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手抄本”小说，是“**”时期特有的文学类别，是与“主流文学”相疏离甚至对立的文学样式。“手抄本”小说一般先由某人匿名写作，然后由喜好它的人抄写传阅，传抄过程中抄写人有时还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好恶加工或修改。总起来看，“**”时期的“手抄本”小说有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以启蒙主义为精神特征的“手抄本”小说，如《第二次握手》《波动》《晚霞消失的时候》《公开的情书》《九级浪》等，张扬科学、民主、爱国、爱情等主题，固守知识分子价值立场，往往艺术水平较高。
第二种是娱乐猎奇类“手抄本”小说，在“**”时期这类“手抄本”小说数量最多，但在艺术水平上往往较第一种“手抄本”小说逊色。目前能看到的这类小说有《一只绣花鞋》《一百个美女的塑像》《一缕金黄色的长发》《绿色的尸体》《叶飞三下江南》《金三角的秘密》《地下堡垒的覆灭》《十七枪打死赵连元》《远东之花》《一块手表》《一个绣花枕头》《李达之死》等。这类小说大体上又分两种，一种是主人公和故事大多发生在国外，意在娱乐猎奇，如《303号房间的秘密》《一百个美女的塑像》《金三角的秘密》等；另一种是写现代公案，主要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发生在大陆的反敌特故事，如《一双绣花鞋》《一缕金黄色的头发》《地下堡垒的覆灭》《十七枪打死赵连元》《一块手表》《三条人命案》《远东之花》《绿色的尸体》《叶飞三下江南》等。前一种即使情节写得再离奇夸张、内容再黑暗腐败，揭露和批判的也不过是资产阶级的腐朽堕落，这就大大减少了创作者的政治风险性。这类“手抄本”小说多受国外侦探小说的影响，作者有一定的西方社会和文化习俗的知识，加上没有政治顾忌能放胆畅写，所以较有艺术性；后一种所叙故事与大陆高层政治关联不多，这是在“**”那样一个特殊年代里自我保护意识使然。“**”时期的主流政治理念和“主流文学”创作往往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这类“手抄本”小说的创作。“主流文学”的影响与对这种影响的挣脱，这种矛盾和交叉的状态恰恰构成了这类小说特殊的价值所在。
第三种是性生理、性心理探秘类“手抄本”小说，如《少女之心》《曼娜回忆录》《梅茹回忆录》《新婚第一夜》《幸福的秘密》等，这一类“手抄本”小说中有关性的描写在传抄中不断被增添删改，往往是在一个故事框架中填充“性”的描写。
这些手抄本小说在艺术价值上参差不齐。大部分作品在今天看来都不具有可称道的艺术性，但它们无疑具有突出的“文学史价值”。
张扬（1944— ），原名张尊宽，河南长葛人。他的《第二次握手》的最初稿是1963年创作的一个一万多字的短篇小说《浪花》，写了一对科学家的爱情悲剧。1964年改写成十万字的小说《香山叶正红》，将《浪花》的悲剧结尾作了积极化的处理，增写了周恩来关心科学技术、爱护广大知识分子的篇章。1969年年底至1970年年初，作者又一次修改，结构、情节没有变动，书名改为《归来》。1974年，北京标准件机修厂的一个工人将流传中脱落了封面和标题的《归来》改名为《第二次握手》，此后该版本从北京向四面八方传播。此“手抄本”被姚文元指责为造成了“流毒全国”的“严重后果”，1975年1月，张扬被捕，直到1979年1月才被平反出狱。
《第二次握手》写1928年夏18岁的大学生苏冠兰到上海旅游，当他正在黄浦江里游泳时，突遇暴风雨，有一个名叫丁洁琼的少女在水中挣扎，苏冠兰搏击风浪几小时，终于将她救上了岸，他们在医院里开始了最初的恋情。后来丁洁琼到台城大学学习，并与苏冠兰以书信的形式传递着深深的恋情。由于丁洁琼的父亲、共产党员、作曲家丁宏在革命活动中被国民党逮捕并杀害，在周恩来的直接关心下，丁洁琼受到了地下党的经济救助。丁洁琼后以优异成绩考取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
