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学新变的滥觞：《班主任》和《伤痕》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的文学，可以看成是“**”后文学走向复苏的第一个阶段，评论界通常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来概括这一时期内出现的几个文学创作潮流。这三个概念和传统当代文学史中的诸多概念一样，并不是对文学自身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准确标示，更多的只是表明了文学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对应关系。
刘心武（1942— ），四川成都人，196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专科学校，做过中学语文教师，曾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他在1977年11月号《人民文学》发表的《班主任》，常被看成“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事实上这篇小说虽然也写了“**”在青少年心灵上留下的“内伤”，但它与后来出现的典型的创伤性叙事还是有较明显的差异，相比之下，它的意义更在于开启了一个以书写创伤性记忆为开端的文学与文化的话语空间。
小说以张俊石老师接受小流氓宋宝琦插班的过程为线索展开情节。宋宝琦堕落是因为“什么书都不读而坠入无知的深渊”，谢惠敏虽然是个品行端庄的学生，但在对人类文化遗产的无知方面与宋宝琦如出一辙。无知导致盲从、轻信，她成天虔诚地拜读报纸上的“帮文”，认为“凡不是书店出售和图书馆外借的书都是黑书、黄书”。盲从又加重了她的无知，比起宋宝琦她表现出的是一种更深刻更有时代普泛性的“内伤”。作品通过张老师这个形象开出了根治“内伤”的有效药方：掌握科学文化知识，有了知识便有了理性的觉悟，有了理性的觉悟才能避免宋宝琦式的堕落和谢惠敏式的盲从，《班主任》无意中接续了中断已久的现代性启蒙的主题。这一主题的演绎还体现在对知识和理性的载体——教师（知识分子）形象的热情赞颂上：“更让学生们敬畏的是张老师的那张嘴，人们都说薄嘴唇的人能说会道，张老师却是一张厚嘴唇，春冬常被风吹得暴出干皮儿，从这对厚嘴唇里蹦出的话语，总是那么热情、生动和流利，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学生的心田播下革命的思想和知识的种子，又像一把大条帚不停息地把学生心田上的灰尘无情地扫去。”知识者不再作为性格和思想有缺陷的、需要接受改造的对象而招致否定，而是作为具有话语权威的启蒙者（不仅启蒙知识而且启蒙革命思想）的身份在文本中得到不容置疑的确立，我们可以看到，小说的叙事视点和标题的设置都暗含这种确立。
1977年，在很大程度上是个暧昧的年份：一方面“四人帮”虽被打倒，但“**”还被奉为“完全必要”，创作上“**”文学的惯例依然具有巨大的规约力，“三突出”“假大空”式的颂歌体依然是当时文学最基本的语意编码方式；但另一方面党已作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表态和恢复高考制度的决定。《班主任》对文化知识的肯定、对民族精神危机的忧患，以及对造成这一精神危机的极“左”政策的批判，既在相当程度上疏离“**”文学颂歌主题、满足当时社会期待，而又不触动意识形态敏感神经。这样一种话语逻辑轰动社会，几乎是一种历史必然。两个月之后，《哥德巴赫猜想》的轰动再次证明了这一历史必然。知识者不仅不再作为思想落后甚至反动的对象而受到批判，也不再以知识生活之外的任何社会人的特征而受到赞颂（比如在以往的文学惯例中，知识者常作为民族气节的保持者而受到赞颂），知识者终于能以自我的知识身份而得到社会的承认与赞颂，此后，这种赞颂可以说蔚然成风。
