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的创作领域，风云变幻、新潮迭起。无疑我们很难全面梳理所有曾引起文坛关注的大大小小的创作热点。把它们归为三大类进行分析，可能更有助于对80年代文学创作总体走向的把握。它们分别是：现实主义的回归与流变；现代主义的萌发与兴盛；想象的文化寻根与失落。
现实主义作为诸多创作方法之一被介绍进中国以后，逐渐从一种普泛性的真实反映人生的创作理念，演变成为带有极端排他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规范，并最终经由“革命浪漫主义”陪衬，在“**”中彻底走向它的反面。“**”结束后，文学创作上的现实主义所发生的第一种流向，是批判“**”文学的虚假理念，向“十七年文学”、向五四“为人生”的文学、向批判现实主义回归。
向“十七年文学”的回归，主要表现为对“十七年文学”政治上的恢复名誉以及解放以往被批判的作家和作品等方面；而创作上现实主义的突进，从一开始就突破了“十七年文学”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束缚，定位于对现实的批判和反思，即人们常说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这样的创作实践自然会引起观念的激烈争论与变革。除了对文艺从属于政治观念的否定和“文学是人学”原则的重新确定外，另一重要文学观念的突破，就是破除“本质论”，确立“真实性的原则”。这种突破所带来的不只是文学的社会批判和反思的合法性，一旦真实向生活全面敞开，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笔触也就自然会向多方面延伸。对普通人的关注，就是变化了的文学对“十七年文学”的改造性继承和拓展，也更与文学是人学的追求相一致。当然，严格地说，文学的“伤痕”暴露和思想反思，一开始就与普通人的悲欢离合有相当关系：如谢惠敏（《班主任》）是中学生，王晓华（《伤痕》）是一个普通的知青。但是80年代前期的文坛，还出现了一批不以“伤痕”、反思为主，而去展现普通人的“真、善、美”品格，赞美他们在逆境或困难的生活环境中，憧憬美好未来的作品，如王安忆的《雨，沙沙沙》、莫伸的《窗口》、王蒙的《温暖》、冯骥才的《雕花烟斗》、刘心武的《我爱每一片绿叶》、陈建功的《丹凤眼》、张抗抗的《北极光》、谌容的《人到中年》、孔捷生的《普通女工》等。普通人生的定位自然是对“高大全”人物的背离，与社会告别阶级斗争的激烈动**走向世俗平稳相一致；同时，他们将高尚的情操、美好的心灵，柔韧而内敛地寄寓于普通人物的身上，[13]又是对传统的文学理想主义追求的执著和对现实中泛滥的各种不正之风和丑恶现象的反叛；然而却也是“不约而同地把社会问题转换成人情世故而予以情感化”的想象性解决，未尝不是从文学对现实批判立场的后撤。[14]
“**”刚结束时，许多作家、批评家、读者都以为，只要纠正了文学的极“左”观念，正视人、人生和社会，文学就可以告别虚假，真实地反映客观现实。然而，现实从来都不可能以“本来”的样子置放在那里，等着人去发现、观察。日益复杂化的中国现实和外来文化、文学的影响，都使得作家们不可能再局限于原有的现实主义的角度——哪怕是经过改造了的角度——去看待人生、看待社会。随着开放的窗口越来越大，尼采、叔本华的悲剧哲学进入我们的视野；谈论“他人即地狱”的萨特式的存在主义哲学更成为年轻人崇信的时尚；卡夫卡的《城堡》也以其对人之荒谬存在的怵目展示，将更多的人引领到虚无存在感的边缘；而《第二十二条军规》《麦田守望者》等后现代色彩的作品，更被80年代的人们解读为表现人之异化存在的现代主义文本。怀疑、变形、奇异、颓废、漂浮不定的目光，不可避免地折射进中国作家观察人生、表现现实的视野。于是生活不仅不再美好，而且变得越来越不可理解、不可把握；人不再是理想的执著者，甚至也不仅仅是丑恶的皮囊，更可能的是什么也不是。于是我们刚刚在80年代初邂逅了为几棵花草就疯狂的人们（张辛欣《疯狂的君子兰》），便很快就在80年代中期之后，遭遇更多的尴尬或荒谬人生：放弃道义、放弃崇高、甘愿在利益场中不懈操练的透彻者（李晓《继续操练》），无意追求、不屑成名成家的世俗理想，或宁愿端盘碗，或一入学就想着退学的无所事事的“天之骄子”（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徐星《无主题变奏》）；连婚都懒得离的人生乏味者（谌容《懒得离婚》）……
很显然，中国当代文学到了80年代中期，已与传统现实主义相隔得很远了，如果再将整个“现代主义”热和“先锋”写作纳入参照视野，那么在进入80年代中期之后，映入文学接受视野的不仅仅是现实主义的全面溃败，甚至连写实和故事讲述都已被中国作家所抛弃；文坛似乎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从政治批斗和宣教中解放出来的“叙事”，已不再是按照现实的模样去书写人生，哪怕是无意义的人生，而成了文学“先锋”们随心所欲、“自由嬉戏”的实验室。然而就在人们还未充分咀嚼“先锋”写作的青涩之果时，80年代后期，文坛又挑起了“写实”的大旗。首先是报告文学热。1987年年底《当代》《收获》《钟山》等97家刊物联合发起“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活动，历时近一年，1988年9月底结束。发表作品1000篇，应征作品题材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中如胡平、张胜友的《世界大串联》，赵瑜的《强国梦》，麦天枢的《西部在移民》等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80年代末与“现实主义”相关的另一文学热点是所谓“新写实”。小说创作方面所掀起的“新写实”热，是相对纯粹的“纯文学”范围的关注点的位移，即由实验性的“先锋”关注，向“写实”重心的转移。所以两者在创作动机、关注对象、叙事视角、写作手法等方面，都存在本质上的差异。
“新写实”的出现对于人们通过文学来观看现实、认识历史具有重要影响。在比较典型的“新写实”作品中，现实虽然不再像先锋作品那样，扑朔迷离、莫名其妙、没有头绪，恢复了现实的可辨认性，但它们也不再是与特定时代、特定思想、特定政治运动相关的历时性的现实，不管作品所标示出的具体的当下时刻如何清楚，其所表现的现实都是共时性的：代复一代挥之不去的弥漫性苦难（方方《风景》），无所逃遁的尴尬人生（刘震云《一地鸡毛》），欲望与伦理挤压中的苟且（刘恒《白涡》）……“新写实”（当然也包括“先锋”写作）所影响的现实与历史呈现的变异，包含两个不同方向的可能性：一方面是对传统意识形态的颠覆或消解，另一方面又可能是从五四批判传统中后撤。对共时性的苦难、尴尬、挣扎、挤压的展示既可能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的虚假、局限的超越，又可能让读者窒息于灰色的原生态，而看不到反抗的前途和批判的意义。相对而言在80年代，前一种意义色彩似乎更浓，而从90年代的文学结果来看，基本是后一种可能变成了现实。这虽与作家们的写作取向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政治风波”与90年代商品化和世俗化的全面席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