年在“**”這樣一場巨大的社會災難中的思索和探求，展現出他們精神崩潰的痛苦曆程；另一條線索寫林東平、王德威、林媛媛與楊訊的糾葛，主要展現幾個中級幹部在“**”時期的爭鬥、政治表演以及各自不同的靈魂。這兩條線索互有交叉，交會點是一個黑社會組織，而這個黑社會組織又是以一個叫白華的流氓青年為中心的。因此，白華在小說中不僅是一種精神垮掉了的青年類型，而且對結構全篇起著某種樞紐的作用。
肖淩是小說塑造得最成功的一個青年形象，她體現了作者的哲學理想。肖淩的父母被紅衛兵迫害致死，這給肖淩帶來了第一次也是致命的一次打擊，這次打擊決定性地改變了她的生活道路；接著她本人在學校裏受到“群眾專政”，被隔離審查；後來她受到學校的通緝逃亡在外；然後是插隊，受一個男人欺騙，生有一女又被遺棄；再後來當了工人，終至被開除。紛至遝來的種種打擊使肖淩不再相信世間還有什麽正義、公理和友愛，正如她給楊訊背誦的一首詩中所說的那樣：“天空是美好的，海水是寧靜的，而我隻看到黑暗和血泊。”雖然她已經與楊訊沉浸在愛的幸福之中，但她還是懷疑這份幸福的真實性。當楊訊說此時此刻的“落日”“晚風”“微笑”“幸福”都屬於她時，她說：“不，落日和晚風屬於大自然，微笑屬於瞬息”，而“幸福”隻屬於“想象”。她以玩世不恭的態度來對待人生、事業、國家。她認為人生下來就是不幸的，人之所以還要活下去，是因為“活著，隻不過是一個事實”。她認為“在一個紅彤彤的世界裏”，“人也不存在了”，這是對“**”戕害人性的直接抗議。她認為自己是國家和社會的棄兒，她嘲弄“祖國”“責任”這些神聖的字眼，將“祖國”比作“過了時的小調”，是逗小孩子玩的“棒棒糖”，她激憤地說：“這個祖國不是我的，我沒有祖國。沒有……”談到對“祖國”的“責任”，她說：這種“責任”，是“作為供品被人宰割之後奉獻上去的責任”。孤獨、憤激、痛苦、焦慮、苦悶、絕望構成了肖淩這個人物形象的表層精神特征。在這種表層的精神悲觀背後，肖淩又有深層的人生希望與追求。她說：“希望從來就有，即使是在最沉重的時刻，我仍為它留下明媚的一角。這本身就有意義，甚至是全部的意義。當然，這絕非夢幻的希望，而是探求目的的希望。”“你在探求什麽樣的目的？這正是我們這代人所提出並要回答的問題。也許探求本身就已經概括了這代人的特點。我們不甘死亡，不甘沉默，不甘順從任何已定的結論！即使被高牆、山巒、河流分開，每個人掙紮、彷徨、苦悶，甚至厭倦，但作為整體來講，信心和力量是永恒的。”對於她與楊訊的愛情，她說：“直到這時候，我似乎才真正領悟了那種感受的意義。我才開始震驚，我才開始陶醉，我才開始羞怯。其實，如此幸福的原因不僅在於愛情，而是找到了新的起點。我有很多事情要做，心裏尚存的那小片陽光並沒有冷卻，它可以去溫暖別人……”肖淩的這種心靈獨白，不僅是對自身最深處的精神世界的揭示，而且也點化了整部小說的主題。我們聯係肖淩與林東平的一次對話，可以更清楚地理解這種主題的表達：
“年輕人在感情上的波動是一時的。”
“林伯伯，您體驗過這種一時嗎？”
“我們有過慘痛的經驗。”
“所以您拿這些經驗來教訓年輕人，告訴他們也注定失敗，對嗎？”
“我不希望悲劇重演。”
“悲劇永遠不可能重演，而重演的隻是某些悲劇的角色，他們相信自己在悲劇中的合法性。”
