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79年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為開端，一股重在反映當時的變革現實，尤其重在表現工農業及政治體製改革中出現的種種矛盾衝突的文學創作潮流勃然興起。到80年代初，隨著現實改革步伐的進一步加快，改革題材的作品大量湧現逐漸形成一個**，並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基本上取代了對曆史記憶進行講述與反思的創作潮流，成為文壇的主流。80年代中期以後，這些反映社會變革的作品無論在思想意蘊還是在敘事方式上都產生了很大的變化，已不能再納入這一創作潮流的現有框架中。
這股文學潮流大致有這樣的兩類作品：一類是以蔣子龍等的創作為代表的直接關注改革事件本身，所謂正麵描寫改革的作品；另一類作品以高曉聲、何士光等人這一時期的創作為代表，更注重改革對普通人生活的影響，尤其是對普通人精神生活領域的影響。這類作品亦被認為是側麵描寫改革的作品。
蔣子龍（1941— ），河北滄縣人，參加過海軍，當過工人、廠長秘書、車間主任，有著長期豐富的工廠生活經驗。60年代中期發表小說處女作《新站長》。從1976年年初發表小說《機電局長的一天》開始，致力於工業整頓和改革題材的創作。1979年年初小說《喬廠長上任記》使他一舉成名，主人公喬光樸成為家喻戶曉的大膽衝破阻力的改革者的代名詞。此後，他又連續發表了《一個工廠秘書的日記》《開拓者》《赤橙黃綠青藍紫》《燕趙悲歌》《鍋碗瓢盆交響曲》等一係列作品，創作的視野已不再局限於工廠的改革，而是延伸至政治體製改革、農村經濟體製改革等諸多領域，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其作品的主人公構成了一個具有喬廠長血統的“開拓者家族”人物形象係列。
除蔣子龍作品外，側重直接描寫改革事件，在當時具有較大社會影響的作品還有柯雲路的《三千萬》《新星》《夜與晝》、水運憲的《禍起蕭牆》、張潔的《沉重的翅膀》、李國文的《花園街五號》、張賢亮的《男人的風格》等。這些作品全方位地描寫發生在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改革，表達改革的迫切性、必要性，探討改革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反映改革的艱難曲折，具有強烈的問題小說色彩和一定的社會批判品格。其中有的作品並不局限於反映改革事件本身，而涉及人們的文化倫理觀念、情感世界等更深層的領域，呈現出更廣闊更豐富的社會生活內容，比如《沉重的翅膀》《花園街五號》等。
改革題材的文學創作作為一種文學潮流，其出現並蔚然成風基本上是依賴社會生活所提供的契機。然而，當時的曆史語境所能提供給它的思想與文化資源都相當有限，甚至在很大程度上還受到“**”文學和“十七年文學”慣例的影響，因此，其思想意蘊和藝術形式在今天看來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相當大的缺憾。
第一，在反映現實的基本精神上，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將現實簡單化、表麵化、觀念化的傾向，改革與反改革的鬥爭總是被處理成劍拔弩張的態勢，雙方的較量被過分地傳奇化、戲劇化。對現實簡單化的認識必然帶來藝術形式上的模式化，即人物設置上通常是改革派（正麵人物）為一方，反改革派（反麵人物）為另一方，形成陣線分明的二元對立，有時再加上動搖於二者之間的中間派，這是“十七年文學”及“**”後期文學中典型的人物組合方式。敘事的流程大都是改革派曆盡艱辛終於取得勝利，以正劇鼓舞人心（如《喬廠長上任記》），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前小說落後與先進之爭，“**”小說路線之爭等敘事模式的翻版。
