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文學新變的濫觴：《班主任》和《傷痕》
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的文學，可以看成是“**”後文學走向複蘇的第一個階段，評論界通常用“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和“改革文學”來概括這一時期內出現的幾個文學創作潮流。這三個概念和傳統當代文學史中的諸多概念一樣，並不是對文學自身發展的階段性特征的準確標示，更多的隻是表明了文學與政治現實之間的對應關係。
劉心武（1942— ），四川成都人，1961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專科學校，做過中學語文教師，曾任《人民文學》雜誌主編。他在1977年11月號《人民文學》發表的《班主任》，常被看成“傷痕文學”的開山之作。事實上這篇小說雖然也寫了“**”在青少年心靈上留下的“內傷”，但它與後來出現的典型的創傷性敘事還是有較明顯的差異，相比之下，它的意義更在於開啟了一個以書寫創傷性記憶為開端的文學與文化的話語空間。
小說以張俊石老師接受小流氓宋寶琦插班的過程為線索展開情節。宋寶琦墮落是因為“什麽書都不讀而墜入無知的深淵”，謝惠敏雖然是個品行端莊的學生，但在對人類文化遺產的無知方麵與宋寶琦如出一轍。無知導致盲從、輕信，她成天虔誠地拜讀報紙上的“幫文”，認為“凡不是書店出售和圖書館外借的書都是黑書、黃書”。盲從又加重了她的無知，比起宋寶琦她表現出的是一種更深刻更有時代普泛性的“內傷”。作品通過張老師這個形象開出了根治“內傷”的有效藥方：掌握科學文化知識，有了知識便有了理性的覺悟，有了理性的覺悟才能避免宋寶琦式的墮落和謝惠敏式的盲從，《班主任》無意中接續了中斷已久的現代性啟蒙的主題。這一主題的演繹還體現在對知識和理性的載體——教師（知識分子）形象的熱情讚頌上：“更讓學生們敬畏的是張老師的那張嘴，人們都說薄嘴唇的人能說會道，張老師卻是一張厚嘴唇，春冬常被風吹得暴出幹皮兒，從這對厚嘴唇裏蹦出的話語，總是那麽熱情、生動和流利，像一架永不生鏽的播種機，不斷在學生的心田播下革命的思想和知識的種子，又像一把大條帚不停息地把學生心田上的灰塵無情地掃去。”知識者不再作為性格和思想有缺陷的、需要接受改造的對象而招致否定，而是作為具有話語權威的啟蒙者（不僅啟蒙知識而且啟蒙革命思想）的身份在文本中得到不容置疑的確立，我們可以看到，小說的敘事視點和標題的設置都暗含這種確立。
1977年，在很大程度上是個曖昧的年份：一方麵“四人幫”雖被打倒，但“**”還被奉為“完全必要”，創作上“**”文學的慣例依然具有巨大的規約力，“三突出”“假大空”式的頌歌體依然是當時文學最基本的語意編碼方式；但另一方麵黨已作出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表態和恢複高考製度的決定。《班主任》對文化知識的肯定、對民族精神危機的憂患，以及對造成這一精神危機的極“左”政策的批判，既在相當程度上疏離“**”文學頌歌主題、滿足當時社會期待，而又不觸動意識形態敏感神經。這樣一種話語邏輯轟動社會，幾乎是一種曆史必然。兩個月之後，《哥德巴赫猜想》的轟動再次證明了這一曆史必然。知識者不僅不再作為思想落後甚至反動的對象而受到批判，也不再以知識生活之外的任何社會人的特征而受到讚頌（比如在以往的文學慣例中，知識者常作為民族氣節的保持者而受到讚頌），知識者終於能以自我的知識身份而得到社會的承認與讚頌，此後，這種讚頌可以說蔚然成風。
