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20世紀80年代文學思潮
第一節 理論思潮的陣歇性波動
現有的文學史在論及20世紀80年代文化理論思潮時，常常用到“思想解放”一詞，應該說這是有相當合理性的。中國思想文化界自1978年發生重大變革起，就不斷經曆著衝破各種阻礙不斷爭取更大程度解放的路程，直到今天這還是一個未竟的事業。然而，這種概括畢竟是對思想解放之初曆史命名的延續，當進入21世紀之後再來反觀，不得不說用“思想解放”來概括整個80年代中國的文化理論思潮是有局限性的。隻有既充分重視“思想解放”這一向度，同時又不拘泥於它，才有可能對80年代的理論思潮做出更為準確的把握。
無疑，80年代的中國文化既是高度政治性的，又是多元形態的。我們大致可以1985年為界把它劃成兩個階段。1985年之前，以高度政治化的“思想解放”為主；而1985年之後，則逐漸走向泛文化性的文化熱。其大致情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新時期”文化思潮的變革，首先是從“撥亂反正”開始的。1977年開始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1978年5月11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光明日報》發表，思想解放運動得以啟動。1978年12月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廢除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路線，明確工作的重點將轉移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上來。糾正冤假錯案的活動全麵展開，不僅“**”期間發生的大量冤案和“四五天安門事件”得到了糾正和平反，而且50年代的“胡風反革命集團”等案件，都先後得到了平反，1957年罹難的大批“右派”分子也基本得到了解放，曾被視為“毒草”的“右派”作品，也被視為“鮮花”同其他大批中外文學作品一樣得以重新出版。[1]1978年5月，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擴大會議在京召開，中斷活動達十年之久的全國文聯及其所屬各協會重新恢複工作。文學期刊紛紛複刊和創刊，為思想解放和繁榮文學創作提供了陣地。[2]周揚的《關於社會主義新時期的文學藝術問題》，在肯定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同時，也強調了以“雙百”方針指導文藝工作的重要性，並提出“所謂‘雙百’方針，實際就是兩個‘自由’，即藝術上不同形式和風格的自由和科學上不同學派的自由討論”。[3]1979年10月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召開，“文藝民主”的欲求成為大會的主旋律。鄧小平在會議上所作的祝辭明確指出：“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不是發號施令，不是要求文學藝術從屬於臨時的、具體的、直接的政治任務，而是根據文學藝術的特征和發展規律，幫助文藝工作者獲得條件來不斷繁榮文學藝術事業”。[4]隨後中共中央進一步確定了“為人民服務”和“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二為方針”。1981年8月，胡喬木在中宣部思想戰線問題座談會上所作的報告《當前思想戰線的若幹問題》也指出，《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關於文藝從屬於政治的提法，關於把文藝政治標準作為衡量文藝作品第一標準的提法，關於把具有社會性的人性完全歸結為人的階級性”等提法，“是不確切的，並且對於建國以來的文藝的發展產生了不利的影響”。[5]