在国外，丁洁琼逐渐成长为享誉中外的核物理学家。苏冠兰与丁洁琼离别之后，在渤海大学读书，他与丁洁琼用书信传递着火热的感情。同时，他受同学、地下党鲁宁的革命影响，倾向革命，同情共产党。但由于战乱、政治等种种原因，想去美国找丁洁琼终于没有去成。身在异国的丁洁琼想回到祖国，但由于她是掌握核武器机密的科学家，加上她积极反战，“美帝国主义”于是进行种种阻挠，最后将她投进了监狱。由于国内战乱频仍，更由于后来的被捕，她与苏冠兰的联系中断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南京，苏冠兰已经是一位药物学方面成就卓著的科学家，受到了国家的重用。苏冠兰思念着丁洁琼，但一直没有她的音信。
美国企图利用丁洁琼为美国的利益服务，于是将丁洁琼释放并任以高职，丁洁琼借到美国之外考察之机，在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协助下，于1959年如愿以偿地回到祖国。但是，她所爱的人已经结婚，这使她非常痛苦和失落。在由周恩来亲自主持的欢迎丁洁琼归来的大会上，坐在会场中的苏冠兰才知道走上主席台的姜孟鸿就是丁洁琼。苏冠兰有高血压病，加上见到丁洁琼百感交集被送到了会议休息室里。后来发现了苏冠兰的丁洁琼也来到休息室。在那里，苏冠兰与丁洁琼有了令人感慨万千的第二次握手。小说写道：“握手是人们生活中发生过千千万万次的事情。可是，让两颗心脏一齐震动的感人肺腑的握手，在苏冠兰和他的琼姐之间，却只发生过两次。第一次是在他们初恋的时节——一九二八年夏天，在古金陵的火车站上。那时的他们，都还是翩翩少年，他们哪里会想到，人生中会如此曲折的风云变幻。那时的他俩，怎么会预料到，他们的第二次握手会经过整整三十一年……”
作为“**”时期广为流传的“手抄本”，《第二次握手》仍然受到了1949年以后文学创作规范尤其是“**”时期“主流文学”创作规范很深的影响。但作为被姚文元指责为造成了“流毒全国”之“严重后果”的“手抄本”小说，它对“**”文学创作规范的大胆背离也是引人注目的。
第一，《第二次握手》中的主人公不再是“无产阶级英雄人物”，而是高级知识分子形象，他们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享有盛誉的科学家，如苏冠兰是药物学专家、丁洁琼是核物理学专家、叶玉菡是病毒学专家。他们同样是一群英雄人物，但他们的身份已经不是“工农兵”，或曰“无产阶级”，而是一群知识分子，其中苏冠兰还出身于知识分子兼国民党政要家庭，他们已经不是定位于“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之“阶级斗争”中的英雄人物；他们的英雄之气表现于热爱科学，热爱祖国，他们纯真的爱情已经和热爱科学、热爱祖国联系起来。丁洁琼的“归来”的原因，是为爱情，还是为祖国，我们很难将它们截然分开。事实上，将丁洁琼的爱情与爱国主义感情糅合在一起，是小说特别感人的一个地方。这部小说将对爱情专一、对祖国无限热爱的知识分子形象作为主人公来塑造，这是与作为“**”文学创作规范的“根本任务论”直接冲突的。虽然小说也塑造了近似于“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鲁宁等人物形象，但这些人物在作品中只是配角，并且也不再是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阶级斗争”中获得自身的精神地位，如鲁宁虽要求苏冠兰要正确确立自己的世界观，但他的出发点是撮合苏冠兰与叶玉菡建立婚姻，是以关心苏冠兰与叶玉菡的个人生活为目的，而不是像“**”时期的“主流文学”那样，是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为了“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前途才要求他人改造世界观。这也就难怪鲁宁这个人物形象，被文艺激进思潮的官方代表人物指责为塑造并讴歌了党内“走资派”形象。[1]