1977年的文坛还处在“**”文学巨大的历史惯性中，其中形式往往比内容具有更大的历史惰性。《班主任》虽在主题意蕴上开始冲破“**”文学惯例，但在艺术形式上仍是对“**”文学的蹈袭。张老师的形象基本上还是按照“高大全”式的英雄模式来塑造的，他几乎毫无个性以至于极易被忽略，人们普遍以为《班主任》的主人公是谢惠敏。在作品不短的篇幅中，没有留给张老师这个36岁的年轻男人丝毫的个人生活空间。于是，文本的叙事层面与故事层面便产生了裂隙，这一裂隙抑制了启蒙主题中人性的表达。叙事框架基本上沿袭“**”文学路线斗争的框架，即张老师团结广大同学帮助、教育受极“左”路线思想毒害的宋宝琦，最后以张老师的胜利在望而告终。这样的叙事框架所带来的光明基调，又抑制了作品对青少年内伤揭示的沉痛感，以及危机意识、忧患意识的表达，也造成《班主任》叙事与后来的创伤性叙事之间的差异性。
如果说，文学作品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创造的，那么，这句话用于《班主任》以及许多“伤痕文学”作品，则有着特殊的意味。当时的读者对《班主任》的理解，与作者的主观意图有着很大的差异。作者全力塑造的主人公是班主任张俊石，而读者则只对谢惠敏这个人物感兴趣，尽管比较起来，作品对谢惠敏的着墨不多。作者虽然也写了谢惠敏的“内伤”，但主要是展示谢惠敏身上“闪光”的东西，而读者却觉得这个谢惠敏远比“小流氓”宋宝琦“内伤”更严重，那些被作者认为是“闪光”的东西，读者也分明嗅出了脓腥。例如，当张俊石问谢惠敏，对宋宝琦的到来怕不怕时，“谢惠敏晃晃小短辫说：‘我怕什么？这是阶级斗争！他敢犯狂，我们就跟他斗！’”可是，“张老师心里一热。……他亲热地对谢惠敏说：‘你赶紧把团支部和班委会的人找齐，咱们到教室开个干部会！’”谢惠敏脑中“阶级斗争”的弦绷得那样紧，满眼都是“阶级敌人”，动辄便是“阶级斗争”，这本是十分悲哀的，也是她身上最严重的“内伤”之一种。这样的回答令读者心里发凉，但张老师却“心里一热”。显然张老师并不认为她的回答有什么不妥，并不认为这显示了一种“内伤”，反而觉得显示了她的可敬佩。实际上，在作品中，张老师也的确感叹：“她的身上，有着多么可贵的闪光的素质啊！”张老师对谢惠敏的看法，也可认为是当时作者对她的看法。这些不被作者和张老师当作“内伤”而被作为“可贵的闪光的素质”的方面，却无一例外地被觉醒的读者视作了“内伤”。在这个意义上，当时读者对谢惠敏乃至整篇作品的理解，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创造性的误解”。
《班主任》围绕宋宝琦转学一事展开叙述。这件事在作品中也被过分渲染。张老师面对宋宝琦的所思、所想、所虑、所行，仿佛是在策划指挥一场重大的战争，而不像是接受一个转学来的少年——尽管是不良少年。《班主任》无疑有着“闪光”的一面，但总体上是虚假做作的，是相当公式化、概念化的，也是明显违背现实主义原则的。但现实主义却在谢惠敏这个人物身上取得了小小的胜利，而且这种胜利很大程度上是在违背作品意图的情形下取得的。只要客观、真实地写出谢惠敏这个人物的心理、言行，读者就会有自己的感受、认识和判断。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班主任》作为历史过渡物的特性。
如果说，《班主任》在揭示“**”造成的“内伤”的同时，又以光明昂扬的基调中和了这种沉痛。那么，卢新华发表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上的小说《伤痕》，则以现实的切肤之痛展示了“**”伤痕的惨痛。