1977年的文壇還處在“**”文學巨大的曆史慣性中，其中形式往往比內容具有更大的曆史惰性。《班主任》雖在主題意蘊上開始衝破“**”文學慣例，但在藝術形式上仍是對“**”文學的蹈襲。張老師的形象基本上還是按照“高大全”式的英雄模式來塑造的，他幾乎毫無個性以至於極易被忽略，人們普遍以為《班主任》的主人公是謝惠敏。在作品不短的篇幅中，沒有留給張老師這個36歲的年輕男人絲毫的個人生活空間。於是，文本的敘事層麵與故事層麵便產生了裂隙，這一裂隙抑製了啟蒙主題中人性的表達。敘事框架基本上沿襲“**”文學路線鬥爭的框架，即張老師團結廣大同學幫助、教育受極“左”路線思想毒害的宋寶琦，最後以張老師的勝利在望而告終。這樣的敘事框架所帶來的光明基調，又抑製了作品對青少年內傷揭示的沉痛感，以及危機意識、憂患意識的表達，也造成《班主任》敘事與後來的創傷性敘事之間的差異性。
如果說，文學作品是作者和讀者共同創造的，那麽，這句話用於《班主任》以及許多“傷痕文學”作品，則有著特殊的意味。當時的讀者對《班主任》的理解，與作者的主觀意圖有著很大的差異。作者全力塑造的主人公是班主任張俊石，而讀者則隻對謝惠敏這個人物感興趣，盡管比較起來，作品對謝惠敏的著墨不多。作者雖然也寫了謝惠敏的“內傷”，但主要是展示謝惠敏身上“閃光”的東西，而讀者卻覺得這個謝惠敏遠比“小流氓”宋寶琦“內傷”更嚴重，那些被作者認為是“閃光”的東西，讀者也分明嗅出了膿腥。例如，當張俊石問謝惠敏，對宋寶琦的到來怕不怕時，“謝惠敏晃晃小短辮說：‘我怕什麽？這是階級鬥爭！他敢犯狂，我們就跟他鬥！’”可是，“張老師心裏一熱。……他親熱地對謝惠敏說：‘你趕緊把團支部和班委會的人找齊，咱們到教室開個幹部會！’”謝惠敏腦中“階級鬥爭”的弦繃得那樣緊，滿眼都是“階級敵人”，動輒便是“階級鬥爭”，這本是十分悲哀的，也是她身上最嚴重的“內傷”之一種。這樣的回答令讀者心裏發涼，但張老師卻“心裏一熱”。顯然張老師並不認為她的回答有什麽不妥，並不認為這顯示了一種“內傷”，反而覺得顯示了她的可敬佩。實際上，在作品中，張老師也的確感歎：“她的身上，有著多麽可貴的閃光的素質啊！”張老師對謝惠敏的看法，也可認為是當時作者對她的看法。這些不被作者和張老師當作“內傷”而被作為“可貴的閃光的素質”的方麵，卻無一例外地被覺醒的讀者視作了“內傷”。在這個意義上，當時讀者對謝惠敏乃至整篇作品的理解，相當程度上是一種“創造性的誤解”。
《班主任》圍繞宋寶琦轉學一事展開敘述。這件事在作品中也被過分渲染。張老師麵對宋寶琦的所思、所想、所慮、所行，仿佛是在策劃指揮一場重大的戰爭，而不像是接受一個轉學來的少年——盡管是不良少年。《班主任》無疑有著“閃光”的一麵，但總體上是虛假做作的，是相當公式化、概念化的，也是明顯違背現實主義原則的。但現實主義卻在謝惠敏這個人物身上取得了小小的勝利，而且這種勝利很大程度上是在違背作品意圖的情形下取得的。隻要客觀、真實地寫出謝惠敏這個人物的心理、言行，讀者就會有自己的感受、認識和判斷。所有這一切，都表明了《班主任》作為曆史過渡物的特性。
如果說，《班主任》在揭示“**”造成的“內傷”的同時，又以光明昂揚的基調中和了這種沉痛。那麽，盧新華發表於1978年8月11日《文匯報》上的小說《傷痕》，則以現實的切膚之痛展示了“**”傷痕的慘痛。
