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是中國文學發生重要變化的年份，後來所謂的“先鋒小說”創作潮流，在這一年已經初露端倪。劉索拉、徐星、殘雪、莫言、馬原、洪峰、紮西達娃以及稍後的餘華、蘇童、格非，開始發表或者醞釀他們的“新潮”作品。
劉索拉（1955— ），女，籍貫陝西，生長於北京，1978年初考入中央音樂學院作曲係，畢業後在中央民族學院任教。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發表於1985年第5期《人民文學》，這部小說描述李鳴、森森、孟野等藝術院校的大學生（或曰“憤怒青年”），不滿以賈教授、金教授為代表的傳統藝術話語，以激烈的姿態對音樂學院的生活秩序進行反抗，他們表現出種種乖張的心態行為，以標示對個體生命“絕對自由”狀態的追求。他們激烈地反對一切秩序，所有的規範束縛都可以被他們打破，但唯一不可以被打破的東西就是“真正”的音樂和藝術，因為“真正”的音樂和藝術是神聖不可褻瀆的。在這裏，他們最終還是要追求一種“深度”，小說最後也還是有人流出了“神聖的眼淚”。劉索拉其他的作品如《尋找歌王》《藍天綠海》也引起了文壇的關注，它們與《你別無選擇》類似，都是通過一種驚世駭俗的激進姿態抨擊現存文化秩序。
徐星（1956— ），北京人。1976年中學畢業後到陝北農村插隊，1977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81年複員後回北京。徐星在1985年第7期《人民文學》上發表了他的《無主題變奏》，主人公是一個自願從大學裏退學的浪**青年，他厭倦了傳統生活中的那種虛偽俗套，以憤世嫉俗的姿態嘲弄各種價值觀念，比如他認為大學裏男生都在“裝孫子”，女生都在“嗲聲嗲氣”，這使他感到厭惡；他教導一個大學生說，應當去“賭錢”，以免“虛度光陰”；他鄙視“生活中全部的做戲感”，認為現存的文化秩序導致了令他難以忍受的卑瑣生活……當女友老Q反複規勸他考回學校時，他就與她分手了，分手宣言是：“老Q！我隻想做個普通人，一點兒也不想做個學者，現在就更不想了。我總該有選擇自己生活道路和保持自己個性的權利吧！”他隻迷戀自己喜歡的世俗生活。《無主題變奏》通過“我”——一個疏離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傾向的個體，展示一種中國式的“垮掉的一代”的精神模式，這個“憤怒青年”的存在焦慮顯然來自個體自我與群體文化的差異，來自與主流社會生活對抗的孤獨感。他的形象是在有意識的對比中清晰起來的。比如與老Q及她認同的“事業”的對比，與“現在時”“偽政權”的對比……他的那種調侃、玩世的姿態，為後來王朔的出場打出了一顆信號彈，在徐星的筆下，已經有了王朔文體的早期萌芽。
殘雪（1953— ），原名鄧小華。原籍湖南耒陽，生於長沙。1966年小學畢業，4年後進長沙一街道工廠當銑工十年。後退職自學縫紉，以此為生。1985年發表第一篇作品。主要作品有《蒼老的浮雲》《山上的小屋》《阿梅在一個太陽天裏的愁思》《黃泥街》《汙水上的肥皂泡》等。這些作品將陰森恐怖的現實環境、莫名其妙的夢囈譫語、怪異醜陋的人物行為交織在一起，真實世界的邏輯在作者的筆下變得支離破碎。《蒼老的浮雲》描述更善無與慕蘭、虛汝華與老況兩對夫妻同床異夢、互相猜忌，不是夫妻的兩個男女卻又有著心靈感應，異床同夢；女兒挑撥父母的關係，父母算計女兒的生活；這些人似乎無一不是精神病患者，他們像鬼魂一般四處穿梭。