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79年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为开端，一股重在反映当时的变革现实，尤其重在表现工农业及政治体制改革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冲突的文学创作潮流勃然兴起。到80年代初，随着现实改革步伐的进一步加快，改革题材的作品大量涌现逐渐形成一个**，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基本上取代了对历史记忆进行讲述与反思的创作潮流，成为文坛的主流。80年代中期以后，这些反映社会变革的作品无论在思想意蕴还是在叙事方式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已不能再纳入这一创作潮流的现有框架中。
这股文学潮流大致有这样的两类作品：一类是以蒋子龙等的创作为代表的直接关注改革事件本身，所谓正面描写改革的作品；另一类作品以高晓声、何士光等人这一时期的创作为代表，更注重改革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尤其是对普通人精神生活领域的影响。这类作品亦被认为是侧面描写改革的作品。
蒋子龙（1941— ），河北沧县人，参加过海军，当过工人、厂长秘书、车间主任，有着长期丰富的工厂生活经验。60年代中期发表小说处女作《新站长》。从1976年年初发表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开始，致力于工业整顿和改革题材的创作。1979年年初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使他一举成名，主人公乔光朴成为家喻户晓的大胆冲破阻力的改革者的代名词。此后，他又连续发表了《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锅碗瓢盆交响曲》等一系列作品，创作的视野已不再局限于工厂的改革，而是延伸至政治体制改革、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等诸多领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其作品的主人公构成了一个具有乔厂长血统的“开拓者家族”人物形象系列。
除蒋子龙作品外，侧重直接描写改革事件，在当时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作品还有柯云路的《三千万》《新星》《夜与昼》、水运宪的《祸起萧墙》、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等。这些作品全方位地描写发生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改革，表达改革的迫切性、必要性，探讨改革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反映改革的艰难曲折，具有强烈的问题小说色彩和一定的社会批判品格。其中有的作品并不局限于反映改革事件本身，而涉及人们的文化伦理观念、情感世界等更深层的领域，呈现出更广阔更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比如《沉重的翅膀》《花园街五号》等。
改革题材的文学创作作为一种文学潮流，其出现并蔚然成风基本上是依赖社会生活所提供的契机。然而，当时的历史语境所能提供给它的思想与文化资源都相当有限，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文学和“十七年文学”惯例的影响，因此，其思想意蕴和艺术形式在今天看来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相当大的缺憾。
第一，在反映现实的基本精神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将现实简单化、表面化、观念化的倾向，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总是被处理成剑拔弩张的态势，双方的较量被过分地传奇化、戏剧化。对现实简单化的认识必然带来艺术形式上的模式化，即人物设置上通常是改革派（正面人物）为一方，反改革派（反面人物）为另一方，形成阵线分明的二元对立，有时再加上动摇于二者之间的中间派，这是“十七年文学”及“**”后期文学中典型的人物组合方式。叙事的流程大都是改革派历尽艰辛终于取得胜利，以正剧鼓舞人心（如《乔厂长上任记》），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前小说落后与先进之争，“**”小说路线之争等叙事模式的翻版。
