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五四文學發端於人性解放的主題，“**”後文學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人”的回歸。經過十年“**”乃至更長一段曆史時期對“人”的輕視甚至虛化，人們深刻地感受到文學中“人”的失落與異化。“**”後文學最初對“非人”歲月的控訴，某種意義上也是對正常人情、人性的呼喚。而一批短篇小說，包括鄭義的《楓》、左建明的《陰影》、劉真的《黑旗》、方之的《內奸》，則是較早對“人”的失落與異化進行反思的作品。《楓》用血淚控訴了“**”中的幫派之爭如何造成一對年輕人的悲劇，揭示出正是某些堂皇的“階級立場”和“路線鬥爭”戕害了美好的人性。《黑旗》通過“說真話得黑旗”的故事，以反諷的手法揭示了那個時代的荒謬。《陰影》描寫了劉春堂，一個胸前佩戴滿軍功章的“革命軍人”，曾經為了搶救孤兒而被砸傷腿變成了跛子，二十幾年後在“新中國”的土地上，卻又為了生產隊的孩子們沿街乞討。在兩種情境的鮮明對比中，作者表露出了一種真誠的困惑和不滿。當然，由於作家主體認知的局限，這種困惑與不滿僅僅停留在較淺的層麵。
方之（1930—1979），原名韓建國，湖南湘潭人，從小生活在南京，1957年因發起成立“探求者”文學社團而被打成“右派”，“**”中下放江蘇洪澤縣勞動。方之的《內奸》所表達的精神內涵是豐富而又複雜的。一方麵，作者對人性的異化現象進行了一定的批判，著墨不多的田有信就是一個人性被異化的典型，他因為曾在戰爭年月為黨出過力而步步高升至副縣長，到頭來卻隻剩下一身的“官味”。他圓滑善變，一切隻為了自己著想，表麵幹淨，靈魂肮髒。這樣的共產黨幹部形象不隻在那個年代，就是在今天也具有某種典型性；另一方麵，作者把描寫的重心放在田玉堂這樣一個經曆頗為複雜、性格具有多麵性的小商人身上。盡管從普通人的視角來看，田玉堂有著商人的狡黠，但在戰爭年代，出於一個老百姓最樸素的良心和對共產黨的好感，他曾冒死為共產黨做過一些事，算是個“開明人士”。但在“**”中反而被扣上“內奸”的帽子，遭受了種種侮辱。如果把反思小說分為政治本位的反思和人民本位的反思兩類，《內奸》則二者兼備，政治本位的過於明顯，相當程度上妨礙了作品的深度。這在田玉堂身上體現得很明顯，對於悲劇的根源，在作品中隻通過田玉堂的一句“我倒要看看，現在是真共產黨還是假共產黨！？”就一筆帶過，這顯然是一種以政治為本位的過於簡單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