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學的現代主義探索，走過了一條耐人尋味的路程。在此過程中，來自眾多方麵的聲音，都呼籲中國文學能在現代和傳統之間，探索出一條振興中國文學的新路來，“尋根文學”就是對這一呼籲的一次聲勢頗大的集體性回應。
首先是轉向曆史，轉向“民間”文化。在文學創作上，較為直接和明顯地脫離意識形態集體關注的是汪曾祺。他早在1980年就發表了《受戒》，在當時展示傷痕、政治反思的文學場景中，悄悄地辟出了一塊小小的水鄉之景，以清靈、舒淡而又飽含意趣的筆墨，抒寫了一段世外桃源般的民間戀情。而不久之後，又推出了他的另一名篇《大淖記事》。如果說一開始，汪曾祺的“文化”韻味寫作還顯得形隻影單的話，到了1983年時情況就不大相同了。其時鄧友梅的《那五》、陸文夫的《美食家》等作品都已問世，汪曾祺小說也開始受到批評界的關注。
小說創作上場景移置的另一個表現，是“知青文學”的“正式掛牌”。現在一般論新時期“知青文學”，都是從盧新華的《傷痕》開始，但隻是到了1982年左右，“知青文學”才被作為一種文學現象正式命名。[19]而此時“知青文學”已離開“傷痕文學”的控訴，走向回歸鄉村之路。除去知青回歸潮作品中所共有的新舊之間徘徊難決的情感外，它們最為主要的共同方向是鄉村民間文化色彩的發現：像張曼菱筆下的景頗山寨風情，張承誌的蒙古草原文化，史鐵生幽悵的陝北信天遊曲調，孔捷生的海南原始森林的荒蠻。如果再聯係到後來阿城的“三王”，朱曉平的“桑樹坪係列”，李銳的“厚土”係列，其文化意味就更濃鬱了。與汪曾祺、陸文夫等人單個人的文化意味的追求不同，“知青文學”的回歸意向，作為一種“潮”而被言說，就更多地具有了“集體行動”的意味，更能顯示出新時期文學空間轉移在某種程度上的整體性意味。如果不受嚴格的題材限製，而以作家的身份來看的話，那些知青作家的文化意味寫作就更多了，如鄭義的《老井》、李杭育的《最後一個魚佬兒》等作品。
除了小說，詩歌也有著相似的轉移。當“第二代”詩人占據了詩壇中心位置時，他們原有的詩歌創作衝勁已消耗得差不多了，他們迫切需要開拓新的詩歌空間。而走向文化，走向民族文化的深層空間，也成了部分“第二代”詩人的自覺選擇。這突出體現在楊煉的文化“史詩”探索上。楊煉“七十年代末到1981年的《土地》《太陽，每天都是新的》，表現的是對社會曆史問題的思考，抒寫了作者的社會政治情緒。此後，他專注於民族曆史：傳說、古跡、遺址、古老風俗……寫作了《禮魂》《西藏》《逝者》《自在者說》《與死亡對稱》等有著複雜哲理性結構的大型組詩。作者在這些作品中，企圖表達他對於人類的生存、精神活動、人的存在與自然的存在關係的理解”[20]。楊煉當然不是文化史詩的孤獨吟者，江河的《太陽和它的反光》等也具有與楊煉《諾日朗》相近的意蘊。
新時期之初的繪畫同文學一樣，以對傷痕的訴說為追求，然而，1980年年底全國第二屆青年美展展出的羅中立的《父親》，卻直接衝擊和震撼了感傷兼憤怒的傷痕題材繪畫。不久，陳丹青的《西藏組畫》，又以對西藏高原的質樸展示，再次衝擊著人們的視野。於是，一股綿延約達四年之久的“鄉土自然主義”之風在美術界刮起。相較新時期繪畫初期的“傷痕”感傷主義，鄉土自然主義不再直接表現現實政治運動的題材，不再熱衷於展示與“**”、與自身的傷痛相關的東西，不再去追求（盡管可能是不自覺的）敘事性的戲劇化表達效果；而把透視的焦點，直接聚向鄉村、高原、僻壤，聚向底層人民本身。同樣，電影界的一批青年電影探索者，來到遠離京城的廣西，去籌拍日後為他們贏得了巨大聲譽的文化探索影片，如《黃土地》《一個和八個》等。
