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學名篇導讀

三、古體詩發展的基本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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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詩的國度,詩歌幾乎是和古老的文明一起產生的。上古時期就有大量歌謠傳唱,據說出自於神農時代的《臘辭》:“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禮記·郊特牲》)另有一首《驅旱魃咒》雲:“神,北行!先除水道,決通溝瀆!”(《山海經·大荒北經》)這些都是為了某些實際目的而祭祀神靈的歌謠,它們的準確年代已經不可得知。早期祭祀活動中,人們相信語言,尤其是韻語具有神奇的魅力,能夠誘導鬼神的活動,所以,它被經常運用到祭祀中。夏禹時,塗山氏所詠《候人兮猗》是南音之始,而東音則起於夏孔甲的《破斧歌》。相信夏代已有較為完整的歌謠流傳,如啟時祭祀的《九歌》,應該是一首祭天神的歌謠。商代的歌謠,留傳於今的是甲骨卜辭中的韻文和《周易》中某些卦爻辭。早期的韻文,句法簡單,言辭簡樸。甲骨文如:“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來雨?其自東來雨?其自北來雨?其自南來雨?”(郭沫若《卜辭通纂》)就很有韻律感。《周易》卦爻辭中保存了很多的謠諺,如《中孚》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等。它們的內容涉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社會的不公,人生的痛苦,勞動的艱辛,愛情的歡樂,等等。其所運用的藝術手法也多種多樣,如象征、比興、白描、疊詠等。因此有學者認為《周易》中的歌謠是《詩經》的前驅。

上古歌謠雖然初步具有詩歌的某些文體特征,但體式不定,還不能稱為完整意義上的詩歌。我國最早的詩體應該是四言的“詩經體”。《詩經》句式以四言為主,四句獨立成章,其間雜有二言至八言不等。篇章結構多采用重章疊唱。押韻方式多樣,常見的是一章之中隻用一個韻部,隔句押韻,韻腳在偶句上,也有句句用韻的。有的詩篇換用兩韻以上,甚至還有極少數無韻之作。

《詩經》之後,出現了以屈原《離騷》為代表的騷體詩。屈原和宋玉是騷體詩的代表作家。漢代,騷體詩也被稱為辭或辭賦,並且出現了賈誼、東方朔、王褒、劉向諸人的仿騷作品。西漢末年,劉向將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漢代的一些仿作共16篇輯錄成集,定名為《楚辭》。

繼《詩經》《楚辭》之後,兩漢樂府詩成為中國古代詩歌史上又一壯麗景觀,呈現出旺盛的生命力。它繼承了《詩經》的現實主義精神,本著“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創作精神,反映現實生活中的苦與樂、愛與恨,表達出對人生短暫、世事多艱的哀傷。形式上以五言為主,通俗明快,對中國古代詩歌體式的嬗變起到了推動作用,實現了由四言詩向雜言詩和五言詩的過渡。

魏晉以後,樂府詩朝兩個方向發展。一種是文人模擬創作的“古題樂府”,借用漢樂府舊題詠寫時事,猶如“舊瓶裝新酒”,如曹操《步出夏門行》《蒿裏行》、楊炯《從軍行》、李白《蜀道難》《將進酒》、李賀《雁門太守行》等。這些詩歌雖沿用了漢樂府舊題,但內容是新的,並從以敘事為主轉變為以抒情為主;在形式、手法上,則借鑒漢樂府的通俗明快而又加以“雅化”,增添了文人色彩。

另一種則是“即事名篇,無複依傍”的新樂府。它不再借用漢樂府的舊題,而是根據所反映的內容自擬新題。杜甫可以說是新樂府的開創者。他經曆了重大的社會動亂,用新樂府反映安史之亂前後的社會現實,如《兵車行》寫唐王朝窮兵黷武的開邊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災難,《三吏》《三別》寫安史之亂給百姓帶來的巨大痛苦。稍後的元結、顧況等詩人也寫過若幹首新樂府。至中唐,白居易、元稹等現實主義詩人有感於國家的衰落,期望用詩歌反映社會現實的弊端,以引起統治者的注意,遂大力提倡新題樂府,發起了“新樂府運動”。