第二，在对改革进程的认知上，创作主体通常把改革的成功系于个别具有雄强魄力的铁腕人物身上。积重难返的现实固然需要雷厉风行、说一不二的工作作风，但在改革者的形象塑造上，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崇拜铁腕、强化个人极权的倾向。乔光朴、车蓬宽（《开拓者》）、武耕新（《燕赵悲歌》）、傅连山（《祸起萧墙》）、李向南（《新星》）无一不是这种铁腕英雄。武耕新在大赵庄以强迫命令、发号施令、树立自己绝对权威的方式实施自己的经济改革方针并取得成功。如果说，大赵庄这样的土壤只能产生武耕新这样的土皇帝式的改革者，那么，在现代大工业背景下并且留过洋的乔光朴竟也毫无二致，“工人们觉得乔光朴那双眼睛里装满了经验，现在已经习惯服从他了，甚至他一开口就服从他，他的确一次也没有辜负大伙的信任”（《乔厂长上任记》）。乔光朴甚至在个人爱情生活中也表现出极端的专制与蛮横，他在事先并没有征得童贞同意的情况下，突然对众人公开谎称他已和童贞结婚，目的只是为了以后能更方便地工作。而童贞这位曾留过洋的高级知识分子女性居然在略表娇嗔之后便原谅了他，而且更爱他了。如果作者站在人文立场上审视这些改革英雄们的精神缺陷，作品应该不失深刻。但作者显然抱着极为赞赏的态度，似乎改革的成功离不开个人的集权。而与个人强权意识相关的是“清官意识”“青天意识”和“钦差意识”。《新星》中的李向南单枪匹马冲击古陵县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保守势力，伸张正义、为民请命，俨然是一个现代“青天”的形象。而清官之所以能成功大都靠的是尚方宝剑，李向南一开始就以京城钦差的身份亮相，乔光朴的后面有局长霍大道的支持，傅连山一开始有省局王局长的支持，当比王局长有来头的副省长反对他改革时，就有比副省长更有来头的中央部里的领导支持他。陈抱帖（《男人的风格》）则有国家某部部长的丈人作后盾。在中国长期以来的官本位文化语境中，或许事实就是如此，但改革的目的恰恰正是要由建立在“清官意识”、奴化意识基础上传统的人治社会，向建立在公民意识基础上的现代法理社会转型，而上述这些作品或多或少地都存在着宣扬铁腕人物的人治来促进改革的倾向，创作主体“没有真正意识到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其目的是为了调动每个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克服传统的奴化意识，根除专制生成的土壤，我们需要的是民主化而非人格神”[3]。这正是此类“改革叙事”的悖论所在。
第三，铁腕崇拜还带来人物性格的单向性与雷同化。改革者们除了改革，没有其他任何的精神向度。性格内涵基本上都是大刀阔斧、披荆斩棘，“虽有弱点绝无原则错误，虽有失败但绝非错误所致”。乔光朴无疑是他们性格的原型。而乔光朴的性格又来源于《机电局长的一天》中的霍大道，这篇写于1975年的小说，主人公的形象完全按照“两结合”（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模式来塑造，即在理想的参与下塑造正面人物，再通过这种形象体现作者的理想。在《乔厂长上任记》中，这一模式被略加改造（添加一些作料般的主人公爱情生活）后沿用了下来。由于对改革的理想和愿望的强烈表达欲望，以及在对改革的认知过程中滋生的铁腕崇拜，当然也由于《乔厂长上任记》巨大的社会成功，致使乔光朴的性格母型被作者自己和其他作家不断的复制演绎，在演绎的过程中固然也不断地给主人公添加不同的思想方式、改革措施以及色彩缤纷的罗曼史等，但这些加在一起仍不足以构成改革者作为人的丰富性，不足以产生与乔光朴异质性的性格基质。由于社会层面对改革的强烈渴望，这些“理想化”的人物形象大都能引起一阵轰动。但随着现实的日趋复杂，其可信度开始日益降低，亦缺乏丰富的美感基质给人们的精神生活提供更多的内容，因此，这一文学潮流日渐被时间所淡忘几乎是一种必然。
相对而言，另一类更关注普通人在改革中的生存遭际（包括精神与物质方面）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上述这些缺陷。
