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五四文学发端于人性解放的主题，“**”后文学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人”的回归。经过十年“**”乃至更长一段历史时期对“人”的轻视甚至虚化，人们深刻地感受到文学中“人”的失落与异化。“**”后文学最初对“非人”岁月的控诉，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正常人情、人性的呼唤。而一批短篇小说，包括郑义的《枫》、左建明的《阴影》、刘真的《黑旗》、方之的《内奸》，则是较早对“人”的失落与异化进行反思的作品。《枫》用血泪控诉了“**”中的帮派之争如何造成一对年轻人的悲剧，揭示出正是某些堂皇的“阶级立场”和“路线斗争”戕害了美好的人性。《黑旗》通过“说真话得黑旗”的故事，以反讽的手法揭示了那个时代的荒谬。《阴影》描写了刘春堂，一个胸前佩戴满军功章的“革命军人”，曾经为了抢救孤儿而被砸伤腿变成了跛子，二十几年后在“新中国”的土地上，却又为了生产队的孩子们沿街乞讨。在两种情境的鲜明对比中，作者表露出了一种真诚的困惑和不满。当然，由于作家主体认知的局限，这种困惑与不满仅仅停留在较浅的层面。
方之（1930—1979），原名韩建国，湖南湘潭人，从小生活在南京，1957年因发起成立“探求者”文学社团而被打成“右派”，“**”中下放江苏洪泽县劳动。方之的《内奸》所表达的精神内涵是丰富而又复杂的。一方面，作者对人性的异化现象进行了一定的批判，着墨不多的田有信就是一个人性被异化的典型，他因为曾在战争年月为党出过力而步步高升至副县长，到头来却只剩下一身的“官味”。他圆滑善变，一切只为了自己着想，表面干净，灵魂肮脏。这样的共产党干部形象不只在那个年代，就是在今天也具有某种典型性；另一方面，作者把描写的重心放在田玉堂这样一个经历颇为复杂、性格具有多面性的小商人身上。尽管从普通人的视角来看，田玉堂有着商人的狡黠，但在战争年代，出于一个老百姓最朴素的良心和对共产党的好感，他曾冒死为共产党做过一些事，算是个“开明人士”。但在“**”中反而被扣上“内奸”的帽子，遭受了种种侮辱。如果把反思小说分为政治本位的反思和人民本位的反思两类，《内奸》则二者兼备，政治本位的过于明显，相当程度上妨碍了作品的深度。这在田玉堂身上体现得很明显，对于悲剧的根源，在作品中只通过田玉堂的一句“我倒要看看，现在是真共产党还是假共产党！？”就一笔带过，这显然是一种以政治为本位的过于简单的结论。
莫应丰（1938—1989），湖南益阳人。1959年考入湖北艺术学院音乐系，1961年应征入伍，1970年复员到长沙市工作。他的《将军吟》是较早的军营题材长篇反思小说。“**”中，军营这一领地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阶级斗争”的冲击，空军司令彭其受到宣传部长江醉章为首的造反派的攻击迫害，这位性情耿直、坚持真理的老将军毫不畏惧地与之展开了斗争。作品中还塑造了一批年轻人的形象，他们在这场运动中有思索，有迷茫，有动摇，有坚持，有悔悟，也有成熟，作品比较真实生动地描绘了他们的心灵历程。这部作品实际写于1976年3月至6月，其时“四人帮”尚未垮台，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胆识。作品中最感人的是那些将军在困境中与普通百姓和下一代年轻人富有人情味的交往。在除夕夜，老工人赵开发救起了晕倒在街头的彭其将军，当他要把将军送去医院疗伤时，儿子却因其是“走资派”要把将军送回南方小城，情急之下，赵开发打了儿子一巴掌：“一人有难大伙儿相帮，就是不认识的过路人有困难了，咱也得伸出手来呀！”这种朴素的人情味，体现出了感人肺腑的人道主义的内涵。
