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經濟（快速增長）和政治（內地“**”結束、改革開放）因素的影響，香港文學在20世紀70年代也有了一些新的變化。一方麵，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富裕程度的提高以及消費能力的增強，香港在這一時期已成為一個“消費社會”，文化（包括文學）也成為消費產品的一部分；另一方麵，隨著內地“**”的結束，“左”與“右”意識形態緊張對峙的局麵有所緩和，不同作家群體間的文學觀念互有滲透，對不同於自己的文學形態也更具包容性。此外，台灣作家留港和新一批內地作家南來，也為香港文學注入了新的內容。因此，從總體上講，這一時期的香港文學具有這樣幾個特點：（1）對文學“消費性”的要求使得通俗文學（主要在“言情”領域）帶有“簡潔明了”“輕、薄、短、小”的特點；（2）作者隊伍的成分多樣（有台灣作家、本土作家和南來作家）和文學觀念的不同追求（有心儀現實主義的也有服膺現代主義的）使小說、詩歌創作呈現出多元化的態勢；（3）學院中的作者群所創作的“學者散文”自成一格，悄然崛起。
在武俠小說領域，金庸、梁羽生的作品依然是70年代的“主流”，70年代後期出現並在80年代產生影響的溫瑞安，此時尚未顯山露水。在言情小說領域，亦舒、林燕妮、岑凱倫、嚴沁、李碧華等作家均在此時登上文壇，雖然他們的作品結集或產生重大影響許多是在80年代甚至90年代，但他們的言情小說在70年代已成為香港通俗文學不可忽視的重要部分。這些女作家的言情小說以“愛”為核心，對都市化社會中的“情”進行了各具形態的展示。“亦舒是香港第一個將愛情小說定位於城市的作家。……亦舒小說探討的，就是城市人在內化了（internalize）資本主義價值觀念後，所剩無幾的‘愛的能力’。”[3]在她的《喜寶》《我的前半生》《玫瑰的故事》等作品中，我們看到的是都市中的現代女性對“愛”和“情”的堅守和追求。林燕妮的許多小說都是寫大都市中富家女子的煩惱，金錢的富足代替不了精神和情感的充實，而陰陽兩界的穿梭、人鬼之間的愛戀以及在極端的行為乃至死亡中獲得愛情的實現和永恒，則是林燕妮言情小說的另一特色。岑凱倫小說的獨特之處，在於新的“愛情觀念”的張揚——愛情在人生中的位置、貞操觀念、門第觀念、對愛本身的理解等，在岑凱倫的小說中都有了全新的闡釋：愛情既不是人生中的唯一，同時又是一個可以戰勝舊的貞操、門第觀念的、自足的世界。嚴沁的小說注重表現普通人的日常愛情生活，在平凡的生活中編織出不平凡的愛情故事是嚴沁的追求。李碧華的小說則常常借助悠遠的曆史來表現淒婉的愛情故事，古今交織、典籍與當下互文，是李碧華言情小說的一大特點。
詩歌創作是70年代香港文學的重要組成，本地詩人中的羈魂、西西、黃國彬、古蒼梧、也斯；南來詩人中的黃河浪、王心果、秦嶺雪；客居香港的台灣詩人餘光中，是70年代香港詩人群中的佼佼者。在他們的創作中，本地詩人和台灣詩人的詩作較多地閃現著現代主義色彩，如羈魂的《藍色獸》、黃國彬的《攀月桂的孩子》、西西的《石磬》、古蒼梧的《銅蓮》、也斯的《遊詩》、餘光中的《與永恒拔河》等，這些作品注重藝術追求，或拓展香港現代詩的疆域，或致力於“中國現代詩”的完成。而內地南來詩人，其作品則大多以現實主義見長，像黃河浪的《海外浪花》、王心果的《風物集》、秦嶺雪的《銅鈸與絲竹》等，狀寫海外見聞，抒發海外感受，以及對生活過的故土的懷念，是這些詩作的主要內容，在藝術上，簡潔明了的結構、靈動清雅的意象、樸素平實的語言，是它們的共同特點。
在小說領域，這一時期的重要作家有西西、也斯、施叔青、陶然、東瑞等，與詩歌領域本地作家和客居香港的台灣作家較多現代主義色彩而南來作家多具現實主義特征相類似，在西西、也斯、施叔青等人的小說作品中，不難發現現代主義文學的遺蹤：《我城》（西西）中現實與幻想的交織，《神話午餐》（也斯）中亦真亦幻的世界；《常滿姨的一天》《琉璃瓦》（施叔青）中潛意識的挖掘和女性生存困境的揭示，無不帶有現代主義的“氣質”，而在陶然、東瑞等作家的作品中，對現實世界的描摹則成為《追尋》《強者的力量》（陶然）、《天堂與夢》（東瑞）等作品的共同風貌。
在70年代香港文學的散文領域，活躍著一大批以學者身份進行散文創作的作家，較著名的有宋淇、金耀基、高克毅、餘光中、董橋、陳之藩、逯耀東、思果、梁錫華、黃維梁、潘銘燊、小思、也斯等。由於這些作家都有廣博而精深的中西文化學養，因此他們的散文，能以深厚的文化積澱為根基，熔情趣、智慧和學問於一爐，將西方文學中的“美文”傳統與中國文學中的“散文”傳統有機地結合起來，創作出“令讀者心曠神怡，既羨且敬”的散文[4]。這一類散文作品，思想深湛、學識淵博、機智幽默、文筆雅致。代表作有董橋的《另外一種心情》、餘光中的《聽聽那冷雨》《青青邊愁》、逯耀東的《異鄉人手記》、思果的《看花集》《林居筆話》等。學者散文在70年代的興起（80年代達到**），使香港散文成為那一時期中國當代文學中最有實績的領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