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倡导并研究中原及西北社会教育问题，社教社与河南省教育厅、洛阳县政府合办洛阳实验区，该区设董事会，由三机关各派代表1人、合设机关会聘专家4～6人及当地人士2～4人组成，合设机关代表为常务理事，理事会负责聘任总指导员、审核年度计划报告和预算决算、指导并协助解决总指导员提出的困难问题。该区总办事机关为指导处，总指导员兼任董事会秘书。按照合办洛阳实验区办法规定，社教社负责指导“实验区之设计事项”。揆之史实，该实验区设计方案、计划等均由社教社操刀，“公推钮永建、赵光涛、王海涵、高阳、陈大白五人组织设计委员会，并推定钮永建召集，余二人于必要时由常务理事推定补充”[10]。设计者很清醒地认识到社教社作为学术团体的利弊，在方案设计时强调行政背后的力量，“因为我们感觉到社会教育事业的实施，本身力量太薄，是非与行政方面联络进行不可的”[11]。“本区系中国社会教育社河南省教育厅与洛阳县政府所合办，在本质上已有政治助力，在实际上亦感着迫切需要，所以政教合一，即为我们事业建设之路线”[12]。以“政教合一”理念为旨归，由社教社主持、包括教育、经济、政治全方面的、逐年扩展实验单位的顶层设计徐徐展开。
十、本区选洛阳县中适当之自治区为区域，先就一村实验，逐年扩充至全区；凡划入本区范围之村庄，其教育机关统由指导处管理。
十一、本区区域内人民自治能力增高至相当程度时，经合设机关之同意，应赋予施行自治之机会，并实行政教养之合一，仍由指导处指导之。
十二、本区经费由合设机关商酌分任之。[13]
指导处是洛阳实验区的核心机构，按照拟定的计划大纲的实验要点规定，“由教育方法组织民众、培养民力，以促成自治，复兴民族”为目标，以全区人民为学生（强调成年人之教育），采取做学教合一致原则，致力于人民精神生活之向上及合作农业自卫自治识字读书诸端。为了实验的有序开展，设计方案专门拟定一个以六年为期的逐年进程：
第一年 一、举行简易社会调查，以明全区概况；二、选定具有代表性之一村，以全力从事村单位之实验。
第二年 一、根据代表村实验之经验，拟定村单位设施之办法，推广之临近村庄七八处（约当全区村数十分之一）。二、于必要时，亦得从事超出规定村数之工作，如自卫等是。以后各年如是。
第三年 一、推广至约二十村（约当全区村数四分之一）；二、开始实验各项联村工作。
第四年 一、推广至约四十村（约当全区村数二分之一）；二、准备区单位实验之办法。
第五年 一、推广至全区各村落，为区单位之实验；二、准备试行区自治。
第六年 一、试行区自治；二、实验计划告一段落。[14]
三机关会衔聘定钮永建等组成董事会，董事会董事分常务、专家、地方三类，按照合办实验区办法，常务董事由合办单位组成，社教社总干事俞庆棠、河南省教育厅厅长齐真如、洛阳县县长王次甫分列其中，采用值年常务理事制。专家理事由钮永建、赵冕、赵光涛及宋香舟组成；地方董事则由河南省及洛阳县教育行政官员、大学教授组成，董事会聘请考试院铨叙部职员河南省立中原社会教育部部长陈大白为总指导员。为清晰起见，特列表3-1。
表3-1 洛阳实验区董事会董事一览表（1934）[15]
续表
随着洛阳实验区实验的进展以及相关单位的主事变化，1935年董事会组成进行了调整，增设名誉董事（戴传贤，时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张继，时任中央党部监察委员；陈立夫，时任中央党部执行委员；刘峙，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为洛阳实验区的事业发展“拉大旗”；常务董事中齐真如、王次甫被李敬齐（时任河南省教育厅厅长）、盛士恒（时任河南省第十区监察专员兼洛阳县县长）所替代。专家董事增至7位，补充了郑若谷（时任河南省教育厅秘书主任）、王怡柯（时任山东邹平县县长）和李步青（时任河南省立开封实验区主任）；地方董事中祝绍周（时任中央军官学校洛阳分校主任）替代了郑若谷，增加尤少铭（时任洛阳财务委员会委员长）、陈化堂（时任河洛图书部主任），共同组成了6人组地方董事。[16]从调整后的董事会组成看，常务理事三人中，只有社教社俞庆棠没有变动，河南省教育厅、洛阳县政府是职务行为，进一步说明社教社主导洛阳实验区的历史存在；专家理事和地方理事中洛阳本土的力量在增加，从侧面说明实验区事业正向驻地纵深处推进。
图3-1 洛阳实验区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合影（1934）[17]
