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本书使用的大量表格，如每年度的经费预算支出、收发文统计表以及实验区事业实验进展数据等，大部分来自《社友通讯》。除此之外，介绍社员新书、各式广告、启事以及专函刊登等，少量有针对性的学术文章，共同组成了《社友通讯》的主体内容，逐渐成为社友及外界人士了解社教社的“消息荟萃之地”。为清晰起见，笔者利用全国期刊检索数据库和国家图书馆馆藏，将《社友通讯》主要数据信息搜罗出来，如表4-1所示。
从表4-1可见，《社友通讯》共出版78期54本，其中有11次合刊发行，出版有5次专号（洛阳实验区3次，第三届年会和花县实验区各1）。1932—1937年是连续发刊，第2卷2、3期合刊之前每月10日出刊，之后固定为每月15日（偶有差池，如第3卷1期为7月5日、第3卷3期为8月22日、第4卷7期为1月1日）；1938—1939年期间发行的3期不能保证逐月连续出版，但出版日期固定为每月1日；1947年复刊第1卷2期既不连续又不定时，由此可窥社教社社务进展态势。从篇幅看，最少是8页，最多是54页（3期合刊），大多为10多页，编辑对它“小而又小”的定位相当准确。编辑再三努力，希望增加其研究分量，“本刊每期除原有各栏外，均拟留有相当篇幅，以供社友通讯研究——这块园地要希望全体社友尽量利用，决不能任其荒芜”[49]。邀请到社教社核心专家俞庆棠、赵冕、孟宪承、雷沛鸿、李蒸、郑宗海、庄泽宣、董渭川等人，所撰述的亦多是与社教社事务工作密切相关文章，甚少作学理上的深入探讨。这一点，编辑心斋甚为自豪：“不错，本刊确是小而又小，登载的文字少而又少，可是请检阅过去两卷所载的文章，无的放矢的，简直绝无仅有。”[50]利用有限空间，针对全国社会教育发展态势，有的放矢，解答社友们的疑惑，的确是《社友通讯》作为社教社社刊、作为公共园地的独到之处。
介绍社员或团体社员的最新著作，是《社友通讯》助力社教学术的突出表现。“本社为鼓励研究学术，并供给社教同志之参考材料起见，兹后对于各社员之著作，拟作系统之介绍。至希各社员将已出版之著作，每种寄下一份，以后如有新著作，并请随时见寄，以便介绍，是幸。非社员如有著作见寄，本社亦愿负介绍之责。”[51]揆之史实，《社友通讯》或采用列表简要介绍，或辟出专栏浓墨重彩，几乎囊括了1932—1937年期间出版的重要社教力作。如表4-2所示。
从表4-2可见，《社友通讯》刊登的“社员新作”作者主要集中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国立中山大学、大夏大学、国立浙江大学等社教人才培养机构，进一步证实了其社教知识生产的能力。就出版社来讲，除去上述几个机构自版外，还有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中正书局等，特别是中华书局为最多，这与社友舒新城担任该书局编辑所所长有直接关系。第一届年会期间，带着一把大芭蕉扇出席的舒新城，专门以中华书局名义租车15辆，在西湖湖滨兴西菜馆宴请各位出席代表，宾主杯觥交错之余，舒新城代表中华书局发言，在痛骂学校教育制度之余，向在座各位承诺，“愿年出一万元专为扶植有关学术事业之出版物”[53]，鼓励社教社社员出版社会教育专著。中华书局的倾向性出版资助，直接外化为该书局成为出版社教专著的一大基地。
《社友通讯》第5卷11期重点推出社教社事务所所在地、社教社的团体社员单位——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各国成人教育近况》新书预告，同期刊登了该书的预约通知单。[54]该书正式出版后，《社友通讯》又辟出专栏，对该书专门介绍，在广告中用黑体凸显书名，注明“是从事民众教育、研究教育学术者必备的参考书”，还将全书页码、字数，主体内容、著者一一用“▲”列出，定价也被重点标出，见图4-3。如此隆重，与该书集体作者就职单位及各人的社会声望有关。
图4-3 《社友通讯》为社员新作刊登广告（1937）[55]
除介绍社员新作外，社教知名刊物介绍，也是《社友通讯》的“沟通学术”的表现之一。与介绍社员新作一样，同样有列表简介和专栏介绍两种方式。如《社友通讯》用列表方式，向社友介绍了《教育与民众》《民众教育季刊》等六种刊物，并专门做了备注：“上列各种刊物内容丰富，足供社教同志参考，均经本社商妥，凡本社社员订阅，经本社介绍可享七折优惠，但每人每种以一份为限。”[56]社教社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天然纽带关系，使得它对该院出版物尤为推广，特别是《教育与民众》刊物。《社友通讯》创刊号上就发布了《教育与民众》的简洁广告：“撰述：国内社会教育专家；编辑：雷宾南、郑一华、陈大白；发行：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定价：全年两元；优待：凡中国社会教育社社员订阅者，经事务所之介绍，得打七折”。[57]之后多次发布《教育与民众》广告，不惜篇幅，还专门刊出“优待券”（见图4-4），种种表现可窥社教社事务所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亲密关系。
图4-4 《社友通讯》刊登《教育与民众》广告（1936）[58]
社教社甫一成立，除去借助《申报》等报刊发布消息外，《社友通讯》是该社各式通告及启事最集中的发表园地，“本事务所为节省经费起见，以后本社各项通告，除万不得已专函通告外，其他均将刊登《社友通讯》通告，希特加注意，为盼。此致全体社员公鉴”[59]。特别是第1卷，从事务所正式办公、年会通知、征集新社员到催缴社费、催缴入社志愿、鸣谢等不一而足。笔者特列出第一卷各期的通告及启事等内容，见表4-3。
《社友通讯》自第2卷开始，告示通知等更多地被社务报告所取代，但还有零星启事出现，如董渭川夫妇考察欧洲教育先后两次启事。其一为征求欧游旅伴：“兹拟赴英丹等国考察成人教育，明年一二月间动身，往返以半年为限。国内各地同志，如有愿结伴偕行冀图互助者，即请函告，以便商洽。通讯处：济南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董淮”[61]。很有意思的是，《社友通讯》还出现常务理事“赵冕启事”：称“最近三月，友朋来信寄舍者，每有遗失，日前始查出擅收之农户，经已追回一部分信件。友朋中如尚有来函待覆，久无音信者，幸即赐告，以便澈查，无任感幸！冕8.11”[62]，真实体现了“消息汇聚之地”的平台作用。总而言之，《社友通讯》在当时条件下，是社教社分处各地社员联系的主要媒介和捷径。
必须指出的是，《社友通讯》作为社教社社刊，一本“小而又小”的同仁刊物，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教育刊物蓬勃发展的语境下，对社会、学界，甚至具体到社员个体影响，要有理性评价。“顾名思义，本刊确是诸位社友的一块公共园地，社友们尽可尽量利用，第二卷开始时，也曾特别申明过。可是社友们真正利用本刊的，却系少数中之少数”。[63]编辑这种心声吐露，每年都在反复出现，可见是普遍现象。由此，我们在评价历史存在时，无论辉煌还是惨淡都要泰然直面，特别是后者，不能因为是研究对象而敝帚千金，夸大其时的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