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五四文學發端於人性解放的主題，“**”後文學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人”的回歸。經過十年“**”乃至更長一段曆史時期對“人”的輕視甚至虛化，人們深刻地感受到文學中“人”的失落與異化。“**”後文學最初對“非人”歲月的控訴，某種意義上也是對正常人情、人性的呼喚。而一批短篇小說，包括鄭義的《楓》、左建明的《陰影》、劉真的《黑旗》、方之的《內奸》，則是較早對“人”的失落與異化進行反思的作品。《楓》用血淚控訴了“**”中的幫派之爭如何造成一對年輕人的悲劇，揭示出正是某些堂皇的“階級立場”和“路線鬥爭”戕害了美好的人性。《黑旗》通過“說真話得黑旗”的故事，以反諷的手法揭示了那個時代的荒謬。《陰影》描寫了劉春堂，一個胸前佩戴滿軍功章的“革命軍人”，曾經為了搶救孤兒而被砸傷腿變成了跛子，二十幾年後在“新中國”的土地上，卻又為了生產隊的孩子們沿街乞討。在兩種情境的鮮明對比中，作者表露出了一種真誠的困惑和不滿。當然，由於作家主體認知的局限，這種困惑與不滿僅僅停留在較淺的層麵。
方之（1930—1979），原名韓建國，湖南湘潭人，從小生活在南京，1957年因發起成立“探求者”文學社團而被打成“右派”，“**”中下放江蘇洪澤縣勞動。方之的《內奸》所表達的精神內涵是豐富而又複雜的。一方麵，作者對人性的異化現象進行了一定的批判，著墨不多的田有信就是一個人性被異化的典型，他因為曾在戰爭年月為黨出過力而步步高升至副縣長，到頭來卻隻剩下一身的“官味”。他圓滑善變，一切隻為了自己著想，表麵幹淨，靈魂肮髒。這樣的共產黨幹部形象不隻在那個年代，就是在今天也具有某種典型性；另一方麵，作者把描寫的重心放在田玉堂這樣一個經曆頗為複雜、性格具有多麵性的小商人身上。盡管從普通人的視角來看，田玉堂有著商人的狡黠，但在戰爭年代，出於一個老百姓最樸素的良心和對共產黨的好感，他曾冒死為共產黨做過一些事，算是個“開明人士”。但在“**”中反而被扣上“內奸”的帽子，遭受了種種侮辱。如果把反思小說分為政治本位的反思和人民本位的反思兩類，《內奸》則二者兼備，政治本位的過於明顯，相當程度上妨礙了作品的深度。這在田玉堂身上體現得很明顯，對於悲劇的根源，在作品中隻通過田玉堂的一句“我倒要看看，現在是真共產黨還是假共產黨！？”就一筆帶過，這顯然是一種以政治為本位的過於簡單的結論。
莫應豐（1938—1989），湖南益陽人。1959年考入湖北藝術學院音樂係，1961年應征入伍，1970年複員到長沙市工作。他的《將軍吟》是較早的軍營題材長篇反思小說。“**”中，軍營這一領地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階級鬥爭”的衝擊，空軍司令彭其受到宣傳部長江醉章為首的造反派的攻擊迫害，這位性情耿直、堅持真理的老將軍毫不畏懼地與之展開了鬥爭。作品中還塑造了一批年輕人的形象，他們在這場運動中有思索，有迷茫，有動搖，有堅持，有悔悟，也有成熟，作品比較真實生動地描繪了他們的心靈曆程。這部作品實際寫於1976年3月至6月，其時“四人幫”尚未垮台，確實需要很大的勇氣和膽識。作品中最感人的是那些將軍在困境中與普通百姓和下一代年輕人富有人情味的交往。在除夕夜，老工人趙開發救起了暈倒在街頭的彭其將軍，當他要把將軍送去醫院療傷時，兒子卻因其是“走資派”要把將軍送回南方小城，情急之下，趙開發打了兒子一巴掌：“一人有難大夥兒相幫，就是不認識的過路人有困難了，咱也得伸出手來呀！”這種樸素的人情味，體現出了感人肺腑的人道主義的內涵。
