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现代主义探索，走过了一条耐人寻味的路程。在此过程中，来自众多方面的声音，都呼吁中国文学能在现代和传统之间，探索出一条振兴中国文学的新路来，“寻根文学”就是对这一呼吁的一次声势颇大的集体性回应。
首先是转向历史，转向“民间”文化。在文学创作上，较为直接和明显地脱离意识形态集体关注的是汪曾祺。他早在1980年就发表了《受戒》，在当时展示伤痕、政治反思的文学场景中，悄悄地辟出了一块小小的水乡之景，以清灵、舒淡而又饱含意趣的笔墨，抒写了一段世外桃源般的民间恋情。而不久之后，又推出了他的另一名篇《大淖记事》。如果说一开始，汪曾祺的“文化”韵味写作还显得形只影单的话，到了1983年时情况就不大相同了。其时邓友梅的《那五》、陆文夫的《美食家》等作品都已问世，汪曾祺小说也开始受到批评界的关注。
小说创作上场景移置的另一个表现，是“知青文学”的“正式挂牌”。现在一般论新时期“知青文学”，都是从卢新华的《伤痕》开始，但只是到了1982年左右，“知青文学”才被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正式命名。[19]而此时“知青文学”已离开“伤痕文学”的控诉，走向回归乡村之路。除去知青回归潮作品中所共有的新旧之间徘徊难决的情感外，它们最为主要的共同方向是乡村民间文化色彩的发现：像张曼菱笔下的景颇山寨风情，张承志的蒙古草原文化，史铁生幽怅的陕北信天游曲调，孔捷生的海南原始森林的荒蛮。如果再联系到后来阿城的“三王”，朱晓平的“桑树坪系列”，李锐的“厚土”系列，其文化意味就更浓郁了。与汪曾祺、陆文夫等人单个人的文化意味的追求不同，“知青文学”的回归意向，作为一种“潮”而被言说，就更多地具有了“集体行动”的意味，更能显示出新时期文学空间转移在某种程度上的整体性意味。如果不受严格的题材限制，而以作家的身份来看的话，那些知青作家的文化意味写作就更多了，如郑义的《老井》、李杭育的《最后一个鱼佬儿》等作品。
除了小说，诗歌也有着相似的转移。当“第二代”诗人占据了诗坛中心位置时，他们原有的诗歌创作冲劲已消耗得差不多了，他们迫切需要开拓新的诗歌空间。而走向文化，走向民族文化的深层空间，也成了部分“第二代”诗人的自觉选择。这突出体现在杨炼的文化“史诗”探索上。杨炼“七十年代末到1981年的《土地》《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表现的是对社会历史问题的思考，抒写了作者的社会政治情绪。此后，他专注于民族历史：传说、古迹、遗址、古老风俗……写作了《礼魂》《西藏》《逝者》《自在者说》《与死亡对称》等有着复杂哲理性结构的大型组诗。作者在这些作品中，企图表达他对于人类的生存、精神活动、人的存在与自然的存在关系的理解”[20]。杨炼当然不是文化史诗的孤独吟者，江河的《太阳和它的反光》等也具有与杨炼《诺日朗》相近的意蕴。
新时期之初的绘画同文学一样，以对伤痕的诉说为追求，然而，1980年年底全国第二届青年美展展出的罗中立的《父亲》，却直接冲击和震撼了感伤兼愤怒的伤痕题材绘画。不久，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又以对西藏高原的质朴展示，再次冲击着人们的视野。于是，一股绵延约达四年之久的“乡土自然主义”之风在美术界刮起。相较新时期绘画初期的“伤痕”感伤主义，乡土自然主义不再直接表现现实政治运动的题材，不再热衷于展示与“**”、与自身的伤痛相关的东西，不再去追求（尽管可能是不自觉的）叙事性的戏剧化表达效果；而把透视的焦点，直接聚向乡村、高原、僻壤，聚向底层人民本身。同样，电影界的一批青年电影探索者，来到远离京城的广西，去筹拍日后为他们赢得了巨大声誉的文化探索影片，如《黄土地》《一个和八个》等。
文学的“寻根热”兴起之后，曾有人批评道：“‘寻根’只能是移民文学的一部分，‘寻根’问题只能和移民文学同在”，“除此之外，先生们，难道你们不是中国人，不是彻头彻尾地生活在中国大地上吗？还到哪里去‘寻根’呢？”[21]其实这是一种将民族文化做同质性理解的看法，忽略了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以及不同民族构成要素对某一复合性民族文化的异质性影响。“寻根派”作家生长于中国不假，但“上山下乡”“**”以及新时期外来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则使得他们缺少成熟的文化根基，因此当时他们其中的一些人肯定或多或少会产生某些无所皈依的文化漂泊感。“**”的反传统教育（也包括“**”之前的教育），斩断了他们同传统文化的联系，“上山下乡”使他们接触到了非主流的民间乡村或少数民族的文化，而借鉴域外文化并不能有效地弥补“无根”的精神状态，于是受拉美文学、美国“南方文学”的启发，他们产生了为中国文学重开传统根基的想法，由此也自觉不自觉地消解或舒缓了文化失根的自我焦灼感。
除了上述几点之外，“寻根文学”热的产生，还与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情况直接相关。1983年年末开始的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到了1984年年底接近尾声，这就为当时中国文化热潮的重新兴起，提供了合适的环境条件。正是在这个时候，一批作家和评论家聚会杭州，就在那次会议上，文学“寻根”的理论思路与新一波的文学热潮开始酝酿。1985年韩少功在《作家》第4期发表了《文学的根》，掀起了寻根“文学”的第一个浪头。接着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作家》1985年第6期）、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文艺报》1985年7月6日）、郑义《跨越文化断裂带》（《文艺报》1985年7月13日）、郑万隆《我的根》（《上海文学》1985年第5期）等较重要的相关理论文章接连问世，《文艺报》《作家》《北京文学》等报刊，还专门开辟专栏进行讨论。一时间“寻根”二字被炒得沸沸扬扬。赞成者认为“文化寻根”的提出和创作实际，表现了人们不仅“在人生态度上突破了传统”的束缚，而且在“文学创作的思维形态上也带来了重大的突破”。[22]更有人把“文化寻根”与西方哲学的现象学相联系，认为它并不是要简单地返回传统，而是将制约人们的当下思维的一切传统偏见悬置起来，从而返回到事物的本身。在此前提下，进而从“寻找自我”“重新构建的审美（表现的）逻辑关系”“世俗价值观念与超越世俗的审美理想”“从知识分子的个体忧患意识到民族民间的群体生存意识”等诸多方面，去评说“文化寻根”的深刻意义。当然如果只是正面的肯定，文化寻根也不会被炒得那样热，反面的意见也并不少见。有意思的是，反面意见不仅来自一些容易被认为是思想观念落伍的“左派”人士，而且也来自可能被认为是“统一战线”的新潮文学阵营。例如，徐星就认为“寻根文学”是玩物丧志，是一种致命的庸俗造成了笼罩整个文艺界的庸俗气氛。[23]但是赞扬也罢批评也罢，一时间，不仅原来的一些文学创作被拉进“寻根”的阵营，而且一些原本似乎不具备“寻根”色彩的作家，也有意识地向寻根文学的大旗靠拢。
