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散文的發展和其他的文體一樣，都受到中國古代社會政治文化和曆史變遷的影響，不同時代的散文顯示出不同的時代特點和社會風貌。
殷商之時，文字初創，由於生產力低下，人們普遍迷信鬼神，所以一些甲骨小辭、易卦卜辭等成為最早的文字和文學。這些文字篆刻在動物獸骨上，簡質古奧，主要是為了記事。雖然它們已經具備了“散文”的一些特征，但隻是記事達意而已，談不上文采和意趣。
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革，王綱解紐，禮崩樂壞；私人講學，處士橫議；各持己見，百家爭鳴，社會思潮空前活躍，於是諸子散文、曆史散文應運而生，促成中國散文形成了第一個繁榮發展的局麵。諸子散文以諸子論說為主，如《論語》《孟子》《莊子》《墨子》《韓非子》等；曆史散文以曆史題材為主，如《左傳》《國語》《戰國策》等。無論是諸子散文還是曆史散文，這一時期散文的主要特色就是具有強烈的現實性和濃厚的政治色彩。
《論語》和《孟子》是詮釋以“仁”為核心的儒家思想的著作。《論語》是記錄孔丘及其弟子言行的著作，其中多是簡短的談話和問答，但是言簡意賅，含蓄雋永，蘊含著極大的智慧和豐富的道理；《孟子》記載孟軻的言論。孟子長於辯論，因此書中語言明快，富於鼓動性。《墨子》宣揚了墨家“兼愛”的主張，語言樸素，說理明確，邏輯性很強，《兼愛》《非攻》等篇極具代表性。《莊子》則代表道家“無為而治”的主張，《莊子》散文在諸子散文中獨具魅力，這表現在作者豐富而奇幻的想象力和敏銳的觀察力，善用寓言，長於譬喻，使文章在恣意表達的同時富於趣味，在諸子散文中最具文學意味。《韓非子》代表法家的主張，文章結構嚴謹，鋒芒銳利，說理深刻。《荀子》散文的特點在於論點明確、條分縷析、層次清楚、詞匯豐富。《呂氏春秋》是秦丞相呂不韋門客的集體創作，它包括八覽、六論、十二紀，兼有儒、道、墨、法、農諸家學說，書中保留了大量先秦時期的文獻和佚事。它的特點是層層深入，條理清晰，並且善用寓言，長於譬喻，在說理的同時，又富於形象性。
《左傳》是《春秋左氏傳》的簡稱，又名《左氏春秋》，相傳是春秋末年魯國的史官左丘明所著，共18萬字，記載了春秋240年間（魯隱公元年至魯哀公十四年）列國的政治、軍事、外交活動、言論，以及天道、鬼神、災祥、占卜之事。這部編年體史書敘事精彩，情節緊湊，戰事描寫尤為出色，又重視記錄辭令，善於刻畫人物，語言精練，是先秦曆史敘事文成熟的代表之作。《國語》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國別史著作，分別記載了周王朝及諸侯國之事，記言多於記事，所記大多為當時較有遠見的開明貴族的話語。《戰國策》作者不可考，現版本為西漢劉向輯成，同《國語》一樣，也是分國記事，記載了西、東周及秦、齊、楚、趙等諸國之事，內容是謀臣策士的種種活動及辭說。其文章特點是長於說事，善用比喻，人物形象極為生動。
總之，先秦諸子散文和曆史散文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藝術風格上，都對後世散文的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繼先秦而起的兩漢，國勢強盛，經濟文化比較發達，而且思想政治也頗有特點，於是漢代之文也因時而變。為適應統一大國弘揚帝業的需要，漢賦這種文體崛起並迅速發展，成為漢代最有時代特征的文章樣式，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等四人被後世譽為漢賦四大家。同時，適應漢王朝總結曆史經驗教訓以鞏固封建統治的需要，政論散文和曆史散文也取得了重要成績，如《史記》《漢書》等不朽之作的產生，標誌著曆史散文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西漢時期司馬遷的《史記》將傳記散文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東漢以後，書、記、碑、銘、論、序等文體日漸發展，抒情小賦也開始盛行。