何士光（1942— ），贵州贵阳人。1980年发表《乡场上》引人注目。《乡场上》通过对偏僻的山村梨花屯乡场一个极富寓言意味的短暂场景的描绘，折射出农民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前后漫长的精神历程，表达了经济翻身带来农民精神的独立、人的尊严与价值的恢复的主题。其中包含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时知识分子对未来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这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具有相当的普泛性。与何士光式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单向思维和带有图解痕迹的叙事相比，高晓声的创作更多地呈现了轰轰烈烈的改革背后，农民精神世界的沉重与复杂。
高晓声（1928—1999），江苏武进人，曾就读于上海法学院经济系、无锡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先后在苏南文联、江苏省文化局、《新华日报》文艺副刊工作。1954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解约》，1957年因与方之、陆文夫等江苏青年作家发起成立“探求者”文学社团而划为“右派”，遣送回乡务农。复出后的作品主要表现对普通农民命运的关注。重要作品有短篇小说《“漏斗户”主》《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等。
早在《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极其简单的故事》等这些讲述极“左”政治给农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作品中，他就注意到了农民精神因袭的沉重，并将政治批判与文化批判相结合，揭示李顺大、陈奂生们在对党和新社会的一腔热血中，所包含的麻木愚昧和奴性心理及其产生的原因。一方面，造屋、吃饱肚子作为“翻身农民”朴素的奋斗目标正是农民成为社会主义历史主体的象征，但“翻身”几十年来连这样的基本目标都显得高不可攀，又如何谈得上成为历史主体呢！长期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小生产，极“左”政策对农村的宰制，再加上乡村干部横行乡里，“我让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谁敢不听就是反党”（《极其简单的故事》），农民被管得没有任何生产和生活的自主权；另一方面，乡村文化中始终存在沉重的封建文化因袭。历史与现实的纵横交错的压力终于造成陈奂生们根深蒂固的阿Q式的奴性和精神胜利法。如果说《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写出了在李顺大、陈奂生们身上物质的贫困与精神的贫困互相依存，那么从《陈奂生上城》开始的包括《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出国》等作品则注重书写改革开放以后物质的富裕并不能疗治陈奂生们的精神痼疾。
《陈奂生上城》是高晓声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高晓声的创作思想和创作风格在这篇小说中有最典型的表现。《陈奂生上城》通过对陈奂生阿Q式的精神特征的揭示，表达了对农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怀。在揭示陈奂生的精神特征，塑造陈奂生这个具有高度典型性的人物形象时，高晓声有效地运用了几种方法。首先，是写陈奂生对数字的敏感。小说中多次写了陈奂生的算账。例如，陈奂生在招待所醒来，明白了是县委书记吴楚把自己送进招待所，便万分感激：“陈奂生想，他和吴楚之间，其实也谈不上交情，不过认识罢了。要说有什么和人交往，平生只有一次。记得秋天吴楚在大队蹲点，有一天突然到他家来吃了一顿便饭，听那话音，像是特地来体验体验‘漏斗户主’的生活改善到什么程度的。还带来了一斤块块糖，给孩子们吃。细算起来，等于两顿半饭钱。那还算什么交情呢！说来说去，是吴书记做了官不曾忘记老百姓。”再例如，小说这样写陈奂生折回招待所房间后的心理活动：“啃完饼，想想又肉痛起来，究竟是五元钱哪！他昨晚上在百货店看中的帽子，实实在在是两元五一顶，为什么睡一夜要出两顶帽钱呢？连沈万三都要住穷的；他一个农业社员，去年工分单价七角，困一夜做七天还要倒贴一角，这不是开了大玩笑！从昨半夜到现在，总共不过七八个钟头，几乎一个钟头做一天工，贵死人，真是阴错阳差，他这副骨头能在那种**躺尸吗！现在别的便宜拾不着，大姑娘说可以住到十二点，那就再困吧，困到足十二点走，这也是捞着多少算多少。对，就是这个主意。”这样一种算账法和换算方式，对于揭示陈奂生的精神特征，刻画陈奂生的形象，有着显影液般的功效。这也显示了高晓声对农民的深切了解。