張一弓（1934— ），原名張憶弓，河南新野人。曾任記者、編輯和行政幹部。致力於描寫農村生活的張一弓，以中篇小說《張鐵匠的羅曼史》《趙钁頭的遺囑》《犯人李銅鍾的故事》等引起文壇的關注。《犯人李銅鍾的故事》的內容恰好與《剪輯錯了的故事》銜接，同時也是張一弓最出色的反思作品。60年代初的所謂“自然災害”使李家寨斷糧七天，全村人的生命危在旦夕。在黨性和國法、民意與政策的尖銳衝突麵前，李銅鍾，這個在革命戰爭年代殘了一條腿的退伍軍人、現在的大隊支書，最終甘冒風險，違反政策、國法挽救了人民的生命。作品因情節的集中、人物的悲壯而具有了一種悲劇的審美意味。張一弓稍後的短篇小說《黑娃照相》，則側重於描寫農民逐漸脫貧後的喜悅，因其對農村生活的熟悉和對農民式幽默的捕捉，而部分地彌補了作品內涵稍嫌膚淺的不足。
隨著反思的日趨深入，作家們對人情、人性、人道主義的理解也更加充分和細致。如果說，在“傷痕”文學和前期“反思”文學中，人們還僅僅滿足於對“非人化”關係的揭露和控訴，那麽在這時，相當一部分作家作品已經開始逐漸轉入對人性的豐富、細微之處的觸摸和刻畫。張弦、古華、張潔、戴厚英、孔捷生等就是比較有代表性的幾位作家。
張弦（1934—1997），原名張新華。原籍浙江杭州，生於上海。因發表中篇小說《苦惱的青春》被劃為“右派”。“**”後主要從事小說和電影文學劇本的創作。《記憶》《被愛情遺忘的角落》引起較大反響，後者由作者改編成劇本後搬上銀幕。作品觸及了“**”時期種種違反人性的不正常事件。
張弦的小說多關注那些善良而不幸的小人物，尤其是那些柔弱的女性和她們人生的悲歡離合。無論是《記憶》中的方麗茹、《被愛情遺忘的角落》裏的存妮和荒妹，還是《掙不斷的紅絲線》裏的傅玉潔、《銀杏樹》中的孟蓮蓮，她們的故事往往圍繞著愛情、婚姻和家庭展開對時代的反思。張弦最有影響的作品《被愛情遺忘的角落》，則通過存妮和小豹子的悲劇、菱花和荒妹母女倆的今昔對比，讓讀者對那個文化蒙昧和政治蒙昧的時代作了一些“角落”外的深思。
古華（1942— ），原名羅鴻玉，湖南嘉禾人。早年當過工人和民辦教師。古華擅長把瀟湘地域風情與時代風雲相結合，並以此作為人物和故事的活動場景，由此逐漸深入到文化層麵，展開對時代曆史的反思與對人情、人性的挖掘，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審美風格。從短篇小說《爬滿青藤的木屋》以及長篇小說《芙蓉鎮》，我們可以感受到濃鬱的地域鄉土風情以及對人性的深情呼喚。在《爬滿青藤的木屋》裏，對霧界山林區綠茅坑和帶有異族色彩的“瑤家阿姐”的描寫還隻是零散的，到了《芙蓉鎮》，對鄉土風情的描寫就有了自覺追求的意味。小說第一章“山鎮風俗畫”就為讀者介紹了五嶺山的風土人情，趕圩的習俗、芙蓉仙子的傳說、風俗歌舞《喜歌堂》、米豆腐攤子的來曆等，把人引入這個地處湘、粵、桂三省交界地帶的小鎮。由於作者善於把民風民俗的描寫與時代的風雲際會相結合，這幅風俗畫就不再是靜止而是流動的。“三天圩”“星期圩”“十天圩”“半月圩”，小鎮的政治、經濟生活也隨之沉浮，小小的圩場成了時代風雲的晴雨表。而在其中生活著的人們，他們的喜怒哀樂與人生遭際，更為作者所傾心關注。“芙蓉姐”胡玉音一次次遭受磨難的愛情，包含著頑強的生命力和不屈的人性美。不過作品並沒有掩飾人性的複雜性和弱點。胡玉音身上也有著宿命論的根深蒂固的影響，“五爪辣”也兼有女性的同情心和嫉妒心。作品注意把人物命運和時代變遷緊密聯係在一起，使讀者透過人物反思曆史，通過時代把握人物。