在小說中，林東平是某工廠的主任，是一個中級幹部，他為保住自己的官職而費盡心機，他的女兒林媛媛終於因為他的虛偽鄙俗而離家出走。這個人物的可貴之處是能夠有一定的自省意識：“我變成了一個生活的旁觀者，沒有什麽**能夠打動我。這太可怕了。也許生活的意義就在於使你不斷失去曾經有過的一切：幻想、愛情、自信、勇氣……最後是生命。”很顯然，林東平這個形象在個性特征上是作為肖淩的對立麵出現的。肖淩要的正是林東平強烈反對的“一時”的“感情波動”，即使是悲劇，肖淩看到的是“一時”的“感情波動”在悲劇中的合法性，看到的是“一時”的“感情波動”所包藏的那片沒有被冷卻、可用以溫暖他人的陽光，以及“一時”的“感情波動”所蘊涵的不甘心順從任何已定的結論、勇於向傳統習慣開戰的信心和力量。肖淩這個人物在行為上、心理上和思想上的複雜內涵，使《波動》獲得了同類“手抄本”小說難有的精神深度，這是《波動》的價值所在。
除了林東平外，楊訊和白華也是小說中為襯托肖淩而設計的重要人物。楊訊是一個高幹子弟，肖淩第一次接觸他就感受到了他身上有一種令人討厭的習氣。在相處中，楊訊逐漸為肖淩的個性和獨特的精神世界所吸引，正像他向林東平所辯解的那樣，他喜歡肖淩的“內在價值”。楊訊企圖用自己的愛來溫暖、融化肖淩幾乎變冷變硬了的心，確實也一度使肖淩產生了自信，恢複了對幸福的現實追求，甚至一同與楊訊墜入了愛河。她說：“是你改變了我的生活。我也願意相信幸福是屬於咱們的。”但是，楊訊的高幹媽媽不同意這樣一個既失去了門第又有了一個女兒的女人上門。楊訊雖然愛肖淩，但傳統觀念使他接受不了肖淩曾有過一個女兒的現實，他勸肖淩將女兒送人，肖淩這才認清楊訊的真麵目。楊訊終於離開肖淩，回到北京。一場愛情悲劇把肖淩又推向了孤獨、冷漠與絕望的深淵。
白華這個人物的塑造是對肖淩個性特征的一種補充。白華是一個流浪漢，以他為中心形成了一個黑社會世界。白華冷酷和瘋狂，他的行為既具有破壞性的一麵，又有行俠仗義的一麵。他可以僅僅為了占有一個叫小四的流裏流氣的姑娘而砍人；他又可以把小四攆出門，將匕首不露聲色地插進自己的手心，為的是向肖淩表達愛慕之心和耿耿忠心，以贏得肖淩的垂青。他良心未泯、愛心猶存。例如，他在火車站候車室裏對被後母遺棄的已經生病了的小女孩的救助，對因生活無著出賣自己肉體的小蘭子的慷慨幫助，都說明在白華冷酷的外表下依然有一副善良的心腸。對這樣一個形象，作者是抱著認同和欣賞的心態進行刻畫的。
孤獨、焦慮、冷漠、苦悶、痛苦、絕望，並不是小說中個別人物的性格因素，而是貫穿整個作品的主調。仔細傾聽這種主調，裏麵又有一種對人的生存寄予無限希望的不易覺察的旋律。《波動》是以個體生命的精神存在境況為根本視角的，它站在人性和人道主義的立場對“**”進行了激烈的批判，因此無論是題材內容還是價值取向，都對“**”文學創作規範構成了徹底的反叛。
小說不重視情節的鋪展，整個章節由不同人物的自言自語構成，這樣就從不同的視角，對同一事物進行解說，作者本人的思想感情不作直接投射，因此作品具有一種客觀、冷峻的藝術風格。意識流的手法運用，淩亂的語言跳躍，撲朔迷離的心理感受，晦澀難懂的哲學說教，這種與“主流文學”迥異的藝術手法所營造出來的朦朧的藝術氛圍，頗得青年讀者的喜愛。小說的語言也偏向生僻奇崛，構成一個獨特的藝術想象空間。例如：“飄著黑色雜草的河水綠得膩人，散發著一股深鬱的秋天的氣息。”“淡綠色的天邊，幾片被晚霞染紅的雲朵像未熄的煤炭，給大地留下了最後的溫暖。”《波動》獨特的藝術形式在“手抄本”小說創作乃至“**”結束後一定時期內的小說創作中，都具有一種獨特前衛的價值。