盧新華（1954— ），江蘇如皋人，曾當過工人，1978年考入複旦大學，後任《文匯報》編輯，1986年赴美國。他的《傷痕》在對摧殘人性的政治勢力悲憤指控的同時，不經意間表達了對人性苦難的深切關懷。主人公王曉華的母親在“**”期間被誣為叛徒，16歲的王曉華和當時所有的激進青年一樣與母親決裂，到邊遠的山區插隊。一去8年，她堅決拒絕與母親的任何聯係，但仍然不能擺脫家庭出身的陰影，甚至個人的愛情也受到影響。粉碎“四人幫”以後，母親的冤案終得平反，但當她悲喜交加趕回上海見母親時，母親卻因身體受盡摧殘剛剛溘然長逝。如果說宋寶琦、謝惠敏的內傷尚有治愈的可能，那麽王曉華母女的傷痕卻永難愈合。盡管作品在敘事層麵上也作了種種中和的努力（比如讓王曉華的戀人先她一步趕到彌留的母親身邊，在文本最後安上一個“**”文學中典型的“化悲痛為力量”的結尾等），但文本的故事層麵卻彌漫著一種透徹肺腑的傷痛。王曉華雖因母親的平反重又獲得愛情，也許還有政治生命，但她不能見母親最後一麵，意味著她永遠不能令母親寬慰，也永遠得不到母親的諒解。母親雖然平反複職，但她的身體已被徹底摧垮，她精神上最大的願望——看一眼與自己分別8年的親生女兒，也終未來得及實現就抱憾離去。《傷痕》一經發表，立即引發整個社會被壓抑已久的對創傷進行傾訴的欲望，這不僅與“**”，而且與50年代甚至更早的冤假錯案都有關聯。一時間，講述苦難記憶成了文學的一種潮流。作家成了苦難傾訴欲望的代言人。
《傷痕》巨大的社會反響，還來自文本對政治生活之外的人的日常生活空間的明確展現。《班主任》中極其有限的個人生活空間在這裏得到進一步的拓展。母親平反後寫給王曉華的信中雖然一再強調自己最大的願望是盡最大的努力為黨工作，但文本故事層麵卻暗示母親最大的願望是見分別8年的女兒一麵，更具有突破性的是對王曉華與戀人之間的愛情描寫，甚至還以含蓄的筆致傳達出女主人公身體的青春氣息。親情、愛情、普通人的悲歡離合這些人性的內容經過長久的封凍之後終於抵達我們的本文。在對摧殘人性的罪惡勢力的激烈指控與否定中，文學恢複了對人性、人情、人的價值尊嚴的正麵書寫，這成了《傷痕》之後講述苦難記憶文本的基本敘事立場，有力地促進人的意識擺脫極“左”思潮走向覺醒，也引起了廣泛的社會審美共鳴，形成了普泛性的人道主義社會思潮。但《傷痕》也難以避免地拖著一根“光明的尾巴”。小說以這樣一段文字結尾：“夜，是靜靜的。黃浦江的水在向東滾滾奔流。忽然，遠處傳來巨輪上汽笛的大聲怒吼。曉華便覺得渾身的熱血一下子都往上沸湧。於是，她猛地一把拉了小蘇的胳膊下了台階，朝著燈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很明顯，作者是要以這樣的結尾來衝淡和消解讀者心中的悲哀。可以說，這是時代留在小說《傷痕》身上的“傷痕”。
隨著思想解放運動的深入，知識分子的主體意識和對現實的**在一段時間內與日俱增，文學進一步掙脫“**”文學“瞞與騙”的敘事模式，恢複五四現實主義文學寫真實和社會批判性的品格，“**”“人民公社”“大躍進”“反右派”以及1949年以來知識分子的遭遇等被長期遮蔽的曆史，在某種程度上首次被敞開、撥亮。對曆史苦難記憶的講述幾乎涉及社會各個階層，尤其是這樣幾個社會群體：知識分子、知青、蒙冤受屈的老幹部以及掙紮在貧困中的廣大的農民。並出現了一批具有較大社會影響的作品，如《神聖的使命》（王亞平）、《我該怎麽辦》（陳國凱）、《羅浮山血淚祭》（中傑英）、《楓》（鄭義）、《西望茅草地》（韓少功）、《蹉跎歲月》（葉辛）、《小鎮上的將軍》（陳世旭）等，以及以王蒙、張賢亮、高曉聲等為代表的一代中老年作家的大量創作。對民族苦難的普泛性的講述，無疑極大地聲援了新意識形態否定“**”、揭批“四人幫”、平反冤假錯案的戰略部署。這是以上創作潮流成為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文學的主流，並迅速營造了“**”後文學第一個繁榮局麵的重要原因。當然，同時也是導致這一創作潮流種種局限性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