具體來說，漢代初年，政論散文有著重要的發展。賈誼（前200—前168）是西漢初年傑出的文學家，他的《過秦論》總結了秦代滅亡的原因，汲取了秦末農民起義的教訓，發展了先秦的民本思想。他的散文善用比喻，語言富於形象。除賈誼外，漢初還有不少散文家，他們的文章或論秦之得失，或針砭時弊。其中晁錯和鄒陽成就較高，晁錯以《守邊勸農疏》和《論貴粟疏》兩篇散文最為著名。
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引經據典、典雅醇正的文風遂成為文壇主流。司馬遷的《史記》也出現在這一時期。它將先秦曆史散文又大大向前發展了一步，對後代敘事文學產生了深遠影響。在《史記》的影響下，東漢產生了不少曆史散文著作，班固的《漢書》便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賦是漢代出現的一種新文體。“賦”的名稱始於戰國趙人荀卿的《賦篇》，到後代逐漸形成了特定的體製。賦這種文體非常講究文采和音韻，兼具詩歌和散文的雙重性質，接近散文的稱“文賦”，接近駢文的稱“駢賦”。漢代興盛的主要是“大賦”。大賦多采用主客問答的形式，結構宏大，內容上以寫物為主，以潤色鴻業為目的，兼有勸誡諷喻；在藝術表現上注重鋪敘渲染，以鋪張揚厲的手法和博富絢麗的辭藻對事物作窮形極貌的描寫。漢初賈誼的《吊屈原賦》《鵩鳥賦》，司馬相如（前118—前179）的《子虛賦》《上林賦》，西漢末年揚雄（前53—18）的《甘泉賦》《羽獵賦》《長楊賦》《河東賦》，班固的《兩都賦》，東漢張衡（78—139）的《二京賦》，都是漢賦的名篇。東漢以後還漸漸興起一種抒情小賦，或托物言誌，或詠物抒情，或針砭現實；藝術上雖然繼承了大賦鋪排手法，但較漢大賦簡潔樸素得多，並且具有很強的抒情性。代表性的作品有張衡的《歸田賦》、趙壹的《刺世疾邪賦》。
兩漢之後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亂而思想活躍，儒家思想遭到冷遇而老莊思想盛行，這種社會現狀也影響了散文的發展。建安時期的三曹、王粲首先擺脫了漢末板滯的文風，各自取得了突出成就。而正始時期的文人們懾於當時的文化高壓政策而崇尚清談，文風又趨之玄遠。從西晉至南朝，重文采、尚華麗的文風盛行，駢文風靡一時，壟斷文壇。到了東晉末年，陶淵明又以清新流利的筆調為文壇注入一股清風。就南北朝而言，比起南朝的低迷，北朝散文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例如，酈道元的《水經注》為曆代文人所稱道。
唐代初期駢儷文風盛行。及至中唐，韓愈大力反對浮華的駢儷文，提倡作古文，一時從者甚眾，後又得到柳宗元的大力支持，古文創作日漸複蘇，文學史上稱其為古文運動。古文運動一方麵是為了糾正六朝以來的駢儷文風，另一方麵也是出於現實政治的需要。韓愈、柳宗元等主張文以載道，強調“不平則鳴”，對散文發展有著重要意義。晚唐時期，駢文又重新抬頭並延續至宋初，致使西昆體的縟儷文風統治著文壇。歐陽修等人再一次掀起了古文革新，王安石、曾鞏、蘇軾、蘇轍等人先後響應。他們的文學觀念和創作實踐，促使古文在北宋文壇取得了全麵的勝利。古文運動樹立了一種有為而作、反映現實、擺脫浮華、平易自然的新文風，大大提高了散文的抒情、敘事、議論的藝術功能。在古文運動的推動下，散文的類型日益豐富，寫作技巧也日益成熟，產生了不少優秀的山水遊記、寓言、傳記、雜文等作品，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也出現在這一過程中。
除了“唐宋八大家”的作品，兩宋時期還有不少散文經典之作。北宋司馬光的曆史巨著《資治通鑒》，也非常具有文學價值。南宋時期還產生了許多優秀的政論文，在上書言事的過程中顯現出極高的散文技巧和獨特的藝術魅力。胡銓、陳亮、葉適是這方麵的代表作家。南宋後期，隨著理學的發展，儒者講學、文人立說也呈現一派興旺氣象，促進了散文的發展。朱熹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其文章長於說理，造詣匪淺。此外，兩宋時期大量筆記雜文類作品的湧現，也成為一道別樣的風景，如洪邁的《容齋隨筆》、王明清的《揮麈錄》等。
