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的生成与发展是在中国近古社会政治文化的背景下进行的,其以儒学为中心建构起来的囊括宇宙与人伦的学术理论体系,可以说是对上古与中古学术的继承、反思与集成,是中国古代传统学术思想的最高形态。理学在明朝依然是占据着重要地位的哲学形态,尤其是程朱学派的学说得到了当朝统治者的鼎力提倡与扶持,明成祖朱棣曾经敕令编撰《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宣扬程朱理学,并将之定为官方统治思想,以之为科举取士的标准,由此而左右时代的学风,诱迫士人们为谋取功名而成为蛀书虫,同时也渐渐消融了理学内含的积极意义,使之走向褊狭的死胡同。由此到了明末清初,当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候,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否定理学末流,认为其空疏无用,兴起以经世致用为指向的批判思潮。被史学界称为“明末三大家”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就是这样的代表。进入清代以后,统治者采取高压与怀柔的双向文化政策,使得士人们为了保身,逃避政治而转向考据一途。特别是到乾嘉时期,政治稳固、经济繁荣,文化高压也愈加严厉,考据学在较好的物质环境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达到了极盛时期。但同时,理学作为官方哲学,仍然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清世也出现了诸多的理学家。纵观有清近三百年的学术史,以探究“性理”为要的理学(亦称宋学)与以“考据”为主要研究方法的清代朴学(亦称汉学)的争辩可视为清学之中轴。清学(或称“新理学”、“新汉学”),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对汉学与宋学的选择与兼容。
图4-10-1 顾炎武像
汉宋关系,作为清代学术的基本问题,贯穿于清代学术的始终。汉宋之学不仅仅是两大学术流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个学术特别是清代学术嬗变的内在规定性。中国古代社会在清以前,以儒学道统为中心的学术以汉、宋为重镇,所以清人学术,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衍生于汉学与宋学。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将清代学术文化分为三个部分,即“启蒙期”(明清之际至康、雍间)、“全盛期”(乾、嘉、道、咸间)、与“蜕分期”(同、光间),钱穆的《清儒学案序》则将清代理学分为四期,即“晚明诸遗老”、“顺康雍”、“乾嘉”与“道咸同光”,两家理论虽然不同,但是对清代学术发展的阶段划分是基本相同的。而如果以汉、宋之争为线索,亦即以考据与性理的思辨与论争为契机,其学术流变亦可依照梁、钱二家,分为初兴、中盛、晚变三个阶段。
图4-10-2 顾宪成像
一、汉宋之争
汉宋之争早在明末清初之际即已开始。当时社会危机重重,王学逐渐走向没落,一些忧时救世、思想敏锐深沉的学者如号称“清初三大家”的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即开始反思心学弊端,倾向于发展务实、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他们反对政治与学术上的专制权威,反对不切实际的空谈。在此期间,东林党人倡导实学,如顾宪成所撰东林书院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就代表了这种思想。在学术上,他们从批判王学开始,从而兴起虚与实、本体与功夫之辩。东林学者高景逸云:“不患本体不明,只患功夫不密。”史玉池亦言:“有本体自有功夫,无功夫即无本体。”(《明儒学案》卷五十八、六十)顾炎武言辞更为激烈,他在《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条说:宋明以来学者不学习六艺,不考证百王之典则,不了解当代的事务,整天倡导“明心见性”这样的空话,不为“修己治人”的实学。最终只能导致“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覆,宗社丘墟”的结果。他已将明代的危亡归咎于宋明理学所造成的空言心性的虚浮学风。他的《答友人论学书》则是直接将明末空疏颓败的学风归罪于王守仁所倡导之“心学”。而针对“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其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日知录》卷十八)之王学末流所造成的人心疲弊,顾炎武提出了“经学即理学”的归本之论。由此也兴起了清初由对王学的批判进而出现的对宋明理学的反省。