第二，《第二次握手》不以“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阶级斗争”模式作为贯穿整部小说的情节线索，而是以一个爱情悲剧作为情节主线；虽然这个爱情悲剧与一定的政治、阶级斗争相联系，但对刻骨铭心的爱情本身的着意刻写和极力张扬、讴歌，是这部小说显而易见的精神主调。这份刻骨铭心的爱情最打动人心的地方之一，就是苏冠兰和丁洁琼在离别之后的苦苦的思念，这是一曲受难中的爱情赞歌。这份刻骨铭心的恋情除了两次极富戏剧情节的握手外，没有其他身体上的亲密接触；这种柏拉图式的缠绵悱恻的精神之恋，通过对主人公思念情状的刻画以及主人公一封封情书的自我倾诉，表达得淋漓尽致。远隔重洋又历经磨难，这份受难中的爱情却又一直是如此纯真、深挚、热烈，这是《第二次握手》让读者激起强烈共鸣的地方。这份刻骨铭心的爱情最打动人心的地方之二，是这份历经磨难的真爱最后却仍是一个悲剧的结局，这就让读者为主人公寄予了深深的同情。丁洁琼在国外不是没有热烈的追求者，但丁洁琼心里只有苏冠兰。当丁洁琼克服重重困难回到祖国，面对的却是自己不愿看到的结局，她所深爱的人已经结婚。她思之再三，决计离开苏冠兰所在的北京。《第二次握手》对这场爱情悲剧的描写，不仅是对新中国成立后禁忌重重的爱情题材的一个巨大的艺术突破，而且是“**”之后大胆涉足爱情题材、勇于向这一题材的精神纵深进行拓进的文学创作的先行者。
第三，《第二次握手》的创作方法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它的现实主义深度，主要表现在对苏冠兰与丁洁琼之间刻骨铭心之爱情的真实描绘上。他们的初恋的产生与政治、阶级斗争没有任何关联。小说安排了“黄浦江上救人”“火车里见义勇为”这样的“英雄救美”的近于俗套的传奇情节。但是，如果仅仅是以情节上的传奇性赢得读者，那么《第二次握手》就谈不上什么现实主义精神深度。这部作品在爱情的描写上，将个人化的精神体验和灵魂拷问投置到了一个深层的纬度上，它不仅写了一场爱情的悲剧，更写了在这场爱情悲剧中灵魂的炼狱奇观，小说因此而获得了较大的现实主义深度。在这里，爱情只是探求心灵深层真实的一个重要渠道；而苦难是为探求心灵深层真实预设的一个前提条件。受难中的爱情描写指向的是个体生命的最本真的灵魂悸动。
在以启蒙主义为精神特征的“手抄本”小说中，赵振开的《波动》以新奇的艺术形式和独特的精神内涵占据重要的地位。《波动》第一稿创作于1974年11月，第二稿创作于1976年6月。《波动》以几个人物的自我言说，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国青年知识分子的不幸命运和精神崩溃的现实。小说按两条线索展开情节：一条线索写杨讯和肖凌的不幸遭遇和爱情悲剧，表现了一代青年在“**”这样一场巨大的社会灾难中的思索和探求，展现出他们精神崩溃的痛苦历程；另一条线索写林东平、王德威、林媛媛与杨讯的纠葛，主要展现几个中级干部在“**”时期的争斗、政治表演以及各自不同的灵魂。这两条线索互有交叉，交会点是一个黑社会组织，而这个黑社会组织又是以一个叫白华的流氓青年为中心的。因此，白华在小说中不仅是一种精神垮掉了的青年类型，而且对结构全篇起着某种枢纽的作用。
肖凌是小说塑造得最成功的一个青年形象，她体现了作者的哲学理想。肖凌的父母被红卫兵迫害致死，这给肖凌带来了第一次也是致命的一次打击，这次打击决定性地改变了她的生活道路；接着她本人在学校里受到“群众专政”，被隔离审查；后来她受到学校的通缉逃亡在外；然后是插队，受一个男人欺骗，生有一女又被遗弃；再后来当了工人，终至被开除。纷至沓来的种种打击使肖凌不再相信世间还有什么正义、公理和友爱，正如她给杨讯背诵的一首诗中所说的那样：“天空是美好的，海水是宁静的，而我只看到黑暗和血泊。”虽然她已经与杨讯沉浸在爱的幸福之中，但她还是怀疑这份幸福的真实性。当杨讯说此时此刻的“落日”“晚风”“微笑”“幸福”都属于她时，她说：“不，落日和晚风属于大自然，微笑属于瞬息”，而“幸福”只属于“想象”。她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对待人生、事业、国家。她认为人生下来就是不幸的，人之所以还要活下去，是因为“活着，只不过是一个事实”。