第二，在對改革進程的認知上，創作主體通常把改革的成功係於個別具有雄強魄力的鐵腕人物身上。積重難返的現實固然需要雷厲風行、說一不二的工作作風，但在改革者的形象塑造上，卻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崇拜鐵腕、強化個人極權的傾向。喬光樸、車蓬寬（《開拓者》）、武耕新（《燕趙悲歌》）、傅連山（《禍起蕭牆》）、李向南（《新星》）無一不是這種鐵腕英雄。武耕新在大趙莊以強迫命令、發號施令、樹立自己絕對權威的方式實施自己的經濟改革方針並取得成功。如果說，大趙莊這樣的土壤隻能產生武耕新這樣的土皇帝式的改革者，那麽，在現代大工業背景下並且留過洋的喬光樸竟也毫無二致，“工人們覺得喬光樸那雙眼睛裏裝滿了經驗，現在已經習慣服從他了，甚至他一開口就服從他，他的確一次也沒有辜負大夥的信任”（《喬廠長上任記》）。喬光樸甚至在個人愛情生活中也表現出極端的專製與蠻橫，他在事先並沒有征得童貞同意的情況下，突然對眾人公開謊稱他已和童貞結婚，目的隻是為了以後能更方便地工作。而童貞這位曾留過洋的高級知識分子女性居然在略表嬌嗔之後便原諒了他，而且更愛他了。如果作者站在人文立場上審視這些改革英雄們的精神缺陷，作品應該不失深刻。但作者顯然抱著極為讚賞的態度，似乎改革的成功離不開個人的集權。而與個人強權意識相關的是“清官意識”“青天意識”和“欽差意識”。《新星》中的李向南單槍匹馬衝擊古陵縣根深蒂固、盤根錯節的保守勢力，伸張正義、為民請命，儼然是一個現代“青天”的形象。而清官之所以能成功大都靠的是尚方寶劍，李向南一開始就以京城欽差的身份亮相，喬光樸的後麵有局長霍大道的支持，傅連山一開始有省局王局長的支持，當比王局長有來頭的副省長反對他改革時，就有比副省長更有來頭的中央部裏的領導支持他。陳抱帖（《男人的風格》）則有國家某部部長的丈人作後盾。在中國長期以來的官本位文化語境中，或許事實就是如此，但改革的目的恰恰正是要由建立在“清官意識”、奴化意識基礎上傳統的人治社會，向建立在公民意識基礎上的現代法理社會轉型，而上述這些作品或多或少地都存在著宣揚鐵腕人物的人治來促進改革的傾向，創作主體“沒有真正意識到政治經濟體製改革，其目的是為了調動每個主體的積極性、創造性，克服傳統的奴化意識，根除專製生成的土壤，我們需要的是民主化而非人格神”[3]。這正是此類“改革敘事”的悖論所在。
第三，鐵腕崇拜還帶來人物性格的單向性與雷同化。改革者們除了改革，沒有其他任何的精神向度。性格內涵基本上都是大刀闊斧、披荊斬棘，“雖有弱點絕無原則錯誤，雖有失敗但絕非錯誤所致”。喬光樸無疑是他們性格的原型。而喬光樸的性格又來源於《機電局長的一天》中的霍大道，這篇寫於1975年的小說，主人公的形象完全按照“兩結合”（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模式來塑造，即在理想的參與下塑造正麵人物，再通過這種形象體現作者的理想。在《喬廠長上任記》中，這一模式被略加改造（添加一些作料般的主人公愛情生活）後沿用了下來。由於對改革的理想和願望的強烈表達欲望，以及在對改革的認知過程中滋生的鐵腕崇拜，當然也由於《喬廠長上任記》巨大的社會成功，致使喬光樸的性格母型被作者自己和其他作家不斷的複製演繹，在演繹的過程中固然也不斷地給主人公添加不同的思想方式、改革措施以及色彩繽紛的羅曼史等，但這些加在一起仍不足以構成改革者作為人的豐富性，不足以產生與喬光樸異質性的性格基質。由於社會層麵對改革的強烈渴望，這些“理想化”的人物形象大都能引起一陣轟動。但隨著現實的日趨複雜，其可信度開始日益降低，亦缺乏豐富的美感基質給人們的精神生活提供更多的內容，因此，這一文學潮流日漸被時間所淡忘幾乎是一種必然。
相對而言，另一類更關注普通人在改革中的生存遭際（包括精神與物質方麵）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上述這些缺陷。