禮平（1948— ），四川人。在以啟蒙主義為精神特征的“手抄本”小說中，禮平的《晚霞消失的時候》因其哲學上的思辨蘊涵而別具藝術特色。小說寫16歲的李淮平與17歲的南珊在公園裏學外語不期而遇，他們就野蠻與文明的問題進行了爭執和討論。南珊認為野蠻與文明界限分明，野蠻是貶義的，文明是褒義的。而李淮平卻爭辯說，美麗的希臘神話正是在一場最殘酷的古代戰爭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希臘神話是文明的故事還是野蠻的故事？恩格斯認為冶鐵術的發明使人類脫離野蠻狀態而進入文明時代，但鐵最初卻是用來製造武器的，那麽鐵究竟是文明的天使呢，還是戰爭的禍根？在他們這次不期而遇的春日美景裏，南珊的清純、坦率、大方，李淮平的健談、強烈的個性和獨立的見解，都彼此給對方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不久“**”爆發，當了紅衛兵頭目的李淮平決定到一個在淮海戰役中投降過來的原國民黨軍長楚軒吾家中抄家。他在抄家和審問楚軒吾的過程中，才發現楚軒吾投誠後，與當過解放軍參謀長的自己的父親李聚興曾有過一段老交情；尤其讓李淮平感到不安的是，曾在公園與他相遇的少女南珊竟是楚軒吾的外孫女。但是，在其他紅衛兵麵前，紅衛兵頭目的“威嚴意識”和“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理念，迫使李淮平用冷酷的心腸對楚軒吾和南珊進行了粗暴的訓斥，並予以抄家。
後來，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熱潮中，楚軒吾與老伴在火車裏為南珊送行並諄諄囑托，他們的話恰巧被前來送朋友的李淮平聽到了。楚軒吾勸外孫女不必讀太多的書，要保持一顆赤子之心。“但是如果你由於書看得太深太多而學得隻會以理性的眼光來看待人類生活的一切，那你無疑已經成為一個心地冷酷的人。這種人往往會把自己的理念看得高於一切，他把自己的理念看成老百姓的上帝，人人都不過是他對世界秩序進行邏輯演算的籌碼而已。”楚軒吾的這番話，顯然是對著“**”運動來說的，是對“**”運動的激烈批判。而南珊的回答卻顯示出她在閱讀中已經深受宗教的影響。正如李淮平所愧疚和感歎的，這位善良的少女在社會動亂中為避免心靈的傷害而向基督教尋找精神的寄托，為自己的生活樹立穩固的信念。當楚軒吾提醒南珊在合適的時候找一個男朋友的時候，南珊吐露了曾鍾情過公園裏不期而遇的李淮平的內心秘密，這讓李淮平非常吃驚和感動。
在南珊和李淮平的朋友“上山下鄉”的同時，李淮平參軍當了一名海軍士兵。12年後，李淮平在回家探親途中經過泰山，遇到了南嶽長老，一位住持和尚。長老給李淮平講述泰山的種種曆史掌故、神話傳說，還說了一通“科學求真、藝術求美、宗教求善”的道理，並認為“隻有痛苦和幸福的因果循環，才造成了豐富的人生”，使李淮平受益匪淺。在夕陽西下、“晚霞消失的時候”，讓李淮平感到意外的是，一位給來泰山觀光的外國人當翻譯的中年女士竟是當年的南珊。久別重逢，二人感慨良多。在交談過程中，南珊對南嶽長老的觀點非常認同，可以說，南嶽長老這個形象正是為了補充南珊的精神特征、突顯南珊的精神信念而設計的。