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20世纪80年代文学思潮
第一节 理论思潮的阵歇性波动
现有的文学史在论及20世纪80年代文化理论思潮时，常常用到“思想解放”一词，应该说这是有相当合理性的。中国思想文化界自1978年发生重大变革起，就不断经历着冲破各种阻碍不断争取更大程度解放的路程，直到今天这还是一个未竟的事业。然而，这种概括毕竟是对思想解放之初历史命名的延续，当进入21世纪之后再来反观，不得不说用“思想解放”来概括整个80年代中国的文化理论思潮是有局限性的。只有既充分重视“思想解放”这一向度，同时又不拘泥于它，才有可能对80年代的理论思潮做出更为准确的把握。
无疑，80年代的中国文化既是高度政治性的，又是多元形态的。我们大致可以1985年为界把它划成两个阶段。1985年之前，以高度政治化的“思想解放”为主；而1985年之后，则逐渐走向泛文化性的文化热。其大致情况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新时期”文化思潮的变革，首先是从“拨乱反正”开始的。1977年开始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1978年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发表，思想解放运动得以启动。1978年12月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废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明确工作的重点将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纠正冤假错案的活动全面展开，不仅“**”期间发生的大量冤案和“四五天安门事件”得到了纠正和平反，而且50年代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等案件，都先后得到了平反，1957年罹难的大批“右派”分子也基本得到了解放，曾被视为“毒草”的“右派”作品，也被视为“鲜花”同其他大批中外文学作品一样得以重新出版。[1]1978年5月，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在京召开，中断活动达十年之久的全国文联及其所属各协会重新恢复工作。文学期刊纷纷复刊和创刊，为思想解放和繁荣文学创作提供了阵地。[2]周扬的《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在肯定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同时，也强调了以“双百”方针指导文艺工作的重要性，并提出“所谓‘双百’方针，实际就是两个‘自由’，即艺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和科学上不同学派的自由讨论”。[3]1979年10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文艺民主”的欲求成为大会的主旋律。邓小平在会议上所作的祝辞明确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4]随后中共中央进一步确定了“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针”。1981年8月，胡乔木在中宣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所作的报告《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也指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关于把文艺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第一标准的提法，关于把具有社会性的人性完全归结为人的阶级性”等提法，“是不确切的，并且对于建国以来的文艺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5]
习惯上我们将上述这一切称之为“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但这并非是来自体制的单方面行为，它更是与自发或半自发性的社会欲求直接相关的，而这些欲求，直接、集中地表现于文学创作和相关问题的讨论中。1977年11月发表的《班主任》，就先于“思想解放”的浪潮，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的文化专制对青少年的精神戕害。1978年8月发表的《伤痕》正式揭开了“伤痕文学”的序幕。随之而来出现了一大批抨击“**”、揭露林彪、“四人帮”罪行，甚至触及五六十年代灾难的作品。如《铺花的歧路》《天云山传奇》《大墙下的红玉兰》《女贼》《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小草在歌唱》等。还有的作品把暴露的锋芒引向当下的现实，如熊召政的《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叶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等。当然文学不可能只是对灾难和痛苦的诉说，它自然要思考这一切究竟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西望茅草地》《苦果》《剪辑错了的故事》《李顺大造屋》等就是这种既暴露“伤痕”，又力图反思的成果。
种种暴露与反思不可能不引起争议、遭到质疑甚至诋毁。1979年6月，李剑在《河北文艺》上发表了《“歌德”与“缺德”》。此文认为文艺界出现了“形形色色的邪风浊气”，一些人睁眼不见社会主义中国的一片光明，不反映“河水涣涣，莲荷盈盈，绿水新池，艳阳高照”；却要“缺德”地去大写特写什么阴暗面。李剑的观点引起了全国范围强烈的反应和抨击，被视为极“左”思想的表现。[6]诸如此类的争论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是相当普遍的。
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是80年代前期我国思想界的重大事件。这场历时几年的讨论基本上可以归结为关于“人的问题”的思考。因为至少从“延安整风”以来，历次关于人的问题的讨论所采用的概念都是混乱的，“人性”“人道主义”后来还包括“异化”等概念，都是纠缠在一起使用的。虽说由于它们共同关涉到“人”，难免交叉，但严格地说，这三个概念是分属于不同的哲学范畴。“人性”关系的是人的属性问题，是指与一般动物相区别的人所以为人的一般特性；而“人道主义”则主要是指西方近代以来的一种强调人的自由、平等，以人为中心的泛思想体系；“异化”则探讨的是人如何被扭曲性地异质化为异己的、非自我的存在。在中国当代文化中，这几个概念之所以被人搅在一起，除了与它们自身的理论交叉性和我们传统的含混性思维有关外，最直接、最基本的原因在于，阶级性被强制性地、不容置疑地定为人的本质属性。在这样的定位中，“人性”所关涉的就不再是“人”的一般属性的问题，而是不同阶级属性的集体人之间的对抗性的关系问题。而阶级斗争实际上又被理解为，代表不同阶级利益政党之间所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在这样的前提下所展开的一切有关“人的问题”的争论，不可避免地只能是含混的。