1934年4月3日，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在洛阳中原社会教育馆召开，确定了实验区正式名称（“中国社会教育社河南省教育厅洛阳县政府合设洛阳实验区”[18]），经费三方负担的办法：开办费450元（分筹措和赠送两种来源，前者由钮永建、王次甫各100元，齐真如150元；后者100元由俞庆棠、赵光涛两人负责征集），经费每月350元（教育厅150元、县政府100元、社教社100元），其中社教社负担经常费100元中钮永建个人负担50元。[19]“洛阳实验区是一点基金也没有的，要全凭大家一点诚意才能进行，于是钮先生个人先来认捐，中国社会教育社当然也认捐，从而河南教育厅、洛阳县政府，都愿凑钱来办理。”与会其他代表就开办设备自行捐助。[20]与定县、邹平乡村建设实验区以及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徐公桥乡村实验区等相比，经费困难一直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洛阳实验区的事业。为扩展实验区事业，社教社还曾请求过庚款补助费，“本社洛阳实验区，成立以来，已逾一载，所有实验事业，悉依政教合一之原则，用政治力量与教育方法，以组织民众，培养民力，年来成绩殊有可观。然而实验事业每多为经费问题所牵制，不能顺利进行。近更欲推行强迫征学制建立新教育系统，试办政教合一制等巨大工作，势必有充足之经济助力，不克济事。本社乃援学术机关之例，函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补助。若蒙既允，该区实验事业定有惊人之成就”[21]。
图3-2 洛阳实验区徽章样式（1934）[22]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合设洛阳实验区第一年计划大纲，实验以村为单位教养卫合一的新组织、村单位做学教合一的新方法、村单位民众教育新系统及村单位乡村建设的新事业，从政治、教育和经济方面推进事业。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修正通过了《洛阳实验区筹备处计划大纲》《洛阳实验区筹备处组织大纲》，聘请陈大白为筹备处主任。会后，按照筹备处计划大纲，筹备处聘定黄理斋、沙居易、金绍武为工作人员，以“筹备方针”[23]为指导，洛阳实验区筹备工作正式展开。为“集思广益，以求事业进展较为完善”起见，特聘请当地热心人士叶振钧等13人组成合办洛阳实验区设计委员会（委员均为义务职），分教育、卫生、农林、水利、村政、道路与社会调查七方面，5月20日举行第一次会议，公推罗稻仙、尤绍铭、陈大白三人为常务委员。
表3-2 洛阳实验区设计委员会履历表（1934）[24]
从表3-2看，洛阳实验区设计委员会委员囊括了相关领域的行政长官，这样的委员构成保证了工作计划的可操作性，亦有利于推行实验过程的战线联合。[25]为了推进教育改革，随后设立了学务委员会。“洛邑政教各界亦愿热心赞助，现组织设计委员会与学务委员会，为联络外界之枢纽”，奈何“乡村传统观念极深，欲作新的教育实验，一时颇难得社会人士之谅解”。[26]实际上，这也是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时代表们的共识，在“封建社会潜势力量大”[27]的中原，如何将旧势力合理利用为建设新力量是个颇为棘手的问题。为了“组织农民，推动社会”，洛阳实验区创设乡民公社，成员由年长德硕的村民、地方领袖和指导人员三部分组成，主要集中在合作社、诊疗所、书报处和娱乐部四方面事业，并在实验村组织学董会，后将全村保甲长悉数纳入，政治组织兼学务组织之责，地方领袖以德劝业，以法相持，以期村民怀德畏威，配合实验区各项事业。至此，洛阳实验区涵括董事会、设计委员会、学务委员会和乡民公社、学董会等自上而下的整体框架搭建起来，1934年8月22日，洛阳实验区在吕庙实验村隆重开幕，各机关代表及民众约3000余人参加仪式，“为洛阳乡村中仅见之集会”，“村中男女老幼皆参加，跻跻跄跄，颇极一时之盛”。[28]
图3-3 洛阳实验区开幕情形（1934）[29]
图3-3为洛阳实验区开幕典礼主席台合影，照片第一排右三为董事钮永建。实际上，从社员提案到正式筹备期间，社教社充分发挥指导设计之责，派骨干社员亲往主持筹备事宜，通过年会提案、派员勘址、组建董事会、捐助经费、讨论计划大纲等将实验区一点点落到实处，社员韩天眷专门设计了实验区徽章，社刊《社友通讯》（第3卷1期）开始为“本社洛阳实验区”开辟专栏，第3卷3期更推出“洛阳实验区筹备专号”，请来陶行知题写专号名称，之后更推出“洛阳实验区第一年实验专号”（刘峙题，1935）、“洛阳实验区第二年实验专号”（钮永建题，1936），营造舆论。“在这三个月筹备期里，我们经历了千辛万苦，费尽了许多心血，从空无一物到略具规模，由思考设计进而筹措创立，无论在教育、政治、经济各方面，都算是略具规模，足为将来事业实验之基础”。[30]很明显，洛阳实验区名义上虽为与河南省教育厅、洛阳县政府合办，实际上是社教社主办的、试验政教合一的社会教育实验区。1940年，三机关合约期满，经董事会决议洛阳实验区为时6年的“政教合一”实验事业，办理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