张一弓（1934— ），原名张忆弓，河南新野人。曾任记者、编辑和行政干部。致力于描写农村生活的张一弓，以中篇小说《张铁匠的罗曼史》《赵镢头的遗嘱》《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引起文坛的关注。《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的内容恰好与《剪辑错了的故事》衔接，同时也是张一弓最出色的反思作品。60年代初的所谓“自然灾害”使李家寨断粮七天，全村人的生命危在旦夕。在党性和国法、民意与政策的尖锐冲突面前，李铜钟，这个在革命战争年代残了一条腿的退伍军人、现在的大队支书，最终甘冒风险，违反政策、国法挽救了人民的生命。作品因情节的集中、人物的悲壮而具有了一种悲剧的审美意味。张一弓稍后的短篇小说《黑娃照相》，则侧重于描写农民逐渐脱贫后的喜悦，因其对农村生活的熟悉和对农民式幽默的捕捉，而部分地弥补了作品内涵稍嫌肤浅的不足。
随着反思的日趋深入，作家们对人情、人性、人道主义的理解也更加充分和细致。如果说，在“伤痕”文学和前期“反思”文学中，人们还仅仅满足于对“非人化”关系的揭露和控诉，那么在这时，相当一部分作家作品已经开始逐渐转入对人性的丰富、细微之处的触摸和刻画。张弦、古华、张洁、戴厚英、孔捷生等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几位作家。
张弦（1934—1997），原名张新华。原籍浙江杭州，生于上海。因发表中篇小说《苦恼的青春》被划为“右派”。“**”后主要从事小说和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记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引起较大反响，后者由作者改编成剧本后搬上银幕。作品触及了“**”时期种种违反人性的不正常事件。
张弦的小说多关注那些善良而不幸的小人物，尤其是那些柔弱的女性和她们人生的悲欢离合。无论是《记忆》中的方丽茹、《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里的存妮和荒妹，还是《挣不断的红丝线》里的傅玉洁、《银杏树》中的孟莲莲，她们的故事往往围绕着爱情、婚姻和家庭展开对时代的反思。张弦最有影响的作品《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则通过存妮和小豹子的悲剧、菱花和荒妹母女俩的今昔对比，让读者对那个文化蒙昧和政治蒙昧的时代作了一些“角落”外的深思。
古华（1942— ），原名罗鸿玉，湖南嘉禾人。早年当过工人和民办教师。古华擅长把潇湘地域风情与时代风云相结合，并以此作为人物和故事的活动场景，由此逐渐深入到文化层面，展开对时代历史的反思与对人情、人性的挖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风格。从短篇小说《爬满青藤的木屋》以及长篇小说《芙蓉镇》，我们可以感受到浓郁的地域乡土风情以及对人性的深情呼唤。在《爬满青藤的木屋》里，对雾界山林区绿茅坑和带有异族色彩的“瑶家阿姐”的描写还只是零散的，到了《芙蓉镇》，对乡土风情的描写就有了自觉追求的意味。小说第一章“山镇风俗画”就为读者介绍了五岭山的风土人情，赶圩的习俗、芙蓉仙子的传说、风俗歌舞《喜歌堂》、米豆腐摊子的来历等，把人引入这个地处湘、粤、桂三省交界地带的小镇。由于作者善于把民风民俗的描写与时代的风云际会相结合，这幅风俗画就不再是静止而是流动的。“三天圩”“星期圩”“十天圩”“半月圩”，小镇的政治、经济生活也随之沉浮，小小的圩场成了时代风云的晴雨表。而在其中生活着的人们，他们的喜怒哀乐与人生遭际，更为作者所倾心关注。“芙蓉姐”胡玉音一次次遭受磨难的爱情，包含着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屈的人性美。不过作品并没有掩饰人性的复杂性和弱点。胡玉音身上也有着宿命论的根深蒂固的影响，“五爪辣”也兼有女性的同情心和嫉妒心。作品注意把人物命运和时代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使读者透过人物反思历史，通过时代把握人物。
