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畫史上除用“體”來劃分不同風格流派外，還有用“家”、“派”、“樣”的。其中明代何良俊的“行家”、“利家”說和董其昌的山水畫“南北二宗論”最具代表性，而且是中國繪畫史上比較複雜的問題。下麵我們分別對這兩說進行一些簡單考察和分析。首先來說說何良俊的“行家”、“利家”說。
“行家”、“利家”是從畫家的分類提出來的。在中國畫史上，東漢末年畫家就被分為職業畫家和業餘畫家兩類。職業畫家主要為政府奉仕、為天子作禦物的畫工，如毛延壽。業餘畫家主要是士大夫、文化人，他們不是專門為政府奉仕的畫家，如張衡、趙岐、劉褒等。隨著時代的發展，職業畫家中就多了畫院的院畫家和民間畫工，而業餘畫家也逐漸演變為畫院以外的文人畫家。從其畫作來講，前者稱為“院體”，後者叫作“士體”。明代的何良俊又將文人畫家稱為“利家”，把職業畫家稱作“行家”。他在《四友齋畫論》中寫道：
我朝善畫者甚多，若行家當以戴文進為第一，而吳小仙、杜古狂、周東村其次也。利家則沈石田為第一，而唐六如、文衡山、陳白陽其次也。戴文進畫尊老用鐵線描，間亦用蘭葉描。其人物描法，則蠶頭鼠尾，行筆有頓跌，蓋用蘭葉描而稍其法者，自是絕技。其開相亦妙，遠出南宋以後諸人之上。山水師馬、夏者亦稱合作，乃院體中第一手。石田學黃大癡、吳仲圭、王叔明皆逼真，往往過之，獨學雲林不甚似。餘有石田畫一小卷，是學雲林者，後跋尾雲：“此卷仿雲林筆意為之，然雲林以簡，餘以繁。夫簡而意盡，此所以難到也。”此卷畫法稍繁，然自是佳品，但此雲林覺太行耳。衡山本利家，觀其學趙集賢設色與李唐山水小幅皆臻妙，蓋利家而未尚不行者也。戴文進則單是行耳，終不兼利，此則限於人品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