張潔（1937— ），原籍遼寧，生於北京。1960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短篇小說《愛，是不能忘記的》觸及愛情與道德的關係而引起較大反響。張潔的作品大體可以分成兩類。一類觸及了改革對現實生活方方麵麵造成的影響與變動。最有代表性的是《沉重的翅膀》《條件尚未成熟》；另一類是有關戀愛、婚姻、倫理、道德題材的作品，這是張潔最有價值、也常常引起較大關注和爭議的一類作品，如《愛，是不能忘記的》《七巧板》《方舟》《祖母綠》等。在這些作品中，作者通過中年知識女性的坎坷和痛苦、不幸和掙紮的人生遭際，既表達了對曆史和現實中某些積弊的批判，也揭示了人類自身的某些弱點。《愛，是不能忘記的》通過一個女兒的眼睛來觀察母親的愛情悲劇，從而把感情至上的愛情與側重倫理價值的婚姻的矛盾突現出來，引發了讀者的深思。《方舟》更具有女性主義意味，荊華、柳原、梁倩三個女性婚姻愛情的失敗包含了社會、曆史、性別等諸多方麵的因素。《祖母綠》著重寫人的精神命運史，對曆史的審視也更加理性和辯證。曾令兒這一形象既有張潔以往作品中女性人物的高尚、執著、純潔一類特點，又有濃厚的理性色彩和自我犧牲精神。張潔的作品主觀色彩強烈，感情的節奏、旋律往往形成了作品內在的節奏感和層次感。但作者有時也直接從作品中跳出來大談哲理、抒發議論，造成了一定的審美障礙。另外，張潔在作品中寫到的愛情趨向於一種抽象的、純粹化的愛，這也是她在人性的開掘中繼續深入下去的一種障礙。90年代以來，張潔還創作了懷念母親的長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和長篇小說《無字》，風格上有了一些改變。
戴厚英（1938—1996），安徽潁上人。1960年華東師範大學畢業後，到上海作家協會文學研究所工作。1979年到複旦大學中文係任教。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兩部長篇《詩人之死》和《人啊，人！》，更有影響的當推後者。《人啊，人！》可說是一部人道主義的悲歌和頌歌。這部作品通過對幾個知識分子坎坷命運的描寫，突出了“階級鬥爭”在人們心靈中造成的深創劇痛和精神扭曲。像校黨委書記奚流這樣的思想頑固者自不必說，他在“**”中遭人批鬥，在新時期卻照樣試圖用原來的一套去對待別人；即使是在作者比較欣賞和讚美的女性孫悅身上，也還是刻有人性異化的傷痕和烙印。《人啊，人！》在藝術表現手法上也作一些新的嚐試，讓幾個主要人物擔任生活的觀察者和故事的敘述者，比較充分地表現了人物內心世界的複雜和微妙。作品還吸收了“意識流”的表現手法，如寫感覺、幻想、夢境，以此傳達出人物真實的心理狀態，但小說也存在著過於理念化的缺陷。
孔捷生（1952— ），廣東廣州人。中學畢業後在海南島當過農工。1978年開始發表文學作品。影響較大的作品有中篇小說《南方的岸》和《大林莽》。這位南國的“知青”作家也以刻畫人情、人性見長，他的短篇小說《普通女工》《南方的岸》《大林莽》等作品無一不是把“人”的情感放在首位。《大林莽》揭示了非常年代裏無視科學而毀林種橡膠樹這一行為的荒唐，在作品中，這一主題則是通過對特定時代中人的探究和體察而得以表現的：作品塑造了幾個深入熱帶森林進行勘察的青年，他們既有人之為人的思考的本性和對善惡是非的直觀認識，又有著被特定年代馴化了的盲從和鈍化。作者正是在這種人性的掙紮和衝突處落筆來構築自己的人間世界。
張賢亮（1936— ），江蘇盱眙人。1957年因為發表長詩《大風歌》被劃成“右派”，粉碎“四人幫”後重返文壇發表的小說《靈與肉》被改編為電影《牧馬人》後產生較大反響。總的來看，張賢亮的作品可分成兩種類型：自身經驗型和社會經驗型。前一類作品往往具有自傳性質，但這裏所說的“自傳性質”，隻是指張賢亮作為一個作家的獨特精神氣質在其作品的一種概括，並不意味著這類小說真是作家的自敘傳。前一類作品有中篇小說《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短篇小說《土牢情話》《靈與肉》等；後一類作品則有短篇小說《邢老漢和狗的故事》《肖爾布拉克》《浪漫的黑炮》、中篇小說《河的子孫》《龍種》、長篇小說《男人的風格》等。因其特殊的經曆，張賢亮作為一個作家的獨特審美氣質在他的某些作品中表現得十分強烈。引起極大關注的是那些自身經驗型的小說。