元代以後，程朱理學被立為官方統治思想，重要的散文多為儒者之文，並且體現出了複古的傾向。明清確定了八股取士的科舉之法，以《四書五經》為全部內容，並且在文體上有嚴苛的要求。“八股文”成為官方文體，也成為科考士子的功名富貴之所係，從而在文壇上占據了重要地位，並在一定範圍內取得不小成績。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八股文的弊端日漸顯露，成為束縛文學創造力的僵化文體。在八股文之外，仍有眾多作家堅持個性化的創作，繼續推動著散文史的進程。
宋濂（1310—1381）是明初“開國文臣之首”，他的一部分傳記文很有現實意義，比較著名的有《秦士錄》《王冕傳》《李疑傳》等，除此之外，宋濂還提倡“溫柔敦厚”的文風，《送東陽馬生序》為後人所傳誦。明中葉以後，針對程朱理學、八股文對人們思想和文學的束縛，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發起“複古運動”，倡導“文必秦漢”。他們對掃**八股文風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卻又走上盲目效仿古人的道路。後來以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的“後七子”複古運動，再一次重複了他們的錯誤。歸有光等“唐宋派”首先起來反對，萬曆年間，公安派也加入了猛烈抨擊擬古主義的隊伍。
公安派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為代表，時稱“三袁”，以袁宏道（1568—1610）最為著名。他們認為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文學，因此反對貴古賤今，盲目地模擬古人。袁宏道提出了“性靈說”，主張為文要打破傳統古文的陳舊規律，寫作應自然流露個性，不事雕琢。與公安派同時存在的還有以鍾惺、譚元春為代表的竟陵派，他們也主張獨抒性靈。公安派與竟陵派的散文主張催生了晚明小品文。張岱（1597—？）是晚明小品文作者中較有成就的一位。他的小品文題材廣泛，山水名勝、風俗人情、戲曲技藝乃至古董玩具等皆可入文。更重要的是，他的散文語言清新活潑，形象生動，為文壇注入一股清流，《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是其代表作。
明清之際，侯方域（1618—1654）的散文取得了較高的藝術成就，代表作有《李姬傳》《馬伶傳》等。清初也有不少成就突出的散文家，如王猷定、魏禧。王猷定（1599—約1661）的傳奇散文以傳奇小說體打破了傳統古文的寫作手法，代表作有《李一足傳》《湯琵琶傳》《義虎記》等。魏禧（1624—1680）則比較擅長人物傳記，代表作是《大鐵椎傳》。
桐城派是清中葉最著名的一個流派，主要作家有方苞、劉大櫆和姚鼐。方苞（1668—1749）繼承歸有光的傳統，提出“義法”主張，並使之成為桐城派古文的基本理論。姚鼐對我國古代散文文體加以總結，分為論辯、序跋、奏議、書說、贈序、詔令、傳狀、碑誌、雜說、箴銘、頌讚、辭賦、哀奠13類，也對散文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值得注意的是，桐城派古文作品的選材用語隻重闡明立意，而不刻意堆砌材料，因而文章比較簡潔自然。代表作品有方苞的《獄中雜記》《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記》等。但也正因為這種追求，使得文章容易缺乏生氣。與桐城派對立存在的是提倡“駢文”的複社作家汪中（1744—1794）等人。
康有為（1858—1927）、梁啟超（1873—1929）既是清末政治改良運動的代表人物，也是學術上改良派的代表作家。他們的散文無視傳統古文的規模範式，直抒己見，暢所欲言，是政治鬥爭的有效工具。梁啟超的新體散文為晚清的文體解放和新文化運動中的白話文運動開辟了道路，他的《少年中國說》聞名於世。此後，隨著白話文的興起，古代散文的發展曆程走向了終結。
思考題
1.簡述先秦諸子散文和曆史散文的發展情況。
2.簡述唐宋古文運動的大致進程及其文學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