五言詩是在樂府民歌中發展起來的新詩體。漢初樂府尚多雜言,至武帝設立樂府,在所收集的民歌中就有了較多的五言民歌。從現存史料考察,最早的文人五言詩是東漢班固的《詠史》,寫漢文帝時孝女緹縈為父贖免刑罪的故事。詩中的形象塑造和抒情都較薄弱。班固之後,又有張衡的《同聲歌》、秦嘉的《贈婦詩》、蔡邕的《翠鳥》、趙壹的《刺世疾邪詩》等,文人五言詩的創作,開始有了長足進步,五言詩也漸漸成為詩壇主流。漢末《古詩十九首》就是一組傑出的五言古詩,深刻地再現了漢末文人在社會思想大轉變時期心靈的覺醒與痛苦。語言樸素自然,描寫生動真切,具有渾然天成的藝術魅力。《古詩十九首》所抒發的是人生最基本、最普遍的情思意緒,令古往今來的讀者常讀常新,代表了文人五言詩的最高成就,被稱為“五言之冠冕”(劉勰《文心雕龍》)。七言古詩的起源並不比五言古詩晚,但七言詩的興盛要晚於五言詩。

在唐代近體律詩定型以後,古體詩作為一種詩體仍然流行,並貫穿於後來的詩歌發展史中。唐代五言、七言古詩雖源於前代,但並非單純的因襲模擬,而是呈現出自己的麵貌,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在五言古詩方麵,初唐陳子昂、張九齡等力追建安風骨,反對齊梁華靡穠麗的詩風,主張抒寫個人獨特的身世之感和心靈體驗,開啟了有思想、有個性、有特色的詩風。此後李白、杜甫勃興,或抒發性靈,寄托規諷,或緣事而發,憂國傷時。王維、孟浩然等又以其清幽澹遠的創作風格參與其間,在繁星璀璨的盛唐詩歌中閃爍著耀眼的光彩。中唐時期,出現了韋應物、柳宗元等名家,也都能以自己獨特的風格予後人以啟迪。在七言古詩方麵,一些作品自覺或不自覺地吸納律詩句法,形成“入律古風”。另一些七言古詩則有意識地避開律詩的句式章法,多用散行之句,語言奇崛古樸、折拗鬱勃,情感沉鬱滯重,追求一種質樸古奧的風格,如李益的《登天壇夜見海日》、韓愈的《山石》《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李商隱的《韓碑》等。

漢魏以後的樂府詩,題為“歌”“行”者頗多,故稱為歌行體。有些作品雖未題“歌”“行”二字,但因形式、風格相近,亦為歌行體。在歌行體發展過程中,南朝鮑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歌行體至初唐基本定型成熟。一些詩人嚐試將格律詩的句式、對仗等手法引入歌行體中。散句中雜以格律、對仗,讀來抑揚頓挫,跌宕起伏,遂使歌行體麵貌一新,如盧照鄰的《長安古意》、駱賓王的《帝京篇》、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等。至盛唐,高適、岑參等人用此體創作了大量的邊塞詩,如高適的《燕歌行》、岑參的《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等,內容豐富壯闊,感情奔放激越,意象雄壯奇麗,語言多彩多姿。中唐白居易等人,在這種體式的基礎上進一步融合敘事抒情,寫出了名篇《長恨歌》《琵琶行》等,七言歌行體又呈現出新的麵貌。清初,吳偉業用這種詩體寫出了《圓圓曲》《永和宮詞》等名篇,以七言歌行敘事詠史,形式上更講究技巧,辭藻富豔,用典精切,回腸**氣,膾炙人口,形成婀娜多姿的藝術風貌,將七言歌行體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

以上大概描述了我國古體詩產生、發展、流變的基本脈絡,它與唐代出現的格律嚴整的近體詩(格律詩)共同構成中國古代詩歌的兩種基本樣式。

思考題

1.與近體格律詩相比,古體詩具有怎樣的文體特征?

2.古體詩有哪些類型?試舉例說明。

3.簡述古體詩的發展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