张洁（1937— ），原籍辽宁，生于北京。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触及爱情与道德的关系而引起较大反响。张洁的作品大体可以分成两类。一类触及了改革对现实生活方方面面造成的影响与变动。最有代表性的是《沉重的翅膀》《条件尚未成熟》；另一类是有关恋爱、婚姻、伦理、道德题材的作品，这是张洁最有价值、也常常引起较大关注和争议的一类作品，如《爱，是不能忘记的》《七巧板》《方舟》《祖母绿》等。在这些作品中，作者通过中年知识女性的坎坷和痛苦、不幸和挣扎的人生遭际，既表达了对历史和现实中某些积弊的批判，也揭示了人类自身的某些弱点。《爱，是不能忘记的》通过一个女儿的眼睛来观察母亲的爱情悲剧，从而把感情至上的爱情与侧重伦理价值的婚姻的矛盾突现出来，引发了读者的深思。《方舟》更具有女性主义意味，荆华、柳原、梁倩三个女性婚姻爱情的失败包含了社会、历史、性别等诸多方面的因素。《祖母绿》着重写人的精神命运史，对历史的审视也更加理性和辩证。曾令儿这一形象既有张洁以往作品中女性人物的高尚、执著、纯洁一类特点，又有浓厚的理性色彩和自我牺牲精神。张洁的作品主观色彩强烈，感情的节奏、旋律往往形成了作品内在的节奏感和层次感。但作者有时也直接从作品中跳出来大谈哲理、抒发议论，造成了一定的审美障碍。另外，张洁在作品中写到的爱情趋向于一种抽象的、纯粹化的爱，这也是她在人性的开掘中继续深入下去的一种障碍。90年代以来，张洁还创作了怀念母亲的长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和长篇小说《无字》，风格上有了一些改变。
戴厚英（1938—1996），安徽颍上人。1960年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到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工作。1979年到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两部长篇《诗人之死》和《人啊，人！》，更有影响的当推后者。《人啊，人！》可说是一部人道主义的悲歌和颂歌。这部作品通过对几个知识分子坎坷命运的描写，突出了“阶级斗争”在人们心灵中造成的深创剧痛和精神扭曲。像校党委书记奚流这样的思想顽固者自不必说，他在“**”中遭人批斗，在新时期却照样试图用原来的一套去对待别人；即使是在作者比较欣赏和赞美的女性孙悦身上，也还是刻有人性异化的伤痕和烙印。《人啊，人！》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作一些新的尝试，让几个主要人物担任生活的观察者和故事的叙述者，比较充分地表现了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和微妙。作品还吸收了“意识流”的表现手法，如写感觉、幻想、梦境，以此传达出人物真实的心理状态，但小说也存在着过于理念化的缺陷。
孔捷生（1952— ），广东广州人。中学毕业后在海南岛当过农工。1978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影响较大的作品有中篇小说《南方的岸》和《大林莽》。这位南国的“知青”作家也以刻画人情、人性见长，他的短篇小说《普通女工》《南方的岸》《大林莽》等作品无一不是把“人”的情感放在首位。《大林莽》揭示了非常年代里无视科学而毁林种橡胶树这一行为的荒唐，在作品中，这一主题则是通过对特定时代中人的探究和体察而得以表现的：作品塑造了几个深入热带森林进行勘察的青年，他们既有人之为人的思考的本性和对善恶是非的直观认识，又有着被特定年代驯化了的盲从和钝化。作者正是在这种人性的挣扎和冲突处落笔来构筑自己的人间世界。
张贤亮（1936— ），江苏盱眙人。1957年因为发表长诗《大风歌》被划成“右派”，粉碎“四人帮”后重返文坛发表的小说《灵与肉》被改编为电影《牧马人》后产生较大反响。总的来看，张贤亮的作品可分成两种类型：自身经验型和社会经验型。前一类作品往往具有自传性质，但这里所说的“自传性质”，只是指张贤亮作为一个作家的独特精神气质在其作品的一种概括，并不意味着这类小说真是作家的自叙传。前一类作品有中篇小说《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短篇小说《土牢情话》《灵与肉》等；后一类作品则有短篇小说《邢老汉和狗的故事》《肖尔布拉克》《浪漫的黑炮》、中篇小说《河的子孙》《龙种》、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等。