卢新华（1954— ），江苏如皋人，曾当过工人，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后任《文汇报》编辑，1986年赴美国。他的《伤痕》在对摧残人性的政治势力悲愤指控的同时，不经意间表达了对人性苦难的深切关怀。主人公王晓华的母亲在“**”期间被诬为叛徒，16岁的王晓华和当时所有的激进青年一样与母亲决裂，到边远的山区插队。一去8年，她坚决拒绝与母亲的任何联系，但仍然不能摆脱家庭出身的阴影，甚至个人的爱情也受到影响。粉碎“四人帮”以后，母亲的冤案终得平反，但当她悲喜交加赶回上海见母亲时，母亲却因身体受尽摧残刚刚溘然长逝。如果说宋宝琦、谢惠敏的内伤尚有治愈的可能，那么王晓华母女的伤痕却永难愈合。尽管作品在叙事层面上也作了种种中和的努力（比如让王晓华的恋人先她一步赶到弥留的母亲身边，在文本最后安上一个“**”文学中典型的“化悲痛为力量”的结尾等），但文本的故事层面却弥漫着一种透彻肺腑的伤痛。王晓华虽因母亲的平反重又获得爱情，也许还有政治生命，但她不能见母亲最后一面，意味着她永远不能令母亲宽慰，也永远得不到母亲的谅解。母亲虽然平反复职，但她的身体已被彻底摧垮，她精神上最大的愿望——看一眼与自己分别8年的亲生女儿，也终未来得及实现就抱憾离去。《伤痕》一经发表，立即引发整个社会被压抑已久的对创伤进行倾诉的欲望，这不仅与“**”，而且与50年代甚至更早的冤假错案都有关联。一时间，讲述苦难记忆成了文学的一种潮流。作家成了苦难倾诉欲望的代言人。
《伤痕》巨大的社会反响，还来自文本对政治生活之外的人的日常生活空间的明确展现。《班主任》中极其有限的个人生活空间在这里得到进一步的拓展。母亲平反后写给王晓华的信中虽然一再强调自己最大的愿望是尽最大的努力为党工作，但文本故事层面却暗示母亲最大的愿望是见分别8年的女儿一面，更具有突破性的是对王晓华与恋人之间的爱情描写，甚至还以含蓄的笔致传达出女主人公身体的青春气息。亲情、爱情、普通人的悲欢离合这些人性的内容经过长久的封冻之后终于抵达我们的本文。在对摧残人性的罪恶势力的激烈指控与否定中，文学恢复了对人性、人情、人的价值尊严的正面书写，这成了《伤痕》之后讲述苦难记忆文本的基本叙事立场，有力地促进人的意识摆脱极“左”思潮走向觉醒，也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审美共鸣，形成了普泛性的人道主义社会思潮。但《伤痕》也难以避免地拖着一根“光明的尾巴”。小说以这样一段文字结尾：“夜，是静静的。黄浦江的水在向东滚滚奔流。忽然，远处传来巨轮上汽笛的大声怒吼。晓华便觉得浑身的热血一下子都往上沸涌。于是，她猛地一把拉了小苏的胳膊下了台阶，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很明显，作者是要以这样的结尾来冲淡和消解读者心中的悲哀。可以说，这是时代留在小说《伤痕》身上的“伤痕”。
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和对现实的**在一段时间内与日俱增，文学进一步挣脱“**”文学“瞒与骗”的叙事模式，恢复五四现实主义文学写真实和社会批判性的品格，“**”“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右派”以及1949年以来知识分子的遭遇等被长期遮蔽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首次被敞开、拨亮。对历史苦难记忆的讲述几乎涉及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这样几个社会群体：知识分子、知青、蒙冤受屈的老干部以及挣扎在贫困中的广大的农民。并出现了一批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作品，如《神圣的使命》（王亚平）、《我该怎么办》（陈国凯）、《罗浮山血泪祭》（中杰英）、《枫》（郑义）、《西望茅草地》（韩少功）、《蹉跎岁月》（叶辛）、《小镇上的将军》（陈世旭）等，以及以王蒙、张贤亮、高晓声等为代表的一代中老年作家的大量创作。对民族苦难的普泛性的讲述，无疑极大地声援了新意识形态否定“**”、揭批“四人帮”、平反冤假错案的战略部署。这是以上创作潮流成为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文学的主流，并迅速营造了“**”后文学第一个繁荣局面的重要原因。当然，同时也是导致这一创作潮流种种局限性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