何士光（1942— ），貴州貴陽人。1980年發表《鄉場上》引人注目。《鄉場上》通過對偏僻的山村梨花屯鄉場一個極富寓言意味的短暫場景的描繪，折射出農民在農村經濟體製改革前後漫長的精神曆程，表達了經濟翻身帶來農民精神的獨立、人的尊嚴與價值的恢複的主題。其中包含了一個新的時代開始時知識分子對未來一廂情願的美好願望，這在當時的曆史語境中具有相當的普泛性。與何士光式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單向思維和帶有圖解痕跡的敘事相比，高曉聲的創作更多地呈現了轟轟烈烈的改革背後，農民精神世界的沉重與複雜。
高曉聲（1928—1999），江蘇武進人，曾就讀於上海法學院經濟係、無錫蘇南新聞專科學校。先後在蘇南文聯、江蘇省文化局、《新華日報》文藝副刊工作。1954年發表處女作短篇小說《解約》，1957年因與方之、陸文夫等江蘇青年作家發起成立“探求者”文學社團而劃為“右派”，遣送回鄉務農。複出後的作品主要表現對普通農民命運的關注。重要作品有短篇小說《“漏鬥戶”主》《李順大造屋》《陳奐生上城》等。
早在《李順大造屋》《“漏鬥戶”主》《極其簡單的故事》等這些講述極“左”政治給農民帶來深重災難的作品中，他就注意到了農民精神因襲的沉重，並將政治批判與文化批判相結合，揭示李順大、陳奐生們在對黨和新社會的一腔熱血中，所包含的麻木愚昧和奴性心理及其產生的原因。一方麵，造屋、吃飽肚子作為“翻身農民”樸素的奮鬥目標正是農民成為社會主義曆史主體的象征，但“翻身”幾十年來連這樣的基本目標都顯得高不可攀，又如何談得上成為曆史主體呢！長期社會主義集體化的小生產，極“左”政策對農村的宰製，再加上鄉村幹部橫行鄉裏，“我讓你們做什麽你們就做什麽，誰敢不聽就是反黨”（《極其簡單的故事》），農民被管得沒有任何生產和生活的自主權；另一方麵，鄉村文化中始終存在沉重的封建文化因襲。曆史與現實的縱橫交錯的壓力終於造成陳奐生們根深蒂固的阿Q式的奴性和精神勝利法。如果說《李順大造屋》《“漏鬥戶”主》寫出了在李順大、陳奐生們身上物質的貧困與精神的貧困互相依存，那麽從《陳奐生上城》開始的包括《陳奐生轉業》《陳奐生包產》《陳奐生出國》等作品則注重書寫改革開放以後物質的富裕並不能療治陳奐生們的精神痼疾。
《陳奐生上城》是高曉聲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高曉聲的創作思想和創作風格在這篇小說中有最典型的表現。《陳奐生上城》通過對陳奐生阿Q式的精神特征的揭示，表達了對農民“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情懷。在揭示陳奐生的精神特征，塑造陳奐生這個具有高度典型性的人物形象時，高曉聲有效地運用了幾種方法。首先，是寫陳奐生對數字的敏感。小說中多次寫了陳奐生的算賬。例如，陳奐生在招待所醒來，明白了是縣委書記吳楚把自己送進招待所，便萬分感激：“陳奐生想，他和吳楚之間，其實也談不上交情，不過認識罷了。要說有什麽和人交往，平生隻有一次。記得秋天吳楚在大隊蹲點，有一天突然到他家來吃了一頓便飯，聽那話音，像是特地來體驗體驗‘漏鬥戶主’的生活改善到什麽程度的。還帶來了一斤塊塊糖，給孩子們吃。細算起來，等於兩頓半飯錢。那還算什麽交情呢！說來說去，是吳書記做了官不曾忘記老百姓。”再例如，小說這樣寫陳奐生折回招待所房間後的心理活動：“啃完餅，想想又肉痛起來，究竟是五元錢哪！他昨晚上在百貨店看中的帽子，實實在在是兩元五一頂，為什麽睡一夜要出兩頂帽錢呢？連沈萬三都要住窮的；他一個農業社員，去年工分單價七角，困一夜做七天還要倒貼一角，這不是開了大玩笑！從昨半夜到現在，總共不過七八個鍾頭，幾乎一個鍾頭做一天工，貴死人，真是陰錯陽差，他這副骨頭能在那種**躺屍嗎！現在別的便宜拾不著，大姑娘說可以住到十二點，那就再困吧，困到足十二點走，這也是撈著多少算多少。對，就是這個主意。”這樣一種算賬法和換算方式，對於揭示陳奐生的精神特征，刻畫陳奐生的形象，有著顯影液般的功效。這也顯示了高曉聲對農民的深切了解。
