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20世紀80年代文學思潮
第一節 理論思潮的陣歇性波動
現有的文學史在論及20世紀80年代文化理論思潮時，常常用到“思想解放”一詞，應該說這是有相當合理性的。中國思想文化界自1978年發生重大變革起，就不斷經曆著衝破各種阻礙不斷爭取更大程度解放的路程，直到今天這還是一個未竟的事業。然而，這種概括畢竟是對思想解放之初曆史命名的延續，當進入21世紀之後再來反觀，不得不說用“思想解放”來概括整個80年代中國的文化理論思潮是有局限性的。隻有既充分重視“思想解放”這一向度，同時又不拘泥於它，才有可能對80年代的理論思潮做出更為準確的把握。
無疑，80年代的中國文化既是高度政治性的，又是多元形態的。我們大致可以1985年為界把它劃成兩個階段。1985年之前，以高度政治化的“思想解放”為主；而1985年之後，則逐漸走向泛文化性的文化熱。其大致情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新時期”文化思潮的變革，首先是從“撥亂反正”開始的。1977年開始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1978年5月11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在《光明日報》發表，思想解放運動得以啟動。1978年12月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廢除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路線，明確工作的重點將轉移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上來。糾正冤假錯案的活動全麵展開，不僅“**”期間發生的大量冤案和“四五天安門事件”得到了糾正和平反，而且50年代的“胡風反革命集團”等案件，都先後得到了平反，1957年罹難的大批“右派”分子也基本得到了解放，曾被視為“毒草”的“右派”作品，也被視為“鮮花”同其他大批中外文學作品一樣得以重新出版。[1]1978年5月，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擴大會議在京召開，中斷活動達十年之久的全國文聯及其所屬各協會重新恢複工作。文學期刊紛紛複刊和創刊，為思想解放和繁榮文學創作提供了陣地。[2]周揚的《關於社會主義新時期的文學藝術問題》，在肯定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同時，也強調了以“雙百”方針指導文藝工作的重要性，並提出“所謂‘雙百’方針，實際就是兩個‘自由’，即藝術上不同形式和風格的自由和科學上不同學派的自由討論”。[3]1979年10月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召開，“文藝民主”的欲求成為大會的主旋律。鄧小平在會議上所作的祝辭明確指出：“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不是發號施令，不是要求文學藝術從屬於臨時的、具體的、直接的政治任務，而是根據文學藝術的特征和發展規律，幫助文藝工作者獲得條件來不斷繁榮文學藝術事業”。[4]隨後中共中央進一步確定了“為人民服務”和“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二為方針”。1981年8月，胡喬木在中宣部思想戰線問題座談會上所作的報告《當前思想戰線的若幹問題》也指出，《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關於文藝從屬於政治的提法，關於把文藝政治標準作為衡量文藝作品第一標準的提法，關於把具有社會性的人性完全歸結為人的階級性”等提法，“是不確切的，並且對於建國以來的文藝的發展產生了不利的影響”。[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