她认为“在一个红彤彤的世界里”，“人也不存在了”，这是对“**”戕害人性的直接抗议。她认为自己是国家和社会的弃儿，她嘲弄“祖国”“责任”这些神圣的字眼，将“祖国”比作“过了时的小调”，是逗小孩子玩的“棒棒糖”，她激愤地说：“这个祖国不是我的，我没有祖国。没有……”谈到对“祖国”的“责任”，她说：这种“责任”，是“作为供品被人宰割之后奉献上去的责任”。孤独、愤激、痛苦、焦虑、苦闷、绝望构成了肖凌这个人物形象的表层精神特征。在这种表层的精神悲观背后，肖凌又有深层的人生希望与追求。她说：“希望从来就有，即使是在最沉重的时刻，我仍为它留下明媚的一角。这本身就有意义，甚至是全部的意义。当然，这绝非梦幻的希望，而是探求目的的希望。”“你在探求什么样的目的？这正是我们这代人所提出并要回答的问题。也许探求本身就已经概括了这代人的特点。我们不甘死亡，不甘沉默，不甘顺从任何已定的结论！即使被高墙、山峦、河流分开，每个人挣扎、彷徨、苦闷，甚至厌倦，但作为整体来讲，信心和力量是永恒的。”对于她与杨讯的爱情，她说：“直到这时候，我似乎才真正领悟了那种感受的意义。我才开始震惊，我才开始陶醉，我才开始羞怯。其实，如此幸福的原因不仅在于爱情，而是找到了新的起点。我有很多事情要做，心里尚存的那小片阳光并没有冷却，它可以去温暖别人……”肖凌的这种心灵独白，不仅是对自身最深处的精神世界的揭示，而且也点化了整部小说的主题。我们联系肖凌与林东平的一次对话，可以更清楚地理解这种主题的表达：
“年轻人在感情上的波动是一时的。”
“林伯伯，您体验过这种一时吗？”
“我们有过惨痛的经验。”
“所以您拿这些经验来教训年轻人，告诉他们也注定失败，对吗？”
“我不希望悲剧重演。”
“悲剧永远不可能重演，而重演的只是某些悲剧的角色，他们相信自己在悲剧中的合法性。”
在小说中，林东平是某工厂的主任，是一个中级干部，他为保住自己的官职而费尽心机，他的女儿林媛媛终于因为他的虚伪鄙俗而离家出走。这个人物的可贵之处是能够有一定的自省意识：“我变成了一个生活的旁观者，没有什么**能够打动我。这太可怕了。也许生活的意义就在于使你不断失去曾经有过的一切：幻想、爱情、自信、勇气……最后是生命。”很显然，林东平这个形象在个性特征上是作为肖凌的对立面出现的。肖凌要的正是林东平强烈反对的“一时”的“感情波动”，即使是悲剧，肖凌看到的是“一时”的“感情波动”在悲剧中的合法性，看到的是“一时”的“感情波动”所包藏的那片没有被冷却、可用以温暖他人的阳光，以及“一时”的“感情波动”所蕴涵的不甘心顺从任何已定的结论、勇于向传统习惯开战的信心和力量。肖凌这个人物在行为上、心理上和思想上的复杂内涵，使《波动》获得了同类“手抄本”小说难有的精神深度，这是《波动》的价值所在。
除了林东平外，杨讯和白华也是小说中为衬托肖凌而设计的重要人物。杨讯是一个高干子弟，肖凌第一次接触他就感受到了他身上有一种令人讨厌的习气。在相处中，杨讯逐渐为肖凌的个性和独特的精神世界所吸引，正像他向林东平所辩解的那样，他喜欢肖凌的“内在价值”。杨讯企图用自己的爱来温暖、融化肖凌几乎变冷变硬了的心，确实也一度使肖凌产生了自信，恢复了对幸福的现实追求，甚至一同与杨讯坠入了爱河。她说：“是你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也愿意相信幸福是属于咱们的。”但是，杨讯的高干妈妈不同意这样一个既失去了门第又有了一个女儿的女人上门。杨讯虽然爱肖凌，但传统观念使他接受不了肖凌曾有过一个女儿的现实，他劝肖凌将女儿送人，肖凌这才认清杨讯的真面目。杨讯终于离开肖凌，回到北京。一场爱情悲剧把肖凌又推向了孤独、冷漠与绝望的深渊。
白华这个人物的塑造是对肖凌个性特征的一种补充。白华是一个流浪汉，以他为中心形成了一个黑社会世界。白华冷酷和疯狂，他的行为既具有破坏性的一面，又有行侠仗义的一面。他可以仅仅为了占有一个叫小四的流里流气的姑娘而砍人；他又可以把小四撵出门，将匕首不露声色地插进自己的手心，为的是向肖凌表达爱慕之心和耿耿忠心，以赢得肖凌的垂青。他良心未泯、爱心犹存。例如，他在火车站候车室里对被后母遗弃的已经生病了的小女孩的救助，对因生活无着出卖自己肉体的小兰子的慷慨帮助，都说明在白华冷酷的外表下依然有一副善良的心肠。对这样一个形象，作者是抱着认同和欣赏的心态进行刻画的。