文學的“尋根熱”興起之後，曾有人批評道：“‘尋根’隻能是移民文學的一部分，‘尋根’問題隻能和移民文學同在”，“除此之外，先生們，難道你們不是中國人，不是徹頭徹尾地生活在中國大地上嗎？還到哪裏去‘尋根’呢？”[21]其實這是一種將民族文化做同質性理解的看法，忽略了不同時代和不同地域以及不同民族構成要素對某一複合性民族文化的異質性影響。“尋根派”作家生長於中國不假，但“上山下鄉”“**”以及新時期外來文化對他們的影響，則使得他們缺少成熟的文化根基，因此當時他們其中的一些人肯定或多或少會產生某些無所皈依的文化漂泊感。“**”的反傳統教育（也包括“**”之前的教育），斬斷了他們同傳統文化的聯係，“上山下鄉”使他們接觸到了非主流的民間鄉村或少數民族的文化，而借鑒域外文化並不能有效地彌補“無根”的精神狀態，於是受拉美文學、美國“南方文學”的啟發，他們產生了為中國文學重開傳統根基的想法，由此也自覺不自覺地消解或舒緩了文化失根的自我焦灼感。
除了上述幾點之外，“尋根文學”熱的產生，還與當時中國的政治文化情況直接相關。1983年年末開始的清除“精神汙染”的運動到了1984年年底接近尾聲，這就為當時中國文化熱潮的重新興起，提供了合適的環境條件。正是在這個時候，一批作家和評論家聚會杭州，就在那次會議上，文學“尋根”的理論思路與新一波的文學熱潮開始醞釀。1985年韓少功在《作家》第4期發表了《文學的根》，掀起了尋根“文學”的第一個浪頭。接著李杭育的《理一理我們的“根”》（《作家》1985年第6期）、阿城的《文化製約著人類》（《文藝報》1985年7月6日）、鄭義《跨越文化斷裂帶》（《文藝報》1985年7月13日）、鄭萬隆《我的根》（《上海文學》1985年第5期）等較重要的相關理論文章接連問世，《文藝報》《作家》《北京文學》等報刊，還專門開辟專欄進行討論。一時間“尋根”二字被炒得沸沸揚揚。讚成者認為“文化尋根”的提出和創作實際，表現了人們不僅“在人生態度上突破了傳統”的束縛，而且在“文學創作的思維形態上也帶來了重大的突破”。[22]更有人把“文化尋根”與西方哲學的現象學相聯係，認為它並不是要簡單地返回傳統，而是將製約人們的當下思維的一切傳統偏見懸置起來，從而返回到事物的本身。在此前提下，進而從“尋找自我”“重新構建的審美（表現的）邏輯關係”“世俗價值觀念與超越世俗的審美理想”“從知識分子的個體憂患意識到民族民間的群體生存意識”等諸多方麵，去評說“文化尋根”的深刻意義。當然如果隻是正麵的肯定，文化尋根也不會被炒得那樣熱，反麵的意見也並不少見。有意思的是，反麵意見不僅來自一些容易被認為是思想觀念落伍的“左派”人士，而且也來自可能被認為是“統一戰線”的新潮文學陣營。例如，徐星就認為“尋根文學”是玩物喪誌，是一種致命的庸俗造成了籠罩整個文藝界的庸俗氣氛。[23]但是讚揚也罷批評也罷，一時間，不僅原來的一些文學創作被拉進“尋根”的陣營，而且一些原本似乎不具備“尋根”色彩的作家，也有意識地向尋根文學的大旗靠攏。
【思考與練習】
1.怎樣理解這時期的人道主義文學思潮？
2.怎樣理解這時期的“現代主義”創作潮流？
3.“尋根文學”是在怎樣的背景下出現的？
[1] 上海文藝出版社1979年5月將一批當年被批判的右派作品，以《重放的鮮花》為名結集出版。
[2] 根據孟繁華《**歲月》（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提供的情況統計，1976年10月前就有7種文藝期刊複刊；1977年至1978年5月11日前共有4種文藝刊物複刊，創刊兩種；而這之後到1981年止，又複刊12種，新創刊有36種。這個數字僅限於國家、省級以及一些大型文藝期刊，而且也不包括1976年前存在的、後來改變出版方針或改變名稱的刊物。
[3] 《關於社會主義新時期的文學藝術問題》是周揚1978年12月在廣東省文學創作座談會上的講話。轉引自中國文聯理論研究室編：《新時期文藝論文選集》，21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
