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述
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开端，应该回溯到1978年12月。正是在这一年，影响了“一代人”的诗歌创作并扭转了当代诗歌历史进程的油印刊物《今天》创刊了。[1]《今天》不但为中国诗坛奉献了一批诗人，更重要的是在创作思想上，开启了个性意识的先河。后来在高喊“pass北岛”中崛起的“第三代”诗人，某种意义上正是继承了“朦胧诗”这种追求自由的传统。据统计，在1985年前后，由政府有关机构主办并获准公开发行的省、市级以上的诗刊、诗报有18家。[2]而自发成立的民间社团却高达200多家，自编自印的刊物、诗报更是不计其数。
1985年是“新时期”诗歌史上异常热闹的一年，连停笔多年的冯至、金克木也分别发表了《新绝句十首》与《晚霞》。这个时期的诗坛出现了新诗史上少见的“六世同堂”的局面。[3]以这一年为界，80年代诗坛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主要包括两大诗人群，即被惯称为“归来诗人”的老诗人群体与“**”后才开始创作（部分诗人的创作开始于“**”期间）并在80年代崭露头角的青年诗人[4]。当然，这只是一种相对的归类。后期则以“朦胧诗”为过渡，以“第三代”诗人为主体。
“归来诗人”由于大都不同程度地有过“铁窗后面囚徒的目光”和渴望在“天地间流浪”（公刘《家乡》）的心境，所以他们的诗歌一度在对民族命运、个人经历的反思上达成了共鸣。可是，统一是暂时的。随着“反思”热从文学中退潮，诗歌很快转向了对自身艺术规律的探讨。这对中、老年诗人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不相信权威与偶像是80年代诗坛的一个重要特征，就连被誉为诗坛“祭酒”的艾青也遭到了嘲弄。这标志着“这该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我以微笑告别了历史/手牵儿子跨出了柴门”（流沙河《故园别》）的欣喜过后，诗歌观念的矛盾开始浮出了地表。
青年诗人群，也面临着与“归来诗人”相类似的命运。该群体中的成员，若按艺术观念区分，大致可分成两大类。首先，是以雷抒雁、叶文福、骆耕野、张学梦等人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叶文福的《“祖国啊，我要燃烧”》、骆耕野的《不满》、张学梦的《现代化和我们自己》、熊召政的《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都是紧贴现实脉搏的诗作。
紧接着，以北岛、舒婷、顾城等为代表的“朦胧诗”派，很快就以主题的多义性、表达的象征性，取代了这种从政治题材中直接获取诗意的创作方法，成为当时风头最盛的诗人。80年代既是“朦胧诗”备受非议，又是从异端走向正统的时期。朦胧诗中的部分诗人得到了应有的荣誉。如舒婷、顾城、徐敬亚等人应邀参加了《诗刊》社举办的“青春诗会”。他们的诗作也被各类报刊争相刊发，这标志着“朦胧诗”完成了从地下到边缘再走向中心的过程。
与此同时，以昌耀、杨牧、周涛的诗歌为代表的“新边塞诗”，以表现西部荒漠的悲怆风格取得了一席之地。杨炼、江河以古代神话为创作资源的“寻根诗”，使他们和“朦胧诗”拉开了距离。80年代中期以后，诗坛还出现了一批张扬女性意识的女诗人，并很快形成了“女性诗歌”浪潮，代表人物有翟永明、伊蕾等。
“朦胧诗”上承五四以来中国新诗走向现代化的传统，下启“第三代”诗风。很快，一批出生于60年代的诗人横空而出，向“朦胧诗”发出了宣战书。针对“朦胧诗”的历史责任感以及艺术上的优美品格，他们提出了“反文化”“反崇高”“反优美”的口号，在审美倾向上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更为贴近。1986年由《深圳青年报》与安徽《诗歌报》联合举办的现代主义诗歌大展，把这些主要活动在校园与流浪中的“民间”诗人们推向了前台。自此他们成为当代诗歌中最活跃的一支队伍，常常成为诗坛的热点。
80年代的诗坛缺乏秩序与规范，有时还伴随着激烈的争吵与攻击。不过，在这段不安分的时期，诗歌的精神与艺术追求仍朝着现代性与民主化的方向迈进；这个十年也是与世界诗歌大潮相靠近、相融汇的十年。可以说，这股充满野性的狂欢，正是诗歌冲破传统势力、走向世界的动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