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1949— ），原名赵振开，出生于北京。
作为“朦胧诗”的重要诗人，北岛诗歌中表现出的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正与那个时代同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回答》）。即当“卑鄙”与“高尚”在70年代末期，还是一对难分难解的孪生体时，诗人就作出了这样的选择：“宁静的地平线/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我只能选择天空/决不跪在地上/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好阻挡那自由的风”（《宣告》）。
北岛的诗歌创作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诗歌中所体现出的对政治的敏感及对情感的扩张、凸显，明显地受以政治抒情诗而闻名的苏联诗人叶甫根尼·叶甫图申柯的影响。争取自由，获得“人”所应有的尊严与权利，是北岛前期诗歌的主题。后期的诗歌创作受到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把思考的触角转向了人与人之间的荒谬关系。强烈的批判意识与历史责任感，以及冷峻、凝重的语言风格，使北岛的诗歌与同时代的其他诗作相比，显得悲壮、大气。遗憾的是，由于批判意识与理性评价的过多参与，使得他的某些作品缺乏充分的肌质感与艺术感染力。
舒婷（1952— ），女，原名龚佩瑜，福建泉州人。舒婷、顾城是较少受外来文化影响的两位诗人。他们更多的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如舒婷与古典诗词，顾城对禅宗、老庄的迷恋，在风格上都更偏于古典、浪漫主义诗风。
舒婷的诗歌细腻、温情，尤其是低声慢语的抒情方式，更具有特殊的感染力，如“我为你扼腕可惜/在那些月光流**的舷边/在那些细雨霏霏的路上/你拱着肩，袖着手/怕冷似地/深藏着你的思想/你没有觉察到/我在你身边的步子/放得多么慢/如果你是火/我愿是炭/想这样安慰你/然而我不敢”（《赠》），一个乖巧、细腻、携带着爱心的女子朝我们走来。
“爱”激发了诗人的创作灵感。在舒婷创作的一百多首诗歌中，有不少都是写给朋友、恋人与亲人的。如“是在迷迷蒙蒙的春雨中/今夜相别，难再相逢/桑枝间呜咽的/已是深秋迟滞的风”（《秋夜送友》），“你苍白的指尖理着我的双鬓/我禁不住像儿时一样/紧紧拉住你的衣襟/呵，母亲/为了留住你渐渐隐去的身影/虽然晨曦已把梦剪成烟缕/我还是久久不敢睁开眼睛”（《呵，母亲》），以情感人、以情带理是舒婷透视世界的方式。就是献给“祖国”的诗，也是习惯地把自己置于女儿的视角上。从“爱”出发，到以“爱”结束，使她的诗歌充满着人性之美与善性力量。
顾城（1956—1993），祖籍上海，生于北京。1993年在新西兰激流岛杀妻后自杀。
写下“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样具有思辨性诗句的顾城并不是一位智者型诗人，而是一个长期把自己封闭在童话王国中的幻觉孩童：“我是一个悲哀的孩子/始终没有长大/我从北方的草滩上/走出，沿着一条/发白的路，走进/布满齿轮的城市”（《简历》）。对这个闯进“都市”中的孩子来讲，城市中的“齿轮”与“狭小的街巷”“板棚”，都不能“亲吻我的悲哀”，排遣他的抑郁。
于是，他只好把眼睛投向了天空：“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远和近》），诗人以“云”为媒介，表达了“你”与“我”不能沟通的苦恼：当“你”看我时，我觉得“你”离我是那么遥远；而当“你”把目光移向飘浮的白云时，“我”感觉你们的配合是那样默契。这首诗中的“你”，可以理解成就是“我”。诗人通过人称位置的互换，实现了现代主义诗歌所强调的陌生化效果。
然而，这并不说明顾城受外国现代派诗歌的影响，他的创作灵感主要源于其独特的感受和思维方式。据他父亲说：“顾城是在文化的沙漠、文艺的洪荒中生长起来的。他过去没看过，今天也极少看过什么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荒诞派……的作品、章句。”[14]
顾城是喜欢走极端的梦幻型诗人。他排斥都市文明，与乡村、自然有着天然的亲近感。这也是去新西兰后，他为什么选择了偏僻、荒凉的激流岛作为居住地的原因。在这个荒蛮的岛上，他砍树造房、养鸡捉兔、娶妻生子。然而，这一切不过是对“梦”的模拟。喜欢画“树熊”的顾城留下了这样的诗句：“最后，在纸角上/我还想画下自己/画下一只树熊/他坐在维多利亚深色的丛林里/坐在安安静静的树枝上/发愣/他没有家/没有一颗留在远处的心/他只有，许许多多/浆果一样的梦/和很大很大的眼睛”（《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顾城是那种生来就是丧失家园的悲剧性诗人，只有女性的温情与爱意才能使他暂时忘记“没有家”的感伤：“她们用花心歌唱/在海上，我被轻轻地揉着/像叶子一样碎了”（《早晨的花·四》）。
在顾城的梦幻王国里，这些百般呵护他的女孩子，既是“母亲”又是“家”。当有一天，“母亲”与“家”都欲学鸟儿展翅飞翔时，就难免会发生杀妻自戮的暴力举动。人格精神的不健全是导致他杀妻自杀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