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和其他的文体一样，都受到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文化和历史变迁的影响，不同时代的散文显示出不同的时代特点和社会风貌。
殷商之时，文字初创，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普遍迷信鬼神，所以一些甲骨小辞、易卦卜辞等成为最早的文字和文学。这些文字篆刻在动物兽骨上，简质古奥，主要是为了记事。虽然它们已经具备了“散文”的一些特征，但只是记事达意而已，谈不上文采和意趣。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王纲解纽，礼崩乐坏；私人讲学，处士横议；各持己见，百家争鸣，社会思潮空前活跃，于是诸子散文、历史散文应运而生，促成中国散文形成了第一个繁荣发展的局面。诸子散文以诸子论说为主，如《论语》《孟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历史散文以历史题材为主，如《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无论是诸子散文还是历史散文，这一时期散文的主要特色就是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浓厚的政治色彩。
《论语》和《孟子》是诠释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的著作。《论语》是记录孔丘及其弟子言行的著作，其中多是简短的谈话和问答，但是言简意赅，含蓄隽永，蕴含着极大的智慧和丰富的道理；《孟子》记载孟轲的言论。孟子长于辩论，因此书中语言明快，富于鼓动性。《墨子》宣扬了墨家“兼爱”的主张，语言朴素，说理明确，逻辑性很强，《兼爱》《非攻》等篇极具代表性。《庄子》则代表道家“无为而治”的主张，《庄子》散文在诸子散文中独具魅力，这表现在作者丰富而奇幻的想象力和敏锐的观察力，善用寓言，长于譬喻，使文章在恣意表达的同时富于趣味，在诸子散文中最具文学意味。《韩非子》代表法家的主张，文章结构严谨，锋芒锐利，说理深刻。《荀子》散文的特点在于论点明确、条分缕析、层次清楚、词汇丰富。《吕氏春秋》是秦丞相吕不韦门客的集体创作，它包括八览、六论、十二纪，兼有儒、道、墨、法、农诸家学说，书中保留了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和佚事。它的特点是层层深入，条理清晰，并且善用寓言，长于譬喻，在说理的同时，又富于形象性。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史官左丘明所著，共18万字，记载了春秋240年间（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列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言论，以及天道、鬼神、灾祥、占卜之事。这部编年体史书叙事精彩，情节紧凑，战事描写尤为出色，又重视记录辞令，善于刻画人物，语言精练，是先秦历史叙事文成熟的代表之作。《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著作，分别记载了周王朝及诸侯国之事，记言多于记事，所记大多为当时较有远见的开明贵族的话语。《战国策》作者不可考，现版本为西汉刘向辑成，同《国语》一样，也是分国记事，记载了西、东周及秦、齐、楚、赵等诸国之事，内容是谋臣策士的种种活动及辞说。其文章特点是长于说事，善用比喻，人物形象极为生动。
总之，先秦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对后世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继先秦而起的两汉，国势强盛，经济文化比较发达，而且思想政治也颇有特点，于是汉代之文也因时而变。为适应统一大国弘扬帝业的需要，汉赋这种文体崛起并迅速发展，成为汉代最有时代特征的文章样式，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等四人被后世誉为汉赋四大家。同时，适应汉王朝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政论散文和历史散文也取得了重要成绩，如《史记》《汉书》等不朽之作的产生，标志着历史散文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西汉时期司马迁的《史记》将传记散文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东汉以后，书、记、碑、铭、论、序等文体日渐发展，抒情小赋也开始盛行。
具体来说，汉代初年，政论散文有着重要的发展。贾谊（前200—前168）是西汉初年杰出的文学家，他的《过秦论》总结了秦代灭亡的原因，汲取了秦末农民起义的教训，发展了先秦的民本思想。他的散文善用比喻，语言富于形象。除贾谊外，汉初还有不少散文家，他们的文章或论秦之得失，或针砭时弊。其中晁错和邹阳成就较高，晁错以《守边劝农疏》和《论贵粟疏》两篇散文最为著名。
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引经据典、典雅醇正的文风遂成为文坛主流。司马迁的《史记》也出现在这一时期。它将先秦历史散文又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对后代叙事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史记》的影响下，东汉产生了不少历史散文著作，班固的《汉书》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赋是汉代出现的一种新文体。“赋”的名称始于战国赵人荀卿的《赋篇》，到后代逐渐形成了特定的体制。赋这种文体非常讲究文采和音韵，兼具诗歌和散文的双重性质，接近散文的称“文赋”，接近骈文的称“骈赋”。汉代兴盛的主要是“大赋”。大赋多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结构宏大，内容上以写物为主，以润色鸿业为目的，兼有劝诫讽喻；在艺术表现上注重铺叙渲染，以铺张扬厉的手法和博富绚丽的辞藻对事物作穷形极貌的描写。汉初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司马相如（前118—前179）的《子虚赋》《上林赋》，西汉末年扬雄（前53—18）的《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河东赋》，班固的《两都赋》，东汉张衡（78—139）的《二京赋》，都是汉赋的名篇。东汉以后还渐渐兴起一种抒情小赋，或托物言志，或咏物抒情，或针砭现实；艺术上虽然继承了大赋铺排手法，但较汉大赋简洁朴素得多，并且具有很强的抒情性。代表性的作品有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
