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形成的社會背景
西周初年確立的宗法封建等級製度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已經逐漸瓦解,與宗法封建等級製度相適應的禮樂文化亦隨之衰落。正如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所說:“哲學開始於一個現實世界的沒落,‘此時’精神超出了它的自然形態,超出了倫理風俗而過渡到反省和理解。”(《哲學史講演錄》卷一)由於現實社會的混亂,促使大批思想家對現實進行反思,提出了一係列救治時弊的措施,於是形成了中國古代史上著名的百家爭鳴局麵。這一時期,諸侯爭霸,王綱解紐,禮崩樂壞,中國的學術文化由統一走向分裂。諸子學說推陳出新,出現了所謂“九流十家”的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等眾多學派。單就對中國學術史的貢獻而言,以儒、墨、道、法為顯學,其中儒、道二家為中國古代人文學術體係建立的兩條主線。
就儒、道兩家相比,儒以德治為本,道以玄化為要,前者更重視切實的社會與人生,所以儒家思想經過曆代的傳承與發展,已經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中軸。
“儒”這個詞,最早出現於《周禮》。東漢的鄭玄認為:“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周禮·天官塚宰第一》)可知儒者主要是從事教育工作的人員。到了春秋戰國時代,由於王室衰落、朝綱不振,造成了“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的局麵。“官學”變成“私學”,“儒”也由原來專門教育貴族子弟而變為散落到民間從事教育等工作。因為這一思想淵源,作為嚴格的學派意義上的儒家學派,其思想有如下一些基本特征。
其一,儒者本來就是周官中的教官,這就決定了儒家學派成員都以教育為天職。我們無論讀先秦孔子、孟子、荀子的言論,還是讀後世儒家的著作,都會發現他們無不以教育家自居。而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孔子不僅培養了三千弟子,他的許多教育思想如“有教無類”、“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文、行、忠、信”之“四教”、“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四科”等奠定了中國古代教育的經典理論。孟子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孟子·盡心章句下》)為人生三大樂事之一,他身體力行倡導教育,不遺餘力。荀子弘揚儒門重教精神,曾居齊國稷下學宮,三為祭酒,最後著書終老於蘭陵。他的《勸學》,千古傳誦。後世儒者韓愈竭力弘揚師道,宋儒朱熹書院講學,無不體現了儒家學派重教的精神。而“儒”又為周官中諸侯王國的教職(區別於保氏為周天子之教職),結合春秋戰國王綱解紐的特殊時期,儒家學派的形成更凸顯儒者的曆史意義。首先,東周以降,王官之學解體,禮壞樂崩,而儒家學派的形成,對傳承業以解體的西周禮樂傳統無疑有著積極的作用。其次,春秋戰國時代,“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天子的學官失職,而“四夷”的諸侯還保留著西周的師、儒製度。或許這種製度已徒有其形而不具其實。但儒家的教育職責當未缺失。而儒者的教育活動,則明顯有保存與拯救禮樂製度的願望與效果。再者,儒者作為諸侯之教官,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儒家學派成員的活動狀態。無論是孔子本人,還是他的弟子,都多有從政經曆。孔子不僅在魯國任過中都宰、大司寇,五十歲以後還帶領學生周遊列國,先後到過齊、衛、陳、匡、蒲、曹、宋、鄭、蔡、楚等地推行其政治主張,孔子弟子如冉求、仲弓為季氏宰,子路為衛大夫孔悝邑宰,子遊為武城宰,子夏為莒父宰,子賤為單父宰,原思為孔氏宰,子羔為費郈宰等,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