習慣上我們將上述這一切稱之為“思想解放”和“撥亂反正”。但這並非是來自體製的單方麵行為，它更是與自發或半自發性的社會欲求直接相關的，而這些欲求，直接、集中地表現於文學創作和相關問題的討論中。1977年11月發表的《班主任》，就先於“思想解放”的浪潮，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的文化專製對青少年的精神戕害。1978年8月發表的《傷痕》正式揭開了“傷痕文學”的序幕。隨之而來出現了一大批抨擊“**”、揭露林彪、“四人幫”罪行，甚至觸及五六十年代災難的作品。如《鋪花的歧路》《天雲山傳奇》《大牆下的紅玉蘭》《女賊》《犯人李銅鍾的故事》《小草在歌唱》等。還有的作品把暴露的鋒芒引向當下的現實，如熊召政的《請舉起森林一般的手，製止！》，葉文福的《將軍，不能這樣做》等。當然文學不可能隻是對災難和痛苦的訴說，它自然要思考這一切究竟是由什麽原因造成的。《西望茅草地》《苦果》《剪輯錯了的故事》《李順大造屋》等就是這種既暴露“傷痕”，又力圖反思的成果。
種種暴露與反思不可能不引起爭議、遭到質疑甚至詆毀。1979年6月，李劍在《河北文藝》上發表了《“歌德”與“缺德”》。此文認為文藝界出現了“形形色色的邪風濁氣”，一些人睜眼不見社會主義中國的一片光明，不反映“河水渙渙，蓮荷盈盈，綠水新池，豔陽高照”；卻要“缺德”地去大寫特寫什麽陰暗麵。李劍的觀點引起了全國範圍強烈的反應和抨擊，被視為極“左”思想的表現。[6]諸如此類的爭論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是相當普遍的。
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討論，是80年代前期我國思想界的重大事件。這場曆時幾年的討論基本上可以歸結為關於“人的問題”的思考。因為至少從“延安整風”以來，曆次關於人的問題的討論所采用的概念都是混亂的，“人性”“人道主義”後來還包括“異化”等概念，都是糾纏在一起使用的。雖說由於它們共同關涉到“人”，難免交叉，但嚴格地說，這三個概念是分屬於不同的哲學範疇。“人性”關係的是人的屬性問題，是指與一般動物相區別的人所以為人的一般特性；而“人道主義”則主要是指西方近代以來的一種強調人的自由、平等，以人為中心的泛思想體係；“異化”則探討的是人如何被扭曲性地異質化為異己的、非自我的存在。在中國當代文化中，這幾個概念之所以被人攪在一起，除了與它們自身的理論交叉性和我們傳統的含混性思維有關外，最直接、最基本的原因在於，階級性被強製性地、不容置疑地定為人的本質屬性。在這樣的定位中，“人性”所關涉的就不再是“人”的一般屬性的問題，而是不同階級屬性的集體人之間的對抗性的關係問題。而階級鬥爭實際上又被理解為，代表不同階級利益政黨之間所展開的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在這樣的前提下所展開的一切有關“人的問題”的爭論，不可避免地隻能是含混的。
在80年代前半期，文化界和文藝界的動態實質上都是政治動態的直接表現。此後的文化狀況雖然仍與政治有著相當的聯係，但卻在更大程度上表現為泛文化性熱潮。在80年代，重大的文藝論爭頻頻發生。其中最早出現且勢頭最盛、持續達兩年多之久的文藝學問題討論，可能要算“方法論”熱了。1985年3月，在廈門召開了第一次全國文學評論方法討論會。會議從對國外文學批評與社會科學理論思潮動向的介紹、批評方法的開拓與心理思維空間開拓的聯係、對國內沉悶單一的批評現狀的批評、創作文本多樣化的實際需要等方麵展開了討論，肯定了多方位拓展文學批評方法的必要性。關於怎樣更新文學批評方法爭論較大。廈門會議後，同年又在揚州、武漢等地召開了一係列全國性的相同議題的討論會。同時《中國社會科學》《文學評論》《讀書》《上海文學》《文藝研究》《光明日報》《文藝爭鳴》《文藝報》《紅旗》《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等重要報刊和其他地方性期刊，都陸續登載了大量有關方法論問題討論的文章。與理論討論熱同時並進的是多樣性文學批評方法的具體實踐。比如原型批評、精神分析批評、文化—心理批評、形式分析、文體批評、接受美學批評、闡釋學批評等。
方法論熱方興未艾，“文學主體性”討論又興波瀾。從廣義的“人的問題”來看，文學主體性的討論應該屬於此範疇。關於人性論、人道主義、異化論的討論，由於外力的幹涉，突然在1984年中斷，而到1986年前後，關於人的問題的討論烽煙再起。1986年三聯書店出版了王若水的《為人道主義辯護》，《新華文摘》1986年第8期轉載了劉再複的《新時期文學的主潮》，該文設專節討論“文學的人道主義本質的恢複和深化”，《理論信息報》登載了楊鬆的《關於人道主義的反思》等。當然，如果人學問題僅局限於原先觀點的重複，是不可能在文化熱潮中引起人們如此關注的，必須有新的理論增長點的刺激。