因其特殊的经历，张贤亮作为一个作家的独特审美气质在他的某些作品中表现得十分强烈。引起极大关注的是那些自身经验型的小说。这类作品表现了知识分子悲剧性的苦难历程，塑造了在特定年代里知识分子的独特形象，而对他们命运、性格的揭示达到了同期同类题材作品少有的深度。他的这类作品一般实感性都很强，饱含着血泪，富有感染力。可以说，张贤亮把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扭曲的人性表现得更为充分、细致。他笔下的知识分子往往在苦难中从底层劳动人民身上汲取养分，却又最终不满足于此而寻求某种超越和反思。如《土牢情话》中的石在之于乔安萍，《灵与肉》中的许灵均之于李秀芝，《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章永璘之于马缨花、黄香久。章永璘是张贤亮作品中最具有争议性的人物，这一人物的价值，“不只它所包含的深广的社会内容和社会批评意义，还在于它蕴涵的美学，乃至人类学、历史学的意义，在于它以文学的手段，从审美的角度，把对人类精神深层的开掘向前推进了一步”[4]。在对章永璘那种饥饿感和求生本能的描述中，在对他的性心理和性冲动的描述中，在对他的文化优越感和道德麻木感的描述中，在对他的大胆的思索、求知和怯懦、消沉气质的描述中，我们既能感受到人性的扭曲，又能感受到人性的美好。与同时代的作家相比，张贤亮较早地涉及了“性”这一曾带有浓厚禁忌色彩的领域。在中国文化中，“性”与“爱”一向是不能合一的，“性”从来就被视为**、色情的代名词，难登大雅之堂。如果说《绿化树》侧重于写“食”的匮乏，《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则写了“色（性）”的饥渴。在这部小说里，黄香久这一女性形象更接近于一种象征和暗示，她唤回了章永璘的“性”这一最基本的本能，却又在章永璘的理性思索和精神追求中无可避免地被抛弃。如果我们把章永璘这个特定人物的性观念、性意识，放到一个社会历史、时代文化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就会发现，《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通过对人的性观念、性意识的扭曲、复归和超越的具体描写，从而对那个扼杀人性的非常时代进行了独特而深刻的批判和反思。张贤亮的作品崇尚理性，在他那些自身经验型作品中，充沛的感情流露也往往能够与冷静的理性思辨相得益彰，但有些时候，作者也会不自觉地脱离人物性格和具体情境，发议论、谈哲理，不免破坏了作品整体审美意境的和谐统一。
在深入表现人情、人性，呼唤人道主义的小说潮中，“知青”小说和女性小说是很有特色的两支。他们凭借对特定题材和独特领域的关注在文坛上占据了一席之地，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知青”出身的作家在这时期登上文坛的就有张承志、梁晓声、孔捷生、史铁生、王安忆、叶辛、郑义、张辛欣、铁凝等，这里我们重点关注那些“知青”出身，又写了大批反映“知青”生活作品的作家。“知青”小说也有一个从“伤痕”到“反思”的过程，新时期初期人们倾向于对“知青”生活和“上山下乡”运动中的阴暗面进行揭露和控诉，如竹林的长篇小说《生活的路》和叶辛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学的发展，“知青”小说也逐渐从历史的阴影中走出来，踏上反思的道路。作家们开始对那一段生活重新进行审视，试图从独特的审美视角进行更深入、更具个性化的阐释。于是，在“知青”小说的园地里，张承志的长篇小说《金牧场》“拒绝忏悔”的文化姿态，史铁生的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对农村生活的深切眷恋，梁晓声的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寻找失落的理想等，都成为独具个性的风景线。
