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友通訊》作為社教社同仁刊物，除去事務所幹事撰寫社務報告、理事會會議記錄整理等，還利用各種機緣，約請社教同人或社會知名人士，為刊物撰寫文章。為了收集散處各地社員消息，理事會還專門組織一支分布於各省的通訊員隊伍，並在刊物上多次刊登“征稿啟事”，希望社友們一起培育、守護社教社的“靈魂”。
編輯出版《社友通訊》，是事務所的重頭戲，因社教社經費支絀，成立半年後才得聘任專任幹事，事務所工作由駐地社員分任，“其中陳大白、林敬之、許湘三先生出力較多，特別是陳大白先生”。[17]隨著社務逐漸增多，絕非所在地社員抽暇兼顧所能應付，1932年10月，“茲經多方物色，聘得儲誌君擔任”。[18]儲誌作為江蘇省立教育學院畢業生，對編輯《社友通訊》很為敬業，除記錄整理理事會議、事務所對年會的籌備情況、社務進展、約稿等，還負責編輯《中國社會教育社第一屆至第三屆年會報告》。[19]1936年2月，儲誌被江蘇省立教育學院聘請做研究工作，“本刊編者儲心齋社友因擔任江蘇省立教育學院研究工作，故此後本刊編輯事宜，改由葉島社友負責”[20]，聘請專職幹事有力推動了社教社社刊有序進展。
事務所專職幹事通過“編輯以後”“編後瑣語”“編後餘談”等方式，表明辦刊方向、召喚稿源、說明編輯經過，或就某個問題拋出觀點，以期社員能進行更深層次的思考。如第2卷1期，編輯強調：“本刊因限於經費及避免流行病起見，第二卷的編印，隻擬在‘質’的方麵改進而不願在‘量’的方麵擴充。”[21]第5卷5期、6期、9期的“編輯後記”，推出重點文章，向讀者推送介紹，如第5卷5期用“主觀的任務，決定於客觀的條件”來作開篇，指出：“現階段中國所需的教育，無疑的應是切實反應民族急切的需求。目前中國民族正遭遇著最深最重的迫害，渴望著獨立和解放。這就是唯一的教育任務之所在。讀了俞先生的‘現階段中國所需的教育’一文，可使我們更正確的更清楚的認識了現階段中國教育的任務。對於實施國難教育、生產教育、婦女教育等等，必須把握住問題的核心，才能不負教育者應負的任命。希望社友們在這種共同的理解之下，積極推行時代所需要的教育工作。”[22]第5卷6期，重點推介理事李蒸一文，“在這敵軍壓境，邊防十萬火急的局麵之下，民眾教育界的動向，應該是趕快大規模的向前推進呢？還是再慢慢地紮起寨來準備呢？關於這，社教先進李雲亭先生在‘想起一段行政經驗來’的文中，明確的警醒我們說：‘今日之事，時間與數量必須重視，而方針亦不許有絲毫錯誤。必須在最短期間訓練大量民眾，然後方能內而言建設，外而言保疆土’。”[23]此外，編輯部借有限篇幅，還將意見相左的文章同期刊出，以便社友更好地借鑒，如第5卷6期刊登趙演文章，“在國家承平的時期，教育工作可作多方麵的實驗，但現在是一個非常的局麵，我們所需要的工作，不是迂緩的而是急進的，不是實驗的而是實行的，不是散漫的，而是統一的”，“而我們現行的社教實驗事業，正與我們所期望的相反。我們現在是太迂緩，太散漫，太謹慎了”[24]。編者專門在《編輯後記》中予以推薦，並稱：“當然，這迂緩，這散漫，這謹慎，都是有其客觀上各種複雜的原因。不過，目前的情勢所昭示吾人的，的確應該是一個大規模的‘快幹’‘苦幹’‘實幹’的時候了。”[25]第5卷9期，編後語中，指出受教育是人民的權利，“可是我國的大多數人民，現在還不能普遍享受這種應有的權利。雖然政府正極力推行普及教育的政策，但是問題的解決，必然需要全體知識分子的動員，把自己獲得的知識，毫不吝惜的即去傳給大家。楊翼心先生鄭重的揭起了這‘教學做教’的檄文，希望社友們共同來展開‘知識人’應負的使命！民眾教育運動的發展，是有其曆史的必然性。所以民眾教育出路問題討論會的出席者，大家雖同樣在現實方麵摸索到不少的困難，但一經向客觀方麵闡發，無不加強了樂觀的信心。這一篇短短的散記，因限於篇幅，粗讀起來，也許會使讀者發生不能捉住要領之感。但言語中容有含蓄之處，正希望讀者們進一層的思索，或許可以得到若幹理論上的啟示吧”。[26]很顯然，編輯部通過這些《編輯後記》，進一步將《社友通訊》“溝通社員意見”宗旨發揮得更為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