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友通讯》作为社教社同仁刊物，除去事务所干事撰写社务报告、理事会会议记录整理等，还利用各种机缘，约请社教同人或社会知名人士，为刊物撰写文章。为了收集散处各地社员消息，理事会还专门组织一支分布于各省的通讯员队伍，并在刊物上多次刊登“征稿启事”，希望社友们一起培育、守护社教社的“灵魂”。
编辑出版《社友通讯》，是事务所的重头戏，因社教社经费支绌，成立半年后才得聘任专任干事，事务所工作由驻地社员分任，“其中陈大白、林敬之、许湘三先生出力较多，特别是陈大白先生”。[17]随着社务逐渐增多，绝非所在地社员抽暇兼顾所能应付，1932年10月，“兹经多方物色，聘得储志君担任”。[18]储志作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毕业生，对编辑《社友通讯》很为敬业，除记录整理理事会议、事务所对年会的筹备情况、社务进展、约稿等，还负责编辑《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一届至第三届年会报告》。[19]1936年2月，储志被江苏省立教育学院聘请做研究工作，“本刊编者储心斋社友因担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研究工作，故此后本刊编辑事宜，改由叶岛社友负责”[20]，聘请专职干事有力推动了社教社社刊有序进展。
事务所专职干事通过“编辑以后”“编后琐语”“编后余谈”等方式，表明办刊方向、召唤稿源、说明编辑经过，或就某个问题抛出观点，以期社员能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如第2卷1期，编辑强调：“本刊因限于经费及避免流行病起见，第二卷的编印，只拟在‘质’的方面改进而不愿在‘量’的方面扩充。”[21]第5卷5期、6期、9期的“编辑后记”，推出重点文章，向读者推送介绍，如第5卷5期用“主观的任务，决定于客观的条件”来作开篇，指出：“现阶段中国所需的教育，无疑的应是切实反应民族急切的需求。目前中国民族正遭遇着最深最重的迫害，渴望着独立和解放。这就是唯一的教育任务之所在。读了俞先生的‘现阶段中国所需的教育’一文，可使我们更正确的更清楚的认识了现阶段中国教育的任务。对于实施国难教育、生产教育、妇女教育等等，必须把握住问题的核心，才能不负教育者应负的任命。希望社友们在这种共同的理解之下，积极推行时代所需要的教育工作。”[22]第5卷6期，重点推介理事李蒸一文，“在这敌军压境，边防十万火急的局面之下，民众教育界的动向，应该是赶快大规模的向前推进呢？还是再慢慢地扎起寨来准备呢？关于这，社教先进李云亭先生在‘想起一段行政经验来’的文中，明确的警醒我们说：‘今日之事，时间与数量必须重视，而方针亦不许有丝毫错误。必须在最短期间训练大量民众，然后方能内而言建设，外而言保疆土’。”[23]此外，编辑部借有限篇幅，还将意见相左的文章同期刊出，以便社友更好地借鉴，如第5卷6期刊登赵演文章，“在国家承平的时期，教育工作可作多方面的实验，但现在是一个非常的局面，我们所需要的工作，不是迂缓的而是急进的，不是实验的而是实行的，不是散漫的，而是统一的”，“而我们现行的社教实验事业，正与我们所期望的相反。我们现在是太迂缓，太散漫，太谨慎了”[24]。编者专门在《编辑后记》中予以推荐，并称：“当然，这迂缓，这散漫，这谨慎，都是有其客观上各种复杂的原因。不过，目前的情势所昭示吾人的，的确应该是一个大规模的‘快干’‘苦干’‘实干’的时候了。”[25]第5卷9期，编后语中，指出受教育是人民的权利，“可是我国的大多数人民，现在还不能普遍享受这种应有的权利。虽然政府正极力推行普及教育的政策，但是问题的解决，必然需要全体知识分子的动员，把自己获得的知识，毫不吝惜的即去传给大家。