梁晓声（1949— ），哈尔滨人。中学毕业后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其创作在这时期“知青”小说中格外引人注目。他着重于对“知青”生活和命运从审美视角把握，突出信仰的价值和理想的意义，从而改变了“知青”小说对历史记忆进行讲述、反思的内容与视角。他以北大荒为背景写下了一系列“知青”小说，产生较大影响的有《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等。《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通过北大荒垦荒这一已被事实证明违反自然规律的历史事件，既描绘了在特殊情境里人性的扭曲和异化，又展示了一代青年人对理想的虔诚和对信仰的执著。《今夜有暴风雪》也是如此，“暴风雪”是人生的暴风雪，它象征了“上山下乡”运动的荒谬；同时，“暴风雪”又是心灵的暴风雪，经过这一场暴风雪的洗礼，那种在荒谬的历史中呈现出来的人性的壮美与崇高具有一种强烈的审美震撼力和悲剧感。
女性小说在“**”后的发展始自“人”的复归。只有当人情、人性在文学中重新找到应有的位置之后，“女性”才有可能受到重视，女性意识才有可能获得萌生的土壤。当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祖母绿》和戴厚英的《人啊，人！》等作品问世之初，我们很难说作者在写作这些作品时具有多么自觉的女性意识，作家们往往是怀着一种人道主义的情怀去反思历史和人性。但在今天看来，这些作品确实具有了一些特别的因素：它们往往以女性的情怀去感受历史和时代投射在爱情、婚姻、家庭中的阴影，细腻地刻画出女性的特殊遭遇和心灵创伤。王安忆、铁凝、张辛欣、张抗抗这几位女作家继承了这些因素，并使之更加鲜明、自觉。她们开始有意识地从性别角度来思考人情、人性，以此作为创作的切入点，力求开拓一个以往被人们所忽视的领域。
铁凝（1957— ），祖籍河北赵县，生于北京。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铁凝最初以中篇小说《没有钮扣的红衬衫》引起文坛的关注。这部小说通过一个正在成长的女性安然的眼睛来观察、理解生活，其中体现出来的女性意识更多地体现在安然对人生、对理想的憧憬和执著中，那件没有钮扣的红衬衫实际上象征着一种新的女性价值观。之后的短篇小说《哦，香雪》的成功更多地得益于整体审美氛围的成功营造，在思想内涵上反而不及前者。80年代末，铁凝创作了长篇小说《玫瑰门》，这部作品较成功地塑造了司漪纹这个角色，并以她为中心揭示了女性的历史命运，其中对人性特别是人性之恶的呈现在当时引起较大反响。此后，铁凝在小说创作上未能有更大的发展。
张辛欣（1953— ），祖籍山东，生于江苏南京。张抗抗（1950— ），浙江杭州人。张辛欣的中篇小说《在同一地平线上》《最后的停泊地》《我们这个年纪的梦》《我在哪里错过了你》和张抗抗的中篇小说《北极光》《淡淡的晨雾》、短篇小说《夏》《悠远的钟声》，共同构筑了那个时代的女性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既有女性超越性别的对于整个社会、历史、文化的思考，也有女性从独特的性别视角对于生活的深刻感受。《在同一地平线上》中的妻子并非对丈夫没有爱和牺牲，她曾为了丈夫的事业而放弃了最后一次考大学的机会，可她的内心深处也渴望着发展。她所受的教育、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化都在呼唤着她走出家庭的小天地。作品正是在这种时代、性别的矛盾中刻画了一个女性复杂、微妙的内心世界。张抗抗的《北极光》与《在同一地平线上》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之处，这些反映女**、描绘女性心灵的作品都不是只写女性封闭的内心世界，而是在时代变革和历史反思中突现女性的困惑与追求。《北极光》虽然重点描写的是岑岑的爱情和婚姻，但读者从中感受到的是女**情婚姻观在时代变动中的微妙的倾斜。这种特点是这个时期的女性小说所共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