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的創作領域，風雲變幻、新潮迭起。無疑我們很難全麵梳理所有曾引起文壇關注的大大小小的創作熱點。把它們歸為三大類進行分析，可能更有助於對80年代文學創作總體走向的把握。它們分別是：現實主義的回歸與流變；現代主義的萌發與興盛；想象的文化尋根與失落。
現實主義作為諸多創作方法之一被介紹進中國以後，逐漸從一種普泛性的真實反映人生的創作理念，演變成為帶有極端排他性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規範，並最終經由“革命浪漫主義”陪襯，在“**”中徹底走向它的反麵。“**”結束後，文學創作上的現實主義所發生的第一種流向，是批判“**”文學的虛假理念，向“十七年文學”、向五四“為人生”的文學、向批判現實主義回歸。
向“十七年文學”的回歸，主要表現為對“十七年文學”政治上的恢複名譽以及解放以往被批判的作家和作品等方麵；而創作上現實主義的突進，從一開始就突破了“十七年文學”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束縛，定位於對現實的批判和反思，即人們常說的“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這樣的創作實踐自然會引起觀念的激烈爭論與變革。除了對文藝從屬於政治觀念的否定和“文學是人學”原則的重新確定外，另一重要文學觀念的突破，就是破除“本質論”，確立“真實性的原則”。這種突破所帶來的不隻是文學的社會批判和反思的合法性，一旦真實向生活全麵敞開，文學創作的現實主義筆觸也就自然會向多方麵延伸。對普通人的關注，就是變化了的文學對“十七年文學”的改造性繼承和拓展，也更與文學是人學的追求相一致。當然，嚴格地說，文學的“傷痕”暴露和思想反思，一開始就與普通人的悲歡離合有相當關係：如謝惠敏（《班主任》）是中學生，王曉華（《傷痕》）是一個普通的知青。但是80年代前期的文壇，還出現了一批不以“傷痕”、反思為主，而去展現普通人的“真、善、美”品格，讚美他們在逆境或困難的生活環境中，憧憬美好未來的作品，如王安憶的《雨，沙沙沙》、莫伸的《窗口》、王蒙的《溫暖》、馮驥才的《雕花煙鬥》、劉心武的《我愛每一片綠葉》、陳建功的《丹鳳眼》、張抗抗的《北極光》、諶容的《人到中年》、孔捷生的《普通女工》等。普通人生的定位自然是對“高大全”人物的背離，與社會告別階級鬥爭的激烈動**走向世俗平穩相一致；同時，他們將高尚的情操、美好的心靈，柔韌而內斂地寄寓於普通人物的身上，[13]又是對傳統的文學理想主義追求的執著和對現實中泛濫的各種不正之風和醜惡現象的反叛；然而卻也是“不約而同地把社會問題轉換成人情世故而予以情感化”的想象性解決，未嚐不是從文學對現實批判立場的後撤。[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