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是中国文学发生重要变化的年份，后来所谓的“先锋小说”创作潮流，在这一年已经初露端倪。刘索拉、徐星、残雪、莫言、马原、洪峰、扎西达娃以及稍后的余华、苏童、格非，开始发表或者酝酿他们的“新潮”作品。
刘索拉（1955— ），女，籍贯陕西，生长于北京，1978年初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后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发表于1985年第5期《人民文学》，这部小说描述李鸣、森森、孟野等艺术院校的大学生（或曰“愤怒青年”），不满以贾教授、金教授为代表的传统艺术话语，以激烈的姿态对音乐学院的生活秩序进行反抗，他们表现出种种乖张的心态行为，以标示对个体生命“绝对自由”状态的追求。他们激烈地反对一切秩序，所有的规范束缚都可以被他们打破，但唯一不可以被打破的东西就是“真正”的音乐和艺术，因为“真正”的音乐和艺术是神圣不可亵渎的。在这里，他们最终还是要追求一种“深度”，小说最后也还是有人流出了“神圣的眼泪”。刘索拉其他的作品如《寻找歌王》《蓝天绿海》也引起了文坛的关注，它们与《你别无选择》类似，都是通过一种惊世骇俗的激进姿态抨击现存文化秩序。
徐星（1956— ），北京人。1976年中学毕业后到陕北农村插队，197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81年复员后回北京。徐星在1985年第7期《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他的《无主题变奏》，主人公是一个自愿从大学里退学的浪**青年，他厌倦了传统生活中的那种虚伪俗套，以愤世嫉俗的姿态嘲弄各种价值观念，比如他认为大学里男生都在“装孙子”，女生都在“嗲声嗲气”，这使他感到厌恶；他教导一个大学生说，应当去“赌钱”，以免“虚度光阴”；他鄙视“生活中全部的做戏感”，认为现存的文化秩序导致了令他难以忍受的卑琐生活……当女友老Q反复规劝他考回学校时，他就与她分手了，分手宣言是：“老Q！我只想做个普通人，一点儿也不想做个学者，现在就更不想了。我总该有选择自己生活道路和保持自己个性的权利吧！”他只迷恋自己喜欢的世俗生活。《无主题变奏》通过“我”——一个疏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倾向的个体，展示一种中国式的“垮掉的一代”的精神模式，这个“愤怒青年”的存在焦虑显然来自个体自我与群体文化的差异，来自与主流社会生活对抗的孤独感。他的形象是在有意识的对比中清晰起来的。比如与老Q及她认同的“事业”的对比，与“现在时”“伪政权”的对比……他的那种调侃、玩世的姿态，为后来王朔的出场打出了一颗信号弹，在徐星的笔下，已经有了王朔文体的早期萌芽。
残雪（1953— ），原名邓小华。原籍湖南耒阳，生于长沙。1966年小学毕业，4年后进长沙一街道工厂当铣工十年。后退职自学缝纫，以此为生。1985年发表第一篇作品。主要作品有《苍老的浮云》《山上的小屋》《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黄泥街》《污水上的肥皂泡》等。这些作品将阴森恐怖的现实环境、莫名其妙的梦呓谵语、怪异丑陋的人物行为交织在一起，真实世界的逻辑在作者的笔下变得支离破碎。《苍老的浮云》描述更善无与慕兰、虚汝华与老况两对夫妻同床异梦、互相猜忌，不是夫妻的两个男女却又有着心灵感应，异床同梦；女儿挑拨父母的关系，父母算计女儿的生活；这些人似乎无一不是精神病患者，他们像鬼魂一般四处穿梭。《山上的小屋》中的“我”无时无刻不处于精神恐惧的幻觉中，认为父亲成了一群狼中的一只，整夜围着“我”的屋子嚎叫奔跑，经常用发着绿光的狼一样的眼睛窥视“我”，在他的窥视下，“我”的皮肤发麻而且生出了一粒粒小疹子；母亲总是预谋要“弄断我的胳膊”，而且趁“我”不在时将“我”的抽屉翻得一团乱糟。在残雪的笔下，人与人之间，哪怕是父母子女这样的家庭成员之间都充满了嫉妒、戒备、冷酷、猜忌、虐待与仇恨。在这里，作家把人性中丑恶的一面通过怪诞的手法展现了出来，人一旦被剥去理性的画皮，就会呈现出一副困兽之相。残雪似乎要将人的生命本性定位为荒诞和丑陋，唯有用荒谬变态的非理性行为来描述才足够准确。残雪的小说明显地受到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影响——使用夸张的非理性手段来彻底否定理性的价值。
在残雪的小说中世界如一座垃圾堆，人成了在垃圾堆里翻动拨弄的苍蝇。这个世界是如此的阴暗、冷酷，以至于连亲情与爱情也不过是一层纸糊的伪装，以至于在亲人和情人之间也相互算计、相互仇视、相互迫害。
固然可以说，残雪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展示了人生和社会的某种真相。但残雪小说却也同时给人以平面感和重复感，这二者都是她所采用的那种非现实非逻辑的小说构造方式所导致的。由于是非现实非逻辑的，读者便只能以直觉的方式去感受她的小说世界，而无法用思辨的方式对其小说世界进行深层勘探，所以给人以平面感。又由于是以非现实非逻辑的方式将人物怪诞的言行和那些丑陋、肮脏的意象进行组合，就必然不可能在方式上有什么新意。
在当代小说发展史上，残雪的方式当然具有某种独特性，但同时也多少有些游戏意味。
莫言（1956— ），原名管谟业，山东高密人。小学毕业后回乡务农，197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86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81年开始创作，以《透明的红萝卜》（1985）引起文坛注意。
在《红高粱》《高粱酒》《高粱殡》《狗道》《狗皮》等作品中，一方面由一个冷静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再加上叙述者父亲（豆官）的视角来铺排阐发整个故事，营造出某种奇妙的“多声部”叙事效果，使小说的意义变得更为丰满；另一方面通过不同的人物心理与人物视角来分别叙述同一个故事，每一次叙述中又各有侧重，这样就构成了一个类似福克纳《喧哗与**》式的立体叙事结构。“红高粱系列”通过“红高粱”这一象征意象，来表现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北方农民充满野性、生机勃勃的民族精神和生命意识。《红高粱》中，“我爷爷”“我奶奶”等人个个都是草莽英雄、能人好汉，个个血气方刚、豪迈奔放，表现出强悍的生命力，他们虽然生活在兵荒马乱、水深火热中，却能独立掌握和支配自己的生命，活得洒脱自在。余占鳌杀死与自己母亲姘居的和尚，杀死九儿婆婆家的一对父子，以炽热和粗野的感情爱着九儿，日本鬼子侵入红高粱地后，余占鳌毅然率领伙计们杀向敌人，“我奶奶”也悲壮地死在高粱地里。莫言的小说总是在写实中融入大量奇异的想象与怪诞的色彩，并在结构上表现了新的时空形态：作家凭着自己的感觉体验随心所欲地变换着时空，打破了物理与心理时空、历史与现实的界限，构成了非线性、非逻辑的循环复叙结构。不过从莫言的创作实践看，这种“现代意识”则是有意而为之的，尤其是后来的《球状闪电》等作品，明显受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