与顾炎武齐名的王夫之,也认为晚明心学所引起的空疏蹈虚的学风误国误学,并对这种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这种学风的根源在于佛老之学,他批评陆王“屈圣人之言以附会之,说愈**矣”,与佛教的本质无异,因而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佛老,提出天地自然皆为实有的思想。他的《船山遗书》中有很多言论反映了对王学的不满,正如梁启超所说“皆感于明学之极敝而生反动,欲挽明以返诸宋”(《清代学术概论》)。
图4-10-3 黄宗羲像
另外,著名学者黄宗羲批评理学心性,比如批评理学家口谈“以生民立极,天地立心,万世开太平治阔论”,而国家“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南雷文定》后集卷三)。这是针对张载《西铭》所发之议论,这种批评明显带有现实致用的政治色彩。同时,黄宗羲又提出“道无定体,学贵适用”,倡导为建立理想社会需要新的学风,否定王学虚无空蹈的学风,从而对清代考据学的兴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二、考据与性理
当然,明清之际思想家的实学精神,既落实于现实的经世致用,又反映在学术的文本研究,因此他们注重语言训诂、真伪考证、探赜学理,这些对清代文风的转变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继后对清初学术起着重大影响的是阎(若璩)胡(渭)考据学与北方学派的颜(元)李(塨)实用学风。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胡渭的《禹贡锥指》《易图明辨》,都被学界奉为清世新汉学之开山。这些著作考证精详,去伪求真,正是对宋明儒家治学中存在的空疏简陋的反拨。颜元、李塨学派治学倾向平实,其中颜元思想中则有很多批评程朱理学的言论。他在《存性编》中说:“大约孔、孟以前责之习,使人去其所无。程、朱以后责之气,使人憎其所本有。是以人多以气质自诿……其误世岂浅哉?”所以他的思想是由程朱返归孔孟,取儒门上乘之义。出此思想动机,颜元反对周、程以来“寻孔颜乐处”的治学方法和道德心境。所谓“孔颜乐处”,是宋明理学中一个重要的命题,主要源于对《论语》中一些问题的讨论,如: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从周敦颐开始很多的儒学家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究。其中尤以二程问学于周氏最为著名。孔子本意是赞扬颜回不为困境所迫而能够保持高洁的操守,还有甘于贫困、自得其乐的生活态度。而宋明理学家将之上升到“道”的高度,将“乐”与“道”联系在一起,赋予其道德伦理的内涵,认为体道才能达到“乐”的境界。颜元则是重在“习行于身”,认为“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中错一日,纸墨上多一日,便身世上少一分”(《存学编》)。注重致用实行,反对空谈心性。当然,阎、颜等对宋明理学的反思,与顾、黄等相比已经失去了明末清初政治衰乱、呼唤救世的社会基础,也就缺少了顾、黄等人强烈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因而他们的实学观更多地体现于经籍文本之中,这些也可视为清学中兴,考据学渐渐兴盛的先声。尽管清初批评宋明理学蔚为壮观,或提倡经世致用,或疑古惑经,都没有脱离宋儒开创的传统。这个时期由于康熙、雍正、乾隆等皇帝,无不“以朱子之学倡天下”(《清史稿》),并诱之以功名利禄,同时理学内在的发展还在继续,因此还有一些学者如孙奇逢、李中孚、陆世仪等,传习程朱理学并成为清初著名的理学家。
清代学术发展到中盛期,仍然以经史学问为主,但是如果说以前的学者既明性理,又重考据,还自觉不自觉地学贯汉宋,则随着文字狱的大兴,学术内部的思想分化,到了乾嘉考据学兴起,宋学开始大落,特别是一些以考据为新汉学者旁迸横轶,群凑经籍考订之途,置宋明性理之学于不顾。从思想上说,考据学实是源于复古,所谓“汉远于周,而唐又远于汉,宜其说之不能尽通,况宋以后乎”(惠士奇《礼说》);从治学成就上讲,则当世学者在经学、史学、文字、音韵、校勘、辑佚、辨伪等方面,无所不涉。清人焦循在《雕菰集·辨学》中举经学而论考据之学云:“今学经者众矣,而著书之派有五:一曰通核;二曰据守;三曰校雠;四曰摭拾;五曰丛缀。”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以乾嘉学术为主,将其分为十三类:一、经书笺释;二、史料搜补;三、辨伪;四、辑佚;五、校勘;六、文字训诂;七、音韵;八、算学;九、地理;十、金石;十一、方志编纂;十二、类书编纂;十三、丛书校刻;合称为“科学的古典学派”。与梁启超认为清代学者对三千年遗产“用科学的方法大加整理”的看法一致,胡适在其《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也认为:“中国旧有学问,只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朴学一个名词,包括甚广,大要可分为四个部分:一、文字学,包括字音的变迁,文字的假借通转等。