這類作品表現了知識分子悲劇性的苦難曆程，塑造了在特定年代裏知識分子的獨特形象，而對他們命運、性格的揭示達到了同期同類題材作品少有的深度。他的這類作品一般實感性都很強，飽含著血淚，富有感染力。可以說，張賢亮把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扭曲的人性表現得更為充分、細致。他筆下的知識分子往往在苦難中從底層勞動人民身上汲取養分，卻又最終不滿足於此而尋求某種超越和反思。如《土牢情話》中的石在之於喬安萍，《靈與肉》中的許靈均之於李秀芝，《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章永璘之於馬纓花、黃香久。章永璘是張賢亮作品中最具有爭議性的人物，這一人物的價值，“不隻它所包含的深廣的社會內容和社會批評意義，還在於它蘊涵的美學，乃至人類學、曆史學的意義，在於它以文學的手段，從審美的角度，把對人類精神深層的開掘向前推進了一步”[4]。在對章永璘那種饑餓感和求生本能的描述中，在對他的性心理和性衝動的描述中，在對他的文化優越感和道德麻木感的描述中，在對他的大膽的思索、求知和怯懦、消沉氣質的描述中，我們既能感受到人性的扭曲，又能感受到人性的美好。與同時代的作家相比，張賢亮較早地涉及了“性”這一曾帶有濃厚禁忌色彩的領域。在中國文化中，“性”與“愛”一向是不能合一的，“性”從來就被視為**、色情的代名詞，難登大雅之堂。如果說《綠化樹》側重於寫“食”的匱乏，《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則寫了“色（性）”的饑渴。在這部小說裏，黃香久這一女性形象更接近於一種象征和暗示，她喚回了章永璘的“性”這一最基本的本能，卻又在章永璘的理性思索和精神追求中無可避免地被拋棄。如果我們把章永璘這個特定人物的性觀念、性意識，放到一個社會曆史、時代文化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就會發現，《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通過對人的性觀念、性意識的扭曲、複歸和超越的具體描寫，從而對那個扼殺人性的非常時代進行了獨特而深刻的批判和反思。張賢亮的作品崇尚理性，在他那些自身經驗型作品中，充沛的感情流露也往往能夠與冷靜的理性思辨相得益彰，但有些時候，作者也會不自覺地脫離人物性格和具體情境，發議論、談哲理，不免破壞了作品整體審美意境的和諧統一。
在深入表現人情、人性，呼喚人道主義的小說潮中，“知青”小說和女性小說是很有特色的兩支。他們憑借對特定題材和獨特領域的關注在文壇上占據了一席之地，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知青”出身的作家在這時期登上文壇的就有張承誌、梁曉聲、孔捷生、史鐵生、王安憶、葉辛、鄭義、張辛欣、鐵凝等，這裏我們重點關注那些“知青”出身，又寫了大批反映“知青”生活作品的作家。“知青”小說也有一個從“傷痕”到“反思”的過程，新時期初期人們傾向於對“知青”生活和“上山下鄉”運動中的陰暗麵進行揭露和控訴，如竹林的長篇小說《生活的路》和葉辛的長篇小說《蹉跎歲月》。隨著社會的進步和文學的發展，“知青”小說也逐漸從曆史的陰影中走出來，踏上反思的道路。作家們開始對那一段生活重新進行審視，試圖從獨特的審美視角進行更深入、更具個性化的闡釋。於是，在“知青”小說的園地裏，張承誌的長篇小說《金牧場》“拒絕懺悔”的文化姿態，史鐵生的短篇小說《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對農村生活的深切眷戀，梁曉聲的中篇小說《今夜有暴風雪》尋找失落的理想等，都成為獨具個性的風景線。