《山上的小屋》中的“我”無時無刻不處於精神恐懼的幻覺中，認為父親成了一群狼中的一隻，整夜圍著“我”的屋子嚎叫奔跑，經常用發著綠光的狼一樣的眼睛窺視“我”，在他的窺視下，“我”的皮膚發麻而且生出了一粒粒小疹子；母親總是預謀要“弄斷我的胳膊”，而且趁“我”不在時將“我”的抽屜翻得一團亂糟。在殘雪的筆下，人與人之間，哪怕是父母子女這樣的家庭成員之間都充滿了嫉妒、戒備、冷酷、猜忌、虐待與仇恨。在這裏，作家把人性中醜惡的一麵通過怪誕的手法展現了出來，人一旦被剝去理性的畫皮，就會呈現出一副困獸之相。殘雪似乎要將人的生命本性定位為荒誕和醜陋，唯有用荒謬變態的非理性行為來描述才足夠準確。殘雪的小說明顯地受到西方現代主義藝術的影響——使用誇張的非理性手段來徹底否定理性的價值。
在殘雪的小說中世界如一座垃圾堆，人成了在垃圾堆裏翻動撥弄的蒼蠅。這個世界是如此的陰暗、冷酷，以至於連親情與愛情也不過是一層紙糊的偽裝，以至於在親人和情人之間也相互算計、相互仇視、相互迫害。
固然可以說，殘雪用一種極端的方式展示了人生和社會的某種真相。但殘雪小說卻也同時給人以平麵感和重複感，這二者都是她所采用的那種非現實非邏輯的小說構造方式所導致的。由於是非現實非邏輯的，讀者便隻能以直覺的方式去感受她的小說世界，而無法用思辨的方式對其小說世界進行深層勘探，所以給人以平麵感。又由於是以非現實非邏輯的方式將人物怪誕的言行和那些醜陋、肮髒的意象進行組合，就必然不可能在方式上有什麽新意。
在當代小說發展史上，殘雪的方式當然具有某種獨特性，但同時也多少有些遊戲意味。
莫言（1956— ），原名管謨業，山東高密人。小學畢業後回鄉務農，1976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86年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係。1981年開始創作，以《透明的紅蘿卜》（1985）引起文壇注意。
在《紅高粱》《高粱酒》《高粱殯》《狗道》《狗皮》等作品中，一方麵由一個冷靜的第一人稱敘述者再加上敘述者父親（豆官）的視角來鋪排闡發整個故事，營造出某種奇妙的“多聲部”敘事效果，使小說的意義變得更為豐滿；另一方麵通過不同的人物心理與人物視角來分別敘述同一個故事，每一次敘述中又各有側重，這樣就構成了一個類似福克納《喧嘩與**》式的立體敘事結構。“紅高粱係列”通過“紅高粱”這一象征意象，來表現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北方農民充滿野性、生機勃勃的民族精神和生命意識。《紅高粱》中，“我爺爺”“我奶奶”等人個個都是草莽英雄、能人好漢，個個血氣方剛、豪邁奔放，表現出強悍的生命力，他們雖然生活在兵荒馬亂、水深火熱中，卻能獨立掌握和支配自己的生命，活得灑脫自在。餘占鼇殺死與自己母親姘居的和尚，殺死九兒婆婆家的一對父子，以熾熱和粗野的感情愛著九兒，日本鬼子侵入紅高粱地後，餘占鼇毅然率領夥計們殺向敵人，“我奶奶”也悲壯地死在高粱地裏。莫言的小說總是在寫實中融入大量奇異的想象與怪誕的色彩，並在結構上表現了新的時空形態：作家憑著自己的感覺體驗隨心所欲地變換著時空，打破了物理與心理時空、曆史與現實的界限，構成了非線性、非邏輯的循環複敘結構。不過從莫言的創作實踐看，這種“現代意識”則是有意而為之的，尤其是後來的《球狀閃電》等作品，明顯受到拉美魔幻現實主義文學作品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