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经济（快速增长）和政治（内地“**”结束、改革开放）因素的影响，香港文学在20世纪70年代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富裕程度的提高以及消费能力的增强，香港在这一时期已成为一个“消费社会”，文化（包括文学）也成为消费产品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随着内地“**”的结束，“左”与“右”意识形态紧张对峙的局面有所缓和，不同作家群体间的文学观念互有渗透，对不同于自己的文学形态也更具包容性。此外，台湾作家留港和新一批内地作家南来，也为香港文学注入了新的内容。因此，从总体上讲，这一时期的香港文学具有这样几个特点：（1）对文学“消费性”的要求使得通俗文学（主要在“言情”领域）带有“简洁明了”“轻、薄、短、小”的特点；（2）作者队伍的成分多样（有台湾作家、本土作家和南来作家）和文学观念的不同追求（有心仪现实主义的也有服膺现代主义的）使小说、诗歌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3）学院中的作者群所创作的“学者散文”自成一格，悄然崛起。
在武侠小说领域，金庸、梁羽生的作品依然是70年代的“主流”，70年代后期出现并在80年代产生影响的温瑞安，此时尚未显山露水。在言情小说领域，亦舒、林燕妮、岑凯伦、严沁、李碧华等作家均在此时登上文坛，虽然他们的作品结集或产生重大影响许多是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但他们的言情小说在70年代已成为香港通俗文学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这些女作家的言情小说以“爱”为核心，对都市化社会中的“情”进行了各具形态的展示。“亦舒是香港第一个将爱情小说定位于城市的作家。……亦舒小说探讨的，就是城市人在内化了（internalize）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后，所剩无几的‘爱的能力’。”[3]在她的《喜宝》《我的前半生》《玫瑰的故事》等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都市中的现代女性对“爱”和“情”的坚守和追求。林燕妮的许多小说都是写大都市中富家女子的烦恼，金钱的富足代替不了精神和情感的充实，而阴阳两界的穿梭、人鬼之间的爱恋以及在极端的行为乃至死亡中获得爱情的实现和永恒，则是林燕妮言情小说的另一特色。岑凯伦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新的“爱情观念”的张扬——爱情在人生中的位置、贞操观念、门第观念、对爱本身的理解等，在岑凯伦的小说中都有了全新的阐释：爱情既不是人生中的唯一，同时又是一个可以战胜旧的贞操、门第观念的、自足的世界。严沁的小说注重表现普通人的日常爱情生活，在平凡的生活中编织出不平凡的爱情故事是严沁的追求。李碧华的小说则常常借助悠远的历史来表现凄婉的爱情故事，古今交织、典籍与当下互文，是李碧华言情小说的一大特点。
诗歌创作是70年代香港文学的重要组成，本地诗人中的羁魂、西西、黄国彬、古苍梧、也斯；南来诗人中的黄河浪、王心果、秦岭雪；客居香港的台湾诗人余光中，是70年代香港诗人群中的佼佼者。在他们的创作中，本地诗人和台湾诗人的诗作较多地闪现着现代主义色彩，如羁魂的《蓝色兽》、黄国彬的《攀月桂的孩子》、西西的《石磬》、古苍梧的《铜莲》、也斯的《游诗》、余光中的《与永恒拔河》等，这些作品注重艺术追求，或拓展香港现代诗的疆域，或致力于“中国现代诗”的完成。而内地南来诗人，其作品则大多以现实主义见长，像黄河浪的《海外浪花》、王心果的《风物集》、秦岭雪的《铜钹与丝竹》等，状写海外见闻，抒发海外感受，以及对生活过的故土的怀念，是这些诗作的主要内容，在艺术上，简洁明了的结构、灵动清雅的意象、朴素平实的语言，是它们的共同特点。
在小说领域，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家有西西、也斯、施叔青、陶然、东瑞等，与诗歌领域本地作家和客居香港的台湾作家较多现代主义色彩而南来作家多具现实主义特征相类似，在西西、也斯、施叔青等人的小说作品中，不难发现现代主义文学的遗踪：《我城》（西西）中现实与幻想的交织，《神话午餐》（也斯）中亦真亦幻的世界；《常满姨的一天》《琉璃瓦》（施叔青）中潜意识的挖掘和女性生存困境的揭示，无不带有现代主义的“气质”，而在陶然、东瑞等作家的作品中，对现实世界的描摹则成为《追寻》《强者的力量》（陶然）、《天堂与梦》（东瑞）等作品的共同风貌。
在70年代香港文学的散文领域，活跃着一大批以学者身份进行散文创作的作家，较著名的有宋淇、金耀基、高克毅、余光中、董桥、陈之藩、逯耀东、思果、梁锡华、黄维梁、潘铭燊、小思、也斯等。由于这些作家都有广博而精深的中西文化学养，因此他们的散文，能以深厚的文化积淀为根基，熔情趣、智慧和学问于一炉，将西方文学中的“美文”传统与中国文学中的“散文”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创作出“令读者心旷神怡，既羡且敬”的散文[4]。这一类散文作品，思想深湛、学识渊博、机智幽默、文笔雅致。代表作有董桥的《另外一种心情》、余光中的《听听那冷雨》《青青边愁》、逯耀东的《异乡人手记》、思果的《看花集》《林居笔话》等。学者散文在70年代的兴起（80年代达到**），使香港散文成为那一时期中国当代文学中最有实绩的领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