杨翼心先生郑重的揭起了这‘教学做教’的檄文，希望社友们共同来展开‘知识人’应负的使命！民众教育运动的发展，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所以民众教育出路问题讨论会的出席者，大家虽同样在现实方面摸索到不少的困难，但一经向客观方面阐发，无不加强了乐观的信心。这一篇短短的散记，因限于篇幅，粗读起来，也许会使读者发生不能捉住要领之感。但言语中容有含蓄之处，正希望读者们进一层的思索，或许可以得到若干理论上的启示吧”。[26]很显然，编辑部通过这些《编辑后记》，进一步将《社友通讯》“沟通社员意见”宗旨发挥得更为充分。
必须指出的是，《社友通讯》作为同仁杂志，尽管每期仅有寥寥数页，但稿源一直处于不大充裕状态。除直接刊登征稿启事外，编辑利用各种方式呼吁社友广开稿源，利用前文所讲的“编辑以后”是较为便捷方式，如第2卷1期，“在这一周岁中，多赖各方面的指教和陈大白林敬之许竹君诸先生的帮助，各地特约通讯员的赐稿，所以在整整十二月中，总算平安度过，幸告无恙。现在二周岁又开始了，希望从前指教的，协助的，赐稿的，诸位先生们仍抱诲人不倦的态度继续赐教。……本刊篇幅虽然很有限，内容也很简单，我们却不能不认为他是本社唯一灵魂，因此凡我同志，均应以爱护、抚育，使他继续发展，永远生存”。[27]第3卷10期编辑再次呼吁：“执笔者胥为本社社员或教育界知名之士，由编者再三函请，各将其精心大作，贡献于读者诸君。惟本社社员有千余人之多，编者难以一一奉请，遗珠之处，存所难免，除对赐稿诸君表示谢忱外，尚希各地社员，慷慨执笔，随时赐以论文宏论，藉光篇幅，是为至幸。”[28]第5卷1、2、3期“花县实验区第二年专号”，编辑后记中有“本刊为沟通社友消息，及介绍社会教育理论与实施起见，甚盼各地读者暨吾社全体社友，本爱护本刊的热忱，源源惠稿”[29]。期待读者特别是全体社友多多赐稿。
编辑直接约稿是常见方式，如前文编辑自陈“再三函请”外，亦可从刊发文章的作者按语中寻找凭证。“此次勘察区址经过，前遵赵光涛先生之嘱，已由熊于江苏省立徐州民众教育馆出版社之《教育新路》第廿七八合期编就勘察洛阳民教实验区区址报告专号，以公告于同志之前。兹复承本社储心斋兄再三函嘱报告社友，熊义不容辞，爰再简略报告如右。”[30]“笔者此次由邹平南返，道经无锡访友，与本刊编者储志先生晤谈片刻，他要我为《通讯》写一点东西。……但为了践我当初的‘宿诺’，所以在旅途跋涉倥偬之际，将过去半年参加邹平乡建研究院内部工作时，被邹平的空气所浸育而汲起的几点比较有价值的杂感，不成熟的、不周密的，且不合时的写出来，谨求教于本社各同志。”[31]蔡衡溪称“近接本社《社友通讯》编者心斋先生来函，说是为欲增加社员兴趣，拟于本社《社友通讯》编印年会专号，嘱我一定贡献拙见，我以事关社员义务，未便推辞，仅就个人对于本届年会想望所及，供述拙见于次”。[32]“兹应本刊编者的函约（就第四届年会中心问题，笔者注），贡献一些我的意见，作为祝望与参考。”[33]“此次教育部民众教育委员会开会，集国内民教专家于一堂，公同研究，关系于民教前途，极为重要，全国瞩目。会毕后，中国社会教育社亟欲将开会情形，在《社友通讯》内详细列出，以副关心民教人士之望。以本人列席会议，属将情形报告，爰于会后草此，藉图报命，此起草本文之动机也。”[34]从整体效果看，专题性征稿最为奏效，1937年6月15日，编者在《社友通讯》面对全体社友发布“本刊征稿启事”：“本刊定于六卷一期，刊行‘对于目前社会教育的意见’特辑，至希诸社友惠抒卓见——对于目前社会教育的各方面，加以批判和建议；并探求其真实的价值和正确的立场，以冀社会教育前途有更大进展。每篇字数五百字至一千字，请在七月十日前掷下，俾能如期汇集出版，至为企荷！”[35]第6卷1、2期（合刊）如愿刊登22篇《对于目前社会教育的意见》，理事庄泽宣、陈礼江、董渭川、赵冕一并助阵，陈大白、林宗礼、屈凌汉、樊月培、秦柳芳、杨汝熊等一干小将也纷纷献言献策，文章前还专门加了编者按：“目前，是怎样的一个情势，社会教育在这时候应该负起那些迫切的任务？本刊想发表多方面的意见，献呈于本社第五届年会之前。”[36]结合后文中表4-1，可知约稿的主要对象多为社教社核心社员、理事会理事及候补理事、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毕业生，他们构成了《社友通讯》的主要作者群体。
