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學的生成與發展是在中國近古社會政治文化的背景下進行的,其以儒學為中心建構起來的囊括宇宙與人倫的學術理論體係,可以說是對上古與中古學術的繼承、反思與集成,是中國古代傳統學術思想的最高形態。理學在明朝依然是占據著重要地位的哲學形態,尤其是程朱學派的學說得到了當朝統治者的鼎力提倡與扶持,明成祖朱棣曾經敕令編撰《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宣揚程朱理學,並將之定為官方統治思想,以之為科舉取士的標準,由此而左右時代的學風,誘迫士人們為謀取功名而成為蛀書蟲,同時也漸漸消融了理學內含的積極意義,使之走向褊狹的死胡同。由此到了明末清初,當社會危機日益嚴重的時候,一些有識之士開始否定理學末流,認為其空疏無用,興起以經世致用為指向的批判思潮。被史學界稱為“明末三大家”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就是這樣的代表。進入清代以後,統治者采取高壓與懷柔的雙向文化政策,使得士人們為了保身,逃避政治而轉向考據一途。特別是到乾嘉時期,政治穩固、經濟繁榮,文化高壓也愈加嚴厲,考據學在較好的物質環境下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達到了極盛時期。但同時,理學作為官方哲學,仍然有著相當大的影響,清世也出現了諸多的理學家。縱觀有清近三百年的學術史,以探究“性理”為要的理學(亦稱宋學)與以“考據”為主要研究方法的清代樸學(亦稱漢學)的爭辯可視為清學之中軸。清學(或稱“新理學”、“新漢學”),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對漢學與宋學的選擇與兼容。
圖4-10-1 顧炎武像
漢宋關係,作為清代學術的基本問題,貫穿於清代學術的始終。漢宋之學不僅僅是兩大學術流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個學術特別是清代學術嬗變的內在規定性。中國古代社會在清以前,以儒學道統為中心的學術以漢、宋為重鎮,所以清人學術,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衍生於漢學與宋學。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將清代學術文化分為三個部分,即“啟蒙期”(明清之際至康、雍間)、“全盛期”(乾、嘉、道、鹹間)、與“蛻分期”(同、光間),錢穆的《清儒學案序》則將清代理學分為四期,即“晚明諸遺老”、“順康雍”、“乾嘉”與“道鹹同光”,兩家理論雖然不同,但是對清代學術發展的階段劃分是基本相同的。而如果以漢、宋之爭為線索,亦即以考據與性理的思辨與論爭為契機,其學術流變亦可依照梁、錢二家,分為初興、中盛、晚變三個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