梁曉聲（1949— ），哈爾濱人。中學畢業後赴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其創作在這時期“知青”小說中格外引人注目。他著重於對“知青”生活和命運從審美視角把握，突出信仰的價值和理想的意義，從而改變了“知青”小說對曆史記憶進行講述、反思的內容與視角。他以北大荒為背景寫下了一係列“知青”小說，產生較大影響的有《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風雪》《雪城》等。《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通過北大荒墾荒這一已被事實證明違反自然規律的曆史事件，既描繪了在特殊情境裏人性的扭曲和異化，又展示了一代青年人對理想的虔誠和對信仰的執著。《今夜有暴風雪》也是如此，“暴風雪”是人生的暴風雪，它象征了“上山下鄉”運動的荒謬；同時，“暴風雪”又是心靈的暴風雪，經過這一場暴風雪的洗禮，那種在荒謬的曆史中呈現出來的人性的壯美與崇高具有一種強烈的審美震撼力和悲劇感。
女性小說在“**”後的發展始自“人”的複歸。隻有當人情、人性在文學中重新找到應有的位置之後，“女性”才有可能受到重視，女性意識才有可能獲得萌生的土壤。當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方舟》《祖母綠》和戴厚英的《人啊，人！》等作品問世之初，我們很難說作者在寫作這些作品時具有多麽自覺的女性意識，作家們往往是懷著一種人道主義的情懷去反思曆史和人性。但在今天看來，這些作品確實具有了一些特別的因素：它們往往以女性的情懷去感受曆史和時代投射在愛情、婚姻、家庭中的陰影，細膩地刻畫出女性的特殊遭遇和心靈創傷。王安憶、鐵凝、張辛欣、張抗抗這幾位女作家繼承了這些因素，並使之更加鮮明、自覺。她們開始有意識地從性別角度來思考人情、人性，以此作為創作的切入點，力求開拓一個以往被人們所忽視的領域。
鐵凝（1957— ），祖籍河北趙縣，生於北京。1975年開始發表作品。鐵凝最初以中篇小說《沒有鈕扣的紅襯衫》引起文壇的關注。這部小說通過一個正在成長的女性安然的眼睛來觀察、理解生活，其中體現出來的女性意識更多地體現在安然對人生、對理想的憧憬和執著中，那件沒有鈕扣的紅襯衫實際上象征著一種新的女性價值觀。之後的短篇小說《哦，香雪》的成功更多地得益於整體審美氛圍的成功營造，在思想內涵上反而不及前者。80年代末，鐵凝創作了長篇小說《玫瑰門》，這部作品較成功地塑造了司漪紋這個角色，並以她為中心揭示了女性的曆史命運，其中對人性特別是人性之惡的呈現在當時引起較大反響。此後，鐵凝在小說創作上未能有更大的發展。
張辛欣（1953— ），祖籍山東，生於江蘇南京。張抗抗（1950— ），浙江杭州人。張辛欣的中篇小說《在同一地平線上》《最後的停泊地》《我們這個年紀的夢》《我在哪裏錯過了你》和張抗抗的中篇小說《北極光》《淡淡的晨霧》、短篇小說《夏》《悠遠的鍾聲》，共同構築了那個時代的女性世界。在這個世界裏，既有女性超越性別的對於整個社會、曆史、文化的思考，也有女性從獨特的性別視角對於生活的深刻感受。《在同一地平線上》中的妻子並非對丈夫沒有愛和犧牲，她曾為了丈夫的事業而放棄了最後一次考大學的機會，可她的內心深處也渴望著發展。她所受的教育、社會的發展、時代的變化都在呼喚著她走出家庭的小天地。作品正是在這種時代、性別的矛盾中刻畫了一個女性複雜、微妙的內心世界。張抗抗的《北極光》與《在同一地平線上》在某些方麵具有相似之處，這些反映女**、描繪女性心靈的作品都不是隻寫女性封閉的內心世界，而是在時代變革和曆史反思中突現女性的困惑與追求。《北極光》雖然重點描寫的是岑岑的愛情和婚姻，但讀者從中感受到的是女**情婚姻觀在時代變動中的微妙的傾斜。這種特點是這個時期的女性小說所共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