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經濟（快速增長）和政治（內地“**”結束、改革開放）因素的影響，香港文學在20世紀70年代也有了一些新的變化。一方麵，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富裕程度的提高以及消費能力的增強，香港在這一時期已成為一個“消費社會”，文化（包括文學）也成為消費產品的一部分；另一方麵，隨著內地“**”的結束，“左”與“右”意識形態緊張對峙的局麵有所緩和，不同作家群體間的文學觀念互有滲透，對不同於自己的文學形態也更具包容性。此外，台灣作家留港和新一批內地作家南來，也為香港文學注入了新的內容。因此，從總體上講，這一時期的香港文學具有這樣幾個特點：（1）對文學“消費性”的要求使得通俗文學（主要在“言情”領域）帶有“簡潔明了”“輕、薄、短、小”的特點；（2）作者隊伍的成分多樣（有台灣作家、本土作家和南來作家）和文學觀念的不同追求（有心儀現實主義的也有服膺現代主義的）使小說、詩歌創作呈現出多元化的態勢；（3）學院中的作者群所創作的“學者散文”自成一格，悄然崛起。
在武俠小說領域，金庸、梁羽生的作品依然是70年代的“主流”，70年代後期出現並在80年代產生影響的溫瑞安，此時尚未顯山露水。在言情小說領域，亦舒、林燕妮、岑凱倫、嚴沁、李碧華等作家均在此時登上文壇，雖然他們的作品結集或產生重大影響許多是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但他們的言情小說在70年代已成為香港通俗文學不可忽視的重要部分。這些女作家的言情小說以“愛”為核心，對都市化社會中的“情”進行了各具形態的展示。“亦舒是香港第一個將愛情小說定位於城市的作家。……亦舒小說探討的，就是城市人在內化了（internalize）資本主義價值觀念後，所剩無幾的‘愛的能力’。”[3]在她的《喜寶》《我的前半生》《玫瑰的故事》等作品中，我們看到的是都市中的現代女性對“愛”和“情”的堅守和追求。林燕妮的許多小說都是寫大都市中富家女子的煩惱，金錢的富足代替不了精神和情感的充實，而陰陽兩界的穿梭、人鬼之間的愛戀以及在極端的行為乃至死亡中獲得愛情的實現和永恒，則是林燕妮言情小說的另一特色。岑凱倫小說的獨特之處，在於新的“愛情觀念”的張揚——愛情在人生中的位置、貞操觀念、門第觀念、對愛本身的理解等，在岑凱倫的小說中都有了全新的闡釋：愛情既不是人生中的唯一，同時又是一個可以戰勝舊的貞操、門第觀念的、自足的世界。嚴沁的小說注重表現普通人的日常愛情生活，在平凡的生活中編織出不平凡的愛情故事是嚴沁的追求。李碧華的小說則常常借助悠遠的曆史來表現淒婉的愛情故事，古今交織、典籍與當下互文，是李碧華言情小說的一大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