【思考与练习】
1.怎样理解这时期的人道主义文学思潮？
2.怎样理解这时期的“现代主义”创作潮流？
3.“寻根文学”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1] 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5月将一批当年被批判的右派作品，以《重放的鲜花》为名结集出版。
[2] 根据孟繁华《**岁月》（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提供的情况统计，1976年10月前就有7种文艺期刊复刊；1977年至1978年5月11日前共有4种文艺刊物复刊，创刊两种；而这之后到1981年止，又复刊12种，新创刊有36种。这个数字仅限于国家、省级以及一些大型文艺期刊，而且也不包括1976年前存在的、后来改变出版方针或改变名称的刊物。
[3] 《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是周扬1978年12月在广东省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转引自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编：《新时期文艺论文选集》，21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4]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见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简编》，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5] 胡乔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9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6] 非常有意思的是，同一个李剑，一年之后又在《湛江文艺》上发表了小说《醉入花丛》，描写了发生在人间地狱“八里沟”的悲惨故事。一个城市姑娘，在革命思想的鼓舞下，努力克制自己本能的生理厌恶，忍受了一个雇农出身的无赖的性强暴，嫁给了他，而且后来还遭到了一个胸脯长满了黑毛的地委书记的奸污。在八里沟中，不要说没有“河水涣涣，莲荷盈盈”，就连牲口也都恶性十足，要压在女主人公的身上，“嘴对在她的嘴上，弄了她满嘴满脸污泥”。这篇小说自然遭到了批评，而李剑则为自己辩解说，作品的女主人公是“被骗子们的苦酒灌晕了的”，“向毛泽东思想泼污水的，不是她，也不是作者，而是那个时代的政治骗子”。参见黄树森：《自家酿的苦酒》，见《手记·叩问》（下），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
[7] 这方面的文章可集中参见何火任编：《当前文学主体性问题论争》，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
[8] 陈涌：《文学艺术方法论》，见《当前文学主体性问题论争》，125页，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
[9] 例如，《理论与批评》杂志1988年第5期上还载有《〈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小识》。
[10] 朱光潜：《关于沈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代序）》，见陆梅林、盛同主编：《新时期文艺论争辑要》，1747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
[11] 这部小说史对大陆现代文学史的重写，影响极大。
[12] 如对白桦的《苦恋》、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的批判，和他们所做的自我批判。
[13] 读这类作品不难发现，主人公们（而且一般都是女主人公）常常具有某种共同的柔韧、内敛的性格，这种性格承载着女性的柔美诗意、对外界痛苦与丑恶的无言承受与抗争、美好人生的默默憧憬。如王安忆“雯雯系列”中的雯雯，孔捷生《普通女工》中的何蝉。
[14] 姚新勇：《主体的塑造与变迁——中国知青文学新论》，40页，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
[15] “朦胧诗”一词，最初含有较强的贬义色彩，但向流行词语转化时，就成了中性词。
[16] 吴开晋主编：《新时期诗潮论》，192页，济南，济南出版社，1991。
[17] 宋耀良：《十年文学主潮》，138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18] 许子东：《现代主义与中国新时期文学》，载《文学评论》，1989（4）。
[19] “知青文学”这一概念，1983年才正式提出。第一篇系统地论知青文学的文章《论知青小说》，发表于《作品》1983年第4期。
[20] 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42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21] 唐弢：《一思而行——关于寻根》，载《人民日报》，1986-04-30。
[22] 陈平原：《文化·寻根·语码》，载《读书》，1986（1）。
[23] 朱寨、张炯主编：《当代文学新潮》，27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