当然，对于这些知名社会教育专家，除编辑约稿外，还通过转载方式来与社友分享。如第4卷10、11期合刊刊登的常务理事梁漱溟的《我国乡村运动》转自《天津益世报 东京通讯》；第5卷6期刊登的李蒸《想起一段行政经验来》转载于《文化与教育》三周年纪念专刊等。
为及时更新社员状况，事务所还专门通过常务理事聘请在各省组织了一支通讯员队伍，[37]有了这支遍布各省的通讯员队伍，该刊“卷头语”中所框定的“社友活动”，逐渐演变为社员消息，社员工作变动、参观、出国进修、生病休养、婚丧嫁娶内容均被搜集进来，社员集体参加重要会议亦被列入。编辑部强调：“本刊宗旨在传达社友消息，联络社友感情，今后拟特别着重社员消息与通讯研究，望各地特约通讯员及各位社友多多赐稿，以光篇幅。”[38]常见的如社员工作变化，如董事尚仲衣，“尚君原任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校长，对于民众教育之贡献颇多。近应国立北平大学之聘，已前往担任教授云”[39]；但并非千般一律，如介绍社员邵晓堡，却是介绍其工作单位、社教社的团体社员江苏省立汤山农民教育馆以及馆长孙枋如何励精图治，拟派邵氏等两位工作人员赴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参加事宜。[40]还有社员出国交流，如社员刘湛恩，“刘君现为上海沪江大学校长。于上月二十八日乘轮出洋，作欧美之游。据刘氏语人，此次出洋，其使命约有三端：（1）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2）应欧美各友人之约，往各地讲演；（3）教育部委托调查各国公民及职业教育情况。刘君在出洋期间，关于本社各项会议，均请陈礼江氏代表”。[41]还有社员举行订婚、结婚的消息，如王璋和万树庸，经常务理事梁漱溟、俞庆棠介绍，在日本缔结“秦晋之约”；林宗礼与赵合玉举行婚礼，特请本社俞总干事前往证婚等。[42]亦有社员去世消息的发布，如在赶赴第四届年会路途中去世的刘宰国等。[43]除个人社员消息外，还有社教社社员集体出席国内重要会议消息，如多名社员参加中国教育学会，一一列出参会社员名字，陈礼江、赵冕、彭百川、刘湛恩、黄建中、高君珊、顾树森、陈兆蘅、郑若谷、郑宗海、尚仲衣、钟道赞、夏承枫、罗廷光、孟宪承、舒新城参加中国教育学会，讨论中国教育改革问题。[44]还有团体社员的消息，如徐州省立民众教育馆、河北省立实验民众学校的简介等，不一而足，琳琅满目。
图4-2 《社友通讯》刊登社员消息书影（1936）[45]
时至1935年5月，个体社员1089人，团体社员37处，分布国内21省市及英、美、日等国，“差不多已经结成了社教网。不过因为人数多，通讯处不免时有变更。此后各社友的职务或通讯处如有变更，请随时通知，以便代为改正”[46]。揆之史实，此时的《社友通讯》，社员消息所占篇幅大增，部分期数甚至占了总篇幅的25%～35%之多，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编辑特别强调“本刊宗旨在传递社友消息，联络社友感情，今后拟特别着重社员消息和通讯研究，望各地特约通讯员，及各位社友多多赐稿，以光篇幅”[47]。实际上，“刺探社友活动消息，藉以联络社友感情”，这些消息不仅仅代表个人社员的社会活动，很大程度上亦是社教社社会影响力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