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台湾、香港的小说创作，代表作家有陈映真、黄春明、陈若曦、施叔青、西西、琼瑶等。
陈映真（1937—2016），原名陈永善，出生于台湾。1959年开始发表作品，1968—1975年曾以“意图颠覆、叛乱”的罪名被台湾当局逮捕监禁。主要作品有《将军族》《第一件差事》《夜行货车》《赵南栋》等。作为台湾杰出的乡土文学作家，陈映真的小说是他关怀人生、同情弱者、反抗专制、思考社会的重要手段，对普通民众深厚博大的爱使他具有了人道主义的情怀，对黑暗专制不屈不挠的反抗体现了他自觉的批判意识，对祖国统一的坚定信念和对异族殖民台湾（日本的政治殖民、欧美的文化殖民和美日的经济殖民）的理性反省则是他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的反映。从总体上看，人道主义情怀、批判意识和民族主义精神，构成了陈映真小说世界的核心，也是他小说创作的基本主题。在《将军族》《面摊》等作品中，陈映真在描写普通民众间互爱互助的同时，也投注进他自己深厚的感情。《唐倩的喜剧》对游走于西方各种时髦学说中的唐倩进行了嘲讽。《华盛顿大楼》系列则对美、日国际资本涌入台湾，对台湾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对新的民族意识的觉醒也寄予了厚望。《铃铛花》《山路》《赵南栋》是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正面涉及，小说揭示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对人们造成的精神伤害，以及这种伤害的波及深远。
虽然陈映真在早期创作中也曾受到过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但“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的理念不久就成为陈映真的文学原则和文学追求。注重文学对社会的反映以及文学的社会功能，使陈映真的小说带有凝重的社会内涵和沉甸甸的社会责任感，这体现在他小说的主题、人物乃至语言等诸多方面。在陈映真的小说中，不仅可以感受到他思想的深刻、文学的才能，更能感受到他坚守信念的人格魅力。
黄春明（1939— ），台湾宜兰人，主要作品有《青番公的故事》《锣》《莎哟娜拉·再见》等。黄春明被认为是台湾“标准的乡土作家”“小人物代言人”，他的小说，集中体现为表现小人物的尊严、展示乡村在工业化社会的侵蚀面前无奈败退的悲剧命运，以及美、日政治、经济强势对台湾民众所造成的现实和精神的双重伤害。在《儿子的大玩偶》《看海的日子》《锣》等作品中，黄春明在小人物的身上，倾注了他深切的同情和对他们人性的肯定。在《青番公的故事》《溺死一只老猫》《两个油漆匠》等作品中，黄春明对乡村的“优美”（自然的和人性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工业社会的挤迫而渐行渐远表现出深深的惆怅，对捍卫“优美”的悲壮和悲剧性结局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对散失土地而流入城市的农人的经济窘迫和精神悲苦予以了深刻的揭示。对于美、日政治、经济的强势侵入，黄春明敏锐地捕捉到了它对台湾社会的隐性压迫和心灵戕害，《苹果的滋味》《我爱玛莉》《小寡妇》等作品就是对弥漫于台湾社会的崇洋媚外心态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莎哟娜拉·再见》中的“我”和日本人的“再见”则体现了正直的台湾知识分子对这种社会沉迷的清醒和反抗。
同陈映真一样，在创作的初期，黄春明也曾对现代主义文学表现过相当的兴趣，但“以真挚的人生态度”“关心人、关心社会”最终成为黄春明奉行的文学原则。与这一原则相对应，现实主义就成为黄春明的主要创作手法，而对台湾乡村、社会、历史的深入观察、多方体验和冷静思考，也使黄春明的小说呈现出台湾风情、多样题材和“含泪的笑”三者融合的色彩。