二、训诂学。训诂学是用科学的方法,来解释古书文字的意义。三、校勘学。校勘学是用科学的方法,来校正古书文字的错误。四、考订学。考订学是考订古书的真伪,古书的著者及一切关于著者的问题的学问。”(《胡适文集》卷二)这些说法在分类方法有所差异,但是主要讨论考据学的内涵以及考据学的一般方法,大体上是一致的。谈及清代学术的中盛期,特别是乾嘉学的考据学成就,主要以吴、皖两派最为突出。吴派的代表是惠栋,因惠栋是江苏苏州人,故称其所代表的学术为吴派。惠栋承继家学,是在高祖惠有声、祖父惠周惕、父亲惠士奇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惠栋认为汉人经注比宋人经注更接近原典的真实性,主张以汉儒学术为基础,重建一个新的儒学传统,他的弟子江声、余萧客继承他的学术,其后的继承者如王鸣盛、钱大昕、汪中等发扬光大其学术主张,并皆成为新汉学的代表人物。皖派的代表人物是戴震,因戴震是安徽休宁人,所以称这一学术流派为皖派。戴震曾受学江永,师事惠栋,后来独立学术门派。戴震继承惠学并进一步将惠学与典章制度的考究和义理之学的讲求融为一体,从而发展了惠学,探求六经蕴含的义理,通经以明道。戴震一派传学极广,其乡里承学者有金榜、程瑶田、凌廷堪、胡培翚等,京师承其学者有卢文弨、孔广森、段玉裁、王念孙等。同时或者稍后的由方苞、姚鼐为代表的桐城学派,张惠言为代表的常州学派,章学诚等为代表的浙东学派,阮元等为代表的扬州学派,曾国藩等为代表的湘乡学派等,都能够兼取汉、宋而自成学统,这一时期学术发展也可谓是蔚为壮观。
图4-10-4 戴震像
综观当时学术文化,在乾嘉考据学家中,能够兼明性理而且提出自己哲学观的,主要有焦循、戴震、章学诚三家。
焦循虽以考据之学著称,是为朴学大家,但是他论学力主通博。他认为:“执其一端为异端,执其两端为圣人。……人各有一性,不可强人以同于己,不可强己以同于人。有所同,必有所不同,此同也,而实异也,故君子不同也。”(《论语通释·释异端》)反对以“考据”名经学,认为“经学者,以经文为主,以百家子史、天文术算、阴阳五行、六书七音等为之辅,汇而通之,析而辨之,求其训诂,核其制度,明其道义,得圣贤立言之指,以正立身经世之法”(《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其思想是兼含汉、宋学问的。
戴震是一代考据学大家,但是他倡言义理之学,也有诸多精微之处。戴震不同于其他的考据家偏执一端,专持汉学训诂之法而轻宋学性理,而是从儒家性理学的意义批驳程朱“天理”诸说。他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与某书》),因为:
程朱以“理”为“如有物言,得之于天而具于心”,启天下后世人人凭在己之意见而执之曰“理”,以祸斯民。更淆以“无欲”之说,于得理益远,于执其意见益坚,而祸斯民益烈。(《戴氏遗书》九附录《答彭进士书》)
而古代圣贤所谓的仁义礼智,是不脱离于所谓“欲”之外的,也不离开血气心知,宋明理学家则脱离“物”侈谈“性”,是因为杂糅老、释,与孔孟之言性完全不同。在这里,戴震的“理欲之辨”,既是对程朱论理及性的反拨,也是对宋明理学耽于佛老的批评,从而归返孔孟先秦性理的本原的真实意义。
图4-10-5 章学诚像
与戴震不同,浙东学派的章学诚主张治学通博,兼取汉宋,所以针对戴氏非议朱熹,就在《文史通义》中专列《朱陆》一篇与戴氏辩论。他在《朱陆》篇中打比方说:理,就像水一样,事物,就像器一样,器有大小浅深,按其容量将水注入,是没有盈缺的。而今人想将水注入器,但却闲置器而不用,只在谈论水的捐注盈虚的道理,结果是毫无意义。所以他认为学问应该是“性命、事功、学问、文章”的合成。章学诚素以史学观谈学术,他曾有“六经皆史”的理论,而且还说“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他以史学为自豪,对历代的学术演进,亦能以损益观给予历史的评价,因此对戴震批评朱熹及理学的偏颇,就给予了较为严厉的反批评。由于戴震是以谈性论理批评程朱的性理之学,所以章学诚认为戴氏学术“实自朱子道问学而得之”,既深得其义,同时也说明了清代学术与宋明理学之间有着不可割裂的渊承关系。
在诸多的汉学家专事考据训诂之学,而鄙薄宋明理学之时,还有一些学者对之进行质疑和辩论。以方苞和姚鼐为代表的“桐城学派”是一个历时甚久、人数众多的文学流派,他们为学尊崇程朱理学,批驳考据学治学的不足,同时也肯定考据学的成就。姚鼐认为:“学问之事有三:义理、考证、文章是也。夫以考证断者,利以应敌,使护之者不能出一辞。然使学者意会神得,觉犁然当乎人心者,反更在义理、文章之事也。”(《尚书辨伪序》)考证固然不可忽视,但是义理、文章更为重要,三者应不可偏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由此他对考据家尊汉非宋提出质疑:
秦、汉以来,诸儒说经者多矣,其合与离固非一途。逮宋程、朱出,实于古人精深之旨,所得为多,而其审求文辞往复之情,亦更为曲当,非如古儒者之拙滞而不协于情也;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实足以践行其所言,而为后世之所响慕。故元、明以来,皆以其学取士。利禄之途一开,为其学者以为进趋富贵而已。其言有失,犹奉而不敢稍违之,其得亦不知其所以为得也,斯固数百年以来学者之陋习也。然今世学者,乃思一切矫之,以专宗汉学为主,以攻驳程、朱为能,倡于一二专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因大为学术之害。(《惜抱轩文集》卷六《复蒋松如书》)
