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於過去的年代而言，80年代是一個個性探尋的時代，文學在試圖找回個性的同時也試圖找回久已失落的人性。文學在藝術視界中對“人”的持續探尋，對文學自身的發展彌足珍貴。小說中“人”的探討逐漸脫離了類似“社會主義新人形象”的政治樊籬，開始關注普遍的人性。作家開始關注人性的深層，熱切追求審美個性。理論倡導、創作實績和相關爭鳴掀起了一股“尋根”熱潮，以至於在諸多文學研究者那裏，“文化尋根”成為文學考察的巨大容器，強行納入眾多為“尋根”概念所無法涵蓋的作家作品。
對一種地域文化中“集體無意識”的探究，是80年代小說對“人”的深入探尋的突出表現。有評論者闡釋“尋根”為“中國作家自我意識逐漸深化的過程”[5]。列舉80年代出現的“係列”小說（它們多據地域文化特征命名），可以窺見這一時期小說創作的主體景觀。阿城的“遍地風流”係列，代表作品有《峽穀》《洗澡》《溜索》等，小說以散文化、隨筆化的手法，在時代氛圍中抽象出獨特的文化性格。李杭育的“葛川江”係列，代表作品有《葛川江上人家》《最後一個漁佬兒》《沙灶遺風》《人間一隅》《土地與神》等，作品中古老的葛川江見證了吳越人家的生活變化。彪悍頑強、頑固愚鈍的葛川江性格在曆史滄桑中呈現出悲劇審美意蘊。《最後一個漁佬兒》中的福奎在燈火闌珊的江麵大把大把撒著蚯蚓，和葛川江共同構成奇特的文化意象，在富有象征意味的人生圖畫中，藝術地展示了傳統的重負和曆史的前行。鄭萬隆的“異鄉異聞”係列，代表作品有《老棒子酒館》《老馬》《黃煙》《空山》《狗頭金》等。鄭萬隆的“異鄉”是“一個漢族淘金者和鄂倫春獵人雜居的山村”，一個曆史中“文明的極限”，他企圖借這個世界表現“一種生與死、人性和非人性、欲望與機會、愛與性、痛苦和期待以及一種來自自然的神秘力量”[6]。李銳的“厚土”係列，代表作品有《眼石》《看山》《合墳》《青石澗》等，大部分作品在日常生活瞬間的描摹中觸及了深層民族文化心理。80年代的重要係列小說還有賈平凹的“商州”係列、莫言的“紅高粱”係列、馮驥才的“怪世奇談”係列、林斤瀾的“矮凳橋”係列、吳若增的“蔡莊”係列、李寬定的“女兒家”係列、朱曉平的“桑樹坪”係列以及烏熱爾圖以鄂溫克族的狩獵文化為表現主題的係列小說，等等。這些係列小說具有鮮明的地域文化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