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台灣文壇的“鄉土文學”及其論爭
20世紀70年代對於台灣社會而言是個多事之秋：1970年釣魚島事件引發“保釣運動”；1971年台灣被迫退出聯合國；1972年尼克鬆訪問大陸並簽訂《上海公報》；1972年大陸與日本建交；1975年蔣介石去世；1979年年初大陸與美國建交，年底“高雄事件”爆發。這一係列事件無疑對這一時期的台灣文學產生了重大影響。出於對台灣在世界政治格局變動中處於孤立處境的一種反彈，也是出於對美、日國際資本長期侵入台灣而萌生的一種帶有強烈民族意識的反抗，70年代的台灣文壇有一股激烈否定和清算現代主義文學、大力提倡鄉土文學的思潮，這一思潮的勃興使現代主義文學在走向成熟的同時也從“主流”轉為一種深廣的“背景”，而鄉土文學則上升為70年代台灣文學的主流。1977年的“鄉土文學論爭”因國民黨政治力量的介入而導致了鄉土文學“主流”地位的消失，但鄉土文學也如前一時期的現代主義文學一樣，成為台灣文學中的一種傳統和背景。
鄉土文學在70年代台灣文壇的全麵崛起是與1972—1973年發生的一場關於現代詩的論戰分不開的，以關傑明、唐文標、高準為一方，以餘光中、顏元叔為另一方的兩派，就現代詩的價值、意義和風格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論爭，前者對現代詩幾乎是全盤否定，而後者則維護現代詩的價值和尊嚴。這場論爭，引發了人們對現代主義文學的深入思考，也引起人們對鄉土文學的高度重視，在某種程度上它可以被看作是1977年“鄉土文學論爭”的一個前奏和鋪墊。
具體到文學創作，在這一時期的台灣文學中，出現了一個傑出的“鄉土文學作家群”，陳映真、黃春明、楊青矗、王拓、鄭清文、李喬等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們中有些人雖然並不是在這一時期開始走上文學道路，但他們的成熟作品，卻大多發表在這個階段，並產生廣泛影響。這些作家盡管文學理念各有側重，美學追求也不盡相同，但在通過文學作品傳遞對抗專製的精神和同情弱者的人道主義情懷方麵，則基本一致。同時，本土意識的萌動，也在一些作家的作品中出現，在創作手法上，也基本上是以現實主義為主。在題材上，這一時期的台灣鄉土文學主要圍繞著表現鄉村經濟的凋敝、工業資本對寧靜的鄉村的侵蝕、下層民眾的受剝削、階級間的矛盾、小人物的生存艱辛和人性尊嚴、鄉民進城後的悲苦遭遇、國際資本對台灣社會造成的影響和壓力以及台灣知識分子的抗爭、民族意識的覺醒、黑暗政治對知識分子的迫害、台灣的悲情曆史等方麵。藝術上則在以“寫實”為主的基礎上，融合了現代主義的諸多觀念和表現手法，從而極大地豐富了自己的表現形態。
70年代台灣鄉土文學中強烈的社會意識、階級意識和日趨明顯的本土意識，以及在文學的藝術性和功能性之間，更注重文學改造社會、反映現實的功能（功利）性的偏向，引起了另外一些作家的不滿和警覺——他們對鄉土文學的批評和鄉土文學作家的回應，構成了通常所說的“鄉土文學論爭”。在這場論爭中，以葉石濤、王拓、陳映真、尉天驄等人為一方（主張“鄉土文學”），彭歌、朱西寧、餘光中等人為另一方（反對“鄉土文學”），就“鄉土文學”的性質、內容和藝術形態進行了你來我往的辯駁。前者認為文學要表現社會、現實和鄉土，文學應具有強烈的社會批判性，在藝術上主張直麵人生的“現實主義”；後者則強調文學的藝術性和對深廣的人性的表現。這場“鄉土文學論爭”雖然是關於文學的論戰，但深入地看，更是思想意識形態借助文學所進行的一場交鋒。前者以文學表達對社會黑暗和不公的憤怒，表達對弱小者的同情，表達對鄉土的重視；後者認為對社會黑暗和不公的憤怒以及對弱小者的同情是“普羅文學”的翻版，而對“鄉土”的過分強調則可能隱含著背離中華“民族文化”的趨勢——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雖然同屬鄉土文學陣營，陳映真在這場論爭的一開始，就對“台灣意識”（葉石濤）的提出予以了必要的警惕，明確指出如果把“台灣人意識”發展為“分離於中國的，台灣自己的‘文化的民族主義’”，便是一種“用心良苦的，分離主義的論調”。[1]陳映真自己對“台灣文學”和“台灣作家”的定義是“台灣的中國文學”和“台灣的中國文學家”。[2]
“鄉土文學論爭”的結束歸因於國民黨當局的介入，因為無論是帶有階級意識的“普羅文學”，還是含有地方意識的“台灣文學”，都為國民黨當局所忌憚——而70年代台灣的“鄉土文學”在某種意義上講兼具了這兩方麵的因素。政治力量的作用，使這場論爭在1978年1月召開的“國軍文藝大會”結束之後歸於平靜。“鄉土文學論爭”的結束標誌著台灣文壇“主流”形態文學的消失，此後，台灣文學再也沒有形成新的“主流”，而是進入了一個各種文學觀念、創作手法多元共存、互相交融的新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