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台湾文坛的“乡土文学”及其论争
20世纪70年代对于台湾社会而言是个多事之秋：1970年钓鱼岛事件引发“保钓运动”；1971年台湾被迫退出联合国；1972年尼克松访问大陆并签订《上海公报》；1972年大陆与日本建交；1975年蒋介石去世；1979年年初大陆与美国建交，年底“高雄事件”爆发。这一系列事件无疑对这一时期的台湾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出于对台湾在世界政治格局变动中处于孤立处境的一种反弹，也是出于对美、日国际资本长期侵入台湾而萌生的一种带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反抗，70年代的台湾文坛有一股激烈否定和清算现代主义文学、大力提倡乡土文学的思潮，这一思潮的勃兴使现代主义文学在走向成熟的同时也从“主流”转为一种深广的“背景”，而乡土文学则上升为70年代台湾文学的主流。1977年的“乡土文学论争”因国民党政治力量的介入而导致了乡土文学“主流”地位的消失，但乡土文学也如前一时期的现代主义文学一样，成为台湾文学中的一种传统和背景。
乡土文学在70年代台湾文坛的全面崛起是与1972—1973年发生的一场关于现代诗的论战分不开的，以关杰明、唐文标、高准为一方，以余光中、颜元叔为另一方的两派，就现代诗的价值、意义和风格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前者对现代诗几乎是全盘否定，而后者则维护现代诗的价值和尊严。这场论争，引发了人们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深入思考，也引起人们对乡土文学的高度重视，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被看作是1977年“乡土文学论争”的一个前奏和铺垫。
具体到文学创作，在这一时期的台湾文学中，出现了一个杰出的“乡土文学作家群”，陈映真、黄春明、杨青矗、王拓、郑清文、李乔等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中有些人虽然并不是在这一时期开始走上文学道路，但他们的成熟作品，却大多发表在这个阶段，并产生广泛影响。这些作家尽管文学理念各有侧重，美学追求也不尽相同，但在通过文学作品传递对抗专制的精神和同情弱者的人道主义情怀方面，则基本一致。同时，本土意识的萌动，也在一些作家的作品中出现，在创作手法上，也基本上是以现实主义为主。在题材上，这一时期的台湾乡土文学主要围绕着表现乡村经济的凋敝、工业资本对宁静的乡村的侵蚀、下层民众的受剥削、阶级间的矛盾、小人物的生存艰辛和人性尊严、乡民进城后的悲苦遭遇、国际资本对台湾社会造成的影响和压力以及台湾知识分子的抗争、民族意识的觉醒、黑暗政治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台湾的悲情历史等方面。艺术上则在以“写实”为主的基础上，融合了现代主义的诸多观念和表现手法，从而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表现形态。
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中强烈的社会意识、阶级意识和日趋明显的本土意识，以及在文学的艺术性和功能性之间，更注重文学改造社会、反映现实的功能（功利）性的偏向，引起了另外一些作家的不满和警觉——他们对乡土文学的批评和乡土文学作家的回应，构成了通常所说的“乡土文学论争”。在这场论争中，以叶石涛、王拓、陈映真、尉天骢等人为一方（主张“乡土文学”），彭歌、朱西宁、余光中等人为另一方（反对“乡土文学”），就“乡土文学”的性质、内容和艺术形态进行了你来我往的辩驳。前者认为文学要表现社会、现实和乡土，文学应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在艺术上主张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后者则强调文学的艺术性和对深广的人性的表现。这场“乡土文学论争”虽然是关于文学的论战，但深入地看，更是思想意识形态借助文学所进行的一场交锋。前者以文学表达对社会黑暗和不公的愤怒，表达对弱小者的同情，表达对乡土的重视；后者认为对社会黑暗和不公的愤怒以及对弱小者的同情是“普罗文学”的翻版，而对“乡土”的过分强调则可能隐含着背离中华“民族文化”的趋势——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同属乡土文学阵营，陈映真在这场论争的一开始，就对“台湾意识”（叶石涛）的提出予以了必要的警惕，明确指出如果把“台湾人意识”发展为“分离于中国的，台湾自己的‘文化的民族主义’”，便是一种“用心良苦的，分离主义的论调”。[1]陈映真自己对“台湾文学”和“台湾作家”的定义是“台湾的中国文学”和“台湾的中国文学家”。[2]
“乡土文学论争”的结束归因于国民党当局的介入，因为无论是带有阶级意识的“普罗文学”，还是含有地方意识的“台湾文学”，都为国民党当局所忌惮——而70年代台湾的“乡土文学”在某种意义上讲兼具了这两方面的因素。政治力量的作用，使这场论争在1978年1月召开的“国军文艺大会”结束之后归于平静。“乡土文学论争”的结束标志着台湾文坛“主流”形态文学的消失，此后，台湾文学再也没有形成新的“主流”，而是进入了一个各种文学观念、创作手法多元共存、互相交融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