其次，对陈奂生在招待所房间的前后态度的描写，也十分深刻地表现了陈奂生这类人物“精神上的病苦”，表现了他们“精神奴役的创伤”。当尚不知睡一夜要五元钱时，陈奂生对房间里的一切爱护备至，以致“在被窝里缩成一团，他知道自己身上（特别是脚）不大干净，生怕弄脏了被子……随即悄悄起身，悄悄穿好了衣服，不敢弄出一点声音来，好像做了偷儿，被人发现就会抓住似的。他下了床，把鞋子拎在手里，光着脚跑出去；又眷顾着那张大皮椅，走近了摸一摸，轻轻捺了捺，知道里边有弹簧，却不敢坐，怕压瘪了弹不饱。然后才真的悄悄开门，走出去了”。待到得知睡一夜要出五元钱后，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陈奂生，便把满腔怨怒朝房间的设施上发泄，以致“刚才出了汗，吃了东西，脸上嘴上，都不惬意，想找块毛巾洗脸，却没有。心一横，便把提花枕巾捞起来擦了一阵，然后衣服也不脱，就盖上被头困了，这一次再也不怕弄脏了什么，他出了五元钱呢。——即使房间弄成了猪圈，也不值！”如果说，陈奂生后来对房间设施的做法是“奴才式的破坏”，那么，他先前的“缩成一团”和光脚走路，也只是对房间设施的奴才式的珍惜。一前一后，虽然外在行为判若两人，但都是奴性的表现。
小说写了陈奂生为五元钱而万分心痛，但最终却为此而万分自豪。其间的心理变化是这样发生的：“陈奂生忽然心里一亮，扳着大腿，高兴地叫道：‘有了。’他想到此趟上城，有此一番动人的经历，这五元钱值透。他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可以讲讲了。试问，全大队的干部、社员，有谁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有谁住过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他可要讲给大家听听，看谁还能说他没有什么讲的！看谁还能说他没见过世面！看谁还能瞧不起他，唔！……他精神陡增，顿时好像高大了许多。老婆已不在他眼里了；他有办法对付，只要一提到吴书记，说这五块钱还是吴书记看得起他，才让他用掉的，老婆保证服帖。哈，人总有得意的时候，他仅仅花了五块钱就买到了精神的满足，真是拾到了非常的便宜货，他愉快地划着快步，像一阵清风**到了家门……”耐人寻味的是，陈奂生的“精神胜利法”并不纯是一种自欺。小说结尾写道：“果然，从此以后，陈奂生的身份显著提高了，不但村上的人要听他讲，连大队干部对他的态度也友好得多……”于是，“从此，陈奂生一直很神气，做起事来，更比以前有劲得多了”。作者用轻松、幽默而又省俭的笔墨，写出了陈奂生精神深处的奴性。
陈奂生的形象具有社会群体的文化审视价值。但从《陈奂生上城》开始，文化批判成了高晓声现实主义基本的表现形态，许多现实中源于体制弊端的丑恶现象也常常被看成是传统文化基因的现代表现，社会批判渐渐淡出，代之以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阐释与赞颂，一味地追求让主人公陈奂生身上留下现实改革的每一个痕迹，而忽视了人物性格本身的逻辑自洽性。
新时期早期现实主义的恢复很长一段时间只停留在观念形态上，真正在现实主义艺术技巧方面取得成功的作品并不多见，高晓声的小说算是其中的一例。在他的小说中，人物事件很少直接呈现，大多通过作者从容简约的概括叙述间接地传达给读者，显然这是受中国传统的讲故事的叙事方式的影响，但又不围绕一个具体的事件结构故事，也不组织充满矛盾冲突的戏剧化的情节，而是将人物几十年的普通生活压缩到一个焦点来反映，比如《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分别以造屋、吃饱肚子为叙事焦点。叙事基本上以情节自然发展为线索，同时也采用类似意识流的时空跳跃与切入，如《陈奂生上城》先写陈奂生在招待所醒来再插入他头天晚上住进招待所的经过。注重通过人物富有特征的语言、行动、细节来刻画人物，尤其是典型的细节描写。洗练而带有农民式幽默和略带苏南方言特色的语言，使作品具有质朴的乡土气息。这一切都表明高晓声的叙事艺术具有“中西合璧”的特点。
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改革洪流对现实影响的复杂、多元与深幽日益呈现，同时，时代思想文化资源的挖掘与积淀也与日俱进。于是，1983年前后，出现了一批在对普通人生存际遇的关切中多元化地思考改革的较有深度的作品，如贾平凹的《小月前本》《腊月·正月》《鸡窝洼的人家》、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路遥的《人生》、张炜的《秋天的思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