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推行全國範圍內社會教育，教育部於1933年2月召開民眾教育專家會議，希望借助專家力量，群策群力，會後成立了由12人組成的教育部民眾教育委員會，社教社理事會成員有鈕永建、梁漱溟、陳劍修、孟憲承、高陽、相菊潭6人入選。次年1月，教育部舉行民眾教育委員會，提案涉及社會教育進行的諸多方麵，如推行社會教育方案，國難時期的社會教育、草擬社會教育係統、分區輔導製、政教合一製、社教人員任用及待遇規程、民眾學校推廣等。從社教社角度看，這種方式無疑是“代當局設計以供采擇，未嚐非推動中國民教之動力”，“去年中國社會教育社年會即決議征求全國人士關於改革中國教育係統意見。但這不過是社會人士的努力而已。此次會議之推定人起草，係表示政府之注意此問題了”[65]。社教社借助其力，將該社亟待落實的年會決議案進一步提升到國家層麵。
1933年2月1日，教育部召集全國社會教育專家，進行為期3天的會議。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科員顧良傑撰文解釋教育部召集動機，稱“原來在訓政期間，民眾教育，本極重要，加之遭遇國難，從事實上所得種種的教訓，益覺欲引起民眾的國家觀念和自救精神等，非積極推進民教不為功。朱部長有見及此，久欲召集國內民眾教育專家，群策群力，共同研究一具體辦法，以為推進之依據，又因民眾教育的本身，亦有種種問題，須谘詢專家意見，以資解決。因此，益覺得會議的日期不容再緩，這就是召集的動機”[66]。教育部在籌備過程中，“教部原來要想延請的專家很多，後因時間限製、職務牽纏，或路途遙遠的種種關係，結果除晏陽初、陳築山、李景漢、孫則讓諸先生事前來電聲明不能出席外，其餘出席的會員，共有二十餘人”[67]。社教社社員鈕惕生、高踐四、孟憲承、俞慶棠、陳禮江、陳劍修、雷賓南、梁漱溟、相菊潭、尚仲衣等出席，討論中國民眾教育問題，服務教育部的社員顧樹森、彭百川、鍾道讚、鍾靈秀等亦參加此會議。此外社員朱堅白、徐朗秋、顧良傑、郭蓮峰等亦列席上述會議。[68]出席名單如表4-4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