孤独、焦虑、冷漠、苦闷、痛苦、绝望，并不是小说中个别人物的性格因素，而是贯穿整个作品的主调。仔细倾听这种主调，里面又有一种对人的生存寄予无限希望的不易觉察的旋律。《波动》是以个体生命的精神存在境况为根本视角的，它站在人性和人道主义的立场对“**”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因此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价值取向，都对“**”文学创作规范构成了彻底的反叛。
小说不重视情节的铺展，整个章节由不同人物的自言自语构成，这样就从不同的视角，对同一事物进行解说，作者本人的思想感情不作直接投射，因此作品具有一种客观、冷峻的艺术风格。意识流的手法运用，凌乱的语言跳跃，扑朔迷离的心理感受，晦涩难懂的哲学说教，这种与“主流文学”迥异的艺术手法所营造出来的朦胧的艺术氛围，颇得青年读者的喜爱。小说的语言也偏向生僻奇崛，构成一个独特的艺术想象空间。例如：“飘着黑色杂草的河水绿得腻人，散发着一股深郁的秋天的气息。”“淡绿色的天边，几片被晚霞染红的云朵像未熄的煤炭，给大地留下了最后的温暖。”《波动》独特的艺术形式在“手抄本”小说创作乃至“**”结束后一定时期内的小说创作中，都具有一种独特前卫的价值。
礼平（1948— ），四川人。在以启蒙主义为精神特征的“手抄本”小说中，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因其哲学上的思辨蕴涵而别具艺术特色。小说写16岁的李淮平与17岁的南珊在公园里学外语不期而遇，他们就野蛮与文明的问题进行了争执和讨论。南珊认为野蛮与文明界限分明，野蛮是贬义的，文明是褒义的。而李淮平却争辩说，美丽的希腊神话正是在一场最残酷的古代战争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希腊神话是文明的故事还是野蛮的故事？恩格斯认为冶铁术的发明使人类脱离野蛮状态而进入文明时代，但铁最初却是用来制造武器的，那么铁究竟是文明的天使呢，还是战争的祸根？在他们这次不期而遇的春日美景里，南珊的清纯、坦率、大方，李淮平的健谈、强烈的个性和独立的见解，都彼此给对方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不久“**”爆发，当了红卫兵头目的李淮平决定到一个在淮海战役中投降过来的原国民党军长楚轩吾家中抄家。他在抄家和审问楚轩吾的过程中，才发现楚轩吾投诚后，与当过解放军参谋长的自己的父亲李聚兴曾有过一段老交情；尤其让李淮平感到不安的是，曾在公园与他相遇的少女南珊竟是楚轩吾的外孙女。但是，在其他红卫兵面前，红卫兵头目的“威严意识”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理念，迫使李淮平用冷酷的心肠对楚轩吾和南珊进行了粗暴的训斥，并予以抄家。
后来，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中，楚轩吾与老伴在火车里为南珊送行并谆谆嘱托，他们的话恰巧被前来送朋友的李淮平听到了。楚轩吾劝外孙女不必读太多的书，要保持一颗赤子之心。“但是如果你由于书看得太深太多而学得只会以理性的眼光来看待人类生活的一切，那你无疑已经成为一个心地冷酷的人。这种人往往会把自己的理念看得高于一切，他把自己的理念看成老百姓的上帝，人人都不过是他对世界秩序进行逻辑演算的筹码而已。”楚轩吾的这番话，显然是对着“**”运动来说的，是对“**”运动的激烈批判。而南珊的回答却显示出她在阅读中已经深受宗教的影响。正如李淮平所愧疚和感叹的，这位善良的少女在社会动乱中为避免心灵的伤害而向基督教寻找精神的寄托，为自己的生活树立稳固的信念。当楚轩吾提醒南珊在合适的时候找一个男朋友的时候，南珊吐露了曾钟情过公园里不期而遇的李淮平的内心秘密，这让李淮平非常吃惊和感动。