當李淮平鼓足勇氣向南珊表達愛情的時候，南珊回避和拒絕了。她說：“幼年時父母的慈愛，童年時好奇心的滿足，少年時榮譽心的樹立，青年時愛情的熱戀，壯年時奮鬥的**，中年時成功的喜悅，老年時受到晚輩敬重的尊嚴，以及暮年時回顧全部人生毫無悔恨與羞愧的那種安詳而滿意的心情：這一切，構成了人生全部可能的幸福。”“鮮花失去了，果實比它更好，愛情凋謝了，懷念卻更鼓舞人。”這時候的南珊，並沒有真正走向宗教，但她顯然因為“**”劫難而思考升華出了一套自己的人生觀。李淮平當時的感受是：“南珊，她在我心中已經不再是一個名字和一個人，而是一種信念，一種對於我的人生正在開始發生無比巨大的影響力的嶄新的信念！”
如果說《波動》寫的是“**”中“精神崩潰”的一代，那麽，《晚霞消失的時候》寫的則是“**”中“精神探求”的一代。“**”的動亂和苦難給了南珊、李淮平這樣的青年人以心靈猛醒和精神追問。正是在這一點上，《晚霞消失的時候》完成了不同於其他“手抄本”小說對“**”文學創作規範的反叛。或許他們的精神探求還有這樣那樣的缺陷，但他們畢竟走出了“**”製造的思想蒙昧，開始了獨立的精神思考。正是這種獨立的精神思考，給《晚霞消失的時候》打上了一種與《波動》格調迥異的積極、明朗、自信、樂觀的精神色彩。
靳凡，原名劉莉莉（劉青峰），“**”開始時為北京大學中文係學生。與《晚霞消失的時候》相類似，靳凡的《公開的情書》也寫了幾位在“**”的動亂和苦難中進行“精神探求”的青年知識分子形象。《公開的情書》寫於1972年3月，後以“手抄本”的形式在一部分青年中流傳。小說以四個青年（真真、老九、老嘎、老邪門）寫於1970年2月至8月的43封書信的形式，形象地描寫了“**”風暴中的一代青年怎樣走上了不同的生活道路，表現了他們對於理想、愛情、事業和祖國命運的大膽的精神探索，揭示了他們在這種精神探索中豐富、複雜和痛苦的內心世界。
《公開的情書》語言流暢、優美，感情真摯、熱烈，對理想、愛情、事業、祖國命運的思考尤其是對愛情的思考不時閃現出思想的火花。在愛情題材被嚴格禁絕的時代環境中，《公開的情書》對愛情的思考，對個性的張揚，對“**”時期專製政治和文化的反叛，都起到了一種啟蒙的作用。
“**”時期人們精神生活的極度匱乏是《一隻繡花鞋》這類通俗傳奇性小說廣為流傳的根本原因。“主流文學”的假、大、空，遠遠不能滿足大眾的文化需求，整個社會都處於一種嚴重的精神饑渴狀態，於是，《一隻繡花鞋》一類的小說便應運而生。這類小說與“主流文學”規範的既重疊又偏離，也是迎合大眾讀者“期待視野”的需要。完全偏離主流觀念，特別在基本的政治“是非”上不與主流觀念相一致，也是大眾讀者無法接受的；而完全與“主流文學”相一致，當然也就無法為大眾解饑消渴。在基本政治立場上與主流觀念相一致，在具體的敘述中最大限度地、甚至是不顧邏輯地通俗化和傳奇化，這便使大眾讀者既讀得津津有味，又能心安理得。這類作品的構成方式和它們的廣為流行，其實是那時期一種很耐人尋味的文化現實。
【思考與練習】
1.這時期“潛流文學”的基本狀況如何？
2.“潛流文學”反抗主流規範的具體表現是什麽？
3.手抄本通俗傳奇性小說興盛的原因是什麽？
[1] 楊健：《“**”中的地下文學》，314頁，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