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島（1949— ），原名趙振開，出生於北京。
作為“朦朧詩”的重要詩人，北島詩歌中表現出的反思意識和批判精神，正與那個時代同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回答》）。即當“卑鄙”與“高尚”在70年代末期，還是一對難分難解的孿生體時，詩人就作出了這樣的選擇：“寧靜的地平線/分開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我隻能選擇天空/決不跪在地上/以顯出劊子手們的高大/好阻擋那自由的風”（《宣告》）。
北島的詩歌創作可以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詩歌中所體現出的對政治的敏感及對情感的擴張、凸顯，明顯地受以政治抒情詩而聞名的蘇聯詩人葉甫根尼·葉甫圖申柯的影響。爭取自由，獲得“人”所應有的尊嚴與權利，是北島前期詩歌的主題。後期的詩歌創作受到存在主義哲學的影響，把思考的觸角轉向了人與人之間的荒謬關係。強烈的批判意識與曆史責任感，以及冷峻、凝重的語言風格，使北島的詩歌與同時代的其他詩作相比，顯得悲壯、大氣。遺憾的是，由於批判意識與理性評價的過多參與，使得他的某些作品缺乏充分的肌質感與藝術感染力。
舒婷（1952— ），女，原名龔佩瑜，福建泉州人。舒婷、顧城是較少受外來文化影響的兩位詩人。他們更多的是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養分，如舒婷與古典詩詞，顧城對禪宗、老莊的迷戀，在風格上都更偏於古典、浪漫主義詩風。
舒婷的詩歌細膩、溫情，尤其是低聲慢語的抒情方式，更具有特殊的感染力，如“我為你扼腕可惜/在那些月光流**的舷邊/在那些細雨霏霏的路上/你拱著肩，袖著手/怕冷似地/深藏著你的思想/你沒有覺察到/我在你身邊的步子/放得多麽慢/如果你是火/我願是炭/想這樣安慰你/然而我不敢”（《贈》），一個乖巧、細膩、攜帶著愛心的女子朝我們走來。
“愛”激發了詩人的創作靈感。在舒婷創作的一百多首詩歌中，有不少都是寫給朋友、戀人與親人的。如“是在迷迷蒙蒙的春雨中/今夜相別，難再相逢/桑枝間嗚咽的/已是深秋遲滯的風”（《秋夜送友》），“你蒼白的指尖理著我的雙鬢/我禁不住像兒時一樣/緊緊拉住你的衣襟/嗬，母親/為了留住你漸漸隱去的身影/雖然晨曦已把夢剪成煙縷/我還是久久不敢睜開眼睛”（《嗬，母親》），以情感人、以情帶理是舒婷透視世界的方式。就是獻給“祖國”的詩，也是習慣地把自己置於女兒的視角上。從“愛”出發，到以“愛”結束，使她的詩歌充滿著人性之美與善性力量。
顧城（1956—1993），祖籍上海，生於北京。1993年在新西蘭激流島殺妻後自殺。
寫下“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這樣具有思辨性詩句的顧城並不是一位智者型詩人，而是一個長期把自己封閉在童話王國中的幻覺孩童：“我是一個悲哀的孩子/始終沒有長大/我從北方的草灘上/走出，沿著一條/發白的路，走進/布滿齒輪的城市”（《簡曆》）。對這個闖進“都市”中的孩子來講，城市中的“齒輪”與“狹小的街巷”“板棚”，都不能“親吻我的悲哀”，排遣他的抑鬱。
於是，他隻好把眼睛投向了天空：“你/一會看我/一會看雲//我覺得/你看我時很遠/你看雲時很近”（《遠和近》），詩人以“雲”為媒介，表達了“你”與“我”不能溝通的苦惱：當“你”看我時，我覺得“你”離我是那麽遙遠；而當“你”把目光移向飄浮的白雲時，“我”感覺你們的配合是那樣默契。這首詩中的“你”，可以理解成就是“我”。詩人通過人稱位置的互換，實現了現代主義詩歌所強調的陌生化效果。
然而，這並不說明顧城受外國現代派詩歌的影響，他的創作靈感主要源於其獨特的感受和思維方式。據他父親說：“顧城是在文化的沙漠、文藝的洪荒中生長起來的。他過去沒看過，今天也極少看過什麽象征主義、未來主義、表現主義、意識流、荒誕派……的作品、章句。”[14]
顧城是喜歡走極端的夢幻型詩人。他排斥都市文明，與鄉村、自然有著天然的親近感。這也是去新西蘭後，他為什麽選擇了偏僻、荒涼的激流島作為居住地的原因。在這個荒蠻的島上，他砍樹造房、養雞捉兔、娶妻生子。然而，這一切不過是對“夢”的模擬。喜歡畫“樹熊”的顧城留下了這樣的詩句：“最後，在紙角上/我還想畫下自己/畫下一隻樹熊/他坐在維多利亞深色的叢林裏/坐在安安靜靜的樹枝上/發愣/他沒有家/沒有一顆留在遠處的心/他隻有，許許多多/漿果一樣的夢/和很大很大的眼睛”（《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顧城是那種生來就是喪失家園的悲劇性詩人，隻有女性的溫情與愛意才能使他暫時忘記“沒有家”的感傷：“她們用花心歌唱/在海上，我被輕輕地揉著/像葉子一樣碎了”（《早晨的花·四》）。
在顧城的夢幻王國裏，這些百般嗬護他的女孩子，既是“母親”又是“家”。當有一天，“母親”與“家”都欲學鳥兒展翅飛翔時，就難免會發生殺妻自戮的暴力舉動。人格精神的不健全是導致他殺妻自殺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