其次，對陳奐生在招待所房間的前後態度的描寫，也十分深刻地表現了陳奐生這類人物“精神上的病苦”，表現了他們“精神奴役的創傷”。當尚不知睡一夜要五元錢時，陳奐生對房間裏的一切愛護備至，以致“在被窩裏縮成一團，他知道自己身上（特別是腳）不大幹淨，生怕弄髒了被子……隨即悄悄起身，悄悄穿好了衣服，不敢弄出一點聲音來，好像做了偷兒，被人發現就會抓住似的。他下了床，把鞋子拎在手裏，光著腳跑出去；又眷顧著那張大皮椅，走近了摸一摸，輕輕捺了捺，知道裏邊有彈簧，卻不敢坐，怕壓癟了彈不飽。然後才真的悄悄開門，走出去了”。待到得知睡一夜要出五元錢後，無論如何也想不通的陳奐生，便把滿腔怨怒朝房間的設施上發泄，以致“剛才出了汗，吃了東西，臉上嘴上，都不愜意，想找塊毛巾洗臉，卻沒有。心一橫，便把提花枕巾撈起來擦了一陣，然後衣服也不脫，就蓋上被頭困了，這一次再也不怕弄髒了什麽，他出了五元錢呢。——即使房間弄成了豬圈，也不值！”如果說，陳奐生後來對房間設施的做法是“奴才式的破壞”，那麽，他先前的“縮成一團”和光腳走路，也隻是對房間設施的奴才式的珍惜。一前一後，雖然外在行為判若兩人，但都是奴性的表現。
小說寫了陳奐生為五元錢而萬分心痛，但最終卻為此而萬分自豪。其間的心理變化是這樣發生的：“陳奐生忽然心裏一亮，扳著大腿，高興地叫道：‘有了。’他想到此趟上城，有此一番動人的經曆，這五元錢值透。他總算有點自豪的東西可以講講了。試問，全大隊的幹部、社員，有誰坐過吳書記的汽車？有誰住過五元錢一夜的高級房間？他可要講給大家聽聽，看誰還能說他沒有什麽講的！看誰還能說他沒見過世麵！看誰還能瞧不起他，唔！……他精神陡增，頓時好像高大了許多。老婆已不在他眼裏了；他有辦法對付，隻要一提到吳書記，說這五塊錢還是吳書記看得起他，才讓他用掉的，老婆保證服帖。哈，人總有得意的時候，他僅僅花了五塊錢就買到了精神的滿足，真是拾到了非常的便宜貨，他愉快地劃著快步，像一陣清風**到了家門……”耐人尋味的是，陳奐生的“精神勝利法”並不純是一種自欺。小說結尾寫道：“果然，從此以後，陳奐生的身份顯著提高了，不但村上的人要聽他講，連大隊幹部對他的態度也友好得多……”於是，“從此，陳奐生一直很神氣，做起事來，更比以前有勁得多了”。作者用輕鬆、幽默而又省儉的筆墨，寫出了陳奐生精神深處的奴性。
陳奐生的形象具有社會群體的文化審視價值。但從《陳奐生上城》開始，文化批判成了高曉聲現實主義基本的表現形態，許多現實中源於體製弊端的醜惡現象也常常被看成是傳統文化基因的現代表現，社會批判漸漸淡出，代之以對主流意識形態的闡釋與讚頌，一味地追求讓主人公陳奐生身上留下現實改革的每一個痕跡，而忽視了人物性格本身的邏輯自洽性。
新時期早期現實主義的恢複很長一段時間隻停留在觀念形態上，真正在現實主義藝術技巧方麵取得成功的作品並不多見，高曉聲的小說算是其中的一例。在他的小說中，人物事件很少直接呈現，大多通過作者從容簡約的概括敘述間接地傳達給讀者，顯然這是受中國傳統的講故事的敘事方式的影響，但又不圍繞一個具體的事件結構故事，也不組織充滿矛盾衝突的戲劇化的情節，而是將人物幾十年的普通生活壓縮到一個焦點來反映，比如《李順大造屋》《“漏鬥戶”主》分別以造屋、吃飽肚子為敘事焦點。敘事基本上以情節自然發展為線索，同時也采用類似意識流的時空跳躍與切入，如《陳奐生上城》先寫陳奐生在招待所醒來再插入他頭天晚上住進招待所的經過。注重通過人物富有特征的語言、行動、細節來刻畫人物，尤其是典型的細節描寫。洗練而帶有農民式幽默和略帶蘇南方言特色的語言，使作品具有質樸的鄉土氣息。這一切都表明高曉聲的敘事藝術具有“中西合璧”的特點。
隨著改革進程的深入，改革洪流對現實影響的複雜、多元與深幽日益呈現，同時，時代思想文化資源的挖掘與積澱也與日俱進。於是，1983年前後，出現了一批在對普通人生存際遇的關切中多元化地思考改革的較有深度的作品，如賈平凹的《小月前本》《臘月·正月》《雞窩窪的人家》、王潤滋的《魯班的子孫》、路遙的《人生》、張煒的《秋天的思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