在80年代前半期，文化界和文艺界的动态实质上都是政治动态的直接表现。此后的文化状况虽然仍与政治有着相当的联系，但却在更大程度上表现为泛文化性热潮。在80年代，重大的文艺论争频频发生。其中最早出现且势头最盛、持续达两年多之久的文艺学问题讨论，可能要算“方法论”热了。1985年3月，在厦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文学评论方法讨论会。会议从对国外文学批评与社会科学理论思潮动向的介绍、批评方法的开拓与心理思维空间开拓的联系、对国内沉闷单一的批评现状的批评、创作文本多样化的实际需要等方面展开了讨论，肯定了多方位拓展文学批评方法的必要性。关于怎样更新文学批评方法争论较大。厦门会议后，同年又在扬州、武汉等地召开了一系列全国性的相同议题的讨论会。同时《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读书》《上海文学》《文艺研究》《光明日报》《文艺争鸣》《文艺报》《红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等重要报刊和其他地方性期刊，都陆续登载了大量有关方法论问题讨论的文章。与理论讨论热同时并进的是多样性文学批评方法的具体实践。比如原型批评、精神分析批评、文化—心理批评、形式分析、文体批评、接受美学批评、阐释学批评等。
方法论热方兴未艾，“文学主体性”讨论又兴波澜。从广义的“人的问题”来看，文学主体性的讨论应该属于此范畴。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异化论的讨论，由于外力的干涉，突然在1984年中断，而到1986年前后，关于人的问题的讨论烽烟再起。1986年三联书店出版了王若水的《为人道主义辩护》，《新华文摘》1986年第8期转载了刘再复的《新时期文学的主潮》，该文设专节讨论“文学的人道主义本质的恢复和深化”，《理论信息报》登载了杨松的《关于人道主义的反思》等。当然，如果人学问题仅局限于原先观点的重复，是不可能在文化热潮中引起人们如此关注的，必须有新的理论增长点的刺激。在1984年前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刘再复将李泽厚的主体论哲学与文学批评相嫁接，开始建构他的“文学主体论”体系，并发表了长篇论文《论文学的主体性》，系统地阐释了文学主体性观念，立即引起广泛的关注，尤其是陈涌等人的批评文章，更激起了全国性的对“文学主体性”问题的批评、反批评及其商榷。[7]应该说，“文学主体性”的思考，进一步推进了文艺思想的解放，将文学艺术问题的思考向更本位、更学理、更思辨的纵深方向推进。但刘再复的理论体系确实也存在缺陷。反对者则往往坚持政治经济是文艺的基础、文艺是政治经济的反映，重新把文艺拉回从属于政治的老路上；甚至使出意欲置对手于死地的极“左”手段，将“文学主体性”归为“形形色色借口文艺的特殊性来排斥文艺的社会意识形态属性的观点”，视为“直接关系到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的命运的问题”。[8]不过今天看来，尽管双方好像水火不相容，但它们都严重局限于“二元对立”和“决定论”的思维模式。这场讨论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末期才基本结束。[9]
1985年文化热中另一个与文学相关的理论性话题是关于“重写文学史”的讨论。“重写文学史”讨论之缘起，应前溯到朱光潜的《关于沈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代序）》。该文作者说，据他所“接触到的世界文学情报，目前在全世界得到公认的中国新文学家，也只有从文和老舍”。[10]虽说朱文言辞并不激烈，但实际隐含了推倒既定文学史构架，对现代文学重新评价的意思。1983年第8期的《文艺报》发表了唐弢《既要开放，又要坚持原则》，此文虽说有不指名地批评朱文的意味，告诫人们不要跟着外国人跑，但它实际上却等于给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做了宣传。[11]《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刊发了支克坚《从新的思想高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一文，可以说，此篇文章把相关问题引到了文化交锋的中心地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评论界对重新评说现代文学的兴趣增浓，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也不断开拓。1985年第5期的《文学评论》刊发了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三人联合撰文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直接突破了现代文学三十年的狭隘格局，表达了把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史打通的意向。1986年《走向未来》创刊号刊载了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甚至整个中国现代史的重写，提供了范式性的理论框架。其实到此时，重写现代文学史问题的基本框架已经奠定，而到1988年《上海文论》正式开始“重写文学史”的实践，只不过是把已经运行了好几年的历史活动明朗化而已。
如果宏观扫描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中国文化，可以发现它呈现出一种阵歇式波动的特点，即整个文化的发展不是相对持续地向前推进，而是一个浪潮掀起落下，停一段时间又一个浪潮再掀起又落下。整体来看，新时期头十年的文化发展大致经过了这样几个波潮跌宕：第一潮兴起于1978—1980年左右；第二潮大致在1982—1983年10月前；第三个巨潮从1985年掀起，大约延续到1986年年底，然后又是一个一年左右的平潮期；第四个浪潮大约波动于1988年到1989年上半年。也许笼统地说，任何民族的文化发展都不可能总保持一种**状态，总是会有波澜起伏的。但新时期头十年的文化阵歇式波动，并非是相对自然的文化演变之起伏，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每次文化波潮的兴起，大致都有某种骤起骤落的性质，而且这种骤起骤落，直接与政治领域的控制与放松有直接关系。政治干预加强时，文化潮就大致处于低谷期。反之，政治干预较松弛时，则是文化**期。由此就形成了一种嵌套式波动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本来包括各种不同构成成分的文化波潮，总是带有着对传统制度模式的冲击批判的共同性，文化批判达到高峰时，又总有演变为政治制度批判的势头，甚至会发展为政治运动。而作为体制的那一方，也总要对逐渐走向激烈的文化热潮加以力度不等的控制或调节。所以在80年代，时常还会出现一些作品遭到批判、一些作家不得不做出真心或违心的自我批评的事情。[12]但是，在这种此起彼伏的文化波动中，中国当代文化没有退回到“**”时期，而是在一波三折地艰难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