从整个学术史的发展来看,姚鼐的上述评价是比较中肯与合理的,客观地论述了宋明理学后期因政治干预而造成的诸多弊端与陋习,反对全盘否定宋明理学,从而忽视性理专事考据,使得学术发展走入另一个极端。章学诚自述《文史通义》的撰述起因的时候也提出:“汉学、宋学之交讥,训诂、辞章之互诋,德性、学问之纷争,是皆知其然而不知所然也。”也是有感于汉宋之争存在的弊端而言的。
三、汉宋学的会通
清代学术发展到道咸以后,开始进入晚变阶段。汉宋之争从清代汉学初起之时即已存在,新汉学也是在与理学的争辩中发展而来的,至乾嘉末,二者的争论渐趋激烈,并因惠栋的再传弟子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与桐城派方东树《汉学商兑》二书的对立而表面化。《国朝汉学师承记》总结了清代以来的汉宋之争,其姊妹篇《国朝宋学师承记》,则将治汉学与治宋学的学者相对区分,并将之谱系化,以明辨学术史的源流。但同时江藩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很深的门户之见,尊汉抑宋的倾向非常明显,比如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他认为宋代理学家的学问只是“邪说诡言,乱经非圣”,所谓独标性命之旨,均为空疏之学;元明之际,用制义(八股文)取士,使古学几绝,尤其是明代三百年间“四方秀艾困于帖括”,简直是“长夜悠悠,视天梦梦”,使学术到了极度可悲的地步。因为持这样的学术史观点,所以江藩对当朝“汲古义之精微”的新汉学家大加推崇,以为“千载一时”,而凡是被他认为是学术不纯的,都予以排斥。例如顾炎武、黄宗羲都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他们为扭转明末空疏颓败的学风,开启清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江藩却认为他们不是专主汉学而将之排斥在外。江藩还认为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亦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国朝汉学师承记》)。
这些观点引起一些主义理之学者的不满,受学姚鼐、尊宋学义理的方东树即撰《汉学商兑》以与江藩之作相抗衡。他指斥江藩著书“以辟宋儒、攻朱子为本”,一一反驳江氏的观点。出于经世观,方氏认为“通经以致用也,以讲而不反之身心,何用讲,更何用经也”(《汉学商兑》卷上)。《汉学商兑》通篇皆为程朱理学“心体而躬践”辩护。同样,他出于致用思想,对当朝汉学利弊的也予以分析,认为“国朝考据之学,超越前古”,然因“变本加厉,弊亦生焉”(《复罗月川太守书》)。他所谓的“弊”,指的是那种脱离现实,皓首穷经,由眩博而至于空疏的治经学风以及由此带来的不良后果。尽管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出于宋明理学观批评乾嘉新汉学,多有偏见,但对于汉、宋各自的成就所作的较为形象的说明,还是有意义的。比如他说:
经者,良苗也。汉儒者,农夫之勤菑畲者也;耕而耘之,以殖其禾稼。宋儒者,获而舂之,蒸而食之,以资其性命,养其躯体,益其精神也。非汉儒耕之,则宋儒不得食;宋儒不舂而食,则禾稼蔽亩,弃于无用。
这是以通经致用的实践标准来衡量汉、宋治经的特色和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是比较中肯的。江、方二人的门户之争,一方面互相攻讦,批驳对方学术的弊端,另一方面反映出汉、宋学术各自的优点与缺点,为后来的汉宋兼容会通开启新思路。在《国史·儒林传》中,黄宗羲即指出:“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汉学、宋学是两种治经的途径,二者各有利弊,但是又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清代咸丰、同治年间曾国藩主政,同时也是学界领袖。他传承姚鼐之学,重义理、考据,并强调经济,在对汉、宋学术之争的问题上,则主张会通而不偏废。比如曾国藩在《复夏弢夫书》中,从“礼家”之学,会通汉宋,认为“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支离”,所以他极其赞美秦蕙田著的《五礼通考》,做专门学问,又义理会通,因此“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
汉、宋之争,是延承于宋明理学的学术现象。嘉庆、道光年间,清王朝危机四伏、动**不安的社会局势使得学风随之发生改变,同时,由于学术自身的发展变化,也促使汉、宋会通成为必然。汉、宋会通,亦如前朝经今、古文之会通,儒、释、道三教之会通,为学术发展过程中的重新整合。同时,源于历史的原因,汉、宋会通作为清学流变过程中的重要学术现象,也必然成为中国传统学术的终结符号。