陈若曦（1938— ），原名陈秀美，出生于台北。1965年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初期回到大陆，在南京华东水利学院任教，1973年去香港，此后长期旅居加拿大、美国。主要作品有《尹县长》《城里城外》《二胡》等。六七十年代曾在大陆生活，目睹了“**”，这一特殊经历使她在70年代初离开大陆后成为最早创作“**”题材的中国作家，《尹县长》以热爱共产党却被红卫兵杀害的尹县长的人生遭际，对“**”的荒谬予以了辛辣的嘲讽；《耿尔在北京》则通过因爱国而回国的留学生耿尔两次恋爱的悲剧，反映了政治对人性的扼杀。除了创作“**”题材小说之外，反映海外留学生的生存处境和命运是陈若曦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另一重要题材，与其他创作留学生题材小说的作家相比，将政治因素引入这类小说是陈若曦的特色，在她笔下的留学生那里，爱情和事业的选择常常与政治选择（选择大陆还是选择台湾）结合在一起，怎样的选择往往也就决定了怎样的命运，《路口》《向着太平洋彼岸》等作品就典型地体现了她的这种特色。在艺术上，陈若曦虽然是60年代《现代文学》的重要成员，在早期创作中曾经“充满幻想，追求神秘”“迷卡夫卡”“崇象征”。[10]但到了70年代，“为政治冲动而写小说”，[11]使得写实手法成为贯穿在她小说创作中的基本原则，而语言平实、形象生动、可读性强则成为70年代后陈若曦小说的基本风貌。
施叔青（1945— ）的主要作品有《约伯的末裔》《香港的故事》《香港人三部曲》（《她名叫蝴蝶》《遍山洋紫荆》《寂寞云园》）等。施叔青的早期小说探讨的是发生在“远离都市，不受文明力量的左右”的“荒原”上的“死亡—性—疯癫”，[12]“死亡、性、疯癫”三位一体的梦魇世界和神秘力量构成了施叔青早期小说的核心。到了她的《香港的故事》，外来者的独特视角使她对香港社会和人物有了不同寻常的发现，以女性的情感困境寓示香港命运，就成为施叔青《香港的故事》的总主题。这一主题的继续延伸就是对香港历史作纵深勘探的《香港人三部曲》，在这部系列长篇中，施叔青通过对青楼女子黄得云的形象塑造，将香港历史和黄得云的个人身世叠加起来，以黄得云的沦落风尘象征香港的被殖民遭际，而此前的有关“性”和“女性”的书写积累，也都在这部三部曲中得到施展和发挥。细敏的观察能力、锐利的思考能力、丰富的想象能力、繁盛的内心世界和才气纵横的语言表达能力，是深隐在作品中的施叔青给人们留下的印象。
西西（1938— ），原名张爱伦，又名张彦，小说作品主要有《我城》《像我这样一个女子》《哨鹿》等。西西在香港作家中是个有着多种文体实践经历和富于形式探索精神的作家，她的小说，题材多样，领域宽广，古今中外，兼容并包，其中尤其注重对都市形态和女性处境的揭示，在《我城》《飞毡》《浮城志异》《美丽大厦》等作品中，西西对现代都市（以香港为原型）的历史发展和复杂构成进行了艺术化的展示，现代都市的“都市病”（城市“本身的病”和城市中“人的病”）在这些作品中以一种夸张、放大、变形甚至荒诞的姿态呈现出来，令人对都市的危机和人在其中的异化产生“警觉”。在《像我这样一个女子》《哀悼**》等作品中，对于情感缺失和身体遭损女性的生存状态，西西以一种“女人的同情”予以了深入的挖掘，体现了她对现代女性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宿命”的思考。在艺术上，西西的小说既有相当写实的一面，也有她现代诗风格的色彩，奇特的想象、现实和幻觉的交融、神魔和童话的代入、平实和童稚兼具的语气，使西西的小说具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共存的特点。
琼瑶（1938— ），原名陈喆，主要作品有《窗外》《几度夕阳红》《在水一方》等40余部长篇小说。琼瑶是台湾言情小说的代表人物，其创作从60年代就已开始，在70年代达到鼎盛。琼瑶的小说，人物常常是女性读者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和男性读者心目中的白雪公主，男女主人公每每一见钟情，可是在情深意浓之时，必会出现波折：或是外来的阻力压力，或是上一代人未了的恩恩怨怨，或是男女之间的误会，或是男女中一方自觉“不配”的退缩，这种波折要经过种种机缘得以化解之后，男女主人公才能复归于好，于是情更浓、意更深，爱情更圆满。这种模式化的写作因与人们对爱情的理想化想象和潜在期待的对应而一再打动着不断涌现的青年读者。理想化的人物、跌宕起伏的情节、令人“同感”的情感、传统意象和诗词歌赋的引进，再加上清丽流畅的语言，使琼瑶的小说别成格局，成为六七十年代台湾言情小说的“主流”和“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