[4] 鄧小平：《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辭》，見中共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簡編》，7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5] 胡喬木：《當前思想戰線的若幹問題》，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93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6] 非常有意思的是，同一個李劍，一年之後又在《湛江文藝》上發表了小說《醉入花叢》，描寫了發生在人間地獄“八裏溝”的悲慘故事。一個城市姑娘，在革命思想的鼓舞下，努力克製自己本能的生理厭惡，忍受了一個雇農出身的無賴的性強暴，嫁給了他，而且後來還遭到了一個胸脯長滿了黑毛的地委書記的奸汙。在八裏溝中，不要說沒有“河水渙渙，蓮荷盈盈”，就連牲口也都惡性十足，要壓在女主人公的身上，“嘴對在她的嘴上，弄了她滿嘴滿臉汙泥”。這篇小說自然遭到了批評，而李劍則為自己辯解說，作品的女主人公是“被騙子們的苦酒灌暈了的”，“向毛澤東思想潑汙水的，不是她，也不是作者，而是那個時代的政治騙子”。參見黃樹森：《自家釀的苦酒》，見《手記·叩問》（下），廣州，花城出版社，2001。
[7] 這方麵的文章可集中參見何火任編：《當前文學主體性問題論爭》，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86。
[8] 陳湧：《文學藝術方法論》，見《當前文學主體性問題論爭》，125頁，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86。
[9] 例如，《理論與批評》雜誌1988年第5期上還載有《〈論文學的主體性〉一文小識》。
[10] 朱光潛：《關於沈從文同誌的文學成就曆史將會重新評價（代序）》，見陸梅林、盛同主編：《新時期文藝論爭輯要》，1747頁，重慶，重慶出版社，1991。
[11] 這部小說史對大陸現代文學史的重寫，影響極大。
[12] 如對白樺的《苦戀》、徐敬亞的《崛起的詩群——評我國詩歌的現代傾向》的批判，和他們所做的自我批判。
[13] 讀這類作品不難發現，主人公們（而且一般都是女主人公）常常具有某種共同的柔韌、內斂的性格，這種性格承載著女性的柔美詩意、對外界痛苦與醜惡的無言承受與抗爭、美好人生的默默憧憬。如王安憶“雯雯係列”中的雯雯，孔捷生《普通女工》中的何蟬。
[14] 姚新勇：《主體的塑造與變遷——中國知青文學新論》，40頁，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0。
[15] “朦朧詩”一詞，最初含有較強的貶義色彩，但向流行詞語轉化時，就成了中性詞。
[16] 吳開晉主編：《新時期詩潮論》，192頁，濟南，濟南出版社，1991。
[17] 宋耀良：《十年文學主潮》，138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
[18] 許子東：《現代主義與中國新時期文學》，載《文學評論》，1989（4）。
[19] “知青文學”這一概念，1983年才正式提出。第一篇係統地論知青文學的文章《論知青小說》，發表於《作品》1983年第4期。
[20] 洪子誠、劉登翰：《中國當代新詩史》，426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
[21] 唐弢：《一思而行——關於尋根》，載《人民日報》，1986-04-30。
[22] 陳平原：《文化·尋根·語碼》，載《讀書》，1986（1）。
[23] 朱寨、張炯主編：《當代文學新潮》，276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