两汉之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乱而思想活跃，儒家思想遭到冷遇而老庄思想盛行，这种社会现状也影响了散文的发展。建安时期的三曹、王粲首先摆脱了汉末板滞的文风，各自取得了突出成就。而正始时期的文人们慑于当时的文化高压政策而崇尚清谈，文风又趋之玄远。从西晋至南朝，重文采、尚华丽的文风盛行，骈文风靡一时，垄断文坛。到了东晋末年，陶渊明又以清新流利的笔调为文坛注入一股清风。就南北朝而言，比起南朝的低迷，北朝散文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例如，郦道元的《水经注》为历代文人所称道。
唐代初期骈俪文风盛行。及至中唐，韩愈大力反对浮华的骈俪文，提倡作古文，一时从者甚众，后又得到柳宗元的大力支持，古文创作日渐复苏，文学史上称其为古文运动。古文运动一方面是为了纠正六朝以来的骈俪文风，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韩愈、柳宗元等主张文以载道，强调“不平则鸣”，对散文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晚唐时期，骈文又重新抬头并延续至宋初，致使西昆体的缛俪文风统治着文坛。欧阳修等人再一次掀起了古文革新，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等人先后响应。他们的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促使古文在北宋文坛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古文运动树立了一种有为而作、反映现实、摆脱浮华、平易自然的新文风，大大提高了散文的抒情、叙事、议论的艺术功能。在古文运动的推动下，散文的类型日益丰富，写作技巧也日益成熟，产生了不少优秀的山水游记、寓言、传记、杂文等作品，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也出现在这一过程中。
除了“唐宋八大家”的作品，两宋时期还有不少散文经典之作。北宋司马光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也非常具有文学价值。南宋时期还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政论文，在上书言事的过程中显现出极高的散文技巧和独特的艺术魅力。胡铨、陈亮、叶适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家。南宋后期，随着理学的发展，儒者讲学、文人立说也呈现一派兴旺气象，促进了散文的发展。朱熹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其文章长于说理，造诣匪浅。此外，两宋时期大量笔记杂文类作品的涌现，也成为一道别样的风景，如洪迈的《容斋随笔》、王明清的《挥麈录》等。
元代以后，程朱理学被立为官方统治思想，重要的散文多为儒者之文，并且体现出了复古的倾向。明清确定了八股取士的科举之法，以《四书五经》为全部内容，并且在文体上有严苛的要求。“八股文”成为官方文体，也成为科考士子的功名富贵之所系，从而在文坛上占据了重要地位，并在一定范围内取得不小成绩。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八股文的弊端日渐显露，成为束缚文学创造力的僵化文体。在八股文之外，仍有众多作家坚持个性化的创作，继续推动着散文史的进程。
宋濂（1310—1381）是明初“开国文臣之首”，他的一部分传记文很有现实意义，比较著名的有《秦士录》《王冕传》《李疑传》等，除此之外，宋濂还提倡“温柔敦厚”的文风，《送东阳马生序》为后人所传诵。明中叶以后，针对程朱理学、八股文对人们思想和文学的束缚，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发起“复古运动”，倡导“文必秦汉”。他们对扫**八股文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却又走上盲目效仿古人的道路。后来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复古运动，再一次重复了他们的错误。归有光等“唐宋派”首先起来反对，万历年间，公安派也加入了猛烈抨击拟古主义的队伍。
公安派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为代表，时称“三袁”，以袁宏道（1568—1610）最为著名。他们认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因此反对贵古贱今，盲目地模拟古人。袁宏道提出了“性灵说”，主张为文要打破传统古文的陈旧规律，写作应自然流露个性，不事雕琢。与公安派同时存在的还有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他们也主张独抒性灵。公安派与竟陵派的散文主张催生了晚明小品文。张岱（1597—？）是晚明小品文作者中较有成就的一位。他的小品文题材广泛，山水名胜、风俗人情、戏曲技艺乃至古董玩具等皆可入文。更重要的是，他的散文语言清新活泼，形象生动，为文坛注入一股清流，《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是其代表作。
明清之际，侯方域（1618—1654）的散文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代表作有《李姬传》《马伶传》等。清初也有不少成就突出的散文家，如王猷定、魏禧。王猷定（1599—约1661）的传奇散文以传奇小说体打破了传统古文的写作手法，代表作有《李一足传》《汤琵琶传》《义虎记》等。魏禧（1624—1680）则比较擅长人物传记，代表作是《大铁椎传》。
桐城派是清中叶最著名的一个流派，主要作家有方苞、刘大櫆和姚鼐。方苞（1668—1749）继承归有光的传统，提出“义法”主张，并使之成为桐城派古文的基本理论。姚鼐对我国古代散文文体加以总结，分为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说、箴铭、颂赞、辞赋、哀奠13类，也对散文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桐城派古文作品的选材用语只重阐明立意，而不刻意堆砌材料，因而文章比较简洁自然。代表作品有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但也正因为这种追求，使得文章容易缺乏生气。与桐城派对立存在的是提倡“骈文”的复社作家汪中（1744—1794）等人。
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既是清末政治改良运动的代表人物，也是学术上改良派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散文无视传统古文的规模范式，直抒己见，畅所欲言，是政治斗争的有效工具。梁启超的新体散文为晚清的文体解放和新文化运动中的白话文运动开辟了道路，他的《少年中国说》闻名于世。此后，随着白话文的兴起，古代散文的发展历程走向了终结。
思考题
1.简述先秦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的发展情况。
2.简述唐宋古文运动的大致进程及其文学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