在南珊和李淮平的朋友“上山下乡”的同时，李淮平参军当了一名海军士兵。12年后，李淮平在回家探亲途中经过泰山，遇到了南岳长老，一位住持和尚。长老给李淮平讲述泰山的种种历史掌故、神话传说，还说了一通“科学求真、艺术求美、宗教求善”的道理，并认为“只有痛苦和幸福的因果循环，才造成了丰富的人生”，使李淮平受益匪浅。在夕阳西下、“晚霞消失的时候”，让李淮平感到意外的是，一位给来泰山观光的外国人当翻译的中年女士竟是当年的南珊。久别重逢，二人感慨良多。在交谈过程中，南珊对南岳长老的观点非常认同，可以说，南岳长老这个形象正是为了补充南珊的精神特征、突显南珊的精神信念而设计的。当李淮平鼓足勇气向南珊表达爱情的时候，南珊回避和拒绝了。她说：“幼年时父母的慈爱，童年时好奇心的满足，少年时荣誉心的树立，青年时爱情的热恋，壮年时奋斗的**，中年时成功的喜悦，老年时受到晚辈敬重的尊严，以及暮年时回顾全部人生毫无悔恨与羞愧的那种安详而满意的心情：这一切，构成了人生全部可能的幸福。”“鲜花失去了，果实比它更好，爱情凋谢了，怀念却更鼓舞人。”这时候的南珊，并没有真正走向宗教，但她显然因为“**”劫难而思考升华出了一套自己的人生观。李淮平当时的感受是：“南珊，她在我心中已经不再是一个名字和一个人，而是一种信念，一种对于我的人生正在开始发生无比巨大的影响力的崭新的信念！”
如果说《波动》写的是“**”中“精神崩溃”的一代，那么，《晚霞消失的时候》写的则是“**”中“精神探求”的一代。“**”的动乱和苦难给了南珊、李淮平这样的青年人以心灵猛醒和精神追问。正是在这一点上，《晚霞消失的时候》完成了不同于其他“手抄本”小说对“**”文学创作规范的反叛。或许他们的精神探求还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他们毕竟走出了“**”制造的思想蒙昧，开始了独立的精神思考。正是这种独立的精神思考，给《晚霞消失的时候》打上了一种与《波动》格调迥异的积极、明朗、自信、乐观的精神色彩。
靳凡，原名刘莉莉（刘青峰），“**”开始时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与《晚霞消失的时候》相类似，靳凡的《公开的情书》也写了几位在“**”的动乱和苦难中进行“精神探求”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公开的情书》写于1972年3月，后以“手抄本”的形式在一部分青年中流传。小说以四个青年（真真、老九、老嘎、老邪门）写于1970年2月至8月的43封书信的形式，形象地描写了“**”风暴中的一代青年怎样走上了不同的生活道路，表现了他们对于理想、爱情、事业和祖国命运的大胆的精神探索，揭示了他们在这种精神探索中丰富、复杂和痛苦的内心世界。
《公开的情书》语言流畅、优美，感情真挚、热烈，对理想、爱情、事业、祖国命运的思考尤其是对爱情的思考不时闪现出思想的火花。在爱情题材被严格禁绝的时代环境中，《公开的情书》对爱情的思考，对个性的张扬，对“**”时期专制政治和文化的反叛，都起到了一种启蒙的作用。
“**”时期人们精神生活的极度匮乏是《一只绣花鞋》这类通俗传奇性小说广为流传的根本原因。“主流文学”的假、大、空，远远不能满足大众的文化需求，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严重的精神饥渴状态，于是，《一只绣花鞋》一类的小说便应运而生。这类小说与“主流文学”规范的既重叠又偏离，也是迎合大众读者“期待视野”的需要。完全偏离主流观念，特别在基本的政治“是非”上不与主流观念相一致，也是大众读者无法接受的；而完全与“主流文学”相一致，当然也就无法为大众解饥消渴。在基本政治立场上与主流观念相一致，在具体的叙述中最大限度地、甚至是不顾逻辑地通俗化和传奇化，这便使大众读者既读得津津有味，又能心安理得。这类作品的构成方式和它们的广为流行，其实是那时期一种很耐人寻味的文化现实。
【思考与练习】
1.这时期“潜流文学”的基本状况如何？
2.“潜流文学”反抗主流规范的具体表现是什么？
3.手抄本通俗传奇性小说兴盛的原因是什么？
[1] 杨健：《“**”中的地下文学》，314页，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