在1984年前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劉再複將李澤厚的主體論哲學與文學批評相嫁接，開始建構他的“文學主體論”體係，並發表了長篇論文《論文學的主體性》，係統地闡釋了文學主體性觀念，立即引起廣泛的關注，尤其是陳湧等人的批評文章，更激起了全國性的對“文學主體性”問題的批評、反批評及其商榷。[7]應該說，“文學主體性”的思考，進一步推進了文藝思想的解放，將文學藝術問題的思考向更本位、更學理、更思辨的縱深方向推進。但劉再複的理論體係確實也存在缺陷。反對者則往往堅持政治經濟是文藝的基礎、文藝是政治經濟的反映，重新把文藝拉回從屬於政治的老路上；甚至使出意欲置對手於死地的極“左”手段，將“文學主體性”歸為“形形色色借口文藝的特殊性來排斥文藝的社會意識形態屬性的觀點”，視為“直接關係到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關係到社會主義文藝的命運的問題”。[8]不過今天看來，盡管雙方好像水火不相容，但它們都嚴重局限於“二元對立”和“決定論”的思維模式。這場討論一直延續到80年代末期才基本結束。[9]
1985年文化熱中另一個與文學相關的理論性話題是關於“重寫文學史”的討論。“重寫文學史”討論之緣起，應前溯到朱光潛的《關於沈從文同誌的文學成就曆史將會重新評價（代序）》。該文作者說，據他所“接觸到的世界文學情報，目前在全世界得到公認的中國新文學家，也隻有從文和老舍”。[10]雖說朱文言辭並不激烈，但實際隱含了推倒既定文學史構架，對現代文學重新評價的意思。1983年第8期的《文藝報》發表了唐弢《既要開放，又要堅持原則》，此文雖說有不指名地批評朱文的意味，告誡人們不要跟著外國人跑，但它實際上卻等於給美籍華人學者夏誌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做了宣傳。[11]《文學評論》1985年第3期刊發了支克堅《從新的思想高度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一文，可以說，此篇文章把相關問題引到了文化交鋒的中心地帶，產生了較大的影響。評論界對重新評說現代文學的興趣增濃，現代文學史研究領域也不斷開拓。1985年第5期的《文學評論》刊發了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三人聯合撰文的《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直接突破了現代文學三十年的狹隘格局，表達了把近代—現代—當代文學史打通的意向。1986年《走向未來》創刊號刊載了李澤厚《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甚至整個中國現代史的重寫，提供了範式性的理論框架。其實到此時，重寫現代文學史問題的基本框架已經奠定，而到1988年《上海文論》正式開始“重寫文學史”的實踐，隻不過是把已經運行了好幾年的曆史活動明朗化而已。
如果宏觀掃描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中國文化，可以發現它呈現出一種陣歇式波動的特點，即整個文化的發展不是相對持續地向前推進，而是一個浪潮掀起落下，停一段時間又一個浪潮再掀起又落下。整體來看，新時期頭十年的文化發展大致經過了這樣幾個波潮跌宕：第一潮興起於1978—1980年左右；第二潮大致在1982—1983年10月前；第三個巨潮從1985年掀起，大約延續到1986年年底，然後又是一個一年左右的平潮期；第四個浪潮大約波動於1988年到1989年上半年。也許籠統地說，任何民族的文化發展都不可能總保持一種**狀態，總是會有波瀾起伏的。但新時期頭十年的文化陣歇式波動，並非是相對自然的文化演變之起伏，仔細觀察一下就會發現，每次文化波潮的興起，大致都有某種驟起驟落的性質，而且這種驟起驟落，直接與政治領域的控製與放鬆有直接關係。政治幹預加強時，文化潮就大致處於低穀期。反之，政治幹預較鬆弛時，則是文化**期。由此就形成了一種嵌套式波動結構。在這種結構中，本來包括各種不同構成成分的文化波潮，總是帶有著對傳統製度模式的衝擊批判的共同性，文化批判達到高峰時，又總有演變為政治製度批判的勢頭，甚至會發展為政治運動。而作為體製的那一方，也總要對逐漸走向激烈的文化熱潮加以力度不等的控製或調節。所以在80年代，時常還會出現一些作品遭到批判、一些作家不得不做出真心或違心的自我批評的事情。[12]但是，在這種此起彼伏的文化波動中，中國當